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山地与山地民族
一、山地
山地,偏重于自然地理范畴,系具有一定海拔(≥2500~3000m)和坡度(>25°或相对高差>200m)的地域,包括山地农村和山地城市区域。
陆地表面高度较大,坡度较陡,由山岭和山谷组合而成的高地,是在新构造抬升地区受外力的侵蚀作用而形成的岭谷相间的地貌形态,高度在海拔500m以上,由山顶。山坡。山麓三个要素组成,以较小的峰顶面积区别于高原,又以较大的高度区别于丘陵。人文科学领域的山地,蕴含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但要素较为欠缺。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内居民文化科技水平较低,物质财富的拥有量较少。
二、山区
人们习惯上把山地。丘陵分布区,连同比较崎岖的高原,都叫山区。山区是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生态系统,对维护生态系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山地,其范围更广,我国习惯上还有社会因素层面上的意义。我国山区面积广大,限制了耕地面积,造成我国耕地面积比重小。山区容纳了数量巨大的多民族群体,保留着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环境知识和与山区环境相适应的人居方式;山区又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土壤文化基因库,还有传统的管理经验;山区提供着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并使旅游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对于人类的未来,山区的这些资源与服务具有全球性意义。正确处理好经济。文化。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山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合理利用山地,保护耕地,以及按照山地自身特点与发展规律进行规划与建设,对于居住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山区是特殊的地域空间,所以,“山区”较多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问题经济学等范畴。习惯上也把山地。丘陵的分布地区,连同较崎岖的高原。台地,都叫山区,这跟山地是相通的(地理学范畴)。可见山区是关于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经济的关系极其复杂。需要维护的一个重要的生态环境系统。山区社会。经济和人文资源丰富多彩:山区提供了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历史上山区曾有过短期的发达与辉煌,而且很突出地创造过人类文明;山区容纳着数量巨大的多民族群体,保留着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环境知识和与山区环境相适应的人居方式;人类诸如天然森林。储水。矿物等生产生活用品及其发明源于山区,这与山区人类适应环境的思想和实践密切相关;山区还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土壤文化基因库和管理经验,对于人类未来,山区的资源。环境与公共品服务具有全球性意义。
三、山地民族
世界上无论有多少民族,除了独具个性和特色部分(这也是区分不同民族的变量)外,他们都有共同遵守的原则,作为一个国家。整个民族通行的规则。规范。
(一)民族概念
所谓民族,乃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区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二)山地民族特征
生活在山地的民族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各具特点的山地文化,其中所包含的独特价值是今天开发与建设这片土地所不可或缺的智慧源泉。
我国西部的山地和草原居住着数十个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的文化有着山地般丰富多彩和不可复制的独特性。
山地民族区域奇美的洞。峡。谷。溪。瀑,世上少有!
山地民族的诗。文。歌。乐。器。劳动号子之独。特。精,世上少有!
山地民族的婚嫁。红白喜事。待人接物等民俗。民风。民情,更是独有!
山地民族的房屋及其他建筑。劳动工具。生活用具,无不集实用与美学于一体!
山地民族区域留存的乡愁,诠释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世间少有!
山地民族区域的生态环保,动植物基因库之繁多,也是独有!
四、山地民族文化
山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进步,靠文化。
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进化。
人类千差万别的个性。气质。情操。风格,靠文化培养。
人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个体的欢乐与痛苦。高兴与悲伤。幸福与不幸。崇高与卑劣。伟大与渺小等情感情绪,是文化赋予。
人们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都靠文化确立。
(一)山地民族文化概念
所谓“民族文化”,乃是民族共同体参与共同事务所形成的文化。必须注意“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类群体的血族。氏族。胞族。种族。部落有别,这里的“民族”超越了这些族类。任何族类都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范,丧失了个别性属性,是所有公民共同参与共同事务的结果,大家基于“公约”,蜕变成了民族性的东西。也正是这些横向联系的不同血族。氏族。胞族。种族。部落久居。杂居,形成一致认同的规则。制度,最终以文化的方式融合,亲属性质的关系和联系让位于区域性质的关系和联系,种族的性质也就让位于民族的性质了。文化社会学更关注这一点。
世界上的不同民族,不仅共同参与制定一种文化制度,也共享一种文化制度,久而久之,则形成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形态上的特征。斯大林说:“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文化上的精神形态特征,既是一个民族共享一种文化制度的结果,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文化的民族性,主旨在于其思想。意识。感情。心理等不同的精神特质(当然还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特质)。一个民族参与制定。享受一种文化制度越是久远,接受这种文化制度的社会化就越深刻,因而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就越强烈,也就越有民族性。
由于民族区域生态环境不同,文化积累数量和传播方式不同,社会和精神生活不同,各民族文化差异巨大,表现为不同的民族性。例如,同是宗教,犹太民族和希腊民族的差异就很大,犹太民族不过问神的本质,他们认为神的启示,才是可信的,而人在神面前是渺小的。所以必须对神绝对服从。希腊民族则不同,他们在人和神的关系上追求一种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即个体的人和理想的神的和谐一致,从个体上体验。领悟神的存在。因此,在希腊民族关于神的体系中,理想的境界乃是现实的反映。如果说犹太民族的宗教观是一种解脱。超现实的思想,那么,希腊民族的宗教观则是现实的。人神结合的观念。犹太民族唯基督之意是从,唯上帝的爱而爱,人类现世的物质的利己欲望是必须克服的;希腊民族则追求一种现世的享乐精神,因为人的爱就是神的爱,人的精神就是神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表现在民族性格上,则是犹太人的孤傲。希腊人的活泼和热情。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差异,在东方民族文化中也表现得非常鲜明,例如我国和印度。
古今中外都存在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的文化性。文化的民族性是种族血缘关系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属性。这种属性是原始的种族。氏族。胞族。部落的自然发展进程中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文化特质,它越是脱离人类血缘关系,其社会学性质就越强烈。显著。所谓民族风格,就是文化民族性的体现。
文化关系和文化过程存在于经济学环境中,本身也能用经济学术语来解释。文化被视为一个群体共有的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等的综合,那么群体内部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文化相互作用都可以在一个经济框架内模型化为交易或交换象征性商品或物质商品。所有的文化皆为适应物质环境的产物,并且均可通过物质环境来解释。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汉族人口约为12.2亿人,其余5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约为2亿人(参见表2-1)。少数民族分布区域极广,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山地区域。
表2-1 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各民族人口数及比重

表2-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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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与民族文化
在经济学思想体系里,经济模型和交易关系都是建立在个体行为基础之上的,它们所具有的明显的普遍性把经济学推向了社会科学的中心舞台。一般认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范式极为广泛地覆盖了人类的动机和行为,几乎没有什么现象不能用这一范式加以分析。同样地,自愿交易市场模型描述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相信,这个模型至少在规范的意义上全面揭示了宏观社会组织运行的方式。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其他任何模型。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范式对国家事务和国际事务的进程具有支配性的影响,换言之,经济学家在制定公共政策领域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在文化领域,不可能观察到如此统一的结果。如上所述,对文化和文化过程的学术性研究受到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发展趋势的根本影响,即使文化研究可算作一门学科,它今天代表的也是一个分裂的。有争议的领域。在文化领域的一边,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及其他人延续了艺术与文化分析方面的。悠久的。光荣的传统,这种传统把艺术和文化视为有包容性的。自我参照的现象,用他们的话说,艺术和文化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流行文化的研究者摒弃了呆板的定义,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概念,把文化关系视为权力的运用,在他们看来,社会地位和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是游戏规则和胜败标准的重要决定因素。
关于经济学与文化的当代背景,我们已经从学术角度谈了许多。那么如今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赖以延续的更为广阔的世界的状况如何呢?在此我们想说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可以用一个词语对当今经济学和文化的特点加以概括,这个词语就是“全球化”。无论全球化这一现象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既成事实,或者是现代性指引我们迈向的一种状态,它的表现形式都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将依次从经济学和文化的角度考察全球化问题及其带来的挑战。
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可以看作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和技术提供了手段,主流经济学则为这些手段发挥作用建立了一个框架。“信息革命”使得国内的和国际的数据处理与通信更容易。更快捷,改变了生产的组织形式,使得完全新型的。效率极高的工艺能够应用于整个经济中几乎所有类型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对产业结构。劳动。资本的配置和工作性质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范式,保证其发挥作用的政治安排和制度安排,都已经坚定不移地为资源尤其是资本的自由流动扫除了障碍,并确立了市场在全球大部分经济中作为价格制定和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主宰地位。
这些趋势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在于它们有可能引起的收入分配问题。世界可能已经变得更有效率,但并没有变得更加公平。事实上,对私人企业而非集体行动的依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过程。对无阻碍市场的强调和所有其他全球化经济的基础,创造了一个赢者和输者共存的世界。在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恶化。在国家之间,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鸿沟甚至更大;随便翻开任何版本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多数世界财富被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富裕国家所拥有,而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国家则仅仅拥有不到2%的全球收入。
我们也许认为,在所有人都参与的经济系统中,这种明显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会使那些鼓吹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人难以入眠。事实并非如此。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失眠症的存在,至少对经济学家如此。其原因之一可能与现代经济学的教授方式有关。灌输给学生们的认识是,经济学需要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这两个问题;然而,学生们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学习前一个问题,却通常很少关注后一个问题。要证实这里所说的情况,可以翻阅任何一本当代微观经济理论的教科书,并计算分给福利和分配经济学的篇幅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很可能连百分之几都不到。
虽然全球化具有一些不利的经济后果,但是也不能把它当作一种完全有害的经济力量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加以抵制和反对。毋庸置疑,通过增加消费选择。提升就业前景和改进生活方式等,全球化为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经济学范式对其导致的结果公平问题给予了不恰当的强调,然而,这种范式本身也是不恰当的,并且,解决总体经济不公平的问题仍然是当代经济学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对全球化加以抵制——无论如何抵制都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倒不如采取措施对它加以管理,使其产生对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既公平或许也更有效的结果。当然,这个建议意味着,通过由主权国家单方或多方采取的国内与国际的政策措施等办法,可以使集体行为在控制或约束某些经济行为方面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不言自明,如果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主流经济学仍然不改变自己,并对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问题置之不理,那么主流经济学在适应任何这类建议方面都可能存在某种困难,因为这类建议意味着要加强对全球市场和地区市场的干预。
现在讨论全球化的文化影响和全球化造成的挑战,这一问题曾经引起大量文献的关注和争论。主要问题的本质为,世界各地不断增加的商品流和服务流。信息流和符号流。信息流和价值流如何对文化差异化造成冲击。这是否意味着不同文化的独有特征会变得模糊,进而消失,并被一套全球随处可见的文化符号所取代?谈及全球化对文化造成的同质化影响,人们的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穿着李维斯牛仔裤。喝着可口可乐。听着摇滚乐的少年模样,在阿伯丁。亚特兰大。亚的斯亚贝巴或阿德来德,随时都可碰到这样的年轻人,因为这些文化符号多源于西方,或者更具体地说,源于美国。所以,与其把这个过程称为文化同质化,倒不如把它称为文化帝国主义,人们更常用的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指一个国家把其优势文化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人们,或者至少传播给其他国家的人们。不管怎么说,都可以认为结果是相同的,即模糊了独特的文化身份。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结果恰恰与此相反。在巨大的外部力量的重压下,人们面临着被践踏在脚下的威胁,由此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群体的独有特征,并将自己与其他群体进行了区分;这种压力增强了群体成员抵制同质化影响和更坚定地维护他们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符号的决心。如果反全球化的过程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那么它就会成为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反映,文化多样性实际上是现代人类的一个特征。如果同时发生了文化信号的交换过程,那么就可能形成新的文化形式。在新的文化形式中,符号并不是从优势文化中吸取的,而是从众多其他文化中吸取的,比如,在音乐中就发生了这种文化“杂交”现象。然而,另一种反对文化同质化的假设是,世界的文化阵营存在着二元分离:一方是西方文化,另一方是以伊斯兰教/儒教为中心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文化。这种文明冲突(或者“圣战对抗麦当劳世界”)是以强烈的文化动机为基础的,其中市场力量在决定人类行为方面没有文化信念那么重要。
至于在有关全球化和文化的各种假设中哪一个更具有说服力,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事实上,完全有可能出现不止一种观点同时成立这样的情况。例如,一个人可能一边吃着麦当劳的“巨无霸”,一边为本地的足球队加油,从而既表现出了世界性的文化行为,又表现出了本地差异化的文化行为。其实,正如我们前文处理不公平问题时把不公平作为当代全球环境中经济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样,我们也可以提出,在已知的全球文化范围内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认同是当今时代面临的主要文化挑战。
我们正在一个历史时期内考察经济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则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关于全球化的总体结论也许最好由罗伯特·霍尔顿来总结。他认为:既不能把全球化的节目视为消费者的福音或终生难忘的异域文化自助餐,也不能把它视为令人难以逃脱的洪水猛兽。我们之所以这么认为,并不是因为乐观的和享有特权的发达国家这么说,而是因为我们的观点与全球范围倡导的行为和信念相一致,以至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这么认为。
经济学与文化,从两个层次考察同时关注的两个主题:首先,为了观察和分析世界,把经济学与文化视为知识学科。话语和思维模式;其次,把经济学和文化解释为人类行为的表达——其中的一个方面是经济行为和经济的功能,另一个方面是文化行为和文化对社会的作用。如同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这方面合乎逻辑的路线要从人类行为的基本驱动力开始。假设可以把经济驱动力视为个人主义的,而把文化驱动力视为集体主义的。这个命题直截了当地对经济学领域和文化领域进行了根本性的比较,并成为其后很多分析的基础。这既不意味着不能为集体目标采取经济行为,也不意味着追求文化体验就没有个人动机或个人利益。更确切地说,它以构造世界的方式指出了经济学与文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学强调自我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个体单位,这个单位通过与其他个体竞争取得成功;文化则强调集体,通过共同价值观和合作行为发挥作用。
然而,作为贯穿中心思想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关系,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文化理论家,都对价值问题进行了苦苦思索;毫不夸张地说,价值理论是经济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石,出于同样的原因,切实可行的文化价值概念也是任何关于文化与文化活动的系统分析赖以进行的基础。我们已经提出,如果要评估全部范围内的有关现象,从作为一类商品的文化商品的定义到公共政策目标的阐述,都必须把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视为截然不同的概念。对私人物品而言,通过价格衡量经济价值有点不够完善。同样地,对公共物品而言,通过支付意愿衡量经济价值也是不完善的。这体现了个体对不同商品具有多种多样的消费意愿,同时,通过在商品间的偏好序把这些意愿简化为唯一的可量化的标准。另一方面,文化价值则不存在普遍认可的计量单位,是多元的。易变的,或许包含了一些只能通过不可量化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内容。但是,在描述和评估方面的困难并不能抹杀其重要性,因为文化现象所体现或创造的文化价值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
当人们谈论某件物品或某次体验在文化方面的价值时,我们就可以听到“文化价值”这个词语。但是,如果要把文化价值当作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或在操作层面上使用它,那么就必须使用系统方法对其进行定义和衡量。我们已经指出,通过尽力把它拆分为若干构成要素,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价值。可以说,并不需要怎么费劲就可以把艺术物品之类的文化价值分解为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和真实价值等构成要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评估所有这些特征或标准:可能的度量工具包括映射法。深度描述法。态度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由在适当领域训练有素的专家(比如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等)进行评价和鉴定等各种类型的方法。这样,或许有可能按照某种形式把这些独立的评价进行汇总,或许仍然无法进行汇总。
(三)文化商品与文化服务
1.公共文化商品的集体消费
就公共文化商品而言,经济测度的标准方法依然行之有效。近年来,经济学在评估类似环境舒适度这样的消费者无形需求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研究进展,例如可以利用假设市场评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s, CVM)技术进行评价。评估文化遗产时更需要讨论这些方法;目前只需知道,不论是CVM,还是其他相关方法,都是为了确定公共产品或者具有外部性的产品的经济价值。如果需求真的可以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反映出来,那么就可以通过估计需求函数来评估这类商品的价值。为了得到总需求价格,可以将估计的所有消费者需求函数加总,总需求价格可以用来和供给不同数量商品所需要的成本相比较,以判断供给量是否能满足需求量,满足需求量的开支有多大。
2.私人商品的普通市场价格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解释私人商品的普通市场价格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诸如用CVM之类的方法试图模拟相关现象的市场,因此而得出的“价格”面临同样的局限性。然而,除此之外,由于评估方法本身存在不足与狭隘之处,在评估公共商品需求时需要探讨一些更深入的问题。在此就以CVM为例,这些年它在理论和应用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3年,由两位富有怀疑精神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牵头成立了一个独立专家组,该专家组对CVM也给予了谨慎与正式的认可,但它仍然存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所做出的评估对“真实”经济价值的解释力。譬如,即使有实验证据表明,人们在真实市场和模拟市场上的行为趋向一致,但是就经济理论研究所定义的市场而言,人们对其各种假设的实质还是会心存疑虑。而且,尽管可以控制经典的“搭便车”问题,但它对于调整支付意愿反应的最终效果仍然是不清楚的。
尽管用价格来解释经济价值的做法存在不足之处,但对从事公共文化商品(或在文化领域中混合商品的公共品部分)需求评估的经济学家而言,却只能应用这种标准方法,并且将其得出的结果作为能够得到的相关商品经济价值的最好估计,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举例来说,格伦·威瑟斯(Glenn Withers)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曾估计了澳大利亚消费者为公共艺术品纳税的意愿。由于任何一项这样的估计都基于一系列假设条件,我们无法像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确定唯一的“需求价格”。尽管如此,我们仍有足够的信心得出结论,澳大利亚纳税人相信,他们在1983年从艺术中获得的非市场收益超出了同期他们为支持公共部门的艺术事业而缴纳的税款。随后,威廉·莫里森(William Morrison)和埃德温·韦斯特(Edwin West)在加拿大进行的研究得出了明显类似的结论,进一步讨论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条件评估研究。与上述私人商品面临的估价问题一样,尽管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不足,传统评估方法可以用来评估公共文化商品,而且,不管怎样,这样得到的估计值已经被承认为公共文化商品经济价值的指标。
真正物质意义上的商品存量,可以作为进一步生产商品的要素——从经济学诞生那天起它就已经为人们所了解和讨论。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技能和经验代表了一种资本存量,这种资本存量与经济中生产产出的物质资本是完全同等重要的。由自然提供的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并包括影响这些资源存在与使用的生态过程乃生态经济学的核心。
(四)经济学的文化语境与经济的文化语境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分析了新教理论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兴起。他把经济活动赖以发生的文化条件直接与经济结果挂钩。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历史影响可以找到许多其他的具体例子。
嵌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为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和几乎同时在美国发生的产业革命的散播提供了条件,这种精神最早由亚当·斯密在讨论劳动分工时提出,后来得到了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的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或许千差万别,但造成文化差异性的原因并不是不同的文化包含了不同的思想.而是因为它们必须成功地适应不同外部物质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旧制度经济学中,文化支撑着一切经济活动。
如果承认文化在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可以将穷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愿望纳入经济框架内,这是一种将改善物质条件与保持文化完整性兼顾的途径。正如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明确阐明的那样,在任何社会,文化概念与发展概念都难解难分。目标社区的文化是它们生存现状的基本反映,并且这种文化被纳入决定着可能产生的物质进步范围与程度的经济背景,那么穷国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的发展项目就有可能成功。
作为经济的文化概念和存在于经济环境之中的文化阐释,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都处于产业分析框架之中,并且可以认为生产和消费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与经济系统生产的任何其他商品并无两样。
史蒂文·康纳(Steven Connor)提出:“既然文化工艺品。雕塑。画像,甚至感情和心理结构都已经成为经济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不再可能将经济或生产领域与文化或者意识形态领域截然分开。”
(五)文化关系和文化过程
1.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经济评估
如何将经济价值的概念应用于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为了方便探讨,我们必须区分作为私人物品的文化商品和作为公共物品的文化商品,因为前者至少可能具有一组市场价格,而后者没有可以观察的价格。我们需要牢记的是,许多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事实上都是混合商品,它们兼具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以凡·高(Van Gogh)的一幅画而言,它可以作为艺术品来买卖,此时其私人物品的价值仅仅属于所有者或者观赏者;同时,作为艺术史的一部分,这幅画又为历史学家。美术爱好者和大众带来广泛的公共物品利益。下面讨论的评估原则可同时适用于类似物品的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两个方面。
2.私人文化商品的个人消费
私人文化商品,我们不难算出消费者为了获得文化商品而愿意放弃的其他物品数量,并且可以建立起文化商品的需求函数,这种需求函数看起来与非文化商品的需求函数并无两样。生产商品会产生边际成本,当我们把这些需求函数与那些反映边际成本的供给函数结合起来考察时,私人市场就能找到它的均衡点。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对于任何商品而言,价格代表真实价值指数的能力充其量是有限的。而对文化商品而言,还需满足一些附加条件。在文化市场的需求方面,偏好累积因而时间依赖的个体取代了简化了的。与时间无关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正如我们在后面章节将进一步揭示的那样,可以将文化消费理解为一个过程,该过程既有助于满足现状,又有助于积累引导未来消费的知识与经验。所以,需求易于影响价格,它的影响方式不仅仅在于对正在讨论的文化商品进行直接估价。
同时,在供给方面,文化商品市场不一定具备竞争市场中价格形成的标准条件。特别是,就像我们在后面几章还要进一步指出的那样,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尤其是从事创意活动的艺术家)不一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资源分配决策中,预期价格可能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抑或实际上根本不起作用。此外,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存在显著的外部性。
综上所述,在市场结构中,价格将只是衡量私人文化商品经济价值的一个存在缺陷的指标,这部分是因为用价格来测度任何经济商品的价值都存在不足之处,部分是因为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具有独特性。然而,在大多数实证研究中,当我们需要评估某种私人文化产品的价值时,市场价格可能是手头可以利用的唯一指标。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要费尽心思地汇总市场上的各种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价格。举例来说,艺术市场上的价格无时无刻不在人们的监控之中,而任何一段时期的总销售额都可用作市场经济规模的指标。贸易统计资料被用于评估音乐。电影。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国际流动的经济价值。通过考察市场价格和生产的产出量——剧院的票房收入。博物馆与美术馆的入场费等——可以估计文化组织对本地经济。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影响。在更一般意义上,许多国家通过加总文化部门各部分的增加值或总产值来衡量文化部门的规模及其对经济的贡献。简言之,在用市场价格作为指标估计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经济价值时需要保持谨慎,因为这种方法存在理论局限性,即便如此,使用市场交易中的第一手数据来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进行估价,也已经成为实际工作中被广为采纳和接受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