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逻辑自洽，我接受不了

事情忙完了，康先生带我逛京斯敦。

今天他开了辆底盘很高的日本车，我坐在副驾驶位，视野开阔，很舒服。深秋中的小城，建筑和人，都悠悠然。浏览中我发现，有种树形像苹果叶子也像苹果的大树，满树的叶子闪着苹果皮那样的红绿色，非常抢眼。我一边拍照，一边轻松地加塞“采访”。我问，从小学五年级起，你就把康培的学习完全接过来，天天陪他做功课，累不累？

不累，反正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能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

一直陪他读完高中？

是的。

康培自己说过，他的顽劣，非同一般。曾经就读的恩典学校校长告诉家长：“康培是个愤怒的孩子。”

那么，十几年几千天，怎么挨过来的？

我觉得挺好。若不是陪他每天复习，我的英语不能达到大学程度——虽然来美国后读硕读博，但我是电脑工程师，就是后来搞了管理，又哪会主动阅读海明威，背诵莎士比亚？

因祸得福啊！

我用了大陆人归纳先进事迹的口气。康海山没察觉我这里边含有几分揶揄，继续沉浸于他的感受：康培从没让我觉得付出牺牲。相反，他给我的生命做了乘法，让我活得很丰盛。

不敢造次了。

丰盛，乘法，是幸福的结晶。

在一个坐满白人的咖啡馆，康先生答应回答我几个不好在康培那里深抠的“梗”（这是我自己使用的词，台湾人不懂什么是“梗”）。

以小城书店和星巴克咖啡为背景，什么样的交流都可以做到既随性又深入。

为什么一提到丽丽，他就对妈妈充满怨恨？

为什么你们一再说是逃离纽约，而且曾经打算去几千里外的圣地亚哥，在丽丽的主张下才定居此地？

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丽丽，却将她放走？

为什么……

10月28日晚，康培一句“没有对妈妈说声对不起”，让我看到他心灵的高贵。然而，之后的聊天，他却重复渗透很强很强的抱怨，责备，痛恨，不原谅。有时候，还把对妈妈性格的描写，落实到爸爸身上：“她每天夜里都跟爸爸吵，每天每天，说个没完，钱，钱，钱，那个烦啊……”看我露出不解，他“拽过爸爸的视线”继续说：“直到老爸忍无可忍，发火。”

康先生将目光转向我，不解释也不制止。

显然，母子恩怨，并没因康培这次咳血，抑或对我剖白出悔意，而真正化解。

我甚至感觉得到，如果康培生机盎然，那么，他和妈妈的梁子，会继续结下去并随时涨开痂，流出血。

可我又不觉得这里有什么虚伪、谎言，有什么外力在施诡谲魔法。

沉吟了好一会儿，康先生推了推眼镜，习惯性地双手抱拳，很节制、很严谨地做了非常令人尊敬的解答。

总之，杰出的邹陵性格里确实有她难以克服的东西。而丽丽和康培，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即使妈妈存有偏见，孩子们要结婚，她也阻挡不了”。

“是两个人自己做的决定？”

“我想，是他们自己做的选择。”

我甚为理解。

面对婚姻，成年人会实际起来，何况走进21世纪的地球人。

丽丽向往更大的天地，康培接受不了她与前夫生的孩子。

“但是，目前这样的局面，一旦康培死……”

“我可以，可以平静接受。”

镜片后面，一片坦诚。

没有勉强，没有哀戚。

这是什么逻辑？

为陪儿子出逃，怕他死在路上，做了千辛万苦的筹备；丽丽帮助救活康培，开始了新的生活，而她又凤还巢鸟归林，说走就走；你承受了那么多，将就了一辈子，孤孤单单住乡下，却对自己“丧失半条命”，不痛，不苦，不撕肝裂肺？！

再不敏感，脆弱，乖戾，再不矫揉造作，冷漠麻木，也不能“平静”啊！

除了眼泪，我找不到与之呼应的任何语言。

“培濒临死，或者差不多就是死，有过很多次。每一次，只要救得活，我们就好好地活；救不活，是天意，必须接受。”

你从来没放弃过？

没有。

那康培说妈妈不止一次放弃他，是真的？

他是那样理解的。

用了一摞纸巾，我才平复下来。

回去的路上，我再没跟康先生提一句康培。我怕自己受不了。

走进家，狗狗们摇着尾巴，争先恐后扑过来。

康海山跟儿子说起我对易园的评价，让他充满自豪。见我往二楼走，培培扬声叫着：“杨阿姨，我们这个镇比京斯敦有名，李安来拍过电影，爸，中文叫什么？”

“《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对，我们这里住了好多好多名人。”

晚饭时，康先生开了瓶红酒。我和张世功，又一次分享了康家父子爽朗的笑声和他们永不缺少谈资的“侃大山”。

导演李安在伍德斯托克执导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