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成本下降空间和时间特征的基本判断

中国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高企，是趋势性、政策性、制度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体制特征，并参照世界主要国家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变化规律，综合判断中国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下降的空间分布和时间特征如下。

（一）最可能降低的成本及其下降空间

当前企业税费、融资、社保费用、用电等成本中包含有政策设计不合理或政策调整不到位而造成的额外负担。加快调整政策，对降低企业成本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带动企业成本短期内快速下降。

1.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实际值高出理论值约8个百分点左右，税费成本仍有较大下调空间

与世界主要可比国家相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偏重。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理论模型，综合考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发展因素对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中国相关经济变量数据代入估计的理论模型，测算中国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理论值。结果表明，按照世界银行口径，中国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实际值与理论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说明中国宏观税负的演变符合世界一般规律，并基本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特征。同时，中国当前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实际值高出理论值约8个百分点左右，说明中国当前税负成本仍然偏高，有较大下调空间。从现实情况看，企业税费负担重，与税收结构不完善、财政体系不健全密切相关。中国税收的90%是向企业征收的，此外，各级地方还设立了名目众多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企业承担的税负和非税支出负担都很大。通过建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等方式，可以在短期减少企业税费成本。

图1-23 2000—2014年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实际值与理论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2.贷款利率的实际值高出理论值约0.3个百分点左右，融资成本仍有一定下降空间

与世界主要可比国家相比，中国的贷款利率偏高。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理论模型，综合考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发展因素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中国相关经济变量数据代入估计的理论模型，测算中国贷款利率的理论值。结果表明，中国贷款利率的实际值与理论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说明中国贷款利率的演变符合世界一般规律，并基本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特征。同时，中国当前贷款利率的实际值高出理论值约0.3个百分点左右，说明中国融资成本略高，仍有一定下调空间。现实情况看，中国贷款利率偏高，与中国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化改革滞后等有关。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充分拓宽融资渠道、切实降低风险溢价，同时继续利用降息降准空间，引导利率成本下降，并加快规范清理银行为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时的各种“霸王”条款，健全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等，有望在短期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图1-24 2000—2014年贷款利率的实际值与理论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3.社会缴款占收入比例的实际值高出理论值约2个百分点左右，社会保障成本仍有较大下调空间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偏高。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理论模型，综合考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发展因素对社会缴款占收入比例^[22]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中国相关经济变量数据代入估计的理论模型，测算中国社会缴款占收入比例的理论值。结果表明，中国社会缴款占收入比例的实际值与理论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说明中国社会保障成本的演变符合世界一般规律，并基本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特征。同时，中国当前的社会缴款占收入比例的实际值高出理论值约2个百分点左右，说明中国当前社会保障成本偏高，仍有较大下调空间。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社会保险按照现收现付制“以支定收”原则、根据名义工资确定社保缴费，当前企业承担的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项保险总费率约达28.5%，企业社保费率总体偏重。在不考虑公积金缴费水平情况下，可以通过下调缴费基数、养老保险费率、失业保险费率、医疗保险费率等方式，降低企业负担。同时，也还可通过强化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支出责任，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配套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加强基金统筹管理和完善公积金缓缴、降缴机制等措施，大幅降低企业社会保障成本。

图1-25 2000—2014年社会缴款占收入比例的实际值与理论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4.电价的实际值高出理论值约0.03美元/千瓦时左右，电价还有一定下调空间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电力价格高于多数可比国家。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理论模型，综合考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发展因素对电价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中国相关经济变量数据代入估计的理论模型，测算中国电价的理论值。测算结果表明，电价的实际值与理论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说明中国电价的演变符合世界一般规律，并基本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特征。同时，中国当前的电价实际值高出理论值约0.03美元/千瓦时左右，说明中国当前电价仍然偏高，还有一定下调空间。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电价偏高还与中国电价形成机制不畅、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过重等有很大关系，可以通过构建竞争有效的市场结构、加快输配电价格改革、降低燃煤机组上网电价、取消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来降低实体企业用电成本。

图1-26 2000—2014年电价的实际值与理论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国际能源署，课题组测算。

（二）可能通过长期制度建设降低的成本

行政管理、交通管理体制等领域改革不到位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可以引导企业成本长期持续下降，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治本之方”。

1.以创办企业所需时间为指标度量中国制度性成本，高出理论值约10天左右，制度性成本仍有较大下降空间

中国政府不仅在注册、审批、市场准入等方面拥有市场管制权力，掌握着税收优惠、政策补贴等权限，还对土地、资金等关键性资源拥有较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很多方面难以量化，我们以创办企业所需时间为指标度量中国制度性成本。研究表明，中国创办企业所需时间不仅高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也高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理论模型，综合考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发展因素对创办企业所需时间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中国相关经济变量数据代入估计的理论模型，测算中国创办企业所需时间的理论值。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创办企业所需时间的实际值与理论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说明中国制度性成本的演变符合世界一般规律，并基本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特征。同时，中国当前创办企业所需时间的实际值高出理论值约10天左右，说明中国目前的制度性成本偏高，仍有较大下调空间。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制度性成本较高与行政垄断未根除、市场体系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有关，需要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市场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引导制度性成本的下降。

图1-27 2000—2014年创办企业所需时间的实际值与理论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2.物流绩效指数的实际值低于理论值约0.1左右，物流成本还有一定下降空间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物流绩效指数不仅低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也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理论模型，综合考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发展因素对物流绩效指数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中国相关经济变量数据代入估计的理论模型，测算中国物流绩效指数的理论值。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物流绩效指数的实际值与理论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说明中国物流绩效的演变符合世界一般规律，并基本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特征。同时，中国当前物流绩效指数的实际值低于理论值约0.1左右，说明中国物流绩效偏低、成本偏高，物流绩效还有提高空间、物流成本仍有一定下降空间。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物流绩效偏低、成本偏高，与物流市场行业垄断与过度竞争并存、条块分割和行政壁垒广泛存在、交通体制改革滞后、物流组织水平较低等有关，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改革交通体制等，提高物流组织效率等，都可以降低物流成本。

图1-28 2000—2014年物流绩效指数的实际值与理论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三）长期内难以下降并可能上升的成本

劳动力、土地、能源和环境治理等成本是伴随资源禀赋变化和发展阶段提高而引致的趋势性成本，长期看这类成本必然上升，是实体经济企业必须承受的“硬成本”，但部分成本可以通过降低其上涨速度和幅度而在短期内给企业“缓压减负”。

1.用工成本随发展阶段提高而上升

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工资大幅上升，已大大超过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从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经验来看，随着发展阶段上升，企业支付给雇员的工资、福利等将逐步增加，人口老龄化所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推动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也能倒逼工资成本上升。再加上中国不断出台政策要求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由此还形成了地区攀比效应推高各地企业工资水平，并进一步产生传导效应间接抬高职工医疗期待遇、试用期待遇、加班补贴等企业用工成本。可见，实体经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已经成为长期趋势。在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放缓最低工资提高标准以减缓人工成本上升的速度，鼓励职工和企业共渡难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2.土地成本随经济转型升级而上升

中国土地资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决定了土地价格上涨压力长期存在。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加快等经济发展因素的变化，土地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但按照现行土地出让制度，一次性收取未来40年、50年不等的土地出让金，无疑增加了企业使用土地的成本支出，引入分期分阶段等更加灵活的土地出让方式，使企业支付较少的资金，就能获得土地使用权，短期内可以适当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

3.能源成本随用能标准提高而上升

受能源资源约束强化、能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逐步形成、用能标准不断提高等的影响，能源价格升高是长期趋势。当前，煤炭已实现市场定价，但煤价中煤炭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成本，实体企业用煤成本已无下降空间。成品油价格已基本实现与国际接轨，而国内石油资源综合开发成本仍远高于国际油价、石油生产企业税负水平已处于较低水平，实体企业用油成本下调空间有限。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已逐步完善，而国内天然气开发成本和进口天然气价格仍均较高，实体企业用气成本下调空间也受制约。此外，短期内，可替代再生能源还难以普及、新的能源利用技术方兴未艾，企业用能结构不会出现较大变化，而随着中国逐步完善能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提高用能标准、积极推进科学高效用能，长期内，国内实体企业用能成本不仅难以下降反而还有可能攀升。但是，短期内受全球能源市场供需宽松，石油、天然气价格低迷等周期性因素影响，中国存在从国际市场获取低价优质能源资源的潜力，能源价格有小幅下降空间。

4.环境成本随生态约束强化而上升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战略部署。随着环境治理压力增加和生态文明制度不断完善，企业环境成本不断提高，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