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太祖太宗时期奇案冤案揭秘

这是为皇权和政权而战斗的年代，是大清的雏形时期，一切以“夺取新政权、扩张自己的势力”为中心。所以任何反对或不利于这群统治者的利益的人或事，都会遭受到不可思议、惨无人道的厄杀，即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亲生子女，也不放过。正因为这帮权力统治者的不择手段和惨无人道，才上演出一幕幕令人惊悚、催人感愤的千古奇案和冤案……

1 努尔哈赤诛杀亲弟奇案

说到大清王朝的建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开国领袖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他奠定了大清王朝三百年的江山基业。其实，在努尔哈赤的背后，还有一位对大清王朝居功至高的人物，那就是努尔哈赤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只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在史书中很少记载，而他的子孙在清王朝中一直担任重要的位置，备受重视。后来的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去世后，遗诏让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等八人辅政，号称“赞襄政务王大臣”。这端华、肃顺为同胞兄弟，时人称“端三肃六”，而他们就是舒尔哈齐的八代孙。

努尔哈赤有弟兄五人，但称得上同胞手足的只有三弟舒尔哈齐和四弟雅尔哈齐。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继承了父祖的职位，统领建州左卫都指挥，还受封敕书、马匹，当时辽东镇帅李成梁对他也未加留意。当时的努尔哈赤二十五岁，舒尔哈齐二十岁。兄弟俩为报父祖的亡仇，秣马厉兵，不几年间，建州异军突起，不但令周围女真各部刮目相看，就连明朝和朝鲜也都知道这兄弟二人习兵多智，志向高远。当时朝鲜政府得到情报说，努尔哈赤自称为王，其弟自称船将，立志要“报仇中原”。明朝当政者对兄弟二人采取羁縻的政策，高官厚馈，努尔哈赤晋升都督，加龙虎将军勋衔，舒尔哈齐也被明廷授予都督崇阶，所以在建州内部人称舒尔哈齐为“二都督”。当时，凡军机重大要事，努尔哈赤兄弟关门密议，决定之后，雷厉风行，竟无一人了解真实内幕。但是到了公元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建州女真统一内部，还打败了海西女真哈达、辉发二部，聚有精兵劲卒数万，虎视辽东，窥探中原，有帝王之势的时候，舒尔哈齐却突然去世了，《清实录》所记，1611年8月19日舒尔哈齐“薨，年四十八岁”。在日后清朝的官修史书中，舒尔哈齐对清王朝的丰功伟绩无从追寻，实在耐人寻味。

那么舒尔哈齐是怎么死的呢？史料中对他何以致死，丧礼如何，都没做交代。当时明朝方面的记载则是“奴酋忌其弟兵强，计杀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努尔哈赤杀其弟舒尔哈齐，并其兵”。（沈国元：《皇明从信录》）明代黄道周更是详细描述了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锒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将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博物典汇》）在清代的老档案《满文老档》中记载，公元1609年（即万历三十七年）3月间，努尔哈赤以舒尔哈齐图谋自立为理由，杀死舒尔哈齐一子及一僚属，削夺了他所属的军民，两年后，舒尔哈齐就死去。如果当时的舒尔哈齐自有军队，当然不可能束手就擒。所以努尔哈赤用计囚禁，杀其亲信，是不可避免的。看来，明朝人说努尔哈赤杀害胞弟，恐怕不是诬传。

如果说努尔哈赤杀了自己的同胞兄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最为亲情的兄弟二人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其中当然是有权力之争的缘故。和努尔哈赤一样，舒尔哈齐也是明朝廷任命的管理建州女真的官员，又有自己属下的兵马，如果他能听从兄长的指挥，自然和努尔哈赤相安无事，但舒尔哈齐偏偏又是桀骜不驯的人，处处要和兄长分庭抗礼，兄弟之间难免矛盾重重。虽然不及其兄兵强马壮，但舒尔哈齐还是决心离开兄长。对努尔哈赤来说，舒尔哈齐的独立完全是在自己身边又立一个敌对国，由此努尔哈赤起了杀心。关于这场内部的残杀，有人指出这不仅仅是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场“叛明”和“拥明”的斗争，明朝政府很注意扶持舒尔哈齐来削减努尔哈赤的独立势力，于是重建了建州右卫。新设右卫的治所黑扯木位于辽宁铁岭的东南。看来，努尔哈赤杀弟的疑案牵扯的问题还涉及到很多方面，一时难以完全弄清楚。

不过舒尔哈齐被其兄有意诛杀的史实基本上已经被公认了，不管权力之争也罢，政见之争也罢，二者互相交织也罢。舒尔哈齐生前有大功于清室，身后却寂寥无闻，但又不敢明言其死因。龙兴之初的诸王冤案后来有不少得到了清帝的平反，惟独没有给舒尔哈齐昭雪，这一方面是因为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不愿承认其祖有杀弟的恶名，另一方面，在满清人看来，努尔哈赤杀弟也是出于维护帝业的目的，因此不能推翻太祖首定的铁案。舒尔哈齐之子济尔哈朗后来以功得封郑亲王，终清之世，王爵世袭罔替，即所谓“铁帽子王”。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皇室对舒尔哈齐开创之功的谢酬吧。

2 褚英被囚死奇案

褚英勇武善战，功绩赫赫，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诸部统一大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可称得上是建立后金汗国的卓越功臣，所以努尔哈赤对他屡有封赐。正值褚英头角崭露、顾盼自雄之时，努尔哈赤却将其幽禁于高墙之内，并于两年后即明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置之于死地，终年三十六岁。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杀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且是他的亲生儿子呢？因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他的死一直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

褚英自幼跟随父亲东征西杀，十八岁就因战功赐号洪巴图鲁，封为贝勒。在与乌拉部的战斗中，和代善一起，鼓舞士气，奋勇杀敌，得到斩三千级、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的战绩，凯旋归来，受到努尔哈赤的最高嘉奖，再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意为广略，所以褚英常被称作广略贝勒。

因为褚英屡有战功，又是长子，早在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年过半百的努尔哈赤就委任他执政，想要树立他的威信，锻炼他的能力。但这位长子让他的父亲失望了。褚英的最大毛病是心胸狭窄而欲望太大。总嫌分给他的部属、民人、牧群、财产少了，总想从所得比他少的诸弟那里索取更多的东西。努尔哈赤也认为褚英不适于执掌大政，但由于嫡长继承陈例，仍命长子褚英执政，希望他执掌大政后，改掉心胸狭隘的坏毛病。然而事与愿违，他执政后褊狭依旧，且心术不正，强迫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向自己立誓：“不得违抗兄长的话，更不许将兄长所说的各种话告诉父汗。”还声称：“凡与我不友善的弟弟们，以及对我不好的大臣们，待我坐上汗位以后，均将之处死。”天长日久，众人的不满积累起来，终于压不住了。褚英的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努尔哈赤所倚任的五大臣，终于联合起来向汗王控告褚英，控告中一句最要紧的话就是：“担心汗王死后，我等的性命难保。”努尔哈赤大怒，斥责褚英道：“你这样威胁自己的四个弟弟，以及父亲任用的五大臣，我又如何能让你执政呢？我就是不能打仗，不能断理国事，年纪老了，也不把国家大政移交给你。”他无法再信任这个激起众怒、没有执政才能的长子，当年秋天征乌拉时，褚英被留下与代善守城；第二年努尔哈赤亲征乌拉，也不让褚英参加。从此，褚英实际上已被取消了储君的资格。

褚英性格极为暴烈，被父亲训斥后，他不但不认错、不低头，反而书写咒语诅咒父亲、诸弟和五大臣，并将咒语焚烧告天，以发泄心头的仇恨。他盼望努尔哈赤亲征乌拉失败，并策动亲信，阴谋在父亲大军兵败而归时，守住城门，不让父亲和诸弟进城。这些亲信自然心怀恐惧，后来一个参与此事的僚友因恐惧而留遗书自杀，其他几个参与者见势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其中的阴谋，主动告发了褚英的全部罪状。

努尔哈赤又一次勃然大怒了，他立刻将褚英禁闭。经过深思熟虑，他看清了长子的存在会危及国家、危及诸子和众大臣；褚英不死，人人自危。他终于在公元1615年8月，下令处死了褚英。这一年，褚英三十六岁，而汗王五十七岁。这样可以推断，褚英被杀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他威胁了努尔哈赤的权力和地位，因此招来了杀身大祸。

3 活殉大福晋冤死案

生活在古代皇宫的女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忧无虑，幸福美满，温馨如意。俗语说：伴君如伴虎，荣辱沉浮瞬息变幻，不知何时就会祸起萧墙。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去十八个时辰之后，他最宠爱的大福晋阿巴亥被四大贝勒逼迫生殉，理由是努尔哈赤有遗嘱在先：大福晋虽然年轻貌美，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快，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源，所以必须殉夫。

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确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不相信汗王会留下这样的遗言，所以她要据理力争。

但是，四大贝勒告诉她：这是汗王临终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而且，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如果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

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虽然照规矩殉者不得哭，她还是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大福晋的活活生殉非同寻常，努尔哈赤诸妃，如侧妃博尔济锦氏、伊尔根觉罗氏、叶赫那拉氏、哈达那拉氏及庶妃兆佳氏、钮祜禄氏、嘉穆瑚觉罗氏、西林觉罗氏等都是善终。至皇太极死时，不论中宫皇后，还是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永福宫庄妃，还是那些无名号庶妃，无一人相从先帝于地下。顺治皇帝死时，虽有一名贞妃者从殉，但也不过一庶妃，而且从当时文献记载看，贞妃的从殉，出于皇室意料，显然是自愿从死，不愿苦熬内宫的寂寞岁月。而阿巴亥的生殉则不同，她既是地位高贵的“国母”，又有幼子尚未成年，更何况先申诉了她的一番“罪过”之后，宣布是“先帝遗命”，而且“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强逼她自缢殉葬，同样让人联想到逼迫大福晋生殉背后的阴谋。

早在若干年前，大福晋就经历了几次风波。努尔哈赤庶妃代音察向努尔哈赤告状说：“大福晋曾两次备佳肴送与大贝勒（代善），大贝勒受而食之；一次送给四贝勒（皇太极），四贝勒受而未食。而且大福晋一日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想是有什么事商议。大福晋自己也两三次深夜出宫院。”这样的事情已使努尔哈赤非常不快，但他处理得非常冷静。

女真族与蒙古族一样，有父死子娶庶母、兄死弟娶嫂的传统习俗，努尔哈赤自己就从死去的族兄那里继承了嫂子衮代为大福晋，而且他自己也公开表示过他死后由代善继承阿巴亥。现在，阿巴亥出于对未来地位的考虑，提前向身为储君的代善传情，表达自己的倾心爱慕，可谓预做准备，原也在情理中。须知，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须发苍白，而阿巴亥正当三十岁的盛年，最是女人丰姿绰约的性成熟时期，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很难不生外来枝节。再说，拿贼要赃，捉奸要双，并无通奸的确证。所以，努尔哈赤赦免了大福晋的死罪，但予以休离。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毫无地位可言的小庶妃如何胆敢去告深受汗王宠幸、贵有三子的大福晋？而且牵连着自领两旗、居参政“四大贝勒”之首、老汗王欲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诬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的“邪风”从哪里刮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切均缘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权力之争。因为老汗王年事已高，汗位的继承人为谁？已成为诸子侄中明争暗斗的焦点和重点。因为努尔哈赤时代在政治上实行八旗制，以八旗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即以八旗旗主分权统治的制度；在经济上则“予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之”。军事上凡行军打仗也以八旗旗主为统帅，各有统属，联合作战。这就必然形成八个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集团统治，也就会在汗位继承上导致“诸王争国”的恶劣后果。

当时八旗人马中，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诸兄能够成为旗主，完全是因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而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如何让人心服口服？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那么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谁又敢不服从？那么阿巴亥就能由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形成三人联合的雄厚力量。一旦多尔衮、多铎成年，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一定要马上将他们的母亲处死，才能保证后金政权的稳定。

而且，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临终之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守在身边，她向诸位皇子传达老汗王的遗嘱是“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这遭到四大贝勒的断然否定，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错误的命令，不可执行。但是这个女人既然放出了所谓“临终遗言”，即便不能把家族推向斗争的血海，也会埋下不和不睦的种子，早晚会酿成灾祸。而且，皇太极这时的地位声望渐隆，哪肯将皇位让给还不懂事的多尔衮呢？因此大福晋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死去。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制造努尔哈赤大福晋活殉这场又奇又冤的惨剧案应该是四大贝勒，而不太可能是努尔哈赤的临终遗嘱所致，她的殉葬反射出爱新觉罗家族有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力争斗。

4 家奴告主奇案

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第五子，皇太极异母兄。母亲富察氏，名衮代，原为再嫁之妇。天命五年（即公元1620年），以得罪努尔哈赤死，得罪的原因不详。有些书上，将她与代善有暧昧关系的大福晋纳喇氏混为一人，这是错误的。因为纳喇氏发生这一事件时，富察氏已经死了。

莽古尔泰是正蓝旗旗主，四大贝勒之一。他起先和皇太极、代善同坐而受大臣朝见，足见他在当时满洲政权中的地位。皇太极誓告天地时，有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天地鉴谴”语，这虽是即位之初，为皇族内部共济国政的笼络性的话，但也意味着此时皇太极与莽古尔泰等还是平等的兄弟关系，而三大贝勒也俨然以父兄资格“善待子弟”（即小贝勒）。

努尔哈赤在世时，对汗位的继承，莽古尔泰倾向于皇太极，而反对代善，其中也含有自己继位的私人意图，因为论年龄，代善长于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又长于皇太极，代善若不嗣位，莽古尔泰尚有希望。后虽和诸人共拥皇太极，但两人间的倾轧也逐渐加深。

但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中，却是战绩平庸，有勇无谋的人，邻国朝鲜使臣郑忠信，就说他在努尔哈赤诸子中乃“无足称者”。他与皇太极的冲突，表现得最露骨的是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大凌河之战时，事见王氏《东华录》：

莽古尔泰与太宗皇太极因派遣人员发生争执，皇太极愤而欲乘马离去，莽古尔泰说：“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正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说完，举佩刀柄前向，频摩视之。其同母弟德格类斥以“举动大悖”，以拳殴之，莽古尔泰遂抽刀出鞘，德格类推之而出。事后，太宗怒责众侍卫曰：“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到了晚上，莽古尔泰率四人，派人往皇太极营前奏曰：“臣以枵腹饮酒四巵，对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请罪于上。”后经众议，革去大贝勒名号并且给予了其他处罚。

这时皇太极即位已五年，如果不是平日积怨深久，何至不惜冒大逆的罪名，用这种行动对付皇太极？到次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即因气愤暴亡，终年四十六岁。

一年后，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领大臣及亲戚二十五人，为莽古尔泰扫墓。祭完后，强谒莽古尔泰福晋献酒，并有很多人大醉。此事被皇太极得知，于是召集大臣会议。众议色勒醉于福晋前，失礼，拟斩；福晋于扫墓时不知哀戚，不禁止男子到内饮酒，拟处刑。太宗从宽免死，命诸福晋前往唾面辱骂。大家可以想象，这种羞辱是很难承受的。又可看到，正蓝旗人员对故主莽古尔泰还是非常尊敬、怀念的，所以才有后面叙述的大厮杀事件。

莽古尔泰之妹莽古济，曾嫁蒙古敖汉部长琐诺木。她有个家仆冷僧机，虽出身卑微，却机灵狡黠，善于钻营取巧。这时莽古尔泰和其弟德格类相继身亡，冷僧机便往营部告发，说：莽古尔泰兄弟、莽古济夫妇及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本人跪焚誓词，“言我莽古尔泰已结怨于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者天其鉴之”。莽古济夫妇也发誓说：“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清太宗实录》）又说莽古尔泰密谋要夺汗王御座。在抄他家时，又抄出木牌印十六枚，上面刻的都是“金国皇帝之印”。最后，皇太极将莽古济和儿子额必伦处死，屯布禄、爱巴礼，并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陈尸）于市，正蓝旗并入皇太极旗份。

冷僧机本人因为也曾参预密谋，众议“以自首免坐，亦无功”，可见大家对他原本很鄙视。太宗皇太极却以为“冷僧机若不首告，其谋何由而知？今以冷僧机为无功，何以劝后？”复议后就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并给同案犯官家产，免其徭役。过去，奴婢告主，为防家主报复，拨与他人为奴。这次皇太极一反常例，对冷僧机特别嘉奖，这表示出一种快意。

到了顺治时，冷僧机又尽力巴结多尔衮，盛称拥立世祖之功，一面却挑拨顺治与两黄旗大臣的关系。后来多尔衮被削爵，冷僧机被看作党羽而斩首，正如俗语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

太宗皇太极剪除莽古尔泰集团后，有五名“夷人”从本土逃奔到明廷，宣府（府治河北宣化）巡抚陈新甲向投奔者问：“东奴消息如何。”回答道：“两家相争厮杀，皇太极将莽古尔泰三个儿子杀死，还杀了当紧的夷人一千余人，其余人马全都收了，分在八哨官儿所管。”所谓夷人，其实是原来的正蓝旗成员，“当紧”是重要的意思。这说明正蓝旗始终效忠于莽古尔泰集团，后来被并入皇太极旗份下，仍不服帖，于是而引起反抗，展开厮杀，也是这次大狱的尾声。

不仅如此，当莽古尔泰向皇太极叩头请罪后，代善之子岳托即为他鸣不平：“蓝旗贝勒独坐而哭，殊可悯，不知皇上与彼有何怨耶？”（《清太宗实录》）其次，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被牵连时，众贝勒闻而皆怒，惟独岳托变色道：“贝勒德格类焉有此？必妄言也，或者词连我耶？”

莽古济的长女是岳托妻，次女为豪格（皇太极第一子）妻。岳托为莽古尔泰、德格类鸣不平，恐怕也因为是莽氏女婿之故，所以太宗皇太极责他“偏听哈达公主”（即莽古济）。后来豪格以莽古济欲害他父亲（太宗皇太极），岂可与害吾父者之女同处，因而将其妻杀死。岳托闻讯后上奏说：“豪格既杀其妻，臣妻亦难姑容。”太宗皇太极派人阻止。

这是权政争夺带来的残忍的变态心理，同时又说明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但岳托想杀其妻却是被动的。不久，他本人又因莽古尔泰案由王爵降为贝勒，罢兵部任。

岳托的妻子虽没被处死，却经常受到歧视，动辄得咎。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岳托在“暂令不得出门”期间，蒙古却送女与岳托作妻。第二年，这位新福晋却向刑部控告大福晋（即莽古济之女），设食时“摘我额上一发，似是魇魅之术”。大福晋辩白说：“适见尔发上有虮子，为尔捉之，误摘尔发，已于尔面前掷之矣。”刑部居然以论死奏上。皇太极说：“大福晋的母亲和妹妹（指豪格妻）已因罪伏诛，我若处以重罪，她将说我因仇恨其母，故入其罪，若从轻处置，她又怎能理会我的恩意？所以索性不表态。”于是诸权贵又商议以魇魅罪而定斩不赦。最后还是皇太极降旨免死，但在家另室居住，不得到岳托所，岳托也不得探视。

事情很明白，这位新福晋是在打下马威，结果达到了目的，刑部诸公则是出于势利，因为这时大福晋已经伶仃一人，而且被打入另册了。

崇德三年，岳托在征明之战中又被起用，连克十九城。第二年正月，在攻陷济南后，因染天花病亡，终年四十一岁，这时他父亲代善还在世。太宗皇太极闻而大哭，辍朝三天，追封为克动郡王，其妻福晋从死。

谁知半年后，又被部下告发生前曾与莽古济丈夫琐诺木（即岳父）入内室密语，太宗皇太极也责他萌有不轨之心。代善等以为“当按律惩治，抛其骨，戮其子”。太宗皇太极以其已死，免予追究。后到康熙、乾隆时平反，清政府为他立碑纪功，配享太庙，入盛京贤王祠。

宫廷的派系争斗，政海的风波，一向复杂险恶。莽古尔泰集团不甘屈服于皇太极而怀异谋，这是事实，只是生前作案未遂，身后大狱踵起，而卷入在这一漩涡中人的处境极为艰难，岳托的大福晋就是最悲惨的一个。

5 多铎预谋帝位奇案

清太宗皇太极死后，觊觎帝位的，多铎也是其中之一。后来入关之后的扬州十日大屠杀，多铎就是当时的领旗大主帅。

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皇太极异母弟，母为喇纳喇氏，与多尔衮为同母弟。在开国诸王中，多铎是战功卓著的一个。在八旗中，他也是实力最强的正白旗的主旗贝勒。

皇太极改元崇德（公元1636年），建号大清时，叙兄弟子侄军功，多铎封为和硕豫亲王，但册封的敕谕却说：“考核功罪，虽无大功于国家，以父皇太祖之少子封为和硕豫亲王。”这等于是看在努尔哈赤太祖的情份上，可见太宗对这位弟弟的评价，多铎也常与太宗对抗，如太宗皇太极深恶正白旗的喀克笃礼及其宗族，多铎反而怜惜。元旦庆贺，却以瘸马进奉太宗皇太极。其人又爱玩女色伎乐。崇德三年，多尔衮率兵掠明，皇太极亲自送行，多铎假托避痘，竟不相送，就为了挟妓歌欢作乐，甚至披优伶之衣，学傅粉之态，这自然增加太宗皇太极对他的憎恶，但仍命他率师出征，盼期其立功自赎，后被明军袭击，乘机远逃，于是被太宗皇太极处罚，降为贝勒，多铎却不服气。后因击溃明军总兵吴三桂部，又与豪格等攻破松山，生擒了明总督洪承畴，又晋为多罗郡王，但册文中仍有“困锦州之三年，同和硕肃亲王克取松山，尔虽无大功，念尔少弟”语，可见太宗对多铎始终不作过高的评价，对将臣却说“无大功”，其实是在贬低他。

太宗皇太极去世，诸王对帝位跃跃欲试，多尔衮虽和多铎同母，但两人感情素不融洽，多铎却与豪格（比多铎长四岁）很亲近。在议立嗣君时，多铎曾劝多尔衮称帝，这是否是他由衷之言，也是个疑问。多尔衮犹豫不决。多铎坦言道：“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多尔衮说：“肃亲王（豪格）亦有名，不独王也。”（见《清史稿·索尼传》）多尔衮原本当然不是要立豪格，多铎因此心中不快，并促成他和豪格之间的结怨。

多铎性爱声色，这还只是属于挟妓。顺治即位两月后，他竟然谋夺大学士范文程之妻。文程由明廷生员归清，事在太祖努尔哈赤时，深为太宗皇太极尊重，清人列为开国宰辅，年龄比多铎大十八岁，这时已是四十八岁，其妻的年龄当也不小。其事载于《清世祖实录》，并非野史传闻，由此可知多铎为人做事的荒唐。

事情被发觉后，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豪格知其事但没举报，罚银三千两。这件事起先只有豪格一人知道，可见两人关系密切，而豪格所罚之银反过于主犯三倍。不久，豪格和多铎外出放鹰，日久始归，多铎又猎于山林禁地，豪格不予制止，因此又被议罚。这对他们原是小事，却说明两人行迹之亲密。

当郑亲王济尔哈朗议立豪格时，多铎曾经加以阻止，后来十分懊悔，曾对豪格说：“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清世祖实录》）这话也是半真半假。世祖顺治未即位时，帝位尚在明争暗斗中，还不知鹿死谁手，多铎自不希望豪格取得，如今大家都失败了，便生同病相怜之感，不惜用誓言讨好昔日的政敌。人情反复，恩怨由利害而转移，在权政斗争中原是常见的事例，同时反映了失败者的真实心理。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兵分二路南下。四月十五日，南明降将接引清军到扬州城下，多铎数次派人招降明督师史可法，都被严辞拒绝。二十五日，清军以红衣炮轰城，城的西北角崩裂，史可法知道大势已去，即持刀自刎，被参将许瑾双手抱住而没死，又被清军执送多铎军前，终于不屈而死。多铎于是下令屠城，到四月底封刀，据《焚户簿》所载，已有八十余万之多，其他被掳掠及自杀者还没计算在内。

唐杜荀鹤有一首名篇《再经胡城县》云：

去岁曾经此县城，

悬民无口不冤声

今来县宰加朱绂，

便是苍生血染成

胡城县在今安徽阜阳西。这虽是咏晚唐的事，但同样适用于其他朝代。清代官员帽顶以红为贵，其间也不乏用老百姓的血染成的。

史可法死后，家人曾找他的遗骸，因天暑蒸变，无法辨识。到次年，于是将史可法的袍笏招魂葬于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乾隆时，诗人蒋士铨有诗吊之云：

号令难安四镇强，

甘同马革自沉湘

生无君相兴南国，

死有衣冠葬北邙

碧血自封心更赤，

梅花人拜土俱香

九原若遇左忠毅，

相向留都哭战场

左忠毅指左光斗，史可法的老师。左光斗为阉党构陷下狱，将要处死，史可法贿赂狱卒得以探视，左光斗发怒说：“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史可法出来，常流涕对人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后来史可法奉檄守御张献忠部队，自坐幄幕外，寒夜起立，衣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有人劝他休息，他说：“吾上恐负朝廷，下恐负吾师也。”

梅花岭下的史公祠，也有一名联为人传诵：

数点梅花亡国泪

二分明月老臣心

到了丙午之变，史可法却成为问题人物，他的扬州衣冠塚，也遭人洗劫，理由就是因为他曾抗击张献忠部队。

当多铎血洗江南时，又在南京城纵其淫欲。胡蕴玉（朴安）曾录《多铎妃刘氏外传》一篇（见《清季野史》）。据小引说，根据墅西逸叟原作而加以删节。《外传》中记：虞山富商黄亮功遗孀刘氏，年已三十五，被旗兵所掳，送到南京豫王府，多铎见刘有艳色，于是娶纳她，次年生一子，即册立为妃。胡氏因称“亦《飞燕外传》之流亚也。”此事虽见于野史，但从多铎的做事行为看，并非虚构。这说明嗜杀与嗜色，几乎成为当时满清贵族的特征，这时更以征服者的淫威，把所谓子女玉帛当作战利品了。

多铎在清初宫廷斗争中并不是重要角色，他的一些活动，只能说是插曲，睿王多尔衮还一直想笼络他。顺治六年，多铎病亡于北京，终年三十六岁。顺治九年，以多铎“罪状虽未显著，然与睿亲王系同胞兄弟一体无异”，降为多罗郡王，这是受了多尔衮案的牵连。乾隆时，乾隆给予其翻案昭雪，恢复其原封，并配享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