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总体发展全面性”与“人的主体性”

一般而言,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发展与人类个体的主体性生成和发展是统一的。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越全面,个体的主体性发展也越全面。社会总体发展的全面性是与个人的主体性的完满成正向相关的。然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总体性全面发展相伴随的,却是个人主体性的削弱,甚至丧失。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发展的全面性与人的主体性呈现一种相悖的态势。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一个向着完整全面、自满自足的统一体系进化的总体化过程。这个总体化过程是人类力求把整个自在世界变成属人的世界,从而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上全面地肯定和发展自己的需要所引发的,而人的主体性也正是在人们推动社会有机体向总体运动的生产和交往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53]。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了人和自然界基于工业生产活动的统一性,人类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发展而从“狭隘的”地域性存在转向“普遍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同时也指出人们自发形成的片面的、固定的劳动分工将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推进和实现而转化为每个个人自觉控制和驾驭的“自主活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若从整体上分析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最终的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事物,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一种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54]。他认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55];他还说,随着个人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就变成“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56]。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不仅说明社会有机体的细胞是个人,社会有机体及其向总体的发展运动过程本质上是每个个人主观能力的发挥和关系世界的丰富化,而且说明,人的主体性既内在地表现为人的主体能力,又外在地呈现为各种主体性关系。因此,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和发展理应与社会有机体的总体的全面发展是互动的、同步的、协调的过程。

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发展,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促发和推动了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和发展。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主体的人,并不能真正把握整个社会的运行、把握自己的命运。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时曾指出,流通“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力”。而“表现为某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东西,而且社会运动的总体本身也表现为这样的东西。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57]。资本主义为了达到社会总体的发展,追求资本增殖,把人训练成为“单面人”“机器人”,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资本主义的工厂“‘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58]。不仅工人无产阶级丧失了人的主体性,资产阶级也被自己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恩格斯指出,“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法学家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59]。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60]

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依靠牺牲个人主体性的生成和发展,才有了社会总体性的全面发展和繁荣,从而也为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牺牲个体的发展而实现社会总体发展的态势是与人的现代化不相符、不匹配的,但又是人的发展不能逾越的阶段。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61]

社会的总体性发展总是以牺牲多数个体的全面发展为代价,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后,社会总体的发展愈来愈全面,物质财富的积累愈来愈丰厚,然而,个人的主体性却未能生成和发展,个人的片面性、单面性却不断深化和加剧。有研究以1950—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和真实进步指数(GPI)的增长趋势为例,指出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GDP大幅增长的同时,GPI却几无增长,甚至有波动下滑的趋势(见图1-3)。这也形象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总体发展的全面性与个人发展的片面性的悖反现象。正如美国经济学者罗伯特·U.艾尔斯所总结的:“现在看来,用GDP或GNP作为现行衡量指标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一种幻觉。如果用真正的指标(健康、饮食、住房、教育、闲暇等等)来测量,人类福利没有什么进步。”[62]因此,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是理想的人本社会,并非是合理的人的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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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GDP指数与真实进步指数(1950—2004年)
注: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GPI是由国际发展重新定义组织的科布等人于1995年提出的,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经济福利。该指标扩展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其中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账户,并且首先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得到应用。GPI是对GDP的调整。因为GDP没有对增加福利和减少福利的经济活动进行区分,忽略了非市场交易活动的贡献,如家庭和社区、自然环境等。GPI对GDP忽略的20多个方面进行了估计,把非市场服务如家庭工作和自愿活动进行货币化,从经济角度对国家福利进行测算。GDP只考虑了给定年份的支出流,GPI则考虑了自然和社会资本的耗竭,因而能反映现行经济活动模式是否持续。GPI还计算了经济活动中消耗的服务以及产品价值,不管这些服务和产品能否用货币表示。由于计算的加项与减项不同,GPI与GDP的计算结果也明显不同。 资料来源:TALBERTH,COBB,SLATTERY.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2006:A Too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ww. rprogress.org/publications/2007/GPI% 202006.pdf,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