- 西方德性伦理传统批判
- 胡祎赟
- 2398字
- 2021-03-24 23:19:12
序
20世纪90年代,针对我国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学者开始从制度层面拓展伦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所谓“制度伦理”的讨论。我虽然并不否认道德建设中引入制度因素的必要性甚至重要性,但对当时一些过于倚重制度来拯救道德甚至呼吁将道德法律化的观点却极不以为然。在我看来,道德虽然需要制度的支持,但道德又不止于制度或不能完全归结为制度。如果把道德建设等同于制度建设,或者完全诉诸法律等外在制约来推行道德,那么,康德所说的道德的独特方面即自律性便不复存在或无以催生,如此得以保留的道德还能叫做道德吗?如此之道德约束又与法律约束、纪律约束等有什么质的区别呢?
基于这些考虑,我针对上述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道德建设:从制度伦理、伦理制度到德性伦理》(全文载香港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冬季号,内地刊物《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1期刊发该文的压缩版)。在该文中,我明确指出:“建立和完善制度伦理、伦理制度,是道德建设的基础任务。但是,道德建设又不能局限于、止步于制度伦理、伦理制度。”
在我看来,实现制度伦理、伦理制度的外在约束,虽然不可或缺,但只是道德建设中的低层次的任务。有关道德的各种规范、制度,毕竟总是以外在于人的形式存在的。只要人还没有形成内在的德性,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自由的道德主体,有关道德的规范、制度的道德意义就是不完全的,因为在规范、制度的压力、强制下,可能导致产生某些合于道德却又并非出于道德的行为。而使人的品质德性化,造就出高于制度伦理、伦理制度的德性伦理,才是道德建设所应达到的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目标。既“得于心”又“形于外”的德性,使得人的行为不仅合乎道德,而且出于道德。依凭德性的伦理,即德性伦理,因此而具有完全的道德意义。因此,在当时那种制度伦理高歌猛进甚至几乎形成制度崇拜的情况下,我觉得尤有必要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德性伦理,应当在德性伦理研究方面有更多更重要的突破。在上面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自己将主要精力调整到对德性伦理的研究,打算先对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些基本的德性范畴进行梳理。于是,就有了《“让”的伦理分析》、《“俭”的道德价值》、《慎微与慎独》、《论诚信》、《“谦”的德性传统及其当代命运》及《“勇”德的中西异同及其扬弃》等论文的形成与发表。
2000年,受信息化背景下形成的信息经济学、信息法学的启发和影响,我认识到信息伦理问题可能是当代社会变化中最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信息伦理研究此时已显示出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暂时搁置德性伦理研究,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对信息伦理问题的探讨。虽然如此,但我仍然觉得对德性伦理问题的研究不能放松或完全停下来。为了解决德性伦理研究与信息伦理研究之间在精力与时间上的矛盾,我在主要由自己进行信息伦理研究的同时,决定在我的博士生中选择资质、基础较好者从事德性伦理方面的研究。本书的作者胡祎赟,就是第一个按照我的要求展开德性伦理研究的博士生。
胡祎赟的这部专著,由其博士论文充实、修订而成,其主题是对于西方德性伦理传统失落原因的探究。我之所以向他提出这样的研究选题,是因为我已经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德性伦理的梳理,而与之相对应的西方传统德性伦理是亟待有人予以专门研究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中西德性伦理的相互对比、彼此观照之中,才有可能科学地发现德性伦理兴衰的规律,才有可能为德性伦理的当代振兴和发展给出可行的方案和举措。麦金太尔在诊断当代西方社会的道德症状时,曾开出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处方。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公认的德性伦理学的古典代表。但看到麦金太尔的这一观点后,我感觉可能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其德性传统的失落一定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这样的历史原因其实也就表明了西方传统德性伦理失落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已不能同当代西方社会同日而语,故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道德问题,大概也不是通过简单地回到亚里士多德就能够解决的。这些只是我当时的一些直觉,但要真正立论则必须有扎实而细致的研究作为支撑。应当说,胡祎赟在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期间,克服重重困难,为完成我交给他的这个课题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经常去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每次检查中他提交给我的读书笔记都是最多的,从几大本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上,我看到了他学习、思考的勤奋和刻苦。功夫不负苦心人,现在出版的这部著作,表明他较好地完成了我所托付的任务,为解答我提出的问题提交了一份让我比较满意的答卷。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胡祎赟从两个重要的方面揭示了西方传统德性伦理式微的思想根源:一是从特定的文化背景来展示德性伦理传统的淡出;二是从伦理思想本身的演进轨迹来透视德性伦理传统的式微。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德性伦理传统式微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如此一来,麦金太尔为西方社会道德病开出的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处方,就有充分理由为人们所弃用了。然而,胡祎赟并没有完全否定麦金太尔对德性伦理的高扬,他之所谓现代性伦理应该是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之统一的观点,其实也吸取了麦金太尔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从而为现代性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一种扬弃了各种偏颇主张之弊端的辩证框架。
胡祎赟为我指导的博士们的德性伦理研究序列开了一个好头,之后的赵永刚、黎良华,沿着德性伦理研究的方向继续努力,在这方面做出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读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每每感到欣慰,每每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喜悦,又时常有一种对已经中断多年的德性伦理研究的眷念和不舍。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对德性伦理的根深蒂固的热爱与向往,这似乎成了永远也挥之不去的情结。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德性伦理的研究之中。待我将目前尚在进行的其他研究项目结束之后,我一定会重新拾起德性伦理的课题,与我的弟子们共同推进这方面研究的发展!
是为序。
吕耀怀
2015年7月28日
于长沙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