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1月，清廷虽然决定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但直到1907年6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均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光绪皇帝对预备立宪的进展很不满意，斥责各级官员办事不力。7月6日，光复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徐锡麟在安庆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事，将巡抚恩铭击伤，恩铭旋即死去。起事虽然马上遭到镇压，但对清廷震悚很大。奕劻“闻皖恩铭被戕警耗，大惧，以为实行预备立宪，庶可免暗杀之患”[1]。对慈禧、光绪说：“欲弭革命之叛乱，舍实行立宪主义，实无良策。盖此辈无他术，只以中国为专制政体，专以压制为惑人之术，我若及早颁布实行，则革匪无术以惑人。”[2]两江总督端方致电陆军部尚书铁良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不如放开手段，力图改良，以期有益于天下。”[3]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清廷加快了筹备工作，改组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再派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学部右侍郎达寿分别到英国、德国和日本考察宪政。增设资政院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7月25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迅速设立，以“采群言”，说：“预备立宪之方，莫亟于此”[4]。8月11日，御史赵炳麟提出：“资政院宜实有议院性质”，议案得多数同意者，“政府不得拒绝”；政府违法失政，多数同意弹劾者，“必付行政裁判官评议，其重大者，政府不得居其位”[5]。御史徐定超更进一步，12日奏请迅设上下议院。9月18日，署理黑龙江巡抚程德全认为：资政院“选举之途略狭，权责之寄太轻”，国会为“宪政之精髓”，不如“径开国会”，奏请在设立责任内阁的同时，“创立国会，以重监督政府之权。”[6]
经过讨论，会议政务处同意袁世凯的意见，否决了赵炳麟的意见，认为议院与政府立于对等地位，不应有所偏重，“今以资政院为议院基础，借为政府之监督，在宪法未定、议院未立之时，组织办法，应使彼此相维，先使议政、行政权限分明，庶无凌虐之弊。”[7]
根据会议政务处的意见，1907年9月20日清廷颁发上谕，命设资政院。上谕言：“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着派溥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所有详细院章，由该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订，请旨施行。”[8]从此，资政院的筹备工作有了具体负责人。
（一）请愿活动的兴起
资政院虽然开始筹备，但毕竟不是正式国会，立宪派人士仍然不满。上谕发布之后，《时报》就在一文中讲了英国创始上议院的历史后，指责说：世界各国有仅有下议院者，断无只有上议院者。中国未有贵族阶级，“设此不中不西、非官非民之制”，“大反立宪政体之精神”。外国上议院从无两议长之制，资政院设两总裁，而又满汉并列，徒见政出多门，并示天下以畛域之迹。现在国会未开，现设之资政院不过为政府之一部分，而非国会之一部分。且以资政为名，等于直接“谓此院不过政府之附属物，第借其资助云尔”。而犹“自鸣于天下曰，此足为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此即东西国之谓国会也，其谁欺乎！”[9]
杨度见清廷坚持设立资政院，知道仅凭宣传鼓动，难以收到效果，首先组织宪政讲习会的一百多名同志签名，上书政府，请愿召开国会。1907年9月25日，选派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和法部主事、留学生沈钧儒以及恒钧、雷光宇为代表赴京，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请愿书指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日俄战争时，日本以全国一心而胜，俄国以上下分离而败，得失利害，已可了然。“今中国孤立之势，与前日之俄罗斯等，而外患之急迫，则百什倍之。非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使国家内部无上无下，同心协力，共济艰难，则国家终无自强之机，外患终无杜绝之日”。近数年以来，人心思乱，祸变迭兴，不惜铤而走险，推原祸本，皆由专制政体造成。“非开设民选议院，使万机决于公论，政权广及齐民，则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阻碍民权之发达，违背世界之公理，土崩瓦解，岌岌可危，即无外忧，而天下前途已不堪设想矣”。接着具体论述了召开国会的六大好处，驳斥了几种反对速开国会的说法，最后要求朝廷“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10]
都察院当日将请愿书代递。军机大臣张之洞看后很不以为然，说：“中国，君主国也，而行政权出于君主，如民选议院左右行政权，与国体不符，恐民权增大，君权缩小。”[11]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世续反对甚力，其他大员也大多主张体察民智进步情形，再行开议。
立宪派人士闻知，著论予以抨击：“民选议院早设一日，即庶政早兴一日，而国事之失败亦必略少一日，救亡图治，其本端在于斯”。而军机大臣“犹执拥护官权，摧折民气之意见，以破坏为得计”。他们不知上下一心、与民共治之理，“目光所能及，思虑所能到者，但以为议院既为立法之机关，议员即有监督行政之资格，以监督行政之资格，而许人民公选明干正大之人以充其任，则用人不可以瞻徇，行政不可以擅专，贿赂不可以广纳，于国家纵有益，而于个人实有大不便者存。与其他日受制于民，孰若今日我先制民，务使主张民选议院者不得达其目的，而后我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反对民选议院，“只知为个人计，非特不知顾汉人，抑并满人而有所不暇计也”。又严正指出，“时势至今日，民智已开，通才辈出，国民生存竞争之念，亦日益进行。凡从前违众独裁，剥夺民权之手段，可以施之于未开化之民者，断难常行于已开化之民”。“民选议院之设，正如箭之在弦，剑之出匣，万无可以一二人势力，遏天下万众之请求。”[12]
9月30日，清廷又发上谕说：近已降旨先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顾议院言论之得失，全视议员程度之高下。非教育普及，则民智何由启发；非地方自治，则人才无从历练”。着学部通筹普及善法，编辑精要课本，以便通行。并着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依次试办。“务使议员资格日进高明，庶议院早日成立，宪政可期实行。”[13]
对此，立宪派人士反驳说：从理论上讲，似乎有教育有自治而始开议院，不失为循序渐进之道。而从事实上看，“人民无议院，即无参政权”，“而徒恃目前无责任之政府，无智识之官吏”，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普及教育，需有政府在行政上立法，有议院加以监督；各国开设国会，除英国外，均不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议院不开，先谋自治，“但有官吏监督人民，人民不能监督官吏，自治之组织，终将为官治所败坏”。“以今日之事势言之，列国协谋，时机逼迫，惟有亟设议院，俾人民参与政权，上与下同负责任，或者犹可以救其亡。”否则，不等议院开设，国家就灭亡了。[14]
11月12日，又有湖南举人萧鹤祥呈请代奏速开国会。12月15日，会议政务处议复程德全和萧鹤祥请开国会折呈。他们仍然坚持：“今资政院既经议设，实为议院之基础，并非贵族之更名，并令各省酌开董事会、议事会，以办理地方自治，应俟议事会、董事会办有成效，再行议开国会，庶免欲速不达之弊。”[15]政府认定，立宪必须循序渐进，分阶段步骤，只能先设资政院，预立议院基础，过几年后再审时度势，考虑召开国会问题。
杨度等鼓吹召开国会，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笼罩在社会上的重重迷雾，澄清了人们的糊涂认识，促进了知识分子和绅商的觉醒，激发起人们要求召开国会的热情。其发动领导的请愿，“首为国民发未申之意”[16]，更开辟了人民以和平方式向统治者直接要求政权和民主自由的新时代，大大地开阔了人民的视野，启迪了人民的政治思想。而清廷筹备立宪的迟缓不力，在涉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妥协态度，以及颁布限制人民民主自由的种种法律命令，又使立宪派认识到召开国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力地触发了他们要求召开国会的动机。他们在各报刊群相鼓吹，至1908年，已是“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17]了。
立宪派认为政府的筹备工作十分不力，抓不住关键，仍然痛批。他们指出：“立宪之要点，只在开国会一事，则预备立宪之要点，亦即在预备国会一事而已。”[18]而政府却不准备召开国会，“仅以画皮之资政院”敷衍粉饰，迁延时日，不打算实行真正的立宪。[19]资政院的编制与议会不合，其权限不过是政府的顾问性质，“不能代表国民之公意，徒足供政府之驱使而已。”[20]
至1906年，浙江、江苏的绅商业已分别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奏准招股修筑苏杭甬铁路，浙境的杭州至嘉兴段、苏境的上海至嘉兴段先后动工兴修。英国却以1898年曾订立借款代筑此路草约为由，要求清政府改订正约，不准江浙人民商办。已调任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等人妥协退让，促使清廷1907年10月颁发了借款修路谕旨，只准绅商搭股。两省立宪派人士立即领导人民掀起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热潮，指斥政府背弃“朝廷公诸舆论之言”[21]，“尤非立宪办法”[22]。通过这场斗争，立宪派深切地感受到召开国会的重要和迫切，有的说：“今非仅铁路问题，乃民权问题”，“可合二十二省开国会，以争还我民权。”[23]有的说：“今日应急设议院，然后可保路矿。”[24]《申报》的社论说：假如国会成立，监督政府，借款便不会发生。“故于今日而筹根本上救治之法，非国会不得其当，代表国民之意见而以全力撼政府，亦非国会不得其当。”[25]《时报》亦连篇累牍发表重要文章，指出：“今日我政府实无一事而不腐败，纵我国民不惮烦日日而争之，事事而争之，其所补救者亦仅矣”，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召开国会不可。各省应立即组织起来，要求速开国会，“至再至三，继续进行，强矫不变，如万不得已，则以不纳租税为最后对待之手段”[26]。现在爱国人民的斗争“但对于外而不对于内”，这是很不够的。“当移对外之方针以对内”，“专心一志”，“速行立宪、开国会之请愿”，将立法权掌握在国民代表手中，“不与政府以自由行动”[27]。“对外争权利者，治标之法也；对内争权利者，治本之法也”。“欲收对外争权利之效，请先从事于对内争权利可也。”[28]
在苏杭甬路权风潮中，江、浙的学生非常活跃，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等校的学生也积极声援，联名要求拒债筑路。1907年11月20日清廷谕令学部申诫学生，不准干预政事。[29]为了平息风潮，叫国民“皆须尊崇秩序”，防止“下陵上替，纲纪荡然”[30]，12月23日又下令编订报律；24日下令拟订政事结社条规；25日，再发整顿学务令，声称“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教育部门必须对学堂切实整顿。学生如不遵从，“立即屏斥惩罚”，教员管教不严，“一并重处”[31]。26日又谕令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严行查禁在京师开会演说。[32]一道道命令气势汹汹，蛮横至极。
1908年3月11日，《结社集会律》颁布执行。3月14日，《报律》亦公布执行。在预备立宪期内，颁布一些法律，由过去的人治进入法治，既使统治者处理问题有法律根据，又使人民生活于法律范围之中，是有必要的。然而制定法律的目的应该是限制政府的专制行为，保护并扩大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不是相反。颁布《结社集会律》打破了专制时代的厉禁，给了人民结社集会的自由，无疑是进步的；但开放又是十分有限的，无端地剥夺了教员、学生、广大“不识文义者”和妇女等人参加结社集会的权利；限制人数毫无道理；而笼统的“为维持公安起见”的规定，又给了当局随意解散或停止结社、集会和游行的借口，使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失去保障。《报律》规定的送审制度是专制的集中体现，所谓“扰害公安”等，均未作具体明确的界定，只能有利于当局的蛮横干涉，不利于言论自由。至于禁止教员、学生干预政治和开会演说，更属明显的专制行为。
因此，各报刊对以上法律命令无不痛加抨击。《申报》说，在预备立宪时期，政府非但不诱掖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干预政治，欲实行专制，不妨明说，“何必用其专制之手段，以肮脏此立宪之美名也哉！”[33]《政论》指出：学生在全国人民中“居先觉者之地位”，政府“若容国民之得与闻政治，去学生则事不成”。况且学生都是出于“神圣之爱国心，又岂可得而抹杀之，而使之不得达也？”不准学生与闻政治，不过“以便政府之私图”[34]。《正宗爱国报》尖锐揭露：“甚么叫《报律》呀？简直的外号儿就叫收拾报馆，堵住报馆的嘴，不准你说话，就是《报律》的真精神。”[35]《大公报》抨击说：“近观官府对待国民之举动，其手段其方法依然以压制为唯一宗旨”[36]，“其去立宪之实行奚翅万里哉！”[37]《时报》亦痛斥诸法律命令束缚舆论，“大背乎立宪之初志”，“是不啻开一线之樊，俾得窥见自由之山川日月，而又禁锢其重扃，复下之以紧钥，使之重归于黑暗”[38]。
立宪派对政府失去几分希望，益发感到国民应负起政治责任。他们指出：“驱除专制政治之恶障，而尤以要求开设国会、实行立宪为唯一无二之天职。”[39]“天下事惟患其机不动也，其机已动，则有是因即可有是果，惟因果间之关系，全系乎人为”。开设议院之因，已于朝廷下令各省在一年内办好咨议局的上谕中种之，较之预备立宪又进一步。“其能否由此因而获良果也，全视人民希望之热度如何。如果全国人民希望立宪之心切，视若布帛粟菽而一日不可离者，为种种要求，则宣布国会年限之期近矣。今世界中之大国，未有不行代议政体者，独吾中国瞻前顾后，犹期期未决，欲长保守此专制而为世界留一线之余毒，岂不傎欤！”[40]
这次要求召开国会的宣传在各方面都超过了杨度等开始时的鼓吹，作了不少重要补充和发挥。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国民在立宪中的动力和主体作用，进一步论证了人民确有立宪国民的资格。尤其可喜的是立宪派注意到了对工商业的动员。有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召开国会与商人的切身利害关系，说商人受外国种种苛待，受政府种种压制，皆因无国会之故。有了国会，便可要求保卫，“今日最有便利于商民之事，莫国会若矣”。并且商人可以参加议员选举，当选的越多，对商业的改革越有好处，商民欲增长商界势力，就应要求速开国会。[41]
通过对各国宪政史的研究，立宪派得出结论说：“宪政之所以能实行者，必由于其国民有一运动极激烈之一年月，盖不经此一时期，必不足以摧专制之锋芒，而竖平民之旗帜也。”他们大呼：“愿我国民即以今年（1908年）为全力请求国会之时期”，以迫使政府明示开设国会年限，使中国“换一新天地”[42]。实行的方法，有演说、运动、上书几种。“演说不择何地，或省，或郡，或州，或邑，或城，或乡，或村，或镇”，“凡众人聚集之地，必垂泪以哀告之”。“运动不论何人，无贵，无贱，无老，无少，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上而督抚监司，下而士农工贾，有赞成我之主义者，则直接运动之，有反对我之主义者，则间接而运动之”。“上书不拘何时，或数十人为一起，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为一起，或用全省之名义，或用一郡之名义，或用一州一邑之名义。”[43]
（二）主要的请愿团体
经过立宪派的宣传鼓吹和组织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要求速定召集国会年限的请愿运动迅速展开。参加的既有立宪团体，也有各省人民。
1.帝国宪政会
帝国宪政会由康有为在海外领导的保皇会改名而来，在要求召开国会方面是较早的一个，仅次于宪政公会。1907年10月，该会即发动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的华商数万人推举代表入京，呈禀农工商部，要求速开国会，“以重人民参政之权”[44]。同年11月15日，澳洲的帝国宪政会和《东华报》也电请召开国会。[45]康有为也拟《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要求“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46]1908年，帝国宪政会和南洋各支会都积极参加了请愿运动。
2.政闻社
政闻社由梁启超所组织，他认为：国会是“良政治之源泉”，人民求得良政治，也就是求得国会。“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47]在1907年10月17日召开的政闻社成立大会上，他演说时又强调指出：立宪的真精神，赖有人民选举的国会。国会监督的对象是政府，希望立宪之动机发自政府，无异于希望政府特建机关，等待人民监督自己，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如何才能除专制之毒，举立宪之实？第一，要变消极的态度为积极的态度，人人奋起为政治上之运动；第二，要变单独的行动为一致的行动；第三，要变暂时的进行为继续的进行。发动国民的责任在中流社会，大家都要加强责任心。[48]
1907年12月，资政院总裁溥伦奉命赴日访问，梁启超觉得应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意见。他考虑到若提出国会要求，必与熊范舆等的上书重复，也不会如其透辟，而且还可能引起政府惊恐，倒不如借资政院做文章，“以国会之组织寓诸资政院”，“为暗度陈仓之计”。因为“资政院为明年即设之机关，若能采用，则明年即已见国会之成立”[49]，实际上更快。所以他写了一篇说帖，让总务员马相伯、常务员徐佛苏和社员侯延爽、长福在横滨呈交溥伦。内讲：既然设立资政院是为了树立议院基础，“则凡将来议院所应有之权限，今之资政院皆当有之”，包括完全的立法权、承认预算权、参与条约权和上奏弹劾权。其组织应含有上下两院性质，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上议院之选，由钦选议员和各省咨议局派出的代表组成；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下议院之选，全部民选。行政官本不能充任议员，只是中国属于草创，可以从权，人数宜少。[50]对这个说帖，梁启超“自觉得意已极，巧言如簧，易于动听，又多为烘云托月之法，使易堕我玄中。”[51]实则不然。此后政闻社即把请愿速开国会作为社中最大的事件来抓，将主要力量用于发动各省人民之上。与宪政公会、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商定，发起各省士民签名，接着分头派员赴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江西、广东、河南等省活动。政闻社因遭清廷猜忌，特采取“于国会运动中寓扩张党势之实”[52]的方针，态度尤其积极。
1908年7月2日，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电报说：开设国会，“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必斯，岂惟国会。近闻有主张七年、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年限，期以三年，召集国会。”[53]
3.粤商自治会
粤商自治会是广东商人组织的立宪团体。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装运军火，在澳门附近的洋面卸货，为中国海军巡逻船截获，因其没有运往中国军火的护照，遂将船械扣留。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要求将船放回，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无理条件。外务部居然全部予以接受。通过此次交涉失败，粤商自治会就认识到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国民责任的重大：“现在预备立宪，凡我国民皆有担负国家义务。”[54]3月26日，他们讨论了联络各省和海外华侨要求召开国会的问题。次日又开特别大会，进行了专门研究。会上，政闻社干部徐勤和帝国宪政会会员陈仪侃详述了日本蓄谋并吞中国的野心，呼吁同胞猛醒，尤当要求速开国会。会议一致决定：“欲雪国耻，须我国民担负责任，拟先由两粤联名，后联二十二行省，要求政府速开民选议院”；“政府许我以民选议院权利，我国民即担任海军捐之义务”[55]，把认购海军捐作为“实行立宪之代价”[56]。接着致函预备立宪公会，请其联合各团体，在上海从速设立国会期成会；函电各省，定期各举代表赴沪，妥议办法，赴都请愿。并说：“今欲实行自治，自不得不从请开国会求之”，即使不能马上得到，亦可“制造无形国会于国民脑根上，使为一致之进行，即以刺激普通社会，使自治能力之奋发锐进”。“得此以振自治之精神，其进步当不可以道里计”。[57]4月，自治会又致电预备立宪公会正副会长郑孝胥和汤寿潜，请其联合各省，要求速开国会，以为国权发动之机关。25日，在大会上提出，现在同胞函认海军捐的甚多，持此以要求国会，较为操纵自如。当即议决布告中外，由国民担任海军开办费，此款先行认定，待国会成立再交。[58]
5月下旬，自治会召开大会，大家以为政府既无速开国会之意，国民应当极力要求，至达目的为止，遂公举会长李戒欺领衔，致电都察院代奏，要求速开国会。电报大意谓：“统一行政，破除省界，提振自治，则民乐输将，惟不能不先从国会入手。方今滇乱藏危，东事又亟，若不速定时日，大局愈难收拾。国会一开，千万军费，崇朝可集。言之若妄，请杀生等，以谢天下。”[59]
4.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于1906年12月，会长为郑孝胥，副会长为汤寿潜和张謇。汤寿潜字蛰先，浙江山阴县人。1890年著《危言》四十篇，主张变法，成为早期维新派的知名人物。1892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散馆后任安徽青阳县知县。他不愿做官，到任三个月，即辞官回籍。1903年，清廷任其为两淮盐运使，他托词亲老不就。1904年极力策动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勇敢地站出来倡导立宪，派人出国调查宪法。张謇字季直，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幼有“神童”之称。1894年考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后目睹国事日非，不愿为官，致力于实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陆续创办了一些工厂和学校，成为东南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在社会上博得很大声誉。1904年立宪思潮高涨，他曾多次与汤寿潜等策动中央和地方大员倡导立宪。
张謇、汤寿潜在1907年12月和1908年1月曾与蒯光典两度讨论国会问题。与此同时，该会参与了成立国会期成会的筹备工作。1908年3月，会董沈同芳致函董事会，提出讨论国会请愿问题。4月15日，董事会议决设立国会研究所，研究开设国会之顺序，撰拟草案，上之政府；联络各省商会、学会。后移书各省和立宪团体，派遣代表赴京请愿。
6月30日，郑孝胥、汤寿潜、张謇代表该会电宪政编查馆说：“近日各省人民请开国会，相继而起。外间传言，枢馆将以六年为限，众情疑惧，以为太缓。窃谓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转坤之举，使举国人之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图。目前宗旨未定，四海观望，祸端隐伏，移步换形，所有国家预定之计划，执行之力量，断无一气贯注能及于三年之外者”。“切愿王爷中堂宫保上念朝事之艰，下顺兆民之望，乘此上下同心之际，奋其毅力，一鼓作气，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庶民气固结，并力兼营，势急则难阻，期短则易达，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策莫善于此。”[60]
7月11日，郑孝胥、汤寿潜、张謇再电宪政编查馆说：中国国大俗殊，国会与万国不同，无论哪国的政治家都无法裁决适当之办法，虽然虚拟年限，不过随意揣测，不足为定论，但问朝廷是否欲开国会。“果欲为之，则宜决然为之，直以最捷之法，选举召集，固非甚难，胥等所谓二年即立与（于）施行之谓。如以二年为简率，则虽五六年至七八年，亦与二年略等，未见其遂为完密也。迟疑顾虑，终于无成，实中国积弱之痼习，必先除去此习，乃有图存之望。时不可失，敌不我待，当世雄杰，或韪斯言。不胜忧愤，伏祈荩察。”[61]
5.国会期成会
1907年12月，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宪政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就共同筹商此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团体，正式发起于1908年春间。速开国会为其唯一宗旨，其任务为向政府上请愿书，对国民进行教育。会中职员暂由在上海各团体职员轮流担任。由于最初几个月江苏和浙江两省人民忙于抵制政府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参加筹备工作较少。后又因没有找到办公地点而拖延，一直未开成立大会。
5月初，《国会期成会意见书》在各报刊发表出来，流布极广。该书痛言请开国会为今日之急务，其要点为：
第一，“举一国人而不知己国与现世界之关系者，国必亡；举一国人而不知己身与其国家之关系者，国亦必亡”。“天择物竞，惟适乃存。当此弱肉强食之世界，其能应此潮流，以内固国本而外抗列强者存，否则亡而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尽一国人而以国家大政为身外事”，“则其政治决无进步，而国自濒于危殆”。“仆等外观世界大势，内察己国实情，知政治之所以不良，实由政府不负责任；政府所以不负责任，实由无国会。则开国会者，非今日根本之要图乎！此本会之所以发起者一也。”
第二，“现世界各国，其竞争所以剧烈若是者，虽曰有强有力之政府为之后援，实亦有活泼进取之国民为之前驱，此其力所以愈滂薄而莫能御也。在吾国今日，于国民对外能力，万不可不早为预备，而此事又非速开国会，使吾民惯于政治上之活动不为功。此本会之所以发起者二也。”
第三，“立宪之诏宣布已及二年，而今日犹上下疑贰，莫知所为者，则程度不足之说实为之也。”“彼西方各国之立宪，则多数国民表示其欲立宪之心，而国家遂不得不立宪。吾国今日人怀希望立宪之心，然未尝为一度之表示，此政府所以得以一纸空文搪塞之矣。夫英国立宪政治之确定，其人民与政府之竞争数千载如一日；日本之要求国会也，请愿之书达七十余通。若是乎，人民苟不要求、不表示，则必无能达其目的之一日。此本会之所以发起者三也。”
第四，“立宪政治者，诚哉其不过少数贤者之政治耳”。“当其始反对专制也，实亦不过少数人民主之，而其他大多数人则以此少数人之自觉而自觉也”。“此则吾观于日本当国民运动勃兴之期，而叹其国中先觉之能以此自任也。当其始也，副岛、后藤建议于朝，于是有爱国公党之出现，其后解散而复兴。迨其第三次开会于大阪，于是决议飞檄全国，遣员游说各地，其后卒得二府二十二县十三万人之赞同，而以开设国会请愿书捧呈于政府。至十四年，而开设国会之诏寻下。是知天下事断无不劳而获。今第见日本立宪政治之美，而不知板垣、河野诸贤冒危难，犯艰险，其牺牲一己，以为国民奔走之苦”。“故我辈所希望者，在开国会以达救国之目的，然此预备功夫则亦万不可少。同人力薄能鲜，不敢以板垣、河野诸贤自任，然义务所在，不敢不尽。此本会之所以发起者四也。”
“仆等既以以上种种理由发生是会，而具独一无二之宗旨，则在要求开设国会，不达目的则不已焉。其为要求之度数，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勿得勿休焉。其为本会之分子，不以地域限，不以职业限，不以团体限，合多数之同情，作正式之要求，勿得勿休焉”。“世界各国之要求国会也，难易则有之，而能与不能则非所宜问也”。“苟其心诚求之，断无不得者也”。“今吾民以国家存亡之公共利害问题，为上奏请愿之举，使朝廷而置之不理，则不特无以系天下之望，国事且从不可问矣”。“吾国民当此四面楚歌之中，使不从此急起直追，则朝鲜之续，当不在远。然外患终不足畏，在吾国民自审己身与吾国家之关系何如耳，吾国民其念之哉！”[62]
6月，黄可权又在《时报》上发表《论国民皆宜加入国会期成会》，呼吁国民投入国会请愿运动。写道：“国会果由何道而成乎？考之各国之历史，有由于君主之承认者，有由于国民之力争者。要之，今世各国，莫不有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之机关。而此机关之所以成立，无论出于君民之交让，或出于国民之自力，皆非以国民为之原动则末由告成”。国民如果不愿放弃其天职，“抱改良政治之热望，而有与世界列强争衡之心，舍成立监督机关，以改造政府奚由哉”！“非组织国会，万无可以救国之理。而组织国会，万无可以倚赖政府之理”。因为国会是与政府分权的，专制政府不会自动地把权力分给国民。“国民当先求国会之成立，而国会之组织及其组织之能完善与否，犹属于第二问题。苟国会而为国民所成立者，其组织未有不完备者”。国会期成会就是要求国会的先声，国民皆宜加入。因为加入之后，可以“泯省界之纷争”，“联农工商各界之感情”，“破党派之界限”，“定学派之指归”。末后写道：“我国之运命，少或五年，至多亦不过十年，此十年间稍纵即逝，吾愿吾国民之急起直追，而以成立国会为救国之第一招也。”[63]
7月12日，国会期成会召开成立大会，并公祝江苏、安徽两省国会请愿代表首途。雷奋首先介绍了该会发起的经过，讲了今后进行的办法，就是致电各省，促其举代表入京，要求国会。使人人知道国会为今日所必需要，共起而担其责。政府以为人民程度不足，岂知以中国人为中国之代议士，何程度不足之有？若再迟缓，恐怕无容我开国会之日了。
接着王敬芳演说，大意谓：“国会期成云者，非宣布年限，目的即可云达，必有民选之真精神，而后可无遗憾。”
贺绍章讲了地方自治和教育普及两个问题，必待国会成立之后，方可解决。
叶惠钧痛驳了人民程度不足及预备立宪两种说法。
范秉均说：国会必期其成，重要理由有四：一、宪法编制问题，非国会无由参以国民之公意；二、地方自治问题，非国会无以促其成立；三、政党问题，非国会无以为活动之根据；四、外交问题，非国会无以救其失败。
演说之后，政闻社总务员马相伯起而向江苏、安徽两省国会请愿代表进京致祝词。他说：“请开国会，乃我全国人民之生命所关，财产所关，人格所关，岂仅个人之功名富贵而已，此所以必须欢送也”。今天我们请开国会，既无外国人干涉，又无坚船利炮的可怕，其前途必定大获胜利。“国会者，乃我中国立宪国民之大头衔也，乃我人民生命财产保险之护照也”。“今日江、皖两省代表为我民请开国会，即无异于为我民领取立宪国民之大头衔及生命财产保险之护照。我民之开会欢送之者，非为江、皖两省代表计，实自为计。”
末由江苏请愿代表孟昭常致答词。[64]
雷奋为附生，孟昭常有举人功名，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加入预备立宪公会，成为该会的中坚。
会后该会宣布了简章：本会以速开国会为唯一之宗旨。责任有二：对于政府，递请愿书，表示国民正式之行动；对于国民，论著演说，俾国民皆知有要求国会之义务。凡国人而达于成年，表同情于本会宗旨者，皆得为会员。暂不收会费，但得自由捐助。本会职务暂由旅沪各团体职员中轮流担任，俟开大会时再行选举。
7月19日，该会致电宪政编查馆说：“顷全国人民组织国会期成会于上海，主张即开国会，全体一致，恳求俯顺舆情，立即宣布最短年限，以安民心”[65]。
（三）请愿活动的开展
在各省请愿中，以湖南为最早，这是宪政讲习会发动的结果。杨度等人知道一纸请愿书达不到目的，毫不气馁，坚持不懈，继续进行。
1.湖南的请愿活动
1907年10月，杨度为料理其伯父丧事回到湖南。
11月，宪政讲习会议决，“当以坚确之意志，沈挚之力量，达再造中国之目的”，推举杨德邻、陆鸿逵、曲卓新、方表为特派代表，归国联络各政治团体，再作国会请愿之举。[66]杨德邻等抵达湖南会晤了杨度，即联络士绅谭延闿、廖名缙、龙绂瑞、黄忠绩等，在长沙成立了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不久改称湖南宪政公会），开办了宪政讲习所，宣讲立宪。并发起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义，入都陈请设立民选议院。绅商学界和青年学生有四千余人签名，谭延闿等人均在其中，领衔者为前广西补用道、湖南教育总会会长刘人熙，二品顶戴分省试用道、湖南商务总会总理陈文玮和陆军部主事、候选道曾熙。
请愿书由杨度起草，立论完全是针对1907年12月24日上谕所说预备立宪非可率尔举行，“必须上有完备之法度，下知应尽之义务”；“当视国民程度之高下，以为实行之迟速”；“朝廷预备立宪，期望甚殷，乃近岁各省绅商士庶，其循分达理者固不乏人，其间亦颇有浮躁蒙昧，不晓事体者，遇有内外政事，辄借口立宪，相率干预”，“民情固不可不达，而民气断不可使嚣”；“嗣后各省利病均应由该省咨议局详细讨论，如确有见地，可呈请本省大吏，咨送资政院，采择核办”而发，接着阐明了社会上几种异议之不妥。最后写道：“今日一线之生机，中国图存之妙用，惟在宪政。而欲促宪政之成立，惟有早开议院之一法。”“伏祈我皇太后、皇上独奋乾纲，排除异议，明示天下，开设民选议院，于一二年内定期召集。”[67]
1908年3月10日，捧呈委员雷光宇和候选通判夏寿华等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答允代奏。雷光宇等将此情形报告湖南绅民，绅民欢欣鼓舞，以为国会之开，旦夕可期。各省闻知，亦感欣慰。但过了两个多月，湖南绅民见都察院代奏之事久无音耗，非常着急，又推举举人萧鹤祥和胡挹琪为代表进京催递。
5月21日，萧鹤祥、胡挹琪至都察院递交了催呈。其中说：“以都察院职掌而论，本有据呈代奏之责，湖南此举又实为奉旨预备立宪、奉旨陈言之事，即以个人名义具呈，亦无可以搁置之理。去年秋间，举人鹤祥亦曾以请开国会理由呈请代奏，已蒙钧院上达圣听，即此可见。宪台恪恭职守，宣上德而达下情，何况联名具呈者多至数千，代表一省。此为何等重大之事，而谓宪台于已许代奏之后，复有不欲代奏之心，断无是理。若谓宪台不以所请为然，则可否应当断自朝廷，臣下何能断以私意，擅为弃取。都察院无中可留，海内所晓，以宪台之明达，容有不知，故知湖南公呈所以至今搁置之理由，决不因此。惟是当预备立宪之谕旨煌煌在目，尚未取消之时，究竟以何理由，致湖南公呈允奏未奏，实非草野人民所能知晓。举人等本湖南人，又在联名具呈之列，日望国会之开，以救吾民四万万倒悬之厄，因是对于此事，重受湖南全体委托，特此来京，代表全省绅民，躬叩钧院，敬为询问。伏乞宪台将湖南公呈允奏未奏之理由，批示明白，以便报告湖南全体绅民及各省之筹谋继续上书人士，使咸知宪意，庶官民之意能通，上下之情斯达，实为公便。举人等不胜屏营待命之至。”[68]
新接任的都御史张英麟见呈中措辞严厉，极其不快，负气置之不递。
后雷光宇回湘报告了情况，湖南士民非常愤慨，6月12日，召开了有三千余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议决另推代表，进行第二次请愿。7月上旬，签名者达一万多人。8月2日，湖南第二次请愿代表候选道廖名缙、江苏试用知县陆鸿第、廪贡生易宗夔、监生仇毅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此次请愿书由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领衔，曹典球拟稿，主要以预备立宪之后新政不见实效，外患不见稍抒，纪纲不见立正等方面的事实，说明速开国会的重要性，要求“速定期限，召集国会。”[69]
长沙的女学颇为发达，经过两次宣传动员，一些有知识、思想开通的女士“亦为震动”。有位女士在暑假期间写了一篇数千言的女界国会请愿书，不少女士阅后跃跃欲试，准备征求签名，推举女代表入都请愿。后恐格于禁例，不准妇女上书，终未成行。但她们把请愿书寄给了北京的《中央日报》，题曰《湖南第三次女界请愿书》，希望发表出来，让朝廷和全国人民都了解她们对召开国会的渴望。她们的举动得到男士们的热烈赞颂。
在立宪派人士大力宣传鼓动和湖南的带动下，各省的请愿运动也开展起来。
2.河南的请愿活动
紧跟在湖南之后的为河南省。其所以能走在各省前列，也同宪政公会（宪政讲习会改称）的努力分不开的。1908年3月，已经受河南巡抚林绍年之聘，到开封担任法政学堂总教习的宪政公会会长熊范舆，及先后到来的该会重要干部方表和罗杰，都全力投入到运动之中。罗杰刚到时，在各界召开的欢迎会上，即“痛说中国万不可不去专制而立宪，以与世界立宪国握手维新。而立宪精神全在国会，吾辈此举，实为存亡关键。”[70]经过他们发动，3月下旬，教育总会特在游梁祠召开大会，刊布传单，召集各府州县代表讨论要求召开国会问题。教育总会会长李时灿讲了教育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及地方自治成立的顺序。方表、熊范舆、贺绍湘相继发表了演说，谓非先立国会，地方自治不能确立，教育普及亦难办到。王敬芳最后发言说：“国会一日不成，即政治无从整理。吾豫宜急起从湘人后，速开全省大会，推举代表入京请愿”。与会者一致赞成，遂决议召集大会，派人分途联络绅商学各界。[71]
在天津的河南人士从报纸上得知，高兴异常，致电致函河南同乡，极表赞成。
4月26日，各府州县代表大会讨论请愿办法。李时灿提议，先发布公启，分府签名，汇齐之后，再开全体大会，公举代表入京呈递。众皆赞成。嗣后以河南教育总会名义发布的公启说：“比年以来，迭奉明诏，宣布预备立宪，欲以巩国家久远之基，增世界文明之福，庙谟宏远，薄海同钦。然宪法精义，在范人人于法律之中，必上有责任之政府，下有自治之人民。而所以拥护纲维，促国民之进步，通寰海之舆情，设立完备机关，以期宪政之成立者，国会也。故欲宪政之实行，必视国会为枢纽。考之东西洋历史，莫不皆然。况今欧风美雨，席卷东来，国际竞争，日益剧烈，合最大多数之心思精力，以图补救，尚恐不足济时艰而御外侮。若徒知依赖，长此因循，祸患将临，视若无睹，纵朝廷宵旰，官吏焦劳，而无国民之团体能力以为后援，恶在其能有济也。凡我同人，既属国民分子，兴亡皆与有责，不效一得之愚衷，空抱杞忧而何益。现由教育总会发起，谨撰民选议院国会请愿书，拟呈请都察院代奏，敢云妄参政务，窃愿各任仔肩，同心共济，众志成城，上以朝廷作新之望，下以慰人民求治之殷，中国宪政前途之发达，其自此一日千里乎！窃愿顶香膜拜以祝之。凡副吾豫绅商学界志士同仁，有赞成愿列名者，请将台衔、履历详晰开寄，以便照缮为幸。”[72]
5月24日，由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士绅组织的河溯学会也开临时大会，提议国会请愿事件，并请宪政公会的会员演说。方表讲了今日舆论所以成立的历史和今后国民应采取的政治行动。罗杰讲了教育与国会的关系，并述说了其往来南北的所见所闻。熊范舆讲了组织政治团体之必要，痛论各地宜亟亟预备组织政党，以谋全国之利益，不可仅仅拘于一地方之事业。演说完毕，当场签名请愿国会者二百余人。
6月14日，熊范舆、李时灿等又召集一千余人开会，继续进行发动。熊范舆提议组织会所，研究宪政，并陈述了进行办法，特别归重于要求国会。李时灿和教员、绅士也发表了演说。
政府闻知，立即致电巡抚林绍年说：“各省学界联络绅商，纷纷请开国会，实属不成事体。查豫省亦有联名发电，并来京呈递请愿书者，应即一律严密禁止。”林绍年召集官员筹议，决定学界责成提学司，商界责成商会，绅民责成布政司和按察司，严饬地方官，一律切实查禁。大致谓：立宪尚在预备，国民程度参差，国会断难遽请开办，豫省得风气尤后，更须静候实行，毋得自蹈嚣张，致干查究。[73]
河南人民并不因此动摇，6月28日再开大会，决定赴京请愿。请愿书由在籍翰林院编修王安澜主稿，编修蒋艮领衔，签名五千余人。[74]
7月3日，请愿代表胡汝霖、杨源懋至京后，受到河南同乡的热烈欢迎。12日，胡汝霖、杨源懋至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都御史张英麟接呈后，因有要公，离院而去。胡汝霖、杨源懋鉴于湖南请愿书延搁至今，几及半年，尚未入奏，固请再见张英麟，问其代奏的确实日期。御史赵炳麟出来接见，对他们说，入奏必速，惟张英麟既归，确实日期不能代答。胡汝霖、杨源懋告以必须等入奏后的结果宣布，始能回去，报告父老。若迟迟不为代奏，仍当再为谒见，请问理由。
同月25日，陈州学界亦电政府，要求速开国会。[75]
3.安徽的请愿活动
1907年12月，安徽人士就发表宣言书，鼓吹请愿。实际从事发动工作的是潘伟人，他在省城安庆、南京、上海等处邀集同志签名，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主持尤力。1908年4月24日，全省签名请愿的已达五千多人。在上海的安徽同乡亦相继起而响应，有一千余人签名。六十个州县的代表和士绅在安庆召开大会，公举蒯光典领衔，推选代表入都上书。5月，蒯光典致电政府，代表全省请愿速开国会。
7月29日，请愿代表许承尧（翰林院编修）、窦炎（候选郎中、安徽铁路公司驻沪坐办）、方皋（分部员外郎）、江绍杰（江苏候补知府）将有一万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递都察院。请愿书写道：“自明诏颁布以来，已届二年，而一切预备纲领未能见诸实行”，“所谓立宪预备者，必无有收效之时”。“而今日大局阽危，日益逼迫，内忧外患迭起循生，非实行立宪，其势必不足以振起”。“立宪之精意，在于上巩君权，下开舆论，舆论既协，则君权益尊”。“盖有国会以为舆论之机关，则足以宣上德而通下情，人民爱国之心既可发诸言论，则暴戾之气自无由而生。而且国会既设，则舆论因有统一之机关，官民复定划一之权限，精神条贯，上下相孚，而后户籍财政、内治外交，始可渐次整厘，以成完全立宪之政体。故当国是未定之日，将欲应行预备诸大端，事事归诸实践，则必以速开国会为从入之途也”。伏乞“诏示速开国会年限，以为实行预备之计。”[76]
同月，宪政公会安徽支部亦公举代表请愿。
4.江苏的请愿活动
江苏士绅原准备与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一起上书，因苏杭甬铁路款事而耽搁，5月17日才研究本省请愿办法。主席发表了演说，提议分途签名，以一月为限；推举代表，入都请愿。有人发言说，国会成立虽为政府与人民共同之事，然请愿则是人民之责任。请愿要求不必固成，而不请愿要求，则永无成立之望。政府动谓人民程度不及，人民不自造程度，必无程度可及之一日。今日之请求，即见人民之程度如何了。“人民请求一次不成，二次三次，至于必成而后止。政府与人民日处战争之地位，政府气盛则政府胜，人民气胜则人民胜，俱在我人民自为之耳。”[77]
会后，马相伯见南京地区没有响应，从上海致函南京学务总会，谓“要求民选议院，各省均已上书，江南为人文荟萃之区，风气早开，不可不赞成此举。”[78]经其提倡，南京地区的请愿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6月21日，江苏绅士召开大会，雷奋报告了开会缘由，孟昭常宣读了请愿书稿，逐字解释，众皆赞成。接着大家推选他们二人为请愿代表。
请愿书由前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领衔，写得口气相当温和动听。一开始写道：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之时，“欢呼庆祝之声动天地。二三年间，时事日棘，欢呼庆祝者乃窃窃然疑，疑预备二字无当于事实，而程度不及之说之非笃论也，又疑朝廷之空言预备，而无意于实行也。迨体察各国情势，如日俄德法之协约，及各国驻使之奏请，则疑者又转而为惧，惧列强日逼，我虽欲图存，而彼不我待也。又惧人民失望，日益解体，我国家将漓然涣散，而不可复凝也。绅民等昔皆为欢呼庆祝之一，今亦为疑且惧者之一，窃伏自念，忧心如捣，辗转千虑，以为非钦遵迭次谕旨，即日实行，必无以纾败亡之祸。顾立宪之妙用，在使人民同负责任，欲使人民负责任，在速开国会。盖人民负责任，必有其方法，有其场所，有其时日，国会者，人民负责任之方法、场所、时日也”。继而解释了人民负责任不足恃和人民程度不及等说法，阐明了无国会对外对内之害，有国会对皇室对大臣之利。最后恳请“俯察舆论，速定期限，以二三年之间开设国会”[79]。
江苏的发动虽然稍迟，可是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例如，孟昭常为了“叫那些女人与小孩儿都晓得”，特以白话文撰写了《开国会真正好》的宣传稿。[80]沈同芳也写了《国会浅说》。南京的组织者很会动脑筋，把江南阅报所、法政讲习所、教育会、劝学所、各学堂、衙门局所全都动员起来，派人手持签名单到处征求签名，并在各花园、茶馆、酒肆遍贴了传单。至7月初，已经汇齐的签名人数已达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三人。
7月13日，江苏绅商开会欢送雷奋、孟昭常启程。沈同芳首先致辞，说今日送行与往日亲友送别不同，我江苏全省签名者万余人，不能一一前往，雷、孟两君此行，无异于万余人随之俱往，成败利钝，万余人共之，即江苏全省共之，亦即二十二行省共之。故今日送行不算送别人，只算送自己，我们送行人与行者之责任无异。之后，马相伯、许鼎霖等人相继演说，代表全体致祝词。雷奋起致答词，略谓：“此次入都，有两种问题必须研究，一请愿有效，则以后议会应如何履行其职务；一请愿无效，则此次签名之万余人，对江苏全省人民，对于请愿，作若何之观念。”[81]
7月20日，雷奋、孟昭常抵京。安顿下来，即找人缮写呈词，遍谒同乡京官，请看呈稿。同乡京官皆以为呈稿理论极切实，词气极和平，毫无违碍字样。29日，他们到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
自雷奋、孟昭常赴京后，江苏各地士绅函寄签名表者络绎不绝，因报载都察院不为代奏，拟作第二次请愿，其中最突出者为盐城县。
盐城县有个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专科学习的马为珑，他对时局极为关心，素以早开国会为救亡的唯一手段，曾经翻译《比较国会论》。5月间，他在日本就提议由淮安独立上书请愿，已经同乡会决定，旋即遭人破坏。暑假回乡后，即运动绅商学子请愿，刘启晴、陈宗谌提倡由盐城单独上书。8月24日，该县自治会会长陶鸿庆召集全县绅商学界人士开了一次特别大会，出席者一千五百多人。马为珑登台发表了极为沉痛的演说，宣布江苏第二次请愿的宗旨。到会者均表同情，当场签名。又推张延寿、陈宗谌为起草员，各区的代表领去签名册。会后各区又分别开会演说，一时民情鼓舞，签名者达两万人。[82]
雷奋、孟昭常回到上海后，向绅商汇报了京中请愿的情形，讨论了今后的办法。会上沈同芳提出，今天报纸登载了朝廷九年颁布宪法和召集议员之诏，此后对于国会问题如何筹备，应否再征集各属意见，以便入手。雷奋说：“入手方法，目前只得注重咨议局，俟咨议局确凿成立，则国会之应开自易解决。”[83]其主张得到大家同意。
5.吉林的请愿活动
吉林省运动的发动者为吉林自治会会长松毓。1908年5月，自治会与商务总会联名致电预备立宪公会，表示愿与各团体共同请愿。
6月21日，自治会召开特别大会，专门研究请愿办法，指派人员撰写请愿书，并告知各界签名。24日，自治会与商会联合召开全省大会，与会者八百余人，自治会宣讲员文耆和孙树棠、李芳等均曾留学日本，先后登台演说了国会的意义，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听者莫不鼓掌欢呼，并刊布了演说稿，通过了由松毓领衔的请愿书。会后自治会刊发了《要求国会启》，号召各界同胞“大发热诚，联袂奋起，始终赞成，共襄盛举。”[84]
8月8日，请愿代表、自治会副会长庆山和文耆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四千六百六十八人。由于各省请愿书已将国会必须开设的理由讲得深透，此请愿书没有再讲，而是着重从日俄战争期间和以后吉林人民所受日本、俄国的痛苦，以及未来各方面的危险，论述了速开国会的必要性，要求“颁布开设国会日期”。[85]
6.直隶的请愿活动
直隶省请愿运动之能发动起来，与杨度的鼓动极有关系。杨度在立宪派人士中颇有名气，军机大臣袁世凯和张之洞闻其回国，电令湖南巡抚送其入都。杨度到京后，于1908年3月设立了宪政公会本部，后经选举，任常务员长，并兼评议员。该会在报上刊登启事说：“恢复国民正当之权利，破除古来专制之积弊，避流血暴动之惨祸，谋平和改革之要全，此吾党同志毕生之责任也。合国内种种历史不同之民族，同舟共济，内则使国民忠爱之忱悃上达于朝廷，外则使数千年文明之古邦争雄于世界，此吾党同志莫大之事功也。”[86]4月20日，在袁世凯、张之洞推荐下，清廷著杨度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此时的杨度仍然保持着民党领袖时期的本色，“竭力以国会利益陈说于诸公之间”[87]，“运动甚力”[88]，耸动袁世凯尤急。谒见张之洞、袁世凯时，他说：“公等以开国会相召，仆以开国会应召而来，此次能否留京，以开国会与否为断。若仍枝枝节节办起，公等幕下人才济济，似无须用仆参与其间。”[89]为了召开国会，他曾单独上政府一个说帖。
5月，杨度前往天津进行发动，在法政学堂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了立宪国政府与专制国政府的区别，批驳了人民程度不足之说。指出：“预备立宪由何处入手，何者为先务之欤？曰：预备立宪首要在预备人民预闻政事。不预备人民预闻政事，则绝不为预备立宪”。政府为何不乐于先预备此事？“曰：立宪制度利于君，利于国，利于人民，唯不利于官吏之各个人”。“人民抵抗之唯一手段，舍上书要求开设国会而外，别无他法。而人民为如是之要求，原来亦预备立宪中之一端，出于平和，非属暴动，并无毫末危险之可虞。吾是以上书要求开设国会，希望我全国之热心志士连度举行，一次无效，继以二次，二次无效，继以三次、四次，乃至数千百次，不达开设国会之目的不止。国会开矣，则政府为国家发布命令之机关，有议会为代表人民舆论之机关，而立宪制度成矣。”[90]
政界学界等人士听了，大为感动，天津自治局参议阎凤阁、齐树楷，普育女学堂监督温世霖立即邀集人开会，决定推举代表进京请愿。看到别省请愿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而近在畿辅的直隶则寂然无闻，直隶一些人士深感惭愧。他们也在报刊上呼吁：“愿我直隶之通都大邑热心志士其一图之，勿使爱国义举独让南省同胞专擅可也。”[91]
7月，通过了请愿书，签名者一千余人。请愿书以刘春霖领衔，他是1904年考中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故又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而别人则称他为“古代状元的谢幕人”。他状元及第后授为翰林院修撰，但他没有在国内做官，毅然选择了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1907年回国，担任保定高等学堂监督。本来选了八位代表进京，后因别事，势难兼顾，刘春霖、王劭廉、胡家祺、王法勤返津。8月2日，由温世霖、孙洪伊、乌泽声、康士铎递交了请愿书。
7.山东的请愿活动
山东省的运动始于6月，政闻社社员侯延爽和王葵若等在省城济南召开了国会请愿大会，王著夫等则在烟台发起。他们将签名公启寄往各属，签名者约一千余人。[92]代表于洪起、宋绍唐、陈命官、钱金榜于8月8日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以两年开设民选议院”[93]。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烟台教育会亦准备联合商界热心公益之人签名，寄往在京的山东省京官代递。
8.北京的请愿活动
北京士民原打算与直隶一起行动，后见直隶动作迟缓，怕落人后，始作单独上书之举。7月，工商各界联合一千余人，公推电灯公司总理冯公度领衔，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94]。8月2日，代表孙毓文等将请愿书呈上。
北京的八旗人士恒钧、常文、恒通、乌泽声、黄容惠、志恺、经勒武等，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7月发出传单，集合同志，准备以八旗名义上书。[95]八旗人士热烈响应，很快有一千六百余人签名。请愿书由恒钧领衔，提出三年召开国会。8月8日，由常文、黄容惠递交都察院。
9.山西的请愿活动
当请愿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山西还冷冷清清，旅居河南的山西籍人士麻席珍等感到很不光彩，特致函山西教育总会，催促迅速发动。教育总会立即邀请各界人士研究，运动于7月间开展起来。为使运动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教育总会会长解荣辂与崔廷献特组织了一个宪政期成会，入会者三百余人。接着分遣会员赴各府州县动员，签名者达二万之多，为各省之冠。代表常松寿（同知衔知县）、李凤翔（附生）、刘怀英（附生）启程时，农商学界诸人送至车站，三呼“大清帝国万岁”而别。8月12日，代表到京时，同乡京官均到车站欢迎。18日，代表至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三年召集国会。
10.浙江的请愿活动
浙江的运动是在汤寿潜的促进下开展起来的。1908年1月，汤寿潜即与张謇、蒯光典讨论国会问题，后与郑孝胥、张謇代表预备立宪公会致电宪政编查馆，请求两年内召开国会。不仅如此，他在上海还电促本省各团体迅速行动，并代拟了请愿书。请愿书写道：“海通以来，十数强国鹰瞵虎视，其所以驯致富强者，所有政体无一不归墟于立宪，收效于国会；且有视立宪更进者，大率立两院制度之国会，予人民以参政之权，有参政权而后有责任。时势所趋，日本迎其机而利用之，蕞尔三岛，已见明效。中国为之，事半功倍，何独不为”？“日本人民敢与欧美并驾，国中工厂林立，商贩四出，我国何以不如？是有国会与无国会之别也。无国会，则予夺之权操诸政府，人民率观望不前；有国会，则由人民参订保护工商法律，资本家地位巩固，自能并全力而为对外之竞争。”强国亦在国会。“凡我中国臣民，咸盼国会迅速成立，以保皇室之万世一系，而人民亦得一日为立宪之国民。”[96]浙江旅沪学会亦派叶景莱回省发动。
吴雷川、胡焕诸人屡次邀集各界人士研究，以为现值暑假，各团体大半散归乡里，召集不便，决定将传单和签名册分发各府，签名后即派代表来省，8月10日召开大会，公举代表入京。旋接北京同乡电催，便将大会提前于7月28日召开。会上通过了由汤寿潜主稿的请愿书，选出了代表。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签名者八千余人，其中八百多名为老年人，包括驻防旗人吉尔哈新、贵林、闻训、瑞恒等，还有五百多名天主教徒，浙江留学日本的学生。8月20日，代表叶景莱、邵羲、蔡汝霖前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国会迅速成立”[97]。
11.留日学生的请愿活动
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学生致电军机大臣说：“国会非三年内开设，不足以拯国危而系民望。顷闻政府拟定八年，期远势危，众情惶惑。祸机所伏，国命攸关，伏恳短期，以维大局。需者事贼，幸速裁之。”[98]留日湖北公友会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宣布开设国会年限”[99]。侨寓神户、大阪的华商致电军机处，“请速开国会，以安人心而固国本。”[100]东京的华商亦公电军机处，“请早定国会期限，宣示中外，以慰四万万人云霓之望。”[101]南洋的华侨也积极参加了请愿。
（四）清政府的态度
政府一直执着地认为，立宪必须循序渐进，只有先把资政院办好，立下基础，才能决定召开国会的期限，因而对人民的请愿开始很不以为然。1908年5月间，资政院总裁溥伦目睹各省各团体请愿，恐不定召开年限，难以昌发民气，方找军机大臣商议，召开国会期限才成为政府不容回避的头等重要问题。
6月，法部主事沈钧儒上了一个条陈，呈请都察院代奏。该条陈“痛陈预备立宪、开设国会之切实办法”[102]。强调指出：“各国立宪政体之尤为重要者，其一则为人民之参政权是也”。“宜于宪法未经颁布之前，亟行特下谕旨，准予人民以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数之限制，庶几四海闻之，恪恭震动，政府上下同心向外，无复对内之忧，则立宪之基遂以大定，国家之福何可计算。”[103]侍讲学士朱福诜也上折奏请开设议会。内言：“凡内外官方之不饬，各衙门之事所以纷乱无纪者，由无法律以为之范围耳。夫惟法治之国，用人行政一一皆在法律之内，而欲为法治之国，则非议院、国会不为功”。他列举了开设议院有七利，末后乃言：“臣以为预备立宪，则议院、国会有利无害”。“有议会则君权独尊，而必无外重内轻之弊。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方基于此，当出自宸衷之独断，而不待外省之请求，矧今各省之请开国会者已接踵而至哉！”[104]
过去政府对召开国会毫无思想准备，问题一提出，就遭到顽固守旧大臣的激烈反对。有的说：“我国风气尚未尽开”，开设国会“不惟徒糜国帑，且恐百弊丛出”，“断难收效”[105]。有的蛊惑说：“人但知革命为悖逆，殊不知假名立宪，请开国会，此种狡谋即间接的革命也，其心尤为叵测。若准如所请，实为堕其术中。”还有的想取消立宪，说什么“日本之所以立宪者，由于国民有尊王倒幕之功，故以报酬而立宪。法国之所以立宪者，由于革命已告成功，故不得不立宪。今中国国民既无功应得立宪之报酬，又无革命之事实，故决不可立宪，扰乱国是。”[106]学部则电各省禁止教员和学生请愿。这些顽固守旧的思想和做法遭到舆论的讥评。
对于号称开明的王公大臣来说，国会期限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问题，谁也讲不出令人钦服的高深见解，意见分歧很大。有人主张，若不宣布年限，各省人民绝望，难保地方无扰乱之虞。有些人十分矛盾，俯从民愿恐招致朝廷疑忌，反对召开国会又畏舆论攻击，不敢出头。故政府虽屡次开会研究，终无成议。而请愿活动的日益高涨，又迫得政府不得不急谋对待。6月8日，张之洞、袁世凯特邀集世续、鹿传霖、溥伦、载泽和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宝熙、刘若曾，行走杨度、劳乃宣开会。张之洞等提出，目前外间国会流弊之说甚多，不破众人之疑，事必无效，必须先将召开国会应防弊害问题，咨议局成立的先后问题，普及教育、人民程度等问题，讨论清楚，要杨度发表意见。杨度激昂慷慨，逐一回答了提问，对于人民程度问题解答得尤其巧妙。他说：“程度本因比较而生高低，若以中国之民与英、德之政府对待，则程度诚低；若与本国之政府对待，则今日之军机大臣多八股出身，今日之士大夫亦强半八股出身，不见其贯三光而洞九泉也。”[107]又对在座诸人言：“此次晋京，专为国会而来，如政府不早颁布开设国会年限，仍当出京联合各省要求国会。在朝既不能为富贵所淫，在野更不能为威武所屈，宗旨已定，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108]大家听了很受感动。张之洞顾虑开设国会，与人民参政权，恐多窒碍，因为人民无政治能力，不如徐图开设为好，又连日召见了一些有名望的东西洋留学生听取意见。范源廉等回答说：“开设国会，舆望所归，政府若一味迟延，恐滋意外。宜参考民意，速开国会，则人民必德于政府，毫无反抗，官民共治，亦国家之幸也。”[109]
但不论怎么说法，国会是迟早要开的，召开的期限也是要宣布的，这一点在大多数官员中已经没有疑问，只是期限长短心中无数罢了。于是政府令宪政编查馆人员讨论杨度所递国会期限说帖。宪政编查馆人员一致赞成明确宣布召开期限，然而对期限之长短又辩难不已，主张五年者有汪荣宝等七人，主张六年者为延鸿等二人，主张七年者为曹汝霖等三人，主张十年者为沈林一等十一人，独有高种主张二十年。
政府见观点如此歧异，仍是委决不下，只好再令各大臣发表意见，同时加速步骤，宣布朝廷的意向，使天下尽知立宪的诚意。
7月8日，资政院将拟订的《资政院院章》前两章入奏。奉旨依议，着速订其余各章。
22日，朝廷又批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谕令各省一年内一律办齐。还说：“朝廷轸念民依，将来使国民与闻政事，以示大公，因先于各省设咨议局，以资历练。凡我士庶，均当共体时艰，同摅忠爱，于本省应兴应革之利弊，切实指陈，于国民应尽之义务、应循之秩序，竭诚践守，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这段话既给人民以参政的希望，又对人民的请愿流露出不满之意，不过语气尚属正面引导。关于召开国会年限，说待将宪法大纲、议院法和选举法要领拟出，制订国会召开以前逐年筹备规划完成以后，便加宣布，“使天下臣民晓然于朝廷因时制宜、变法图强之至意”[110]。
《各省咨议局章程》规定：
咨议局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
在本省的职任权限、应办事件为：议决应兴应革事件；议决财政预算、决算、税法、公债、担任义务之增加、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权利之存废事件；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和督抚咨询事件；公断和解自治会争议事件；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事件。
咨议局议定可行事件，呈候督抚公布施行，否决事件，呈请督抚更正，若督抚不以为然，应说明理由，交其复议；咨议局对交令复议事件仍执前议时，督抚得将全案咨送资政院核议。咨议局对本省行政事件如有疑问，得呈请督抚批答，督抚如有侵夺咨议局权限或违背法律等事，咨议局得呈请资政院核办。官绅如有纳贿及违法等事，咨议局得呈候督抚查办。凡他省与本省争论事件，咨议局得呈请督抚，咨送资政院核决。
议员、议长、常驻议员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其内部组织、任期、补缺、改选、辞职、会议程序、表决方式、对议员的处分等等，也符合立宪国家地方议会的精神。[111]
章程表明，咨议局不仅有地方立法权，有议决监督财政权，而且有议决地方兴革大政、监督行政之权。这些职责权限已与立宪国家的地方议会接近，表明咨议局是初级形态的地方议会，即还没有完全立法权的地方议会，绝不是督抚严密控制下用以点缀民主的咨询机构或御用捧场机构。
《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对于选举区域、办理选举人员、选举年限、初选、复选、改选、补选、选举诉讼、处罚，都规定得极其详尽，基本精神同立宪国家的复选制度一样。它从选举方面具体体现了咨议局是人民的代议机关，民主政治的产物。
由于政府办事拖拉，言多行少，立宪派不太相信，认为这道上谕“仍是敷衍涂饰之故智”，“延宕议院之开设，搪塞国民之要求”[112]。
人民的疑虑尚未消除，7月25日，朝廷忽然颁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着即行革职”。[113]
陈景仁根本不在国内任职，将其革职的理由也无一能够成立。各省各团体以至官员都可陈请召开国会期限，为什么陈景仁就不能陈请？于式枚身任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竟在出国后两次奏陈，与人民大唱反调，胡说“宪法自在中国，不须求之外洋”，权力要“定于一”，宪法要“定自上”，保住统治大权，诬蔑攻击人民进行请愿、要求民权为“横议”、“为疯狂”，“几同乱党”[114]。故遭到舆论的严厉抨击，斥其为阻挠宪政，“保持专制”，“剥夺民权”，“与国民为敌”，“甘为亡国之臣”[115]，完全违背考察宪政宗旨，严重失职。政府中的不少大员都认为他有负朝廷任命，建议将其调回。陈景仁提议将其革职亦非过分之举，何况不过是个人意见，如何处理权在朝廷。这两点既构不成罪名，所谓“附和比昵”政闻社中“曾犯重案之人”，就是蓄意罗织了。
这道上谕的出笼与袁世凯密切相关。梁启超在一封信里说：“昨日雪舫（侯延爽字）又有一书来，言慈宫（慈禧）见陈电初不甚怒，袁面奏政闻社系某某等所发起，因有此谕云。然则主动所在可见矣。”[116]此时康有为、梁启超正在秘密联络亲贵倒袁，袁世凯深为忌恨，知慈禧对康有为、梁启超余怒未消，遂施挑拨离间之计，打击康、梁，保住自己。
此谕一出，大失人心。舆论纷纷评论说：这简直是“揭其假面而与天下相见以干戈矣！”[117]“惩一陈景仁，而与景仁同一宗旨者莫不惩；全一于式枚，而与式枚同一宗旨者莫不全；斥一政闻社，而与政闻社同一宗旨者莫不斥。政府之用心、之手段，肺肝如见矣。”[118]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立宪派对谕旨的批驳愈无顾忌。
8月3日，在京请愿各代表开会，大家认为，请愿书均写于7月22日朝廷颁发限令各省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的上谕之前，故“语气尚宽一步”。既有此谕，“自应切合现在情势有所陈说，方不负故乡父老委托之意”。又考虑代表不能再用全省名义，只能以士民资格上书，遂公推吉林的庆山领衔，雷奋、孟昭常起草。[119]
杨度在宪政编查馆任职，对政府的意图比较清楚，为避免立宪派人士误解，8月9日，他与宪政公会特在六国饭店召开欢迎各省请愿代表会，请愿代表除江苏的雷奋、孟昭常因事未至外，京师、八旗、直隶、湖南、安徽、山东的代表均出席了。杨度发表了演说，在致欢迎之意后，他说：以今日时局论之，“可欢之点有三”：“我中国数千年冷静之国民，至今日而忽然风起云涌，要求开设议会，此响彼应，全国竞起，是实政治思想发达之征，可谓国民之进步。而诸君之运动联合，各代表数千数万之人民，以联名请愿，群集北京，此为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之事业。诸君热心国事，提倡国民之功，不可磨灭。此其可欢者一”。“凡一国国民之行动，未有不影响于政府者。一年以来，国民运动甚急，故近数月中政府亦知立宪要义，在使人民与闻政治。既欲使人民与闻政治，即不可无与闻政治之机关，因此于开设国会一事，亦认为宪政首当筹及者。故有六月二十四日（7月22日）上谕，令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将着议各件迅奏，即行颁布国会年限。闻此上谕出后，议者多疑为政府故出难题，借为延宕之计，是则出于误解。以鄙人所知者言之，除非因国民运动过激，反动力生，欲速反缓之外，当可望于月中，以最短之时日，将开设国会年限颁示天下。此事六大军机合力主持，而贤明皇族如肃邸（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泽公（镇国公、度支部尚书载泽）、伦贝子（贝子、资政院总裁溥伦）等，皆极赞成。而尤以庆邸（军机首领、庆亲王奕劻）、张（之洞）、袁（世凯）两公主张最力，故能有此。以前时比现在，不能不谓为政府之进步。然政府之进步，仍由于国民之进步，而国民之进步，仍由于诸君提倡之力。是其可欢者二”。“各国立宪之初，多由于人民逼迫，乃至流血革命，而后成之”。“今我中国不然，诸君之入京请愿者方未至京，而着议国会年限之上谕已出，然而国会年限又尚未定，此时谓政府已有所与不可，谓国民已有所得不可，乃在欲与未与、欲得未得之顷，演成最奇之现象。窥政府之意，似以为立宪者国民之事业，不宜上下两不相应，特留此人民要求之余隙，而后从而颁布之，愈以显朝廷视民如伤，有求必应乎”？“今者议会未开，已有上下一心之美，则将来皇室之安全，人民之乐利，宪政之美满，国势之盛强，可以预决。使果于此机会中即可雍容以成立宪，则此等立宪之法，为地球各国之所无，将来于世界立宪史上，当以中国居第一之位置，岂非至美之事。今事势果能如此与否不敢知，然适有此机会，诸君于此机会中，恰为身当其事之人，其为光荣岂复有限？是其可欢者三”。但是，他又接着说：“惟是此等机会，以言可宝则至可宝，以言可危亦至可危，若忽有阻力之横来，则欲与未与、可以即与者，亦可变为不与，欲得未得、可以即得者，亦可变为不得”。“机会可惜，时不易得，使上下之感情一伤，则和平之局面难保，上而为朝廷之不幸，下而为国民之不幸矣。天下事动力愈大，阻力亦愈大。今日之事，难点尚多，愿诸君勿视为圆满进行之时，而视为危疑振（震）撼之时。鄙人之意，但求国是早定一日，即中国早强一日。政府中如有主持者，国民不必与之争功，政府中有不主持者，国民不必与之斗很（狠）。总宜以强毅与和平出之，求事之早成而已”，“不可有幸成之懈心，亦不必有绝望之愤举，仍当从容整暇以成之。故鄙人敢以强毅和平四字，一贡献于诸君。”[120]
他肯定政府在8月之内就宣布召开国会年限，劝告大家在这种时候不要横生阻力。他由一个在野的候选郎中一跃而为政府的四品大员，对朝廷和推荐人张之洞、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自有一种报答的感情，而且为了保住禄位也不能完全违背政府的意旨，他作为民党领袖时期的豪气开始丧失，立场也开始转变，为政府设想，要求群众运动不要“过激”了。
8月11日，各省请愿代表仍然上书宪政编查馆说：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虽然表明朝廷立宪的意思，但咨议局成立后必然各自为政，资政院解决不了统一的问题，很难发挥作用。政府应该“速定宗旨，认资政院为上议院，即于资政院成立之年分设下议院，以符实行立宪之旨，而纾分歧抵触之患。”[121]要求将资政院成立的时间改为召开国会。
不料，8月13日，朝廷又下令查禁政闻社。命令说：“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122]
朝廷突然查禁政闻社主要是由于康有为及帝国宪政会触到了慈禧和当权人物的痛处。首先是这几天康有为“自海外密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123]，传入奕、袁、张之耳，引起他们愤怒，于是密令各省调查政闻社情况。其次是帝国宪政会联络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余埠华侨所上的请愿书在《中国维新报》发表，有撤帘归政、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大清国号为中华国等款[124]，汉口的《江汉日报》予以转载；同时还登载了康有为在南洋的捐款公启，中有“党事甚得意，卓如（梁启超号）将起用”等语，帝国宪政会发布的意见书中有“副总长（梁）有起用消息，即总长（康）起用之见端”[125]等语。这些“最为政府所骇怪”的内容，均被鄂督陈夔龙密告于奕劻。奕劻大怒，对大臣们讲：“朝廷锐意宪政，即拟开设国会，使人民参与国政，亦断不容有此荒谬请求，致扰大局。”[126]袁世凯乘机力促张之洞向慈禧“举发康、梁乱政密谋”[127]。8月12日，陈夔龙又向奕劻告密。奕劻遂找张之洞商议。张之洞恐康、梁所谋于己不利，亦痛斥康有为主张荒谬，并说，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而且没有批准立案，与秘密结社一样，应该解散。[128]慈禧最痛恨康有为，最恶听“归政”，所以奕、袁、张一奏请，便马上批准了。
查禁政闻社后，政府又下令海关禁止《中国维新报》以及政闻社的报刊进口，封闭了《江汉日报》。政闻社无法维持，只好通告社员作些解释，由总务员马相伯登报宣布解散。
杨度过去同梁启超关系密切，查禁政闻社使他感到不安，因此勇气又有所削弱，原拟奏请1910年开设国会的折件经人一劝告便即停递，原拟组织宪政公会上书的计划也不见下文。
注释
[1] 《皖变始末记》，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44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 《盛京时报》，1907-07-16。
[3]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444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简称一档档案）：《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军机处朱批档，宪政专题，144号。
[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12页。
[6]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255、258页；下册，606页。
[7] 一档档案：《会议政务处议复赵炳麟奏组织内阁宜确定责任制度折》，会议政务处档，19号。
[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06页。
[9] 胡马：《读设立资政院上谕恭注》、《再论设立资政院》，载《时报》，1907-09-22、24。
[10]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09～616页。
[11] 《盛京时报》，1907-10-16。
[12] 《论庆邸世续反对民选议院》，载《申报》，1907-10-25。
[13]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57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 参见《念三日上谕谨注》，载《申报》，1907-10-02。
[15] 一档档案：《会议政务处奏议复萧鹤祥请开国会折附片》，录副奏折档，光绪三十三年，6号；《会议政务处议复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胪陈管见折》，宪政编查馆考察筹备宪政档，48号。
[16] 孟森：《宪政篇》，载《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
[17] 《论今年国民当全力为国会请愿一事》，载《时报》，1908-02-26、27。
[18] 《国会预备议》，原载《津报》，1908-01-23，转见《东方杂志》，第5年，第2期。
[19] 参见《论立宪之前途与国民之责任》，载《时报》，1908-06-04。
[20] 黄可权：《国会论》，载《政论》，第1～2期。
[21] 悲墨编：《江浙铁路风潮·时论》，第1册，1页，1907。
[22] 《江浙铁路风潮·两公司函电》，第1册，4页。
[23] 《时报》，1907-11-12。
[24] 《申报》，1907-11-10。
[25] 《争路权与立宪之关系》，载《申报》，1907-11-19、27、28。
[26] 《论今日不能不开国会》，载《时报》，1907-12-04。
[27] 《论今日国民当移对外之方针以对内》，载《时报》，1908-03-31。
[28] 《论国民之热心权利》，载《时报》，1908-04-29。
[29] 参见一档档案：上谕档，1509号。
[30]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3页。
[31]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1000～1001页。
[32] 参见一档档案：上谕档，1509号。
[33] 《论政府欺罔朝廷》，载《申报》，1907-12-27。
[34] 《今日中国之学生宜与闻政治之事也》，载《政论》，第2期。
[35] 《叹〈报律〉》，载《正宗爱国报》，1908-03-26。
[36] 《此之谓预备立宪时代》，载《大公报》，1907-12-04。
[37] 《岁暮感言》，载《大公报》，1908-01-29。
[38] 《论立宪之前途与国民之责任》，载《时报》，1908-06-04。
[39] 《论立宪之前途与国民之责任》，载《时报》，1908-06-04。
[40] 邵羲：《世界列国议会组织一览表》（续），载《预备立宪公会报》，第13期。
[41] 参见《论国会关于商人之利益》，载《申报》，1908-04-20。
[42] 《论今年国民当全力为国会请愿一事》，载《时报》，1908-02-26、27。
[43] 《国会期成会宣言书》，载《神州日报》，1907-10-02。
[44] 《盛京时报》，1907-10-19日；《农业商报·新闻》，第15期。
[45] 参见《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第1册，241页。
[46]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6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7] 宪民（梁启超）：《政治与人民》，载《政论》，第1期。
[48] 宪民（梁启超）：《政治上之监督机关》，载《政论》，第2期。
[49] 《梁启超年谱长编》，428页。按：当时政府未有1908年成立资政院的决定。
[50] 参见《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等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载《政论》，第3期。
[51] 《梁启超年谱长编》，428页。
[52] 《梁启超年谱长编》，190页。
[53] 《社报》，载《政论》，第5期。
[54] 《申报》，1908-04-02。
[55] 《申报》，1908-04-02、04；《大公报》，1908-04-10。
[56] 《申报》，1908-05-02。
[57] 《申报》，1908-04-23。
[58] 《申报》，1908-05-04。
[59] 参见《竹园白话报》，1908-05-29、06-03。
[60] 孟森：《宪政篇》，载《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
[61] 参见一档档案：宪政编查馆考察筹备宪政档，30号。
[62] 《国会期成会意见书》，载《大公报》，1908-05-03～05。
[63] 《时报》，1908-06-15～16，署名与之，即黄可权。
[64] 《国会期成会成立大会纪事》，载《时报》，1908-07-13。
[65] 一档档案：宪政编查馆考察筹备宪政档，30号。
[66] 参见《神州日报》，1907-11-28。
[67] 参见《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见《杨度集》，489～49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68] 《湖南催递国会请愿书》，载《申报》，1908-05-29。
[69] 《湖南人民第二次国会请愿书》，载《申报》，1908-08-12、14、16。
[70] 郭敬安：《唾庵年谱》，10页，1918。
[71] 参见《盛京时报》，1908-04-17；《戊申中国大事记》，见《暮鼓晨钟》，第20册。
[72] 《河南请开国会签名公启》，载《大公报》，1908-05-19。
[73] 《正宗爱国报》，1908-06-28。
[74] 参见《申报》，1908-07-08；《竹园白话报》，1908-07-15。
[75] 参见一档档案：外务部档，4747号。
[76] 《皖省请代奏速开民选议院呈》，载《北洋法政学报》，第73册。
[77] 《江苏绅士预备开设国会纪事》，载《申报》，1908-05-18。
[78] 《宁垣请开国会之缘起》，载《盛京时报》，1908-07-01。
[79] 《江苏绅民请开国会公呈》，载《申报》，1908-07-31、08-01。
[80] 参见《申报》，1908-05-26、28。
[81] 《江苏请愿国会代表北上送别纪事》，载《时报》，1908-07-15。
[82] 《时报》，1908-09-05、06。
[83] 《江苏国会请愿代表报告在京情形及苏绅筹议办法》，载《申报》，1908-08-29。
[84] 载《申报》，1908-07-23。
[85] 参见《吉林全省人民国会请愿书》，载《申报》，1908-08-13。
[86] 《宪政公会启》，载《神州日报》，1908-03-21。
[87] 《宪政篇》，载《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
[88] 《杨晳子之论国民程度》，见《杨度集》，501页。
[89] 《纪闻》，载《广益丛报》，第6年，第12期。
[90] 《在天津政法学堂的演说》，见《杨度集》，502～504页。
[91] 王欣然：《论北清人政治思想薄弱之原因》，载《大公报》，1908-05-20。
[92] 参见《北京时报》，1908-08-05；《时报》，1908-08-16。其他报有记为二千人或三千人者。
[93] 《山东全体绅民国会请愿书》，载《申报》，1908-09-01。
[94] 《北京士民国会请愿书》，载《申报》，1908-08-17。
[95] 参见《时报》，1908-07-29。
[96] 《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载《申报》，1908-07-29。
[97] 《拟浙人请开国会公呈》，载《申报》，1908-07-29。
[9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外务部档，2883号；《时报》，1908-07-29。
[99] 《留日湖北公友会请都察院代奏请开国会书》，载《申报》，1908-08-14。
[100] 《时报》，1908-08-02。
[101] 《时报》，1908-08-23。
[102] 《志士热心国会》，载《申报》，1908-07-02。
[103] 《沈钧儒奏陈立宪要旨》，载《神州日报》，1908-07-06、07。
[104]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25～626页。
[105] 《纪闻》，载《广益丛报》，第6年，第15期。
[106] 《希望国会者盍鉴诸》，载《竞业旬报》，第19期。
[107] 《时报》，1908-06-18。
[108] 《申报》，1908-06-16。
[109] 《时报》，1908-07-06。
[110]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84页。
[111] 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70～683页。
[112] 《读六月二十四日上谕谨注》，载《申报》，1908-07-25。
[113]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93，15～16页。
[114] 于式枚：《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36～338页；《立宪以保守渐进为主片》，载《时报》，1908-07-19。
[115] 《于侍郎立宪正名折书后》，载《时报》，1908-06-30；《论于式枚奏陈立宪方略》，载《申报》，1908-06-24；《再论于式枚奏请立宪之谬》，载《申报》，1908-06-29；《驳于式枚第二次反对立宪折》，载《申报》，1908-07-20；《大公报》，1908-07-20。
[116] 《梁启超年谱长编》，469页。
[117] 《六月二十七日上谕恭注》，载《时报》，1908-07-27。
[118] 《二十年内无立宪之希望》，载《申报》，1908-07-28。
[119] 参见《江苏国会请愿代表之报告》，载《时报》，1908-08-29。
[120] 《宪政公会欢迎各省国会请愿代表演说》，载《申报》，1908-08-18。
[121] 《各省请愿国会代表上宪政编查馆书》，载《盛京时报》，1908-08-16、18。
[122] 《光绪朝东华录》，总5967页。
[123] 《梁启超年谱长编》，450页。
[124] 参见《大同白话报》，1908-08-19；《盛京时报》，1908-08-22；《东方杂志》，第5年，第8期。
[125] 《盛京时报》，1908-08-22。
[126] 《申报》，1908-08-24。
[127] 《梁启超年谱长编》，451页。
[128] 参见《大同白话报》，1908-08-19；《申报》，1908-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