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选择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危机古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的危机却是从近代随着全球化的开始而出现的，而且，它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而走向世界，形成现代高危社会。可以说，我们正在或已经生活在高危时代中，面对这种高度危机的景象，我们除了正确面对别无选择。

（一）强化危机意识与危机观念

强化危机意识和危机观念是高危时代危机治理的先决条件。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已处于全球化的高危境遇中，危机不再局限于一定的规模内，不再受空间、时间和领域的约束和限制，危机对人类既是巨大的挑战，也给人类带来了某种机遇；它既可能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但也可以被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避。完全回避危机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而一味漠视危机则会造成危机更大范围和程度的扩散。因此，存在于高危社会中的每个国家与个人必须强化危机意识与危机观念。强化危机意识是一个反思性的认知过程，人们必须从实践出发，提高对危机的认知水平，增强危机防范能力和应对能力。当风险还未发生时，要加强防范意识，及早做好充分准备，以备不测；当风险已来临时，我们要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应对，努力解除风险，力争减少损失。

（二）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合作

全球化治理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高危时代危机治理的有效途径。人类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不仅使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强化，同时这种全球性交往和依存关系又使得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危机具有全球性的特点。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内部风险都可能演变成为外部风险，进而很快波及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最后可能将整个世界引入风险和灾难中。在诸如温室效应、恐怖主义、核威胁以及禽流感这样的全球性危机之下，任何民族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对于全球环境的治理更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完成的。身处全球化时代的高危社会中，要有效地治理危机必须走全球危机治理之路。在全球危机治理中，治理主体应是多元化的，它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多元危机治理主体可针对不同的全球危机的具体特点，及时有效地应对全球危机，最大程度地降低其对人类造成的损失。各治理主体应该相互合作，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方式实施管理，这样不但有利于及时发现危机，而且更有利于有效地预防危机，减少危机造成的危害。而且，全球危机治理的范围也应该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地区性，通过国际间的通力合作，从而造福于整个人类。尽管全球危机治理步履维艰，但它确实不失为高危社会下治理全球危机的一条有效路径。人类如何更加健康地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全球合作。

（三）政府主导公民社会参与

政府主导、公民社会参与是全球化高危时代危机治理的具体方式。现代危机具有高发性、多变性和复合性等特征，因而现代危机管理也必然是一种全面的危机管理，其基本要求是全员介入、全过程防控、全方位治理。因此，各国政府应当更加关注公共危机的处理，因为公共危机已经成为当代最大、最主要的公共事务，危机治理将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事务一样，成为政府的日常工作。必须考虑，在政府的主导下设置一个全国性的常设职能机构以及按危机类别分别设立专业性责任机构，各省、地、县和部门系统、大的组织也有必要设立，并要将权力分散向集中领导转变，分级设定，分级响应，以利于统一指挥，协调各方，畅通信息，反应迅速。同时，要加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配合，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社会整体与市场个体的互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治理力量。抗击SARS疫情、汶川大地震救灾等已经充分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政府转型，按照科学发展观确立的原则要求转换职能，特别是要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及时、公正和充分地发布与危机有关的信息，强制干预、决策有力、整体协调，依法办事、制定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和扶植各类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扩充数量，壮大实力，完善管理，促其“有为”也“有位”，“有位”更“有为”。

（四）文明转型构建新文明形态

加快工业文明向新文明转型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出路。在工业文明300年的历史上，不仅在发达国家内部激起无数的事变、冲突、革命，而且在世界范围发动和挑起无数次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处于“冷战”状态。在“冷战”期间，两大军事阵营进行着疯狂的军备竞赛，最先进的科技被用于军备竞赛之中，双方积贮的核武器足以将地球毁灭无数次，人类被笼罩于核战争的阴影之中。“冷战”结束之后，核战争不再是一触即发，但人类并未真正地从核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因为核战争的阴影与现代文明有着内在的联系。同时，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不断异化，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层出不穷，世界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和高度危机的时代，各种动乱的根源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在不断演变进化，世界成为一个不和谐、不协调的系统。动力学证明，稳定性差的系统不可能持久，有生命力的动态系统必定要抛弃不稳定态或亚稳定态，寻找并趋达稳定态。因此，人类要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环境、稳定和谐的国际社会，就必须超越工业文明，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寻求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佳出路，构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整个人类更加“荣辱与共”的新全球化时代，建构和实行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全球价值规范和伦理，摒弃导致“文明危机”的工业文明传统发展模式，实现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迈向人类社会—自然环境“和谐”文明的新时代，是当代人类应有的文明自觉和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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