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今年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如果把这个有着百年悠久历史的一所大学比喻为一户大户人家，在历经漫长岁月的浸淫和演变而至今仍然日新月著，那么这户人家一定是根基深厚、家底殷实，并拥有丰富的传家藏品。120年的浙大同样如此。在过去的岁月里，由于一些有心者的细心开掘和梳理，使一代代耕耘者精心经营的众多传世之宝，通过各种不同的平台，传播布达至全世界，从而让这所百年名校享有今日之辉煌。

本书所汇集的67种各类刊物是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典藏中，历经多年收集整理的。收集的这些刊物是浙江大学，包括其前身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和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以及后来分别改名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师生或校友，在1919年至1949年这30年间创办出版的。读者从这些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前出版的刊物里，可以看到当年众多开拓者辛勤耕耘所留下的足迹以及他们用心血灌浇的硕果；可以看到老浙大学科专业的历史演变轨迹。发现并首次全面展示这些刊物，将为当下学校校史研究特别是学科史的研究注入新的动力，将会大大丰富和拓展目前校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提供一个过去鲜少为人关注的研究路径和视角。因此本书出版的意义在于，既填补了现在校史研究整理工作的空白，也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浙大学科专业演进发展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出版物，特别是连续性出版的刊物，包括综合性期刊、科技类期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价值，与一个国家科技文化发展水平和文明在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在这些出版物中，其中作为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类刊物是人们发表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阵地，是交流科学思想、促进科学进步的窗口，也是记录知识创新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演化历史最为有效的和最为系统的载体之一。

据研究者文献考证，世界上最早的科技期刊萌芽于17世纪中叶。1665年1月5日创办于法国巴黎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cavans）和1665年3月6日创办于英国伦敦的《哲学汇刊——世界各地有创造才能者当前的探索、研究和劳动的若干总结》（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是世界上最早的两本科技期刊。前者是法文期刊，在报道一些新书出版动态信息的同时，也发表物理、化学和解剖学实验以及气象观测记录，解释有关自然现象等文章；后者是英文期刊，发表的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学的科学发现、观测记录，科学考察记录以及关于地球寒冷历史研究的新观察、新实验等方面，其在报道研究进展，公布科学发现，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科学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启蒙作用，1776年后改名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刊》，连续出版至今，是世界上连续办刊时间最长的科技杂志。

中国最早科技刊物的起源，受到了中国传统新闻出版文化和中西出版文化交融的影响。创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的《吴医汇讲》，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医学科技类期刊。而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中国第一本文理综合性的中文期刊。其文字采用竖排，木板雕刻、竹纸雕版印刷，中式线装书式，标志着西方的期刊出版形式第一次正式传入我国。

尔后于清光绪二年正月（1876年2月）创刊于上海的《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科学家合编最早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这些刊物的出现无疑对清末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启蒙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近代科学在中国本土的萌芽，并推动中国近现代科技期刊从低级到高级、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逐渐演进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由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月刊。该刊秉承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的宗旨，是留学生社团所办延续时间最长的科技期刊。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后，又于1933年创办《科学画报》，旨在把“普通的科学知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去……”, “把世界上最新科学发明事实现象应用理论以及于谐谈游戏都介绍给他们，逐渐让科学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在古老中国土地上传播科学民主思想起到了开一代先风之影响。

那么，在浙江大学120年的办学历史中最早创办的科技期刊是哪一家呢？根据我们所收集的老浙大刊物的资料，发现迄今最早创办的一份科技类期刊，是创办于1919年的《报国工业会会刊》。

《报国工业会会刊》系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教师校友发起成立的“报国工业会”的会刊，时任校长许炳堃为此撰写了发刊辞。他在阐述刊物创办的由来时写道，“汉唐以还，著作尤汗牛充栋，试检历代艺文、经藉各志及各种书目以观，其专言工业者，亦寥寥罕睹”，因此，他认为在“文化日新，思想日进，潮流勃发，继长增高”的时代，亟需一份沟通对“人生日用所需一刻不可离之工艺”智识的刊物。他说，这是工业家的职责，也是从事工业教育专家的使命，同时是实施工业救国抱负的一个途径。他祈求《会刊》以其“蚊负之力”“一得之愚，贡献社会，藉效喤引，”启发民智。

尽管，这一《会刊》因诸多原因，只出版了六期便停办了，但这一刊物作为浙江大学前身工科类专业最早出版的学术刊物，因其发表的各类介绍工业、工艺、工厂等专业知识的文章，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其所宣扬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为后来者所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刊物不仅作为倡导近代中国工业革命的思想先驱，而且作为百年浙江大学的学术魄宝而载入史册。

科学类期刊作为大学知识创新思想传播的重要窗口以及大学学科专业演化历史记录最为系统的载体之一，其在学校办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本书所收录的众多刊物中，该类期刊（包括纯学术类和综合类中有较多学术文章的刊物）几乎占三分之二，这与当时浙大专业设置和学科发展密切相关，也体现了当时浙大的使命和办学宗旨：培养人才，创造知识，服务国家。

创办于1929年的《蚕声》是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同学会出版的一本科学类刊物，其办刊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是目前我们收录刊物中办刊历史最悠久的一本刊物。它创办的背景是，为了挽救作为世界第一蚕业大国的中国其蚕业之危机，编者在发刊词中写道：“同人等目睹近年来蚕丝界之危机，有岌岌不可日之势；因于课余之暇，将研究讨论之结果，付梓问世，名曰《蚕声》”，以图“共策进行，使中华蚕丝，仍足驾法意日本诸国而有余，则幸甚矣！”《蚕声》结合浙江的蚕业资源特色，发表了大量振兴中国蚕丝业的文章，例如《中国蚕业往何处去》《今后蚕业改良之方针》《抗战建国中之蚕丝业》《浙江省海宁崇德桐乡三县桑苗调查报告》等等，“以研究所得”, “以文字鼓吹”, “贡献社会，借镜于他国之蚕丝业，毅然以起衰救敝为己任”, “则小而一省蚕业之复兴，大而一国实业之复振”，《蚕声》成为国立大学在这一学科领域创办最早的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科技期刊之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浙江大学学术期刊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国立浙江大学各方面发展的奠基时期。学校对期刊，尤其是学术类期刊的出版工作十分重视，大力鼓励师生创办刊物。其中创办于1930年的有两个刊物：《土木工程》和《文理》,1932年有《国立浙江大学季刊》,1933年又有《电机工程》和《化工》两种刊物问世，1934年《国立浙江大学科学报告》出版，1935年也有两份期刊创办，即《机械工程》和《工程季刊》,1937年上半年创办的则有《史地杂志》、《国立浙江大学季刊》（与1933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季刊》同名）、《国立浙江大学农业季刊》三份期刊。其中部分刊物，如《土木工程》《电机工程》《化工》《机械工程》《工程季刊》《国立浙江大学科学报告》等在中国大学科学期刊发展史著作里均有不同程度的介绍，《电机工程》更被确认为“我国高校创办最早的一份电机工程期刊”，在其出版12年后，才有由其他大学创办的同类期刊问世。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在浙大举校西迁颠沛流离之时，老一辈的浙大学者教书不忘救国，不因西迁物质乏匮和印刷困难，继续出版或创办众多的学术刊物，如《工程季刊》《电工通讯》《化工通讯》《化学通讯》《土木通讯》《浙大园艺》《病虫知识》《农业经济学报》《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思想与时代》《史地杂志》《国命旬刊》《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等数十种学术刊物。当时浙大几乎所有的院系都办有自己的学术刊物，许多著名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如王淦昌、苏步青、束星北、谈家桢，钱穆、梅光迪、张其昀、张荫麟、谭其骧等，均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和讲演文章，可见当年浙大研究风气之浓，学术水平之高，“东方剑桥”之谓，实至名归。

当然在这些刊物中有必要提一下的是，现在浙大师生每周能够看到的《浙江大学校报》的前身《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包括后来改名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和复刊。本书收集了当年创办的老校刊和油印的《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周刊》，它是浙大办学历史的见证。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创刊于1930年2月22日，为校方办的一份时政类综合刊物，其办刊的目的，就是记述交流学校内部的情形，因“当时学校的三个学院分处在两个相离很远交通又不很便利”，信息不明又不通，故需要校刊，互相交流传达各方面的情形，同时也让“外间同情于本大学愿意赞助本大学发展”。刊名先后由蒋梦麟校长和于右任先生题写，创刊号的发刊词由蒋梦麟校长撰写。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校长莅校后，同年9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由他为《日刊》题写了刊名并撰写了发刊词，他希望缩短校刊的出版周期，认为“一周首尾的时间距离，似乎太远了”有“明日黄花之感”, “周刊固可通其声气，但比起日刊来，究有不逮”。《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出版至1937年6月29日共发行225期，后因学校西迁而一度中断出版，直到1938年12月5日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名义复刊，竺可桢为此撰写了复刊弁言刊登于复刊第1期上。竺可桢在复刊弁言中写道，“今秋本校迁来宜山，校务继续推进”, “爰决定十二月起，重复编行校刊，其体例大抵多乃前轨”，他“尤愿假斯刊之恢复，益发挥全校共力合作与爱校报国之精神，期使本校日见精进，对国家为多量之贡献。”复刊后的校刊曾因印刷困难在1940年6月至1943年4月期间由铅印改为油印，可见在西迁期间学校办学条件是何等恶劣，办刊条件是何等艰苦。

校刊是学校发展的历史见证，它对学校的发展和一些历史事件有详细的记述，如《竺新校长今晨莅校视事》《浙东分校筹备始末》《本校同学发起鲁迅先生追悼会》《国立浙江大学宜山校舍被炸纪实》《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校学生狂欢大游行》等，许多著名教授关于时局的演说或学术讲演都不时在专载栏里加以刊登。校刊“旨在保存本校史料，为今后撰述校史之所取资”，其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本书按收录的资料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期刊经纬”，包括综合类、学术类、其他类三类期刊，每类期刊按各期刊的内容和创办时间先后排序，展示了刊物的封面（不少为创刊号或名人题字），并简要介绍了各类刊物的内容，包括办刊者、出版年月、办刊宗旨、刊期、主要栏目、要文篇名、办刊情况等方面的信息，同时为了真实地反映这些刊物创办的时代背景、办刊宗旨、出版特色、编辑方针、出版功能和社会影响以及刊物的政治立场和科学思想，我们还原文载录了这些刊物的发刊词、创刊辞，包括复刊词、复刊辞以及序言、序文等方面的文章，相信使读者能够详细了解各个时期、各个学科、各种团体对科学的认识和主张、刊物的历史背景和它重要的学科价值，了解刊物出版对推动学校发展、专业演变、学术交流以及普及科学、传播知识和服务国家的积极作用。一些发刊词或序言、序文，修辞严谨、行文规范、声韵和谐、词藻华丽、出神入化，既是一篇优美的科学论文，更是一幅幅科学历史的画卷，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而且充分展示了老一辈浙大学人深厚的人文造诣和科学素养，读来令人饶有兴味、叹为观止！

本书下编“逸文精选”，选录了书中所载部分刊物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共计46篇。根据文章内容分列四个专题：第一专题“校院史述”，收录了10篇有关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创办到新中国建立前浙江大学校史沿革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几乎都是名人大家或者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们叙述，真实可信，有很高的权威性，对我们后来者来说，它提供了一份有关浙大校史方面知识，没有加工过的原汁原味的绿色食料。编者作为曾经的校史整理和研究者，编写过的关于浙江大学校史的图书中很多内容都源自于此。因此，这些文章对于现在读者或者校史研究整理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第二专题“治校之道”，收录了部分校院长在其任内在各种不同场合对师生发表的讲话或演讲文章，论述他们对办学治校的思考。第三专题“为学精论”，收录了十余篇当年在浙大任教的名师大家的讲演文章。这些文章或纵论天下大事，或评述时局危难，或介绍治学心得，或教导为人处事，让读者在拂去历史尘埃之后，感受这些名师大家渊博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底蕴。第四专题“学府小记”，收录了若干篇刊载在这些刊物上记述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学校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如实地再现了当年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他们的学业生涯、人生思考和理想追求。

学校出版的刊物，尤其学术刊物是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我国科学文化发展历史的缩影，代表着一种最富创造力的科技学术文化现象。本书所收集的这些老期刊，既是学校重要的文献宝库，又是浙大学科发展历史组成部分，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学价值。本书所收录的期刊及其内容的展示，仅提供了一份基础性的资料，编著者将本书作为献给母校120周年校庆的一份薄礼，旨在抛砖引玉，十分期待有更深入的研究论著面世，共同促进浙大学科史和浙大校史的研究迈向新的阶段。

此为序。

编者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