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考察鲁迅作品在不同时代读者中的不同反应，以及鲁迅的形象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并从这一特殊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民族思想、心理、情绪的变化，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30年代中期鲁迅离开我们的时候，中国人民第一次把他称作“民族魂”。此后，40和50年代，以至6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鲁迅的形象主要是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毛泽东在40年代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经典式的结论，不仅因为它确切地反映了鲁迅思想性格的实际，而且确切地反映了在民族救亡、奋起的四五六十年代，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要求与心理。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历史任务未完成之前，鲁迅的“硬骨头”形象都将继续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

时间到了80年代，当今的中国人对于鲁迅的认识、评价（这些评价有的见诸文字，有的则限于私人的口传范围），产生了各种歧义，鲁迅研究界也出现了多种角度的多种见解，以至于今天我们有可能明确提出“我之鲁迅观”的研究命题。应该说这是一种可喜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现象。人们终于认识到，不同学术见解的关系，绝不是简单到对某一种见解的肯定，必定要以否定（以至推倒）另一种见解为前提；相反，各种学术见解是从各自的角度接近了鲁迅本体的某一方面，因而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在当今众多的鲁迅观中，引起本书作者注意的，是一部分当代青年对于鲁迅的如下观察：“每每捧起鲁迅的作品，我最先感受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鲁迅作品中的‘自我’。”“（他）既燃烧着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进取精神的火焰，又流露着把握不住人生的痛苦、犹豫；既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高尚情操、品德的光辉，又表现出独鲁迅才有的坚韧中带有脆弱的气质。”和世界上一切“探索人类灵魂奥秘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样，鲁迅“博大深邃的思想中，最多地吸取了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最高地负起了人类认识自然、社会自身的重担”；“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在他身上“体现得最强烈”，“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矛盾，痛苦”，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占有更大的空间”。由于鲁迅“探索解剖的是背负着几千年封建思想道德，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人的灵魂，他精神世界的犹豫，痛苦，爱，恨，理智，感情”的交锋就特别“强烈”。鲁迅的“自我是立体的，多侧面的，伟大、普通亦有渺小；深刻、平常亦有肤浅。但我想，也许恰恰因为这样，他留给人们的，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自身的历程中一个真实的横断面，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三十年艰难跋涉的途径”。

本书作者对于这位敏感善思的当代青年的鲁迅观中的一些具体论点，不一定全部赞同；但却十分欣赏他所提出的观察角度，以为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深思的新的时代信息，并引起了强烈共鸣。

这里所强调的“伟大而复杂的探索者”的鲁迅形象与“硬骨头”的鲁迅形象存在着内在的统一：追求的强烈与坚韧正是硬骨头精神的一种表现；然而，观察视野、思维方式上的变化、发展，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四五六十年代，人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集中在“民族英雄”的鲁迅这一个层面上，带有单向思维的性质；那么，今天，人们尽管仍然高度重视鲁迅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的大集合体”这一面，同时又把观察视野缩小到作为“个人”的鲁迅，对鲁迅的“自我”——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性格、情感……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又扩大到作为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从世界范围内，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广大时间、空间来探讨鲁迅及其思想、艺术的价值。应该说这两种观察视野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在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及外国势力封锁的四五六十年代，人们自然不能不把目标集中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崛起的七八十年代，我们的民族不仅需要再度发扬民族精神，而且需要补历史的一课：重新认识、评价、发扬自我的价值——于是，年青一代把目光转向鲁迅的自我；我们的民族再一次走出了闭关自守的绝境，开始面对世界，以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的姿态积极参加世界文化的创造——于是，鲁迅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潜在价值被发掘了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之一。我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从“民族”的单层面转向“个人”、“民族”、“人类”统一的多层面，从根本上说，反映了民族视野的扩大，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发展。

在四五六十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重结果而不重过程的趋向，即注重鲁迅结论的正确，不注重鲁迅在得出正确结论之前探索的曲折与痛苦；注重鲁迅行动的坚决、勇敢，不注重鲁迅在坚决、勇敢行动之前的犹豫与彷徨；注重鲁迅对于民族的忠诚与热忱，不注重鲁迅对于民族的失望，对民族弱点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与斗争，等等。人们看到的是“英雄”的鲁迅，却不重视鲁迅怎样成为英雄的探讨，有意无意地忽略鲁迅平凡的一面，更不愿正视作为英雄的鲁迅的内在矛盾与痛苦。对于鲁迅的这种“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的观察方法，是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思维习惯与社会心理的。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不无盲目地认为，我们对于一切已经有了结论，只需要按“既定方针”办事，依照现成的楷模去行动就够了，探索只是少数“伟大人物”的事。正是这种多少僵化了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塑造了多少有些僵化的鲁迅“英雄”形象。到了七八十年代，我们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极大变化：现成的结论、模式，受到怀疑，进行重新审视，开始了全民族的大探索；探索真理的权利开始回到人民（包括作家、思想家）手里，并且变成了亿万人民的实践活动。于是，人们对鲁迅的观察由结果转向了过程。没有怀疑鲁迅的伟大，也不否定鲁迅作为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但人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的伟大先驱者，他在探索民族变革、复兴道路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他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他的愤激与焦躁，感伤和痛苦，以及鲁迅怎样从内心的炼狱中挣扎出来，找到正确的道路。人们对鲁迅思想、心理、情感发展过程的着力探求，实质上是表现了人们在苦苦寻求鲁迅这样的民族英雄、历史伟人与平凡的自我之间的心灵通道；鲁迅正是通过这种探求，真正深入到民族大多数普通人民的心灵深处，转化为真正的精神力量。注重过程，就是注重思想的辩证法，心灵的辩证法：这是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的。

这样，我们对鲁迅的研究、探讨，终于获得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与视野：把“个人”的鲁迅与“民族精神代表”的鲁迅，“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三者统一起来，把鲁迅作为一个伟大而复杂的探索者的形象，来研究鲁迅的各个侧面；探讨的重点，是鲁迅心灵的辩证法，并试图通过这一探寻，进一步探索20世纪我们民族思想、心理、情感发展的辩证法。

二

在研究目标初步确立以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个人”的鲁迅、“民族”的鲁迅与“人类”的鲁迅三者怎样获得统一？这就是说，必须对鲁迅个人在人类与民族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坐标作一个历史的确定。

于是，有必要引入“20世纪中国与世界”这一概念。这是鲁迅活动的历史舞台；他的一切作为都受制于这个舞台，他个人的历史价值，他个人活动的历史特点，首先由这一舞台的性质、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所能提供的天地、所具有的历史特点所决定。而鲁迅的个人活动又反过来给这一历史舞台增添独特的光彩。

“20世纪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过渡，它所要实现的是封建旧中国（以经济落后与政治专制为主要特征）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经济现代化与政治高度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历史大转折、大变革。与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相适应，20世纪中国将要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改造，创造现代民族新文化；实现中国人的根本改造，铸造新的民族性格。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的全面变革中，古老的中华民族将要实现自己的觉醒、更新与腾飞，嬗变为现代民族。

20世纪中华民族的蜕变、崛起本身，即具有世界意义。列宁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了“亚洲的觉醒”即世界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的崛起问题。列宁一方面说明，中国的觉醒绝非孤立现象，是“亚洲的觉醒”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觉醒是“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标志。“20世纪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东西方封闭体系的打破，各国孤立发展局面的彻底结束；20世纪东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全面撞击中，同时发生着融会和隔离两种历史趋向，在世界一体化与各民族多元化发展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鲁迅在20世纪中国的大变革、大转折，中华民族的大蜕变与大觉醒中，在20世纪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撞击、融会、隔离中，将扮演一个什么历史角色？

鲁迅自己有过明确的回答。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里提出了“历史中间物”的概念：“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鲁迅的自我选择：无论是20世纪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历史纵坐标上，还是在由国别文化的封闭体系向世界文化开放体系过渡的历史横坐标上，鲁迅都处于“历史中间物”的位置。

他来自“旧营垒”，首先“反戈一击”——这是古老的旧中国最彻底的叛逆者，是封建文化封闭体系最勇猛的批判者；由此而决定怀疑主义否定精神成为鲁迅基本的历史文化性格。

他又首先“警觉”，“喊出一种新声”——这是20世纪中国与世界历史变革的伟大先驱者，由此决定着探索、创造、开放精神成为鲁迅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性格，同时决定着鲁迅时刻处于时代旋涡中心的历史巨人般的实践性品格。

但他仅仅是历史过渡“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他的任务是“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按：指年青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由此产生了鲁迅历史文化性格中的牺牲精神。

在鲁迅的反叛、探索与牺牲中，都伴随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这是20世纪中国与世界历史大变革、大转折中必有的历史大阵痛。

鲁迅是属于自己时代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中国的、世界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情感特征、审美趣味，以及他的精神矛盾与痛苦，无不具有20世纪的时代特色；“个人”的鲁迅、“民族”的鲁迅，与“人类、世界”的鲁迅，正是统一在20世纪时代性这一基点上。

鲁迅一再声称，他“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这绝不是谦辞，而是如实地反映了他自己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过渡性质。鲁迅绝没有终结一切，无论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以及他的个性，他的灵魂，都不具有至善至美的特性，他是无限的运动过程中一个有限的环节，他为无数的后来者铺平了超越自己的道路，他的生命价值正是实现在这种超越之中。

——以上概述的各点，构成了本书的基本观点。

三

研究目标——探索鲁迅“心灵辩证法”——的确定，同时也就是研究方法的一种选择。

首先是“回到鲁迅那里去”。这就必须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及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及艺术表现方式；研究的任务是从鲁迅自我“这一个”特殊个体出发，既挖掘个体中所蕴含、积淀的普遍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又充分注意个体特殊的，为普遍、一般、共性所不能包容的丰富性。如果把鲁迅独特的思想、艺术纳入某一现成理论框架，研究的任务变成用鲁迅的材料来阐发、论证某一现成理论的正确性，那就实际上否定了鲁迅的独立价值，也否定了鲁迅研究自身的独立价值。

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抓住鲁迅之为鲁迅的独特性呢？本书的作者曾对此进行了长期思考而始终不得其门。

最后启发了思路的，仍是鲁迅自己的榜样。鲁迅曾经有过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并且拟定了章节，向他的挚友许寿裳讲过大意。据许寿裳回忆，他把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这四个字指的都是文学现象，但却不是一般的文学现象，而是“既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和文人的生活与作品有联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中古文学史的特征的典型文学现象”。王瑶先生据此而得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结论：“文学史必须分析具体丰富的文学历史现象，它的规律是渗透到现实中的，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形式体现的”，因此，“文学史要求通过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王瑶先生在这里特意强调了处于一般现象与本质（规律）之间的“典型现象”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的。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可以发现：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它们打上了如此鲜明的作家个性的印记，以至于可以在其上直接冠以作家的名字，称之为“×××的意象”、“×××的观念”，从而构成了我们所要紧紧抓住的最能体现作家个体本质的“典型现象”。而作家（以及思想家）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独特观念、意象总是通过独特的语言（词语）表现出来的。由此而产生了如下研究路线：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等的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

鲁迅，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他的单位观念与单位意象无疑是十分丰富的。不同的研究课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从而构架出不同的体系。

摆在面前的难题是：究竟哪些单位观念与单位意象最能充分地体现我们所要探寻的鲁迅“心灵的辩证法”，最能显示鲁迅独特的灵魂呢？换言之，到哪里去探寻打开鲁迅心灵的钥匙呢？

鲁迅自己已经做了回答。据章衣萍回忆，鲁迅曾经十分明白地告诉他：“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也曾提醒我们注意：《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鲁迅说过，他不轻易在作品中露出自己的血肉；但他又显然渴望袒露自己，求得真正的知己。《野草》正是对灵魂深处的一次逼视；这是鲁迅最个性化、最具有独创性的精神创造物，是鲁迅心灵炼狱中熔铸的诗，是鲁迅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包括直觉）、情绪、心理、意识（包括潜意识）的捕捉，是鲁迅更高、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的展示，它最充分地显示了鲁迅式的思维方式，鲁迅式的心理特质，鲁迅式的情感方式，以及鲁迅式的美学风格。读者终于获得了一次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得以通过《野草》打开鲁迅心灵的奥秘。

于是，在《野草·题辞》里，我们读到了如下灵魂的宣示——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在《野草·墓碣文》中，我们又看到了如下哲学的概括——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这里所提出的观念与意象，无不存在于矛盾对立统一的形态中：这正是我们所要探寻的思想与心灵的辩证法。

我们在《野草·题辞》与《野草·墓碣文》的纲领性提示下，参照《野草》有关篇目，提出了四组鲁迅所特有的单位观念（包括范畴）、单位意象——

第一组：“一切”与“无所有”，“天上”与“深渊”，“希望”与“绝望”；

第二组：“先觉者”与“群众”，“改革者”与“对手”，“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生”与“死”；

第三组：“冷”与“热”，“爱”与“憎”，“沉默”与“开口”；

第四组：“人”与“神”、“鬼”，“人”与“兽”，“梦”与“现实”。

以上四组，构成了鲁迅独特的思维、心态、情感与艺术世界。

此外，还有一些在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场面（如“示众”），反复讲述的事件、故事（如叶赛宁在十月革命后自杀，耶稣为以色列人所杀等），反复出现的其他观念、意象（如“寂寞”、“孤独”、“黄金世界”、“旷野”……）等等，也都被视为最能显示鲁迅个体特征（本质）的典型现象，也可列作研究的基本单位材料。

在确定了由所选择的单位观念、意象组成的基本构架之后，我们又回到“鲁迅”那里，把鲁迅全部著作及重要的、具有可靠性的回忆材料中凡是有关上述单位观念、单位意象的词句全部分别抄录，取得量的依据，然后再逐一进行质的分析与开掘，尽可能做到准确、辩证、丰富，符合鲁迅原意，既揭示其主要精神，又充分注意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内在矛盾的各个侧面，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开掘，以揭示出每一个单位观念、单位意象所蕴含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多重内涵。

所有这一切看似拙笨的努力，都贯串着一个自觉的追求——尽可能地接近鲁迅本体，揭示其心灵的本来面目。

四

但本书要说的是“我之鲁迅观”，即是在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的同时，又突出研究者主体的能动作用。

这首先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认同。

这是渺小的学徒与20世纪世界与民族文化巨人之间的认同。二者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所要强调的却是二者在精神与心理上的绝对平等。

本书的作者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始终萦回着如下诗句：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沈尹默：《月夜》（1918年）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舒婷：《致橡树》（1977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期与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上，两位敏感的诗人都同时唱出了“独立不依他”的歌声；这相距六十年的巧合，使本书作者产生了一种顿悟：这独立意志与平等意识是贯串20世纪的时代精神，正应该从这里开始去接近鲁迅这位20世纪时代巨人。鲁迅期待于我们的，是“并排立着”的平视，而绝非俯视的审判眼光，与仰视的卑谦心理。

我们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与鲁迅认同。大家同是20世纪的中国人，面临着同样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变革，面对着同样的文化背景——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汇合；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建设现代民族的新文化，由此而决定着我们必然有类似的追求、探索、思考，类似的矛盾与痛苦。

而共同的强烈的“历史中间物”意识更是使本书作者感到自己与鲁迅心灵的相通。

鲁迅说过：“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研究鲁迅，同样不可能采取“隔岸观火”的“鉴赏”态度，而必定要“自己也烧在这里面”。在鲁迅那里“发见我们自己”，与鲁迅进行心的对话，灵魂的交流。鲁迅说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我们与鲁迅的认同，实质上就是在审视鲁迅灵魂的同时，更严峻地审视、解剖自己的灵魂，“煮自己的肉”，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理解与接近了鲁迅。

“我之鲁迅观”，同时也就是强调，研究者主体对于研究对象，并非处于绝对被动状态；研究过程也就是参与、创造的过程。主体参与自然是有条件的，即是不能脱离鲁迅本体的实际，随心所欲地作漫无边际的发挥，不能把鲁迅所没有的强加于鲁迅；但是，正像鲁迅自己所说，客体的形象是会“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的，“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和作者所设想的”，虽然“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但又不是绝对“相同”。就在这“类似”与“不同”之间，研究主体的能动作用就有了发挥的余地。研究者不但可以通过观察角度、方法、视野范围的不同选择，将客体的某一侧面、层次突出于前景，或推移于后景，亮点的变动自然导致了客观形象的某些变化；而且还能够运用自己的生活与审美经验，对客体的某些方面作出富有创造性的阐释与开掘。事实上，每个研究者，总是根据自己时代及个人的文化积累（文化背景）、思想观念、人生经验、审美趣味、个性特点……对鲁迅的某一层面产生共鸣，然后对这一部分加以强化与发展，从而创造出某一时代、某一个人的“鲁迅”来。只要是从客体出发的科学的创造，而非离开客体的随意臆造，所产生的“鲁迅”形象，必定是基本面貌接近、类似于鲁迅本体，又不完全等同于鲁迅本体：它因为主体的参与，在某一方面丰富、发展了“鲁迅”。这自然是对于研究者的主体提出了一个极高的标准。鲁迅说得很好，“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一个各方面与鲁迅相距甚远（甚至背道而驰）的人很难对鲁迅研究作出有价值的贡献。研究者自身的文化积累、人生经验、审美经验越丰富，个性发展越健全，对鲁迅的研究必定越富有创造性。在强调主体参与的创造性研究工作中，研究者自身的人格常常会不同程度地体现于研究成果之中，其间容不得半点掺假；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主体的真诚，是富有成果的研究的前提条件之一。

强调鲁迅研究中的主体参与，同时也就是承认，研究者对于鲁迅的认识不仅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到研究者主体自身发展的限制，因而，必定是有局限的；它只能部分地接近同时又部分地发展鲁迅本体，而不能全面地把握与穷尽鲁迅本体。一切有创造性的研究，必定是有缺陷、有遗憾的研究。它与独断论绝对无缘，而是提倡研究的多元化。它把鲁迅研究看作一个历史运动过程，绝不奢望创造完成式（同时必定是封闭式）的研究体系，而只是期待，在对鲁迅本体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的、不断发展着的研究中，有自己的一席地位。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态势。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也恰恰在于此。

这样的研究道路与境界，正是本书作者所自觉追求的。

实际上又做得如何呢？本书作者只知道自己是力不从心的。

最权威的评价者，自然是读者。本书作者坚信，文学研究也是以特殊的方式对生活的发言；因此，本书首先是奉献给继承着鲁迅的事业，正在从事中国人与社会改造的改革者们，特别是他们中间年青的一代的，对于本书的最终审定权理所当然地属于他们。

同时，本书作者也以诚挚之心，期待着学术界师长及学友的批评指正。

请读本书，并且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