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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好了，那么这个人不说也罢了。可是，卢梭何等人也？两百多年来现代世界的走向，几乎都遵循着他的意向。他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广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正是照他的理念打造而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现代世界的三大信念，是卢梭做的广告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两百多年的三大革命，是卢梭画的施工图。而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也是卢梭思想的拓本。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拜伦、雪莱、雨果、福楼拜……卢梭的重量级拥趸可以开出一张不要太长的名单。康德把卢梭的像挂在书房里，尊之为内心世界的牛顿。托尔斯泰十五岁就将卢梭的像章挂在脖子上，说卢梭与福音书对自己的意义同样重大。我们怎么能绕得开他？

据说，卢梭的恩主之一埃皮奈夫人屡遭卢梭伤害后仍道：“当他用那朴素而又独创的方式复述自己的不幸时，我的心仍会被打动。”卢梭不愧是浪漫主义的教父，其文字感染力极强。别的不说，卢梭为文之工于发端，谁也比不上。《社会契约论》劈头就是一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爱弥尔》也是开门见山：“自然曾让人幸福而良善，而社会却使人堕落而悲惨。”都令人一读难忘。难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个个奉卢梭为他们的“圣经”（Holy Writ）标准，而中下层人士里，卢梭的读者比伏尔泰要多上一百倍。

如果卢梭之灵有知，他会欣慰地看到自己播下的天赋自由观念的种子已深入人心，成为现代国家的立法基础、现代社会的存在前提。他那些情感教育的著作，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心灵世界。可是为什么，20世纪对卢梭的评价总体上趋于负面，从赫伊津哈、哈耶克到以赛亚·伯林，更是对这个人发出严厉的指控？也许，看待卢梭学说的眼光或心情很难持平，因为这是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痛定又痛、痛定思痛的结果。

可以这样说吧：卢梭的政治学说与历史进程之间脱不了干系。我同意彼得·盖伊（Peter J.Gay）为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卢梭问题》所作导言中一针见血的看法，大意是说，如果旨归在反抗、在破，则卢梭的思想非常伟大；如果目标在建设、在立，则卢梭的思想非常危险。而一旦反抗者变成了建设者，破坏者变成了立法者，卢梭的教义便成了镣铐。换句话说，卢梭适合走向街头，不能升入庙堂。

卢梭的问题是，他从自由平等出发，而演成绝对的专制。他的政治学说，不是由历史复杂经验的归纳入手，而是简化为一二公理，然后作演绎和推导。就像经济学把人抽象成“经济人”一样，卢梭先验地把人化约为一个常数，即“自然人”。从这一概念出发，他构想出一个契约社会，认为只要实行了一套意识形态，即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这一套意识形态总是认为，眼前的世界是糟糕的，而某一群人是让这个世界糟糕的起因，而另一群人则可以使世界重生。在重生的世界里，每个人通过缔约与全体结合，形成一种“公意”，它体现了共同体中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人们将自己及其所有权利交给“公意”打理，而“公意”所做的决定永远不可能错。少数人必须被强迫服从多数，这不是要牺牲他们的自由，而是强迫他们自由。于是，在社会契约中，人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却获得了公民的自由，后者受限于公意。人从公民社会中还获得了道德的自由，从此成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人人都服从，却没有人发号施令；人人都服务，却没有骑在人头上的主人；而且由于在这种明显的服从关系中，谁都没有损失任何自由。”“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也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这些完美的表述能让我们闻到什么气味？所以约翰·麦克里兰才说：“卢梭可能不是错误，而是危险。”

难得在讲政治的场合想起钱锺书的话来：

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诚然有些乞斯透顿式“诡论”的意味，但是叔本华说得好：“假如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不同时是诡论，这个世界将何等的美丽呢！”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世间有多少始于“革”而不终于“因”的事情？

卢梭正擅长诡论。两个世纪的三场革命都成功了，作为速成革命者的理想读物的卢梭理论，是不是已经三度失败？二十年前，在用血祭奠过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后，朱学勤在《卢梭二题》中说：“巨大的理论创见，导致巨大的理论流产。如火般的天国实践，导致如血般的人间地狱。”这感言无比沉痛。也难怪以赛亚·伯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认定：“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的一个最阴险和最可怕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