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前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复杂性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也更趋复杂化。“攻坚”本来是一个军事术语，比喻对敌人设防坚固的城市、堡垒、阵地、要塞的进攻，后来被引入其他领域，意指集中力量去突破或攻克一些难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个词就越来越多地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了一起。“国企攻坚”、“扶贫攻坚”等都曾是改革开放的阶段性重点。正是通过一次次“攻坚”，改革开放持续向前推进。今天，改革开放已进入了全面攻坚的阶段，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进入了突破性阶段。特别是作为改革组织者、推动者的政府部门，这次成了改革的主要对象，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30多年前在改革开放开始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经历了从“观望”、“期待”到“欢迎”的过程；今天，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戒备”甚至“抵触”。因此笼统说改革开放，不会有人反对。但一旦说到具体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分歧就很大。这从深层次上反映的恰恰是改革与开放关系的新变化和复杂化，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更加复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今天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地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我国人多、人均资源占有率不高、综合竞争力不足以及较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在短时期内仍难以改变，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碰撞，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碰撞都将长期存在。这种碰撞当前集中反映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国家的财富属于人民，但关键是在现实中如何实现好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关系，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这就涉及前面说到的改革与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的处理。

其次，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更加复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集中反映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这里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企关系逐渐理顺，但也还存在诸多不同层次的问题。比如当前政府既存在对企业仍然管得过多的问题，也有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还有规则不健全、不透明等问题。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需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控制一部分国有企业并对其他非国有企业进行引导。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系，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却是一个难题。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也尚待解决。地方之间、企业之间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的问题还严重存在。

再次，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国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复杂性也表现在比较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上。随着国家一个又一个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发展已有比较明确的战略和对策措施，地区差距开始缩小。当前和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在区域经济层面将会集中在城乡之间的关系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说过，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三者密不可分，但在发展中国家，却是另一回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长期存在“二元社会”，一方面是市场化程度不高、相对闭塞的农村，另一方面则是出现严重的“城市病”。其核心是农村和城市的深度融合和对接问题。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二元结构的本质是制度性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至少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

最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更加复杂。改革和开放的关系延伸到国际上就表现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开放的过程，是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过程，其目标是，对内建设一个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和谐社会，对外建设持久和平、互利共赢的和谐世界。后者是前者重要的外部保障。但今天国际社会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普遍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开放。当然他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彻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保持着一定的恐惧心理，担心中国的发展冲击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近年来美日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频频以中国和一些国家之间的海岛纠纷为借口，企图给我们的改革开放制造麻烦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