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理论

第一节 产业集聚理论研究综述

一 产业集聚理论：贸易成本的视角

贸易成本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范畴，在其NEG经典模型中，贸易成本事实上是被设定为模型推导的一个关键变量。这个变量包含了所有影响产品空间移动的因素，包括两个部分，即不同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以及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国内学者赵伟等（2005）的研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把国家之间或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抽象为包括了运输成本在内的‘贸易成本’一个变量，由此实现了在一个宽泛的空间概念下重新思考贸易发生的原因，并实现了国际贸易和区际贸易的统一。”

从现实来看，运输成本对于一国特定行业的区位选择及其区域城市化进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大的制造业集聚区域，大都依托于其相对便捷且成本低廉的交通运输优势。一般认为，水路航运是人类迄今所开发的最廉价的运输手段。因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制造业所在地（如曼彻斯特、利物浦）往往与其城市所属运河、港口等区位优势密切相关。此外，美国东西两大洋海岸的制造业集聚带，欧洲沿莱茵河谷制造业集聚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沿海三大制造业地带的崛起都无不印证了这一布局原则。此外，大量历史与现实的事实还证明，运河、高速公路或铁路的修建，如若能够明显地降低运输成本，就能改变产业区位选择。有研究者（史子然、沈春华，1998）对日本高速公路对于产业区位影响的分析，认为日本企业有向高速公路入口集聚的布局趋向。通过考察，不难发现类似的例子普遍存在于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中。

（一）贸易成本与集聚：从古典区位论到新经济地理学

回顾研究文献，产业集聚在理论层面的阶段性发展大致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杜能（Thünen）和韦伯（Weber）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对产业空间分布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以马歇尔（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产业地方化理论的扩展性研究；第三个阶段是以克鲁格曼（Krugman）和藤田昌久（Fujita）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聚理论及实证层面的开拓性研究。接下来，本节将对贸易成本视角下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回顾。

1．古典区位理论：运输成本与集聚

产业的空间分布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经济学的论题。最早关注这一命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区位理论，即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等学说上来。农业区位理论的开创者德国学者杜能（1826）最早将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他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将运输成本作为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关键变量纳入其中。实际上他的研究已经晦涩地将贸易引入了空间问题之中。按照其模型推论，产品运输成本差异将导致农业生产分布于距离城市远近不同的地带：近郊适宜种植体积较大或笨重不便运输的产品以及易于腐烂、须新鲜消费的产品，原因是其运往城市的费用较大；而相反，远郊则适宜生产运输成本较低的产品。由此，他提出将城市周边区域分为六个“经济圈”，每个经济圈均从事不同产物的专业化生产。恰是看到农业区位理论中运输成本的这种基础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开拓者Fujita、Krugman、Venables（1999）将农业区位理论称作“一种强调区位间运输差异的理论”。

而后，工业区位理论的奠基人韦伯（1909）根据19世纪中后期德国工业发展资料，对工业生产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同样强调运输成本这一核心变量。其工业区位理论所确定的决定企业选址的三个因素中首要的便是区位因素（Location Factors），另外两个因素分别为劳动力成本（Labor Cost）和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他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厂商将选择使产品运输成本最小的区位并组织生产。

无论是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抑或是后来的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实际上都是将运输成本简化为贸易成本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对贸易、集聚与产业布局这一理论联系的讨论。

2．新古典经济学：聚焦贸易成本

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1890年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具有分工性质的工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现象。其研究认为单一企业为了能够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从而倾向于选择在同类型企业众多的地方扎堆布局，从而形成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将经济规模划分为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并认为产业集聚是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所致。具体而言，他将这种外部规模经济概括为：一是具有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二是中间产品的投入；三是技术外溢。马歇尔对于产业集聚这一问题的研究所给出的集中生产的优势，恰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产业集聚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其所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下，贸易理论的逐渐兴起进一步将贸易与集聚引入了相统一的研究视野下。传统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着重分析了影响产业分布模式的原因，即认为自然资源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因此企业会倾向于专业化生产当地生产要素或资源相对富集的产品，随着后期资本和技术在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资本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相对富集地区集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向劳动力密集的地区转移，长此以往，产业的地区性集聚就会发生。

然而在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若考虑运输成本因素，就得接受空间与距离因素，这与完全竞争的假定相冲突。由此，新古典经济学只好舍弃了空间-运输成本的分析因素，保留了基于一个“有国家无区域”假定的新古典分析前提，对于运输成本，要么完全假定不存在，要么设定为外生变量。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贸易与集聚的关系的系统性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3．新经济地理学：贸易成本与集聚

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新贸易理论基于“有区域无国家”的暗含假定，引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将运输成本细化入贸易成本的范畴，较为恰当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在Krugman（1979）关于新贸易理论的开拓性研究中，贸易成本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对冲效应（Trade-off）实际上决定产业在地区间的分布状态：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若两国间贸易成本为零，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单是规模经济就能促使贸易发生，且贸易流向与贸易量也可确定；若两国间的贸易成本无限大，则贸易将停止。但由于假定劳动力的流动不受限制，因此劳动力倾向于流向名义工资较高同时商品供给种类较多的经济体。在其后续研究中，Krugman（1980）引入“冰山移动”（Iceberg Floating）方法，将与运输成本有联系的空间因素纳入贸易模式分析中，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某种产品的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就越有利于挖掘规模经济效应，因而提升产出能力及出口能力，这便是其著名的“国内市场效应”理论。这也成为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贸易和集聚热点讨论的重要开端。

20世纪末期，以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Venables）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为特征的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引入了外部经济、要素流动、知识溢出等因素，来研究产业的集聚与扩散，并最终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G。这标志着区位理论向主流经济学的回归。NEG的一个重要创见便是将贸易成本的分析因素重新纳入新古典经济学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即将以“冰山移动”方式解释运输成本并予以模型化处理。在Fujita等（1999）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与分析框架中，运输成本或贸易成本被界定为由空间因素引出的所有成本，不仅包括了传统区位理论界定的运输成本以及贸易经济学所说的贸易壁垒导致的成本，而且还包括了因距离因素而引出的信息交流成本等。

围绕对贸易成本的划分，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研究仅考虑区域贸易成本，即在“无国家”情况下讨论贸易成本与集聚的关系。典型的文献如Krugman（1991）构建的核心-外围模型。C-P模型是在Dixit-Stieglitz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的，用以说明一国是如何内生地发展成一个制造业“核心”和农业“外围”的。模型的两个关键变量就是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Krugman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讨论了运输成本何以影响核心-外围的形成。后续的典型研究，如Tabuchi（1998）在核心-外围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发现当运输成本下降至临界点，制造业突变发生集聚之后，企业空间分布的进一步集中，会使市场竞争进一步激烈，盈利能力不断下降；同时，生产的过程需要厂房，而集聚程度升高，会导致土地的价格上涨，成本上升，这样的离心力也是不断加强的。Fujita、Krugam和Venables（1999）后续的研究修改了核心-外围模型中农产品部门没有运输成本的假定，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引入模型。Murata（2003）将劳动力的异质性偏好引入核心-外围模型中，发现核心-外围模型中原有的本地市场效应依然是导致产业区域集聚的向心力，而偏好的异质性则成为一种离心力。这两种力的相互作用加上降低的运输成本产生了不同形式的生产活动分布均衡状态。Pichad、Zeng（2005）的模型细化了农产品的运输费用以及工业生产需要农业部门的非技术劳动力这一模型前提。其研究表明地区间制造业运输费用较高时，制造业在两个地区平均分布；当运输费用下降时，制造业开始在一个地区形成集聚；当运输费用下降到某个临界值后，制造业会出现扩散现象。

另一方面的研究则是同时考察“国际贸易成本”和“国内贸易成本”对集聚的影响。Krugman、Elizondo（1996）的理论研究建立在对墨西哥纳入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的产业地域变迁的案例基础上，分析了区际和国家之间贸易自由化与集聚的关系，通过假定离心力是由于厂商在地区集聚而引起的高昂的通勤成本和土地价格，分析经济一体化是如何影响劳动力在国内的流动。

后续的研究，如Behrens等（2004）早期构建的两国三区域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成本的下降将使其内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而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成本的下降，将促进产业发展的收敛。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内部经济地理的不同影响，主要取决于区际基础设施的质量。Behrens等（2007）在原模型设定下，拓展讨论了两国四区域情形，研究认为：当国际贸易成本足够大时，区际贸易成本的降低将促进区域产业集聚，扩大区域不平衡；而当区际贸易成本足够大时，国际贸易成本的降低将促使区域产业扩散，减缓区域的不平衡。因此，国际贸易成本相对于国内贸易成本的水平对于解释生产的空间分布非常重要。

对于贸易成本与集聚在理论上的紧密联系，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已不乏其数，实证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的研究大都认为贸易成本的降低对集聚起到促进作用。如Haaland等（1999）、Hanson（1998）、Rosenthal等（2001）、Naughton（2003）等的研究大都从贸易成本影响产业集聚的角度开展实证分析，认为高贸易成本的行业倾向于在接近大市场的地方生产，而低贸易成本的行业在外围地区进行生产则可以利用当地较低的生产成本，因此更有集聚的优势。第二条线索的研究重在讨论贸易成本与集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典型的文献如Kim（1995）首先利用Hoover指数考察了美国制造业在1860～1987年的空间区位变化，证实了美国制造业的区位变化趋势随着国内贸易成本的降低具有先集聚后分散的态势。Forslid（2002）分行业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认为贸易成本和产业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第三条线索的研究则对贸易成本之于集聚的作用持谨慎态度。典型的研究如Rosenthal等（2001）使用美国2000年第四季度数据，分别从地区编码城市、郡、州三个层面上独立分析了美国制造业集聚经济的微观原因。结果显示，运输成本的代理变量仅在州际层面上与集聚水平正相关，而在另外两个次级层面上则显示出微弱的关联性。Alecke等（2005）使用EG指数对德国116个三位数制造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运输成本对集聚并没有显著影响。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分别从地方保护主义（白重恩，2004；黄玖立、李坤望，2006）、契约制度（王永进、李坤望、盛丹，2010）、运输成本（陈秀山、汤学冰，2008；陈秀山、张若，2007）等方面分析其与集聚的关系，结果显示其相关因素的降低将有利于产业在地区的集聚。

由上述的文献归纳可见，贸易成本是经济活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存在，从杜能、韦伯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到克鲁格曼等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无不将贸易成本视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关键变量，即贸易成本是影响经济集聚的决定性因素。

（二）产业协同集聚：三个产业层面的综述

对产业间协同集聚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歇尔（1890）在其代表性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产业地方化”论题的讨论。其研究隐约地分出群居与杂居两种不同的产业集聚类型，前者是指同一产业间的地理集聚，而后者则涉及了不同产业由于相互关联而产生的协同集聚。从“协同集聚”视角出发研究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现象大体可从三个产业层面进行，这三个产业层面分别为：①制造业内部不同细分行业间的协同集聚；②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之协同集聚；③大产业间（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由此，本节将顺延这一思路，对这三个产业层面对协同集聚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归纳。

1．协同集聚的概念

协同集聚（Co-agglomer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Ellison、Glaeser（1997）提出，用以解释不同产业之间的集聚行为。其研究认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不仅仅表现在单一的行业上，而更多地表现为多个互相关联的行业在空间上集聚，即协同集聚更注重于不同产业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

2．制造业协同集聚

就现实而言，探讨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局限于同一行业内部，相关联行业的企业区域集聚也可能带来外部效应。因此，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是单个产业内部企业的地理接近，而且更多的是不同的行业之间，或者行业内部的不同细分行业间企业的地理性集中，即协同集聚。接下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的研究进行归纳。

制造业产业间互相关联而导致协同集聚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马歇尔（1965）关于产业集聚原因的研究。马歇尔从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两个角度研究产业集聚，认为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的共享以及知识溢出诱使企业在空间上接近，获得外部经济。在此基础上，他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前者是指单个企业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后者是指多个企业之间因合理的分工与联合、合理的地区布局等所形成的规模经济。

真正意义上将行业之间的联系纳入模型考虑的首推Venables（1996）, Venables将上下游企业的关联纳入模型，从投入产出的纵向联系角度考察集聚产生的原因。他通过构建一个两国三部门模型来讨论影响上下游两个部门集聚布局的因素。具体而言，其模型假定劳动力不能在两国间流动，但可在国家内部的部门间流动。在模型中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以及两个上下游部门，且上游部门的产出品是下游部门的投入品。他从两个方面解释上下游部门的协同集聚原因：其一是存在要素层面的本地市场效应，一个国家的某产业的规模比较大，则与该部门形成垂直联系的上下游部门的需求会不断扩大，而逐渐落户该地区，这被认为是行业间的需求关联；其二是从节省贸易成本的角度考虑，下游的厂商也更愿意靠近上游的厂商，即行业间的成本关联。由此可见，Venables模型的核心思想实际上就是从垂直关联的视角解释相互联系的产业间的协同集聚。

后续的相关研究大都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相互联系的行业间的协同集聚进一步进行了理论扩展。Henderson（1997）将导致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分为行业内的外部性以及行业间的外部性两个方面。Kind等（2000）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引入了垂直联系的上下游产业集聚模型，认为税收和运输成本一样会对产业的集聚状态产生影响。Amiti（2005）建立了以垂直关联产业为基础的两要素H-O模型，她认为比较优势和要素成本是厂商选择生产区位决策过程中的两个相互作用的力量，而两者间的平衡则取决于区域间贸易成本水平。因此对于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同属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而言，较低的贸易成本也是促使这些企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相似的研究还有Forslid、Midelfart（2005）, Koh H. J.（2009）等。

为了检验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学者们先后建立了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胡佛系数、熵指数、Kernel密度函数等来进行分析。典型的研究如Dumais等（1997）利用美国307个地区134个行业的企业层面数据来检验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市场集聚和技术外溢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三者均是影响集聚的重要因素，而且，投入产出关联在国家层面比在城市层面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更为突出。Duranton、Overman等（2005）使用英国三位和四位编码行业数据考察制造业集聚现象，结果发现四位编码行业有52%在地理上具有集聚现象，并且集聚规模较小，大多在距离集聚中心50公里以内的地区，而对于三位编码行业，集聚规模则相对较大。但三位、四位编码行业具有相同的集聚模式，即产业关联的行业往往更倾向于集中在一起。Duranton、Overman（2008）以英国制造业为例，利用Kernel密度函数研究了新进入企业和老企业、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附属子公司和独立企业之间在选址上的差别，并且考察了垂直关联的行业间的协同集聚问题。通过将行业两两配对，将具有上下游联系的两个行业间的空间集聚程度与随机选择的任意两个行业间的集聚程度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垂直关联的行业间确实存在协同集聚的现象。

国内学者魏后凯（2002）分别用区位熵指数和赫芬达尔指数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市场集中状况并对其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的集中度还是比较低的。王德文（2002）测量了我国经济整体、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地区专业化指标，得出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当中，通过专业化分工才能更加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结论。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等（2004）用Hoover系数测度了地方专业化，得出我国产业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及变化趋势，并重点考察了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作用，用数据的动态估计方法得出在利率和税率高的地方，地方保护更为严重，产业集中度更低。徐康宁、冯春虎（2003）用三个指标：产业集中度、标准化系数和自定义的η值测算了制造业行业的集中程度。吴学花、杨蕙馨（2004）用行业集中度、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程度，得出中国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结论。

对于测算产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而言，最为典型的研究方法当属构建EG协同集聚度指标。而开创协同集聚指数测度研究先河的当属Ellison、Glaeser的经典研究。Ellison、Glaeser（1997）认为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不能准确地反映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集中程度，因为其忽视了企业的规模，不能准确地描述某个区域是个别规模很大的企业存在，还是存在着众多规模较小的企业。为此，他们在构建EG集聚指数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引入了协同集聚指数，而后，其方法又经由Devereux（1999）的进一步扩展逐步成为开展协同集聚研究的主流方法。协同集聚指数考虑了企业规模及区域差异带来的影响，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两个或数个产业之间的空间集聚程度，有利于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制造业协同集聚问题的测度问题同样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罗勇、曹丽莉（2005）分别用行业集中度和EG指数测算了中国20个制造业行业4年的在市场规模和地理空间的集中程度，得出中国制造业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路江涌、陶志刚（2006）运用EG协同集聚指标，以中国1998～2003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相互关联的制造业协同区域集聚的情况。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协同区域集聚的程度近年来也持续上升，相关行业也由于行业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吸引而产生协同集聚的效果。马国霞、石敏俊等（2007）利用Devereux协同集聚指数，引入中国1995年和2003年制造业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两个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程度，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呈上升趋势，在空间上进一步向沿海集聚。其研究同样分析并梳理了引致产业间协同集聚的经济学机制，认为外部规模经济、地理邻近以及本地市场效应具备循环因果的累积效应，有助于强化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

3．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部门服务的，为生产部门提供中间产品，包括金融、保险、研发、会计、物流、销售等服务。Browning、Singelmann（1975）在解释服务型社会的时候就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Grubel、Walker M.（1989）通过研究服务行业的增长和效用，提出生产性服务业是通过为制造业提供中间产品而存在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竞争水平，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Goe et al.（2000）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发展。Francois、Woerz（2008）基于投入产出的角度，利用OECD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贸易的影响。目前对服务业协同集聚进行研究的文献还不多见，现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协同集聚现象的观察和描述阶段，并未从理论上对服务业之间的协同集聚进行解释。纵观目前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学者将注意力放在研发行业与市场营销业之间的协同集聚上，这可能是由这两个行业之间的互动较强引起的。

很多关于服务业集聚机制的研究中都提到了多个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集中。Czamanski等（1979）的研究表明金融业往往与其他服务业相互吸引，他们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产业之间信息流动的需要以及投入-产出表上金融业与其他服务业体现出的较强联系造成的。这实际上暗示了产业间信息流动产生的成本对协同集聚的影响。Daniels（1985）运用欧洲经济共同体1973～1979年的数据，证明了消费者服务业比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更加平均，而且它们在中心和边缘地区分布的对比也不强烈，而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高度集聚，与中心的距离越远，其服务集聚度越低。Klimek、Merrell（1999）使用1992年的企业微观数据和1996年的地区特征数据，利用EG协同集聚指数考察了美国零售业和批发业之间的协同集聚情况并将其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零售业和批发业的协同集聚度远远高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并且批发业的协同集聚度高于零售业。Miler（2001）对英国服务业集聚的实证研究表明，伦敦占据了英国最重要的服务业集群，并且服务业之间呈现高度的协同集聚，其中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协同集聚最为突出。在其研究基础之上，Taylor等（1996）通过对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证明由地理邻近导致的服务传递成本的节约和面对面接触而发展的密切的人际关系是伦敦金融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集聚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他相关经典研究还包括：Kolko（2007）, Koh、Riedel（2009）等。

4．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紧密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成为制造业生产和贸易过程中成本的构成部分，制造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服务对象反过来又影响其需求市场。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在理论方面的研究首推Andersson（2006）的研究。他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区位作为彼此集聚函数的自变量，借助Venables垂直关联模型考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集聚，认为这种协同集聚主要基于两部门之间高度的投入产出联系。他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原因归结为需求关联（Demand Linkage）和成本关联（Cost Linkage）。

Czamanski等（1979）利用美国投入产出表，从产业关联度来分析不同行业之间的集群联系，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的服务流动是其集聚在一起的原因。Bulte、Moenaert（1998）的研究发现由于通信网络的重要性，研发行业与市场营销业的协同集聚以及研发行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能够有效地促进相关信息的传播，并且使制造业获得好处因而形成协同集聚。Richard（2002）使用1980～1990年美国各郡的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的城市往往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也较高，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对制造业的集聚度具有提升作用。Desmet、Fafchamps（2005）使用了1972～2000年美国郡级层面数据，证实生产性服务业在同样地理范围内的集聚程度高于制造业，对制造业的集聚具有带动作用。Kolko（2007）从邮政编码区域、县际层面以及州际层面对比了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聚现象，结果显示，相比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更高。Yusuf et al.（2008）以亚洲为例从时间顺序上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现象，认为各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集聚程度在不同的时期大不相同。

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该论题在理论层面的讨论同样较为热烈。高传胜、李善同（2007）在对长三角制造业进行考察时认为，长三角制造业的大量集聚现象正是由长三角，尤其是上海相对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而引发、支撑的。曾国宁（2006）认为需求的规模和发展潜力是决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集聚的关键因素。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通过服务外包形式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需求规模的大小往往受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限制，企业的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就越大，对其带动作用也就越强，集聚程度往往也越高，这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空间上的一致性。刘志彪（2006）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协同定位的特征，即它们在空间上具有相互接近的性质。这是因为随着距离的加大，从服务供应商那儿取得服务的成本也会提高，如开会和频繁接触的旅行时间等。中间服务生产中最耗费的要素是维持“供应商-客户”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成本。因此，服务供应商会从接近制造商客户群的较短距离（即可达性程度高）中受益，同时制造企业也会从短距离的服务供应商那儿受益。因而，基于时间的“可达性”是解释二者协同定位的重要变量。陈燕芬（2007）认为20世纪末，珠三角和香港早期的区域分工格局呈现“前店后厂”的特性，即珠三角地区扮演“工厂”的角色，负责包括成衣、纺织、塑胶等劳动密集型或轻型消费品等制造业的主要加工生产，而香港扮演“店”的角色，负责承接海外订单，从事市场推广、销售以及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分工模式得以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特定的区域集聚，使两地形成了初期的产业集聚，并且不再局限于之前的“前店后厂”的企业内分工模式，而是各自形成了优势产业，即珠三角地区从事一系列与制造业相关的活动，香港则从事管理、物流、金融和其他与制造业相关的业务，并为整个地区提供一系列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珠三角的制造业与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一种协同集聚关系。路红艳（2008）认为集群式发展模式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当前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看，由于大多数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发达，工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受资源、环境的约束，不能走传统的产业结构演进模式，即制造业发展后，再发展服务业，而应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加快服务业发展。胡丹（2009）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空间结构的互动性，认为北京市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增大，在空间的区位选择上对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一定依赖。陈国亮（2010）借用多样化指数考察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互动关系，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存在一种投入产出的上下游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与不同形态的制造业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格局，另外，制造业不同产业链的动态演进也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一种逆向传导作用。但是，不同形态的制造业具有长短不一的产业链，导致在双重集聚的互动性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使得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具有互补效应和挤出效应。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多半认为，生产性服务业还可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2006）利用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制造业的竞争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有利于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特别是金融和保险行业。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利用1998～2004年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其中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又有着不同的作用。冯泰文（2009）从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出发，研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同时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金融业对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最为显著的结论。顾乃华（2010）研究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利润提升的内在机理，并利用城市面板数据和随机前沿函数对其进行了检验。陈光、张超（2014）利用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不同要素密集的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蒙英华、黄宁（2010）利用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服务对于中国制造业效率的影响。陈建军、陈菁菁（2011）以浙江省69个城市和地区的产业分布为例，通过建立两方程联立模型，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关系，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逆影响的大小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存在差异，由此决定了产业发展顺序的差异，大城市要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应首先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集聚，而中小城市则首先要推动制造业的集群才能吸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姚星等（2012）利用四川省的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研究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关系。宣烨（2012）利用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

二 产业集聚理论：外部性视角

马歇尔（1890）在“地方性工业的利益”论题下，提出了产业集聚的三种利益，分别是：①“在同一种类的生产的总量很大的区域里……高价机械的经济使用，有时也能达到很高的程度……辅助工业……为许多临近的工业进行工作”; ②“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需要有专门技能的优良的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有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的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有良好的市场”; ③“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且似乎是公开了……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这些利益被Krugman（1998）称为“古典马歇尔外部经济的源泉”，并进一步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①市场规模效应，即指旺盛的本地市场需求能够有效促进厂商的专业化生产与分工，进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成本；②厚的劳动市场，即指为专业化的劳动力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改善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匹配度；③纯外部经济，即指互相接近有助于厂商之间交换信息，从而促进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其中，前两种属于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范畴，第三种则可归入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范畴。

由于马歇尔分析的集聚外部经济产生于同行业内，因此也被称为行业内集聚经济。Hoover（1937）将集聚的外部经济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是指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同行业的规模经济；另一类称为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是指外在于产业但内在于城市的规模经济。

有学者对地方化经济或城市经济予以进一步细分。如Henderson（1986）指出，与地方化相关的外部规模经济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种，分别是：由产业规模扩张而引起的行业内企业具有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分工程度；由专业化劳动力市场引发的规模经济降低了雇主-劳动者之间的搜寻成本；企业之间的交流沟通规模提高了企业对新技术的应用速度；为特定产业提供专业化技术等中间投入的规模经济。Henderson等（1995）认为，城市化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企业从城市的整体规模与多样性中获得的收益或好处，与城市化相关的外部经济包括城市地区具有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更完善的生产性服务部门等。Quigley（1998）在归纳梳理有关城市化经济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由城市规模与多样性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归结为：生产的规模经济或企业内部的不可分性；生产与消费投入品的共享；消费投入的共享则包括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和消费的交易成本的节约；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的统计意义上的规模经济。

（一）产业集聚：要素积累的视点

顺延“区域开放”引致“集聚”的研究脉络，聚焦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对于“集聚”这一现象的研究，如Devereux等（2004）通过对英国四位编码的制造业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门槛较低的非技术性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容易产生集聚；Henderson等（1997）则重点关注了韩国1983～1993年多产业分布随规模经济变化的聚散特征，并发现韩国经历了产业扩散阶段后，现代化产业（Modern Industry）重新出现集聚的趋势，且各产业在城市之间的空间集聚态势趋于显著。对于集聚发生的原因的研究如Fujita、Thisse（1996）经典文献的推断，即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外部性、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收益递增以及互动策略下的空间竞争。

产业集聚就其经济现象而言表现为厂商集聚布局的生产活动，而抽象来看则表现为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中。由此可将产业集聚的本质描述为生产要素的区域性集中过程。从生产要素流动的角度解释厂商空间区位选择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及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然而这些传统的区位理论都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前提下讨论运输距离与通勤成本对生产区位布局的影响，而这也就是Krugman（1991）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规模收益递增的NEG经典理论的重要创新所在。

Marshall（1890）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讨论了地方工业布局问题，认为厂商一旦选择其区位，则满足其技术要求的劳动力要素将逐渐扩大集聚并逐渐形成劳动力市场，而其他需求同种劳动力的厂商便会选择布局于此，因而形成地方化工业。Fujita、Thisse（1996）则细化论述了Marshall的这一思想，他们将集聚的向心力描述为生产要素的“滚雪球”效应，即集聚带来生产要素的大量积累，而新厂商则需要这种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生产要素因而选择集聚，由此新的生产要素则受到高要素报酬及工作匹配度的激励而选择向集聚区流动，这种生产要素的积累效应又会不断吸引新厂商的集聚。Guimaraes等（2000）认为集聚经济的本质便是生产要素的区位布局结果。由此可见，众多研究均从要素视角将产业集聚描述成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并实现地理集中的外生经济过程。

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是经济学研究永恒的话题。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便体现了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增长的主流思想。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生产要素投入及分工，到内生增长理论探讨人力资本及“干中学”，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难以割裂，社会生产要素的不断积累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古典经济学中一直将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视作经济增长的源泉。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1961）提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们普遍具有对有效技能与知识的需求，然而这些要素投入不同于传统形式的生产要素，且在西方社会中的投入增长速度较之于传统要素投入更快，因此他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Arrow（1962）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将资本积累的过程引申至技术进步的层面，认为资本投入和积累可以使厂商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即“干中学”理论，且这种投资的溢出效应可以使得其他厂商通过学习效应来获取。Romer（1986）构建的完全竞争框架下的增长模型强调除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外，知识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且知识的传播具有外部性（知识外溢）且其边际生产率递增。Lucas（1988）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通过学习效应和“干中学”实现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使得经济学重视人力资本和知识溢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从劳动这一生产要素中剥离出来。Becker等（1990）认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解释国家间经济增长速度差距的原因之一。

Benhabib、Spiegel（1994）使用42个国家1974～197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积累对TFP影响显著，而其作用机制则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水平显著影响其国内技术进步率以及国外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Wang（2003）实证检验了中国1952～1999年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结果证实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不断增速，且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显著。其研究同时强调由于存在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应当通过诉诸加强区域间经济开放，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以及技术创新型产业转型升级来实现。Galor、Mova（2004）的理论研究构建了一个内含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其结论显示物质资本积累逐步由人力资本积累所取代，并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Limam、Miller（2004）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实证考察了全球80个国家的TFP及生产效率增进问题，其研究发现投入要素增加，尤其是资本积累对于解释产出的关键作用，且对于非洲、东亚和西方国家而言，劳动力质量对其产出的增长效果影响显著，而其对拉美及南亚国家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巨额的教育投入缺乏效率所致。

Gennaioli等（2013）的理论研究建立在Lucas（1988）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之上，强调模型中的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外部性）因素，并把人力资本分为企业家才能以及劳动力才能。其实证研究的企业样本数据涵盖了全世界110个国家的近1600个地区，实证结论认为人力资本要素积累的差异是导致世界不同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Turner等（2013）通过对美国1840～2000年州级层面数据的实证测算，发现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占比为60% ～75%，而TFP增长对每个工人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75%。

连玉君（2003）认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和地区间人力资本流动都是导致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因素，且人力资本积累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郭志仪、逯进（2006）的实证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论。代谦、别朝霞（2006）的实证研究证实FDI对本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取决于本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程度，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不利于吸引内含高技术溢出的FDI流入，且不利于本国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学习。因此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不断提升国民人力资本水平，由此才能在吸引FDI中不断实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二）产业集聚的现实：生产要素的动态集中过程

NEG经典的核心-外围模型以贸易成本、工人工资变动来探讨均衡时的产业布局，其模型的动态基础便是讨论制造业工人的跨区域流动。具体而言，Krugman、Venables（1990）在其所构建的该理论模型中，将世界分为一个核心地区与一个外围地区，核心地区拥有更大的要素市场，并探讨要素报酬和贸易成本变动所导致的生产要素流动并最终形成制造业核心与农业外围的均衡条件。由此可见，产业集聚的本质表示了物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集中过程，且这一动态的集中过程往往体现了外生性的特征。

由于产业集聚的动态发展过程涵盖了集聚厂商之间共享知识溢出的外部性过程，而知识溢出和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是劳动力要素，因此对产业集聚之要素积累视角的后续研究，则逐渐拓展了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的划分概念，将人力资本从劳动力要素的概念范畴中剥离。如Forslid等（1999）沿用DS模型的框架，对Krugman（1991）的核心-外围模型进行了拓展，其分别将人力资本要素和物质资本要素引入传统的C-P模型之中，用以探讨区域间经济开放进程中制造业集聚的趋势及条件。该模型结论显示，引入人力资本要素流动条件时，制造业将集聚于贸易成本低的地区，而引入物质资本要素流动条件时，所得结论却相反。他研究认为，在当前生产要素全球范围内自有流动的情况下，小国或地区为避免沦落为外围而应当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本地区人力资本要素积累的存量，而物质资本外流导致的对于小国或地区的影响是短期的。Rotemberg、Saloner（2000）通过建立一个多地区间贸易模型来探讨产业集聚如何强化本地区的人力资本要素积累。其研究认为厂商集聚生产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可以为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用以保证其为提升产业技术而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投资，此外，集聚区域厂商之间的竞争对于本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同样具有激励机制。

Fitzgerald、Hallak（2004）通过实证研究了OECD国家制造业专业化集聚，认为集聚所带来的生产要素的积累对其地区产业生产率影响效果显著，且要素积累差别是解释同组样本国家中穷国与富国制造业集聚差异的重要因素。Rosenthal、Strange（2008）运用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的城市集聚，其实证结论显示，该集聚得益体现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且这一溢出效应覆盖范围随半径的扩大而逐渐减弱。Alcacer、Chung（2013）的研究认为集聚经济具有一种竞争优势，这体现在新厂商可以通过选择集聚而享受到集聚经济中生产要素池（Factor Pools）的利益，而生产要素的积累可以强化集聚经济的这一竞争优势。其通过对美国制造业1985～1994年的实证研究，证实高技术工人的集聚因其具有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而对新厂商更具吸引力。Ciccone（2002）构建了一个内含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的地区产出方程用以实证检验法、德、意、西、英五国的地区间集聚效应，通过对比测算劳动生产率，发现欧洲各国间的集聚效应略小于美国州际层面的集聚效应。

由于生产要素的集聚具有内在的循环累积机制，这一循环累积机制可以不断强化原有的要素累积状态。因此，顺延产业集聚之要素累积的相关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不在少数。如Berry、Glaeser（2005）研究发现美国过去30年间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区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其他地区的高技能人才。为此，他们构建了一个城市集聚模型，用以解释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原因，他们认为本地区的高技能人才会通过开设新公司来为更多高技能人才创造就业岗位，并吸引其向本地区集聚。Simon（1998）通过实证考察美国1940～1986年大城市的就业率与人力资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大城市的就业率显著受到本地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他认为大城市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率（工资），而高工资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并实现较高的就业率。Ritsilä、Ovaskainen（2001）通过对芬兰1985～1990年劳动力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流动体现为一种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且芬兰高素质劳动力具有向经济繁荣的中心地区集聚的趋势。

陈得文、苗建军（2013）实证考察了中国省域层面1995～2009年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论认为中国人力资本要素的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效果显著，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增大。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依次降低。与这一结论相似的研究还有徐凯、彭芳（2009），包玉香等（2010）。

（三）集聚外部性：要素积累的强化机制

NEG经典的核心-外围模型暗含着特定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取决于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s）和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之间的互动作用。最重要的向心力体现为集聚经济的效率，即集聚外部性；离心力则以贸易成本变量代之。进一步地，可以说该模型中的向心力之所指正是促使经济产生集聚的正外部性。因此，集聚外部性作为吸引厂商集聚的向心力，也便成为强化“集聚之要素积累效应”的重要内在机制。

外部性视点的集聚研究同样可以追溯到Marshall（1890）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地方性工业”的探讨。Fujita、Thisse（2002）发展了Marshall关于集聚源泉的三种利益，即节省运输成本、共享劳动力市场、知识外溢，并提出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与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的概念，用以解释不同程度及范围的集聚现象。在后续研究中，Fujita、Mori（2005）更加明确地把这种外部性强调为经济关联（Economic-Linkage）与知识关联（Knowledge-Linkage）的叠加作用。梁琦、钱学锋（2007）在此基础上，将集聚外部性明确区分为：由价格机制引发集聚的金融外部性以及由技术扩散及外溢引发集聚的技术外部性。他们认为集聚的发生是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协同作用的结果。范剑勇、李方文（2011）通过对1998～2007年我国省域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实金融外部性对于产业集聚现象的正向作用。

关于集聚外部性（Agglomeration Externality）命题的研究大都聚焦于经济活动趋于集聚的动态性演进过程，以及集聚过程中知识、技术外溢，厂商之间的学习、模仿、创新效应。Glaeser等（1992）明确提出动态外部性（Dynamic Externality）的概念，并按照集聚类型及其外部性作用机理的差异分别归纳提出了MAR外部性（MAR Externality）、Jacobs外部性（Jacobs Externality）、Porter外部性（Porter Externality），并由此形成了动态外部性视野下解释集聚之要素积累效应的三条线索。

第一条研究线索之MAR外部性的研究始于新古典经济学对工业企业趋于集聚布局这一经济现象的解释。Marshall（1890）首次系统性地将相同产业集聚发生的原因概括为三点，即节省运输成本、共享劳动力市场、知识外溢，即“马歇尔外部性”，这也成为“外部性”视点下解释单一产业集聚（专业化）这一经济现象的理论基石。Arrow（1962）、Romer（1986）则更进一步以“干中学”“报酬递增”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相同产业企业集中布局所能实现的专业化集聚外部性，即MAR外部性。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伴随集聚发生的过程，知识技术外溢具有长期的动态性特点，其所实现的不仅有伴随专业化集聚而不断积累的物质资本，更包含专业化集聚中不断实现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即强化集聚要素的动态积累。

较之于单一产业集聚带来的这种专业化外部性，Jacobs（1969）强调多产业协同集聚所能够带来的行业间的知识溢出，以及由此实现的市场分工深化及产业结构完善。她强调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内的人与人的互动是促进知识外溢的良好载体，且经济社会中最关键的知识传递（Knowledge Transfer）源自于核心产业的外围，由此，她认为多样性产业集聚的经济绩效要远远大于单一产业集聚。Jacobs（1969）的研究同样考虑了行业集聚的竞争效应，她认为集聚带来的竞争将毫无疑问地提升知识、技术在行业内扩散、吸收以及被采纳运用的速度。Fujita、Thisse（1996）同样强调面对面的交流是最具效率的知识溢出途径，他们认为信息和新思想具有类似于公共产品的属性，具有溢出效应，因而为了相互吸收这种效率化的知识溢出，企业往往具有集聚布局的倾向。

由此，集聚外部性研究视野被拓展到了对产业间集聚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对其研究的第二条线索之Jacobs外部性。这一研究线索承袭了Hoover（1936）提出的关于产业内集聚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与多产业集聚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思想，并由Glaeser（1999）进行了模型化拓展。他的研究建立在Marshall（1890）关于工业区集聚导致知识外溢论述的基础上，其模型推论认为劳动者在城市的集聚更有利于各种知识、技术的传播以及强化不同行业间的学习效应，随之而来的信息化时代将引致产业多样化格局，即城市化（Urbanization）的繁荣。Quigley（1998）则更进一步地通过五个方面论述城市化对于多样性行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Berliant、Konishi（2000）通过构建一个三地区一般均衡模型，理论解释了基于港口经济的生产要素集聚过程，即城市化过程。他认为随着各区域港口之间贸易量的增大，与港口贸易相伴生的对诸如航运、装卸劳动力需求将不断增大，从而引致劳动力要素在港口附近集聚，并进而催生多产业繁荣，实现基于港口经济的城市化过程。

较之于以上两条线索，Porter（1996）认同“MAR外部性”关于相同产业集聚布局实现知识溢出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繁荣的观点，并强调集聚过程中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促成地区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逐渐形成了集聚外部性的第三条线索，即Porter外部性。他强调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的产业集聚布局，都能够带来地方竞争（Local Competition）从而带动地区生产的创新活动，并强化集聚效果。他在研究中论述了意大利珠宝制造行业的集聚：数百家珠宝制造厂商的集中布局促使企业在相互竞争中不断革新生产工艺与技术。

此外，厂商间的竞争有利于实现地区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将有利于降低其地区内厂商生产活动的隐形贸易成本（如商业欺诈等机会主义倾向、获取信息的成本等）从而强化集聚效果。如Baldwin（1999）的研究细化了NEG关于贸易成本的概念，明确提到了交易费用对于集聚的影响。Martin、Ottaviano（2001）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证明地区集聚通过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有效降低区域内的创新成本，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显著增长。文玫（2004）实证考察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集聚程度，并认为交易费用、运输费用的下降将进一步促进制造业在地域上的集聚。王必达（2010）的理论研究认为区域开放有利于先进的制度安排在区域间的传导，有利于提升和改善后发区域落后的制度结构。高鸿鹰、赵娴（2011）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切入，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均衡状态，并以行业数据验证了交易费用对于制造业集聚均衡的影响。

由此，围绕以上动态外部性三条线索的实证研究日渐增多。这些研究的开展大都在于实证检验三条线索的集聚外部性对地区集聚经济的影响效果，其研究结论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外部性这一要素积累的强化机制是否对集聚地区生产要素积累产生影响。

Henderson等（1995）的实证研究表明集聚布局的企业可以在长期的相互影响中，通过共享这种长期积累的知识来实现动态的集聚外部性收益。Head等（1995）实证考察了自1980年以来美国本土751个日资制造业企业的布局问题，认为就同一产业层面而言，同类企业布局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便是集聚利益（Agglomeration Benefits），这种集聚利益包括了企业之间的中间品投入和纯技术溢出。Chung、Kalnins（2001）通过对美国得克萨斯州酒店服务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产业集聚可以强化市场需求，且可以有效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Search Cost）。Rosenthal（2001）通过对美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倾向于集中布局以获得MAR外部性带来的好处。Ellison等（1997）通过对1972～1997年美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再次验证了MAR外部性，并发现制造业上下游的企业也具有明显的集聚倾向。Mariotti等（2010）以意大利本土686个跨国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说明跨国企业在境外倾向于选择与其他跨国企业集聚布局，其重要原因便是这样有利于共享信息以及实现潜在的知识溢出。赵婷、赵伟（2012）通过梳理，在明确区分相同产业集聚的MAR外部性以及不同产业、上下游产业协同集聚的Jacobs外部性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种类的集聚外部性与中国三大城市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

Matlaba等（2012）、Berger（2011）分别通过对巴西26个州1981～2006年制造业数据及瑞典1896～1910年制造业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其制造业集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Vor、Groot（2010）从产业区位布局与地区就业率影响入手，对阿姆斯特丹1998～2006年68个工业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认为长期来看相同产业集聚并不能实现地区就业增长及经济绩效提升，其原因可能在于产业内过度集聚（过度专业化）以及相同经济活动的过度集中，无法促进市场潜能的进一步发挥，从而对经济绩效产生消极影响。Neffke等（2011）结合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一个集聚外部性分析框架，分别利用1968～1989年、1990～2004年瑞士12个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与产品生命周期的关系，其结论认为随着产业的成熟，MAR外部性为正；而Jacobs外部性对于朝阳产业影响为正，且随着产业的越发成熟而逐渐递减。吴三忙、李善同（2011）对中国省域制造业行业的实证研究表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制造业的影响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就中国西部地区来看，低技术及资源型制造业产业的MAR外部性为正，Jacobs外部性为负；而对于中国东部地区而言，高技术制造业的MAR外部性为正，Jacobs外部性为正。究其原因在于产业内集聚（专业化）效果显著受到该产业技术水平层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该区域资源禀赋情况的影响，对于低技术水平行业的集聚而言，其并不能使企业享受到技术溢出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