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明坚：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的开拓者

第一个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并翻译儒家经典的欧洲人，是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1546-1592）。[17]1592年，高母羡翻译了元末明初的文人范立本所编的《明心宝鉴》（Beng Sim Po Cam,Espejo clar del Recto Corazón）。这是一本蒙学教材，收入了孔子、孟子、庄子、老子、朱熹等先哲的格言，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出版。高母羡在翻译该书时，正在菲律宾传教。为归化当地的华人，他需要学习汉语。同时，为了让其他传教士更好地学习中文，他将《明心宝鉴》翻译成西班牙文。[18]学者们认为，这个以闽南话为基础的西班牙译本，对“书中的书名、人名及部分难以意译的地方，采取音译方式，其所注字音，当然也是闽南语音，因此《明心宝鉴》音译材料不但是现今通行的闽南语教会罗马字的老祖宗，在闽南语文献及记音方式上极其珍贵”[19]。

青年学者蒋薇对《明心宝鉴》的西班牙文版本做了统计。[20]20世纪至今，共出版了四种高母羡《明心宝鉴》的西班牙文本（见图表）：

刘莉美博士在其《高母羡对〈明心宝鉴〉的翻译》中，对高母羡的翻译做了深入的研究。她从西班牙中世纪文学的角度来分析高母羡用于翻译和中国伦常有关的词汇，在西班牙文中的对应词，以此来探究高母羡对于中国典籍的理解思路。

高母羡阅读《明心宝鉴》时，在初学汉文且缺乏参考工具书的条件下他是用《圣经》的思想去理解中文原文的，再加上中古天主教适应希腊哲学的传统影响，高母羡先入为主地套用他预先建立的思想模式去诠释、附会眼前的新世界。这种“适应策略”早期广泛地被耶稣会利玛窦等人应用于其宣教策略上。[21]

高母羡所翻译的《明心宝鉴》，“后来由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神甫带回西班牙并于1595年12月23日呈献给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1527-1598，从1556年开始为西班牙国王，自1581年起为葡萄牙国王）”[22]。因此，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明心宝鉴》是最早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古代典籍。[23]

在早期西方对中国的报道中，最早出版的是随皮尔资到北京访问的两个葡萄牙人所写的报道。因为访问失败，他们被投进了广州的监狱。从那里，他们给欧洲写去了最早的关于中国的报道。[24]接着是巴洛斯（João de Barros，1496-1570）的《亚洲旬年》（Decades of Asia）。[25]他1552年出版了第一卷，1553年出版第二卷，1563年则出版第三卷。这些报道第一次如实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尽管在他的书中有一些内容也来自道听途说。[26]尽管高母羡的《明心宝鉴》是最早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典籍，但他所在的道明会（Dominican Order），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西传方面，鲜有其他贡献。在欧洲早期介绍中国的著作中，也有一些为由非耶稣会成员所写的著作，这些著作大都是一般性的介绍，也谈不上是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但却最早为西方人勾画了中国形象的一般轮廓。[27]

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是两本书：一本是道明会士加斯帕尔·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muito por estẽso as cousas da China）；另一本是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0-1617）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Roma，1585），尤其是后者，其影响非其他书所可比拟。

到16世纪末，门多萨的著作用7种不同的欧洲语言再版了46次。门多萨的最后译本于1674年出版；其中西班牙著作最近一版在1944年发行，印刷总数相加达63次之多。[28]

在同时期，在中国文献的翻译上最有成就的是拉达，他收集了一些中文古籍，并由在菲律宾的华人为其翻译，但拉达所翻译的文献可能已丢失，至今未见出版。[29]

就中国典籍翻译和西传而言，在来华的各个传教修会中，耶稣会的成就无疑是最高的。[30]但在谈论耶稣会士的汉学成就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学界总是给予利玛窦和他的一些后来者过多的赞誉，[31]忽视或者冷漠了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这位耶稣会入华的真正开创者、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和儒家文化西传的真正开创者。[32]是故，笔者就选择这位长期被边缘化的罗明坚作为本章的研究对象。

罗明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在以下四个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