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结语：大屠杀悲剧叙事只适合西方吗？

亚历山大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大屠杀是不是西方特有的？

虽然大屠杀创伤的普遍化使其获得了所谓“世界”意义，但实际上，这“世界”常常限于西方国家。普遍化过程要求“人们通过符号关联，以一种感情上代理的方式参与到大屠杀的创伤戏剧中去”。（中文82，英文261）而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参与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北美、西欧和拉美的情况也不同。“在印度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非洲和依然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与地区，即使偶尔有人谈及 ‘大屠杀’，也只是文学与学术精英对由美国和西欧主导的全球话语的一种非典型参与。”（中文82，英文261）非西方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认同和主权话语，产生了与西方的后大屠杀道德类似的普遍的、超国家的伦理“绝对律令”？

亚历山大看到，日本从来就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更没有以创立一种各个亚洲国家和民族群体都共同适用的普遍伦理的方式来做出道歉或分担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相反，广岛原子弹轰炸成了建构战后日本认同的原发性创伤。这个由日本战时的帝国美国所带来的创伤的戏剧化过程，一方面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也确认而非去除了日本作为叙述者的角色。换言之，这个创伤坚决反对行凶者范围的扩大，从而使日本国家的历史不太可能赞同某种超越国家的判断标准”。（中文83，英文262）联系日本今天的表现，阅读这段文字，不得不钦佩亚历山大深刻的洞察力。在亚历山大看来，精神创伤的普遍化在国家意识仍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愿意依据广义的人权来限制自己国家的主权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屠杀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隐喻，对待大屠杀的态度也是如此。非西方国家即使没有经历过犹太人大屠杀，但是他们有类似的自己的创伤记忆，因此我们仍然可以问：它们是否可能发展出与大屠杀“功能相当”的创伤戏剧？所谓“功能相当”，笔者的理解就是在符号、道德和政治三方面与大屠杀悲剧叙事发挥相同功能的创伤叙事，尽管其具体事实材料或许不同（比如不是犹太人大屠杀而是其他民族大屠杀或者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回到本文开始讲到的亚历山大的建构主义理论，创伤悲剧叙事与道德叙事都是一种文化建构，必须具备建构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这里，分享其他地方、国家和民族的创伤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方、南北半球都必须学会分享各自的创伤经历，并为其他人的苦难承担代理责任。”（中文83，英文262）亚历山大认为，能否做到这点，重要的不是具体的事实材料的差异，而是选择什么样的讲故事的框架：“人类是一种说故事的动物。我们讲述胜利的故事，也讲悲剧故事。我们总认为故事之间是相似的，然而真正真实而不变的其实不是我们所描述的那些事实材料，而是用来描述这些故事的道德框架本身。”（中文83，英文262）

这点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文革”作为经验事实当然和大屠杀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意味大屠杀的悲剧叙事框架不适合中国的“文革”书写。

（原刊于《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