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篇

第一章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

——《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一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鲁迅《墓碣文》里的这句话是被很多人视为“虚无主义”的。

但鲁迅自己却有更明确的说明：“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

该如何理解呢？

让我们的思绪转向20世纪初。鲁迅1908年间写的《文化偏至论》等一系列论文，可谓20世纪中国改革的宣言书。文章劈头第一句是：“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接着是对中国民族心理中顽固的自大病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地理背景所作的详尽明确的分析：长期的自我封闭，使中国自“定居于华土”以来即处于“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的状态，“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逐渐形成了以民族自大狂为中心的病态文化心理。其具体表现形态，首先是盲目的自满，自我感觉始终良好；鲁迅以后把它概括为“十景病”：“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一切都“十全十美”，圆满之至，“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由此而形成了积重难返的民族惰性。严重性在于“十全十美”仅是心造的幻影，事实并不存在；“十景病”逐渐变成掩饰自我落后状态的“瞒和骗”，“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形成不可解脱的恶性循环。自大又与好古、崇古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整个民族都沉湎于“残存的旧梦”里，被祖辈几千年的“光荣”历史压得喘不过气来。“过去”霸占、取代一切，“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即使“不满于现在”，也是“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活人”受着“死鬼”的牵制，“现在”和“将来”的任何新的生机都被“过去”扼杀，过去型的时间观、过去式思维方式、过去式生活方式形成了过去式封闭性内向循环，表现了一个衰老民族的虚弱与没有前途。民族自大病乃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浮肿病，正像鲁迅所说，一旦遇到异质文化体系——西方文化的冲击，“一施吹拂，块然踣傹”。自大的主子顷刻间变成自卑自贱的奴才，传统又成为他们充当外国主子西崽的资本，证明着民族的自大狂并非对民族传统有所肯定的“爱国的自大”（尽管他们总是打着这样的旗号），根柢上就是鲁迅说的“做戏的虚无党”，是“什么也不信从”的。

以满足现状与崇尚过去（历史）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自大心理，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民族的觉醒与变革。这就迫使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改革运动，不能不以历史的批判为先导；用鲁迅的话来说，“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批判、扫荡即是否定，首先是对过去（历史）与现状的彻底否定，以根本打破民族自大的病态心理；鲁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命题的。

历史呼唤着一批“轨道的破坏者”，“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鲁迅是摧毁旧世界的“恶魔”，是在自己旗帜上写着“否定”两个大字的叛逆的一代。这一代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他们在否定旧社会与旧文化的同时，也在否定着自己。他们是为新世纪的新思想所点燃的“死火”，决心与旧势力同坠于冰谷之中。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鲁迅是“一位对中国的传统文明，对旧中国现存的一切，对他自己都自觉地无情地进行批判，予以否定的思想家”；马克思对自己的思想和任务的说明，也同样适用于鲁迅及其同时代人：“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就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而）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正是马克思所准确表达的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历史位置决定着他们的历史文化品格——全新的思维方式，全新的心理素质。

二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使命，首先决定着他们思维的怀疑主义的否定性特色。

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是20世纪的时代精神，也是“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鲁迅对此有着高度的自觉。在1903年发表的《说》里，鲁迅即已指出：“昔之学者曰：‘太阳而外，宇宙间殆无所有。’历纪以来，翕然从之；怀疑之徒，竟不可得。乃不谓忽有一不可思议之原质，自发光热，煌熄焉出现于世界，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未可知也。”注镭的发现所引起的人们对传统的物质观、自然观的怀疑、否定发生在20世纪初；而这种“重新认识”的怀疑主义否定思潮刚刚冒头，就被鲁迅敏锐地抓往：这两件事都具有极大意义。

注《集外集·说》，《鲁迅全集》第7卷第20页。

直到1926年，鲁迅还翻译了日本鹤见祐辅的《所谓怀疑主义者》；文章说：“一切智识，都在疑惑之上建设起来。凡是永久的人类文化的建设者们，个个都从苦痛的怀疑的受难出发，也是不得已的运命罢”，“他们是和那使人愚昧的无智，压抑人们的癖见，对人的专制的不恕，凌虐人们的惨酷，杀戮人们的憎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战斗的”，“我们孱弱者，智力不足者，是大抵为周围的大势所推荡，在廉价的信仰里，半吞半吐的理解里，寻求着姑息的安心”。鲁迅显然于此深有共鸣；“怀疑主义”本质上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愚昧主义的反叛，对“廉价的信仰”、“姑息”等传统文化性格的反叛：鲁迅正是要从这里出发，开始他的战斗。

因此，他的第一篇反封建主义的檄文《狂人日记》发出的第一声战叫理所当然的是：“从来如此，便对么？”

这岂止是怀疑，岂只是挑战，这是审问，是无情的判决：一切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观念、理论原则，都要置于历史的审判台前，重新审定其价值。

难怪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五四”时期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或赞其“肆其叛逆而不惮”，或欢呼其“扫荡了一切古来传习的信条，把向来所认为绝对真理的，根本动摇”，或称颂其为“欺神灭像”的“学说革命的匪徒”:20世纪东方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历史要求竟然在德意志帝国哲学家的“超人哲学”里找到了喷发口。

这是整体性的怀疑与否定。不是对个别理论、个别原则，对具体人物、具体规范提出质疑（这样局部性的怀疑、否定，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从未停止过），而是径直向现存整个封建制度，向封建思想文化体系挑战，任务是摧毁旧的系统，创造新的体系，开创新的传统，完成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建。因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摧枯拉朽的革命，而非“修补老例”的“奴才式的破坏”。在重建过程中，自然也会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过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但“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旧文化中的精华作为具体的建筑材料纳入新的系统之后，也获得了改造，取得了新的质。

这不能不是一场殊死的搏斗。“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必须对“已往和目前”的“一切”战略上予以藐视，将其看作“全等于无物”，即所谓“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必须采取强硬的，不容辩驳、讨论的态度：“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必须坚持极端的、所谓偏激、片面的观点：“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阿坡罗）”，“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能完全，宁可没有”。

这一切，都是绝对必需的！

偏颇么？鲁迅早在20世纪初，即已认识到事物的发展，“不即于中道，甲张则乙弛，乙盛则甲衰”，哪里有什么不偏不倚的绝对的平衡？鲁迅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杂文附记里甚至说，文章要写成毫无偏颇，面面顾到，就“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这“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的。

会产生弊害么？这种杞人之忧几十年绵绵不绝，至今仍盛；因此，鲁迅30年代的告诫依然新鲜：“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避免弊害之论，“直白的说起来，却只是维持现状说而已”。在利弊面前徘徊犹豫，本是知识阶级的通病；秩序安然地建设新的，又不损害旧的，理论上既全面，实际上又似乎稳妥而无弊害，当然很完美，但不过是书生的空想，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实行起来，必然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不做，不就是维护、保存了旧秩序、旧体系吗？

“五四”时期持公允、全面之论的人是有的，不过恰恰是站在五四文学革命对立面的学衡派诸公。“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恰如鲁迅所说，“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这又是何等的“全面”呢？但如果历史真的走了这一条“折衷的路”，恐怕今天我们的“新进英贤”还在“驼着”前辈先生，早成了尼采说的“末人”！

说到底，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在他的《试谈中国的智慧》里曾经指出：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由于强调社会的稳定、人际的和谐，它们又是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它的重点在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诚然，中庸主义的思想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强调平和、和谐、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处于量变过程中的历史和平、稳定发展阶段，有它或一程度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它企图抹平事物的对立、矛盾，回避对旧事物的否定，以及革命的斗争与转化，具有显然的保守性。在“五四”这样的历史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彻底否定旧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建设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思想文化体系的任务已经提上历史日程，中国传统的中庸主义的思维模式及相应的文化心理结构，必然成为历史发展的巨大障碍。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与趋势，向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实行反叛，在整体上予以否定，并且从西方文化，特别是从现实的历史辩证运动中汲取思想养料，建立起以“否定辩证法”为中心的新的思维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强调否定、变动、创新的新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历史功绩。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正确地选择并且实现了这样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的突破与重建，才取得了五四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20世纪第一次全民族的思想大解放，为20世纪中华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三

这里，已经涉及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否定”（破坏）与“肯定”（创造）的辩证关系。事实正是如此：恰恰是怀疑主义的否定的思维使鲁迅得以真正从过去式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根本打破了前述过去式封闭内向循环。鲁迅从总体上否定了过去与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系统，“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他就最大限度地卸去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最大可能范围内，摆脱了古老鬼魂的纠缠，获得了创造的相对自由。他在总体上否定了旧时代建立的思想文化系统，又在自己开创的新系统中科学地汲取了旧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精华成分，“过去”包容（积淀）于“现在”与“未来”之中，所谓传统不再是停滞不变的历史僵尸，而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不断创造的过程。“不断地破坏”与“不断地创造”正是这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否定”（“破坏”）是“创造”的前提，“创造”则是“否定”（“破坏”）的本质。正是在这里，“革新的破坏者”才与“盗寇式的破坏”根本区别开来。鲁迅说，革新的破坏者“内心有理想的光”；鲁迅对鹤见祐辅的《所谓怀疑主义者》一文反问道：“我们国民中的大怀疑主义者，有时岂不是最肯定底，而且常常是最勇敢的人么？”“谁敢保证，无信仰之人却是信仰之人，而世上所谓信仰之人，却反而是无信仰之人呢？”问得多么好呵，鲁迅难道不正是这样么？他公开宣扬“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但他却是有着最执著的追求的；否定得越彻底，理想的追求也越炽烈。或者说，那样彻底的历史性否定，没有加倍炽热的追求力量，没有敢冒天下大不韪的胆力，是支撑不住的。鹤见祐辅在怀疑主义者身上发现了“纯真”、“勇敢”，称他们是“真的意义上的‘强’”者，是很有见地的。以怀疑主义的否定形态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自然是那些堆砌豪言壮语自娱的庸俗之辈所不能项背，就是与被一些人捧上了天的19世纪的英雄主义的先哲相比，也有后者不可能达到的深刻之处。问题是，在一些人眼里，否定与肯定，无与有，怀疑主义与理想主义，是绝对对立的；他们在鲁迅那里发现了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就惶惶不安地问道：难道鲁迅真的是虚无主义者吗？而一旦他们要把鲁迅塑造为理想主义者，鲁迅就必定被打扮成一个天真的老儿童，或者浅薄的吹鼓手。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呢？

鲁迅总是无所顾忌地走自己的路。他的作品，常给人以强烈的自由感，表现了他思想、艺术上无羁的创造活力。所谓无羁，就是对一切祖先成法、清规戒律的藐视与摆脱。鲁迅总结他的艺术创造经验，归结为一点：“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他强调的是要创造与寻找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形式。他说：“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在思想、艺术的创造上，鲁迅从来都是从自我——自我的创作目的，创作个性——出发，即使是艺术形式的选择、创造上，鲁迅也要显示个性的某个侧面，打上自己的烙印。鲁迅，既是思想家，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的社会的批判眼光，又是小说家，对社会人生、人的心灵有着特殊的观察力、感受力与表现力，还是诗人，具有烈火一般的巨大激情，自由奔放的想象力，和对于美的敏锐感受力，鲁迅同时又是一个学问家，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峰，具有时代文化巨人的胆力与学识——鲁迅正是把他的气质、才能的这一切方面都熔铸在艺术创作之中，熔小说、杂文、政论、诗歌，以至散文、戏剧为一炉。在他的小说中有杂文、政论（他公开宣称，长篇小说也可以“带叙带议论，自由说话”，“变成为社会批评的直剖明示的尖利的武器”，有诗，也有散文，甚至戏剧（他有意识地介绍“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样式的小说”）；他的杂文里有小说、诗，诗里有小说、杂文，散文里也有诗与小说。在鲁迅创造的艺术殿堂里，小说、诗、杂文、散文、戏剧，这些不同文学体裁，文学、哲学、历史、伦理学、心理学，这些社会科学的不同部类，都在互相融合渗透，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形式在鲁迅的笔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鲁迅艺术的创造，显然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我们所关注与强调的是，鲁迅创造实践中所显示的思维特点：他的创造性思维总是与强烈的变革意识、自我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

鲁迅在著名的《论睁了眼看》里，发出历史性的召唤：“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其前提条件就是“世界日日改变”。鲁迅是从20世纪世界及中国的大变革的历史潮流里不断汲取创造活力的，这与关在个人狭小天地里苦思冥想式的“创造”是绝对不能同日而语的。鲁迅的创造因此从历史的迫切性中获得了深刻的原动力；鲁迅及其同时代人，面对世界性的挑战，简直可以说不创造、不变革就无以生存，“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为大变革的历史、时代所唤起的跃动、冲决的创造欲望与力量，赋予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的创造以大气磅礴的时代特色。鲁迅创造实践证明，从变革时代获得的创造原动力，又必然地落实于强烈的个人个性意识；真正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绝不会因为顺应时代要求而轻易地抛弃个人个性，特别是思想艺术这样的精神劳动，创造从来就是以个人个性的充分发挥为其前提条件与基本内涵的。对于思想家、艺术家来说，创造的过程就是寻找与发挥、发展自己的过程。模仿别人（包括古人）与创造水火不相容。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恰恰是以否定个性意识，否认变革，以拟古、仿古，不敢超越祖先成法为其基本特征的。鲁迅的创造性思维因此具有了反传统性质；这也是显示“五四”时代特点的。

四

认真考察鲁迅的思想艺术创造，很容易发现它的广阔性与综合性的特点。这也是历史条件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和他的同代人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他（及他们）是在世界文化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出现在20世纪中国与世界文坛上的：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已发展得充分成熟，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变革与突破；而突破的方向恰恰是各自向对方所抛弃的传统靠拢，在极其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从中求得变革与发展。鲁迅正是抓住了历史提供的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难得机会，站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高峰之上，又立足于中国人民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上，广泛地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了极其广泛的、富有创造性的综合。所谓“综合”，即是以“我”为主，从20世纪中华民族振兴、“立人”的需要出发，对种种思想不仅有所汲取，而且有所改造，熔为一炉，自成一体。这是继承，也是新的创造。用任何一种曾经影响过鲁迅的思想来概括这崭新的思想，都是片面的；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叫作“鲁迅思想”。这样，鲁迅的思维就显示出极大的兼容性与极大的独创性、独立性二者辩证统一的特色。既不拒绝借鉴人类有价值的任何创造，又坚持自己独立的创造。前者使他不至于陷入自我封闭，从而保证了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他有幸因此而真正站在人类一切文化巨人的肩膀之上，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后者则使他具有了足够的吸收力、消化力，能够广泛吸取而不失去民族与自我的特色，这正是一个具有极其深广的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的伟大代表思想独立性的强大表现，鲁迅因此而作为20世纪现代中国民族文化的“集合体”而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由此而形成了鲁迅文化心理结构的开放性。所谓开放性，不仅指他思想的彻底与解放，胸襟的开阔闳放，善于吸取与勇于创新；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心理结构本身，即具有不断流动、不断创造的不稳定性质。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结构——鲁迅从来不将建立完善的体系作为自己追求的目的，他仅仅希望把自己的创造加入到人类思想、艺术发展历史长河的流动过程中。因此，他绝不奢望自己思想艺术创造的凝固化，相反，他是如此渴望对自我的历史的辩证否定，并期待在这辩证否定中不断获得新生。这样，鲁迅就将他的怀疑主义否定精神运用于自身：这才是鲁迅思想的彻底之处。鲁迅一再地强调他的思想与艺术“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正是把自己的创造作为一个起点，为后来者提供发展与创造的无限可能性。如果说有什么鲁迅传统的话，那么，首先就是开放的传统；如果把学习鲁迅变成对后来者束缚与限制，那恰恰是对鲁迅传统的背叛。鲁迅传统的开放性质，最充分地显示了他的开拓者的历史品格。鲁迅曾意味深长地说自己是中国“知识阶级分子中最末的一个”：他确实是以自己怀疑主义的彻底否定精神结束了黑暗中国的封建旧文化的时代；同时以他富有开放性的创造性思维开创了光明中国的现代新文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