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揭露日军的暴行

1938年9月18日，中国文化界联合会（Feder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s）共178人在上海联合署名并发表了《向世界呼吁》（An Appeal to the World）的英文公开声明，其内页标题是《向一切心存文明大业的人呼吁》（An Appeal to All Who Have the Cause of Civilization at Heart）。很显然，这些声明者已经不仅仅把日本侵华看作一种战争行为，更是将之当作对人类文明与良知的侵犯和凌辱。这样的措辞对处于战争之外的西方读者来说更具有感染力。其实，这个声明就是1938年9月《天下》社论的主要部分，二者重叠部分完全一样，并且温源宁也是署名者之一。也就是说，这份声明就出自温源宁的笔下。

声明首先历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1933年年初日军进犯山海关、1935年年底在“华北自治”名义下成立的伪政府、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接着，声明驳斥了日方混淆视听的宣传，特别揭露了日军对平民和文化设施的狂轰滥炸：

比如说，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出击，将一个个学校和图书馆夷为平地。天津的南开大学及其附属中学，上海的同济大学，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都一个接一个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日军飞机屠杀聚集在南道（上海）的难民，扫射在松江的一列火车上的平民，其手段之残忍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简直难以置信。（THM，5（2）：112-113）

在温源宁眼中，日军对图书馆的破坏尤其令人痛心。1935年11月出版的第1卷第4期和1936年3月出版的第2卷第3期，这两期的社论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建设问题：“我们所需的不是更多的大学，而是更多的图书馆。……没有好的图书馆，所谓大学只能是有名无实。”（THM，1（4）：355）“中国需要更多的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最好学的国家，拥有的合格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却如此之少，确实是一件憾事。……为了医治身体的病痛，我们需要大量医院。不过，为了思想的康健，我们也需要大量图书馆。”（THM，2（3）：221-223）与这种珍视的态度相对照的则是日军对中国各类图书馆的大规模破坏。1930年，我国有各类型图书馆2935所，1936年达到5196所。历经战火后，国统区的图书馆数量急剧下降，1943年，全国只有图书馆940所（黄宗忠，2013：117）。

日军还有系统地掠夺中国文物，他们在占领区几乎是按图索骥搜寻珍贵的中国文物，将之洗劫一空并运往国内。温源宁指出：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犯下的罪行之一就是掠夺占领区的艺术品与珍本书。在日军占领苏州和杭州期间，一些中立的观察者目睹了日本士兵如何从中国人家里搜罗各种各样珍贵的瓷器、青铜器、绘画与书籍，将之装上一辆辆军用卡车，而后船运到日本本土。据来自浙江金华的一则报道，杭州沦陷后，西湖边上的所有文物几乎被洗劫一空，由日本军方运到日本。（THM，10（1）：6-7）

据统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文物达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741处。（张世科，张晋　2012：187）这些文物之中包括南宋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等稀世珍品，如今散见于日本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默默掩盖着一个又一个战争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