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济学作为一组内在逻辑体系严谨、结构严密且内恰的科学知识系统须直面真实世界的检验，真实世界的变化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与中国阶段性因素叠加促动中国经济进入增速回落的新常态时期。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把握这一逻辑及其蕴含的内在规律，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之实“事”中求解其所“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与范式建构，构筑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是时代赋予理论经济学学科的重大命题。

作为“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1]，范式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科学共同体的价值约定、共有范例以及普遍接受的一组理论假说、概念、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在外延上，范式由观念范式（理论体系里稳定的信仰、认知、思维和假说等的规定）、规则范式（理论假设、概念、公理、定律、规则、程序等约定集合）、操作范式（模型、语汇、符号、注解等工具性表达式）构成。范式既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也是科学发展成熟的标志和先导。当科学家们拥有了共同的理论框架、研究趋向和分析工具，才能去接受吸收并同化由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材料进而充实和发展该理论框架。一旦形成范式，“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与此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2]。

范式之于经济学的内在恰接性及其新颖的总体性概念构架使之成为校准经济学规范性的标尺，赋予了经济学以科学性的特质。作为理论约定集合和思维表达方式，经济学范式关乎经济学家共同体对经济研究领域的基本判断以及由此衍生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并以此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观念范式、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蕴含的核心思想、研究架构和操作符号搭建起经济学学科知识增长和思想演绎的平台。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以其迥异于范式竞争对手的构造路径、理论要素、概念体系、分析框架、检验标准和解题工具等的内容特质和联结形式划定自身的理论边界，并在各自的逻辑演绎空间里不断演进。

经济学思想演进和学科知识发展背后隐含着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深层命题，循依着“范式形成—常规科学—反常—危机—新范式”的基本路径。常规科学时期经济学家遵循一致的范式“解谜”以稳定地拓展经济科学知识的精度和广度。新的科学发现则源于现实经济世界“以某种方法违反支配常规科学的范式所做的预测”，实践之于范式的非一致性例外事件不断积累，既有的范式之于现实世界解释性和预测性下降导致范式危机。面对危机，经济学家共同体在现有范式逻辑空间下通过调整工具设定、渗入新的解释变量以期对其进行扩展性解释，但当努力无效而导致“政策失败”时，原有范式趋弱和认同度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范式转换。这种转换一直到经过调整后的范式理论使得反常和例外变成与解释性预测和预测性解释相符时为止。显然，范式转向的触动因素是“问题意识”，而在“问题意识”的逻辑蕴涵里，既包含现实经济问题挖掘，也包括经济学理论的自我反省。

经济学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打通两道关卡：内在逻辑的自洽性以及建立在真实可信假设前提下的逻辑与实践的相验（符）性。在世界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代嬗变背景下，经济运行的传统逻辑发生改变，经济新常态衍生出经济学范式“失真”与“校准”的新命题，现实世界之于理论的摩擦成为经济学范式转向和理论创新的契机。不同经济学范式在各自构筑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进行自适性调整，但无论何种经济学范式，其在学科知识和话语体系竞争中胜出的根本路径在于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理解、分析和描述世界。只有能反映时代要求、解释经济现实、预测社会未来的经济学范式才能最终成为时代显学。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学取得长足发展。改革路径演进的复杂性表达了对多维（向）度理论的渴求，从而为各种经济理论符码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孕积空间。在理论符码的嬗变中，中国经济学研究逐步挣脱“苏联范式”的桎梏，在吸收消融现代经济学科学营养成分的基础上努力推进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本土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呈现或规范，或实证，或逻辑思辨，或理性判断的多元方法论格局，构建起初具雏形的新体系结构，写就了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初步具备了独特的中国经济学品质。

然而，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3]。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学理论难掩其体系建构的相对滞后和思想蕴涵的相对贫瘠。

在价值取向上，重实用性政策研究，轻基础理论探索，进而导致经济学的实践功能有余，而范畴体系抽象度不足。经济改革与发展不断提出新的实践性课题，为经济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成为经济理论界的首要任务和历史担当，却也造成了理论界注意力的倾斜[4]。这就是，偏重于实证分析、对策研究，而高层次理论研究方面工夫下得不够。“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崛起过程的解释远没有经济崛起本身那样成就卓然。”[5]近年来经济发展及改革在一些领域的踯躅与经济学思想的滞后以及缺乏真正属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不无关系。从已有的基础理论研究看，虽取得了诸多公认的成果，但不同成果学术表达方式迥异，呈现出板块式、碎裂化的非系统性特征，未能形成一个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系统的概念框架、完整的理论结构和严谨的逻辑体系，有待于向深层领域和协同创新方向大力拓展。

在解题工具上，重形式逻辑而轻辩证逻辑，偏好于运用短链条式逻辑方法分析经济问题，而弱于运用长链条式逻辑思维方式观察现实中国。逻辑并非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6]。由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宽广视野和世界观的缺失，偏好于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和社会整体性演化历程进行碎片化、切片式地观察，使得一些研究结论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形而上的理论色彩。

在学术话语权上，存在明显的“学术话语逆差”[7]。在借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时存在亦步亦趋的教条化倾向。在这一认知偏见里，“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只不过是考察主流经济学框架里的一些特殊的制度约束和扭曲罢了”[8]。应当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一根植于西方国家实践土壤的理论之树有其特定适用的时序空间和制度环境依托。脱离这一依托，忽略其演化发展的历史背景，抽空中国经济实践的制度特质，遮蔽中国改革演进路径的复杂性，不以理论为事实的结果，反以事实去迁就理论，削足适履必然导致“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思想悲剧[9]。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10]

新常态不仅仅指向经济运行层面，更是经济学理论建构层面的。作为中国经济学观察、解释和分析对象的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11]，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命题并行的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建构和研究范式的转型升级。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向着内涵更丰富、分工更复杂、形态更高级、结构更优化、运行更成熟的阶段演化，意味着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逐渐定型，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脉络越来越清晰，这为创作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精品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现实条件。

为此，必须对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约束条件、实际状态和演绎方向进行科学分析和理论抽象：首先将其置于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社会发展一般趋势性坐标中，实证研究其演进的过程、脉络、机制；其次在实证基础上抽象出规范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最后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中国经济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特性等诸多方面的有机结合[12]，提升理论阐释的深刻性、校准现实的精确性、理论结构的完整性，从逻辑起点、概念框架、研究范围、逻辑体系、研究方法等层面构建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1.奠定逻辑始点。中国经济改革和实践的演进路径显然是独特的，这一“世界历史500年未有之转型”内嵌于其自身特有的制度框架和特定的历史传承中。“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3]中国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村生产方式变革，循依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观念范式”。其后40余年改革实践虽其横切面错综复杂，但其纵切面的核心逻辑以及未来改革的演绎方向皆可在这一“观念范式”及其拓展出来的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里得到科学解释和合理预测。基于此，中国经济学范式与中国经济实践的内在逻辑张力首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找寻最有效的契合点，这是新常态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命题的前置条件，也是中国经济学范式建构的理论逻辑始点。

2.构造概念框架。概念与范畴是科学的基本构成要素。作为对经济系统矛盾展开的集中的本质抽象，核心概念对于经济学范式形成意义重大，如“剩余价值”之于马克思范式、“边际效用”之于新古典范式、“交易费用”之于新制度范式等。围绕核心概念展开的具体概念与之共同构成为概念体系。“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4]，中国经济学概念范畴的创新过程是一个随时代条件变化而对传统概念体系不断扬弃和由具体而抽象的过程，其基本构造路径有：（1）赋予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如资本、劳动、剩余价值）以新含义，拓展其内涵和外延的规定性；（2）借鉴现代经济学能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概念范畴（如产权、竞争、完全信息、效用、消费者剩余、公共产品、交易成本、生产函数等）并将其中国化、本土化；（3）根据中国经济新常态运行新特征，概括提炼出全新的概念范畴。概念范畴的产生，是一个“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15]的过程，新常态经济学应在已有尝试性概念改造与展开的过程中去探究发现和规定新的概念的可行性，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新常态中剥离出具有一般本质规定性的核心概念并依此构建起一个概念框架。在概念框架的形成过程中，需要注意基于统一的逻辑框架去把握其内涵和调整其外延，以保证概念框架的严谨性和自洽性。

3.拓宽研究范围。新常态经济学以研究和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基本规律为根本任务，但同时其研究对象不能仅限于生产关系本身。必须适应中国发展阶段性新特征，拓展其研究范围，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经济体系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创新，回答新常态下的新问题，如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新常态制度基础、创新驱动和大众消费、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揭示出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规律，形成新的经济命题和论断。更进一步地，经济新常态折射出经济运行系统的新矛盾和新情况，经济发展中技术基础变化引致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变化、体制结构变化引致的微观组织运行机制调整和政府经济职能的优化、经济活动引致的经济效率效应、社会公正效应、环境与生态效应、社会福利效应、人的道德素质效应[16]等皆应纳入新常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4.搭建体系结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实践的创造性耦合，实现了对传统“苏联范式”和西方主流范式的突破和超越，形成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基本雏形。以“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体制关系→经济运行关系”为基本分析范式，突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位一体”的整体理论架构，形成了“经济制度本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主导型理论[17]，并衍生出“经济本质论、基本经济制度论、分配理论、体制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现代企业制度论、经济发展论、对外开放论、自主创新论”[18]等理论板块。

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中国经济学范式理论体系所应遵从的逻辑主线。以此为核心主线，可将已有理论板块有效地契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内在逻辑自洽的且与中国改革发展历程外洽的整体理论体系结构：（1）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契合：微观基础。这一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应从市场主体结构角度厘清经济体制改革中微观单位（企业、居民、农户）主体财产权构建的脉络，构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构性调适、功能性匹配、机理性融合的微观基础；（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契合：宏观框架。这一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总量（结构）分析和宏观观察，蕴藏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宏观经济结构平衡和价值平衡以及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命题；（3）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制度架构。制度分析（所有制、分配制度、社会体制）是在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之间搭建统一逻辑基础的关键性构件，可以有效弥合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效率与公平、资源配置与可持续发展的二元裂隙，也是构筑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递机制、统一不同利益主体（政府、企业、居民）的利益目标函数、实现资源配置在国家战略意识和市场竞争之间有效契合的最重要解释变量。

5.革新研究方法。方法论是经济理论体系稳定范式形成的先导和标志，“经济学革命”的实质是经济学方法的革新[19]。应当看到，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者在自觉地吸纳现代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有益成分，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价值也逐渐被一些西方范式拥趸所认可，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学范式构建具备了从分割走向融合的方法论基础，其方法论含义是以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统摄科学主义、历史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复杂性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对其进行创造性融合：（1）坚持辩证法，善于运用洞察事物本质的思辨性思维和辩证逻辑来解释和把握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历时性特征和共时性结构；（2）运用科学抽象法，在“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行程中，“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0]，提炼经济学话语体系的中国元素与社会蕴涵；运用逻辑与历史的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结合，重视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特质，导向于将经济系统和环境、认识主体和对象关系内生化，求解新常态经济复杂运行表象背后的内在结构和深层源码；（3）在处理好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关系基础上，尊重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先进形式逻辑思维和数理逻辑分析工具，在“假设真实性”的基础上，形成公理化的程式、规范化的术语表达以及精细化的学术结构，增强科学性和实践功能。同时审慎处理好经济学思想性与工具性的关系[21]。

总之，传统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内在逻辑张力衍生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命题。中国经济学应在马克思主义观念范式统摄下，既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也促成西方经济学中科学合理成分的中国化，在开放竞争的复杂演化过程中，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使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始终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行。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基于对现实经济世界判断的问题导向，顺应历史时代思潮变化趋势与学科发展方向来探寻经济学现代转向的路径，并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思想形态相契合，特别是与当代主流化的哲学观、方法论相适应。立地且顶天，方可增加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元素，变“学术话语逆差”为“学术话语顺差”。

在中国经济学范式建构的过程中，四川理论经济学学科无疑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学科传承和历史渊源来看，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第一位《资本论》中译本的翻译者陈豹隐教授，著名红色教授彭迪先，中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者与创始人汤象龙教授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研究和传播开展了重要的开创性工作。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等理论经济学学科带头人，著述丰硕，在《资本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就的研究和探索，为四川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四川经济学人，坚持为天地立心，为党和人民著述立学，为经邦济世建言献策，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而孜孜以求。

[1][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2][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4]赵凌云：《富国裕民的梦寻：经济学的进化与当代图景》，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5]白永秀：《新中国经济学60年学术话语体系的演变及其重建》, http: //www. docin. com/p-218817745.html。

[6]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7]引申国际贸易术语，意即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范式过程中，不恰当地过分“进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术语、工具、体系等，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理念、话语体系不能以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向外传播和“出口”。

[8]邹恒甫：《现代经济学前沿丛书》，序言，http: //zouhengfu.blog.sohu.com/73130159. html。

[9]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人，他有一特殊癖好：劫持旅客后使身材高大者睡短床，斩去身体伸出的部分；使身材矮小者睡长床，然后强拉其于床齐。意喻套用西方所谓时髦和高深的理论，而不关注中国现实，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11]应当指出，世界新常态和中国新常态尽管概念相同，但其内涵是不同的。国际上，新常态是一个被动式词语，用以被动地刻画了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长周期转换，其内涵倾向是悲观的或无可奈何的；中国新常态是一个主动式词语，是中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它指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参见李扬《“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12]赵凌云：《富国裕民的梦寻：经济学的进化与当代图景》，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