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国发展比较

2.1 全国性金融中心:京沪增速放缓,深圳稳中有进

根据CDI CFCI分类方法,全国性金融中心是指拥有全国性的金融交易市场,本地的法人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覆盖全国,具备调配全国金融资源的功能,金融影响力和辐射力实现覆盖全国范围的金融中心。目前,在我国大陆地区能达到上述条件的是上海、北京和深圳3个城市。

1.全国性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及得分变化情况

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得分增长速度水平明显高于区域金融中心平均水平,领先优势呈现逐渐扩大趋势(见表2-1)。

表2-1 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在CFCI 12中的评价结果

与上一期相比,上海和北京的综合竞争力得分增长幅度出现一定回落,本期分别增长22.03分和12.26分,上一期则分别增长36.18分和48.73分。

深圳的综合竞争力得分增长幅度有所提升,本期增长14.52分,上一期增长14.35分。深圳在本期基本扭转了前两期与上海、北京之间综合竞争力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见图2-1)。

图2-1 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得分历期变化

2.全国性金融中心金融产业绩效比较

见图2-2,北京和上海的金融产业绩效得分差距大幅缩小至2.97分,上一期差距为12.58分,北京发展态势迅猛。

图2-2 全国性金融中心金融产业绩效分领域比较

从金融业增加值来看,北京、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均突破6000亿元,产业规模已十分接近。2019年,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达到了6545亿元,同比增速达到9.5%,占GDP比重达到了18.5%;同期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是6601亿元,两者之间仅相差56亿元。

从金融业务规模来看,北京作为全国性金融机构集聚中心和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业务规模显著大于上海。2019年,北京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了17.1万亿元,超出上海3.8万亿元;保险深度达到5.9%,高于上海1.4个百分点;保险密度达到9642元/人,超出上海同期约2600元/人。与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金融业规模体量显著不足。2019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达到3668亿元,远低于上海和北京;金融从业人员数量虽已增至20.1万人,但与上海和北京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此外,深圳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8.39万亿元,仅是北京的49%和上海的63%。

3.全国性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发展比较

见图2-3,北京的金融机构规模实力远超过上海和深圳,在金融机构实力得分方面,本期达到422.48分,上海和深圳分别为274.00分和213.66分。北京是全国性大型金融机构总部集聚中心,特别是在银行类机构及保险类机构方面具有巨大优势。截至2019年底,北京拥有法人商业银行23家,资产规模达到154.82万亿元,远高于上海和深圳。在保险机构数量和规模方面,北京以63家法人保险机构和8.41万亿元保险机构资产规模遥遥领先。

图2-3 全国性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实力分领域比较

上海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证券类金融机构实力方面。作为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所在地,2019年上海法人证券公司资产总规模达到2.17万亿元,并有58家公募基金,管理5.38万亿元资产,是北京的近3倍;此外,上海期货公司数量、私募基金数量等也均高于北京和深圳。

深圳的突出优势是本地法人金融机构发展质量较高,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成效较好。2019年,尽管深圳在法人商业银行数量上远低于北京和上海,但资产总额达到12.47万亿元,只是略低于北京;拥有法人证券公司18家,资产总规模2.00万亿元,虽略低于上海,但超过北京;21家法人保险机构资产总规模4.33万亿元,高于上海。此外,深圳地方性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在数量方面整体超过北京和上海。近年来,深圳大力支持本地法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推动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国信证券、南方基金等一大批法人机构朝着行业领先水平迈进,依托本地法人机构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弥补了深圳自身规模体量的不足。

专栏2-1 深圳:积极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近年来,深圳依托科技创新优势,加快培育金融科技产业链,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开拓金融科技应用场景,积极打造一流的金融科技生态环境,为深圳占领全国金融科技发展高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鼓励金融机构推进科技与金融应用场景相结合。深圳一直鼓励支持本地金融机构加快金融科技领域拓展,其中平安银行较早确立了“科技引领”的发展策略,充分借鉴集团科技力量,研发、上线了先进、丰富的金融科技运用,在推动传统业务转型、打造现代化智能银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在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建设方面,平安银行利用移动互联网、生物识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打造了全新的业务流程和风控模式。同时,平安银行还构筑了“科技+服务+场景”的新型发展模式,基于特定交易场景,围绕行业产业链提供多元化、嵌入式的智能供应链金融服务。

推进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应用。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的共同推动、协调和组织下,深圳金融科技研究院联合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渣打银行及比亚迪公司,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开发,于2018年9月4日在深圳成功部署并试运行了中国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该平台致力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粤港澳金融科技交流合作。为加强前瞻布局,抢占金融科技战略高点,从2017年开始,深圳市政府在全国率先设立“金融科技专项奖”,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金融科技项目已被纳入评奖范围,用于奖励深港两地金融机构在完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拓展跨境投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方面的金融科技创新项目。同时,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连续举办多届深港澳金融科技全球峰会,邀请深港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创投企业及研究机构代表和专家为金融科技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建言献策。

4.全国性金融中心金融市场表现

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全国性金融市场中心的地位突出,金融市场规模具有绝对领先优势(见图2-4)。

图2-4 全国性金融中心金融市场规模分领域比较

在股票市场发展方面,截至2019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615家,总市值达到35.56万亿元,成交金额54.38万亿元;同期,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虽为2205家,但总市值为23.74万亿元,成交金额达到73.03万亿元。

在债券市场发展方面,全国仅有上海和深圳拥有证券交易所,其中,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额达到6.41万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额达到1.82万亿元。

在上市公司利用方面,2019年上海、深圳和北京本地A股上市公司数量分别达到307家、344家和298家,相差不大。北京在“新三板”股票公司数量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达到1187家,上海和深圳分别为714家和490家。上海、深圳和北京年度IPO公司数量分别达到21家、15家和19家。

在直接融资水平方面,北京远远超过上海和深圳,2019年达到2.09万亿元。

在区域要素市场发展方面,2019年上海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公司数量达到10156家,高于北京的6371家和深圳的7063家。

5.全国性金融中心金融生态环境表现

从CFCI 7开始,深圳与北京、上海在金融生态环境上的得分差距不断被拉大,深圳与上海之间的得分差从最小的20分扩大到本期的57分(见图2-5)。

图2-5 北京、上海、深圳金融生态环境得分历期比较

(1)金融生态环境——人才环境

人才环境主要包括教育环境、医疗卫生、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

如图2-6所示,在教育环境方面,北京和上海显著优于深圳。截至2019年底,北京拥有93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超过90.0万人,而上海也拥有64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接近70.0万人。相比之下,深圳仅有8所高校及10.4万名在校学生。同时,2018年深圳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人均负担学生数量达到12.6人,高于北京的6.3人和上海的10.0人,反映出深圳普通中学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

图2-6 全国性金融中心金融人才环境分领域比较

在医疗卫生方面,2019年深圳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量仅有33.4张,不仅远低于北京和上海,与全国多数区域性金融中心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在生活质量与城市环境方面,2019年深圳住宅房价与收入比高达16.54,远高于北京的8.32和上海的6.88,房价高企已经成为影响深圳人才环境的重要因素。

(2)金融生态环境——商业环境

见图2-7,在专业服务方面,北京优势明显,其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和保险中介机构数量等均远高于上海和深圳。

图2-7 全国性金融中心商业环境分领域比较

在政策环境方面,深圳超过了北京和上海,原因主要在于深圳出台了较为详尽的金融业发展促进政策,政策覆盖面较广,对法人金融机构培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大。

在地方风险控制方面,深圳表现突出。2019年,深圳地方政府负债率和地方政府债务率分别仅为2.5%和18.0%,而同期北京的分别为26.4%和161.0%,上海的分别为17.1%和91.0%。

(3)金融生态环境——国际化程度

见图2-8,在国际化整体水平方面,上海的机构国际化、经济外向度和国际影响力均位列全国第1,而深圳金融国际化水平与上海、北京相比,差距明显,未来提升空间较大。

图2-8 全国性金融中心国际化水平分领域比较

在机构国际化方面,上海具有领先优势。2019年,深圳外资金融机构仅有67家,而北京和上海分别有120家和183家。

在经济外向度方面,深圳在直接利用外资方面存在明显短板。2019年,深圳直接利用外资总额只有78.09亿美元,而北京达到142.10亿美元,上海达到190.48亿美元。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深圳与上海和北京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深圳的国际航班起降架次为32531次,只相当于北京的1/5、上海的1/7;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的影响力得分也相对较低。

2.2 国家中心城市:金融实力与城市定位匹配,中部中心城市提升空间较大

国家中心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发挥着中心和枢纽作用,具有全国范围的中心性和一定区域的国际性两大基本特征。目前,已经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共有9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比较分析这些城市的金融综合竞争力,有助于了解国家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和承载作用。

1.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和得分情况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与其功能定位基本匹配。从历期CFCI评价结果来看,除上海和北京之外的7个国家中心城市,其综合竞争实力均进入了区域金融中心十强行列,在国内城市中具备较强的金融发展基础。即使是在7个城市中排名和得分相对靠后的郑州和西安,自2015年(CFCI 8)起,其综合竞争力也全面超越了全国28个区域金融中心的平均水平,反映出国家中心城市的金融实力与其城市定位相匹配(见表2-2、图2-9)。

表2-2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和得分情况

图2-9 七大国家中心城市的金融综合竞争力得分历期比较

广州综合竞争力仅次于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在28个区域金融中心中地位稳固。目前,广州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努力构建与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着力建设大湾区资产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创新中心、科技金融创新中心、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金融要素区域交易中心,各项金融改革创新持续推进。

专栏2-2 广州:持续深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

近年来,广州以绿色金融、跨境金融、知识产权金融等领域为重点,推动金融改革创新。绿色金融改革试验不断走深、走实。自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获批以来,广州市牢牢把握重大机遇,以金融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两年来的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案例。截至2019年底,广州地区银行机构绿色贷款余额超过3000亿元,全市累计获批发行各类绿色债券638亿元,新增绿色保费收入488亿元,三项指标在各试验区中均排第一位;自2017年以来,新增绿色股权融资额4210亿元;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最快,广州碳交所碳配额现货交易量累计成交居全国首位。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指数与评价报告》中,以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核心的广东绿色金融发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一。

南沙自贸片区金融改革创新加快推进。自自贸区获批建设以来,南沙落地全国首笔“跨境资产贷款衍生品综合交易”业务、首单境外美元私募债券等创新业务,推出国内首张以自贸区冠名的“自贸通龙卡”和金融“IC卡”。国内首只支持再生纸项目运营的绿色债券——广纸绿债、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和合格境外普通合伙人(QFGP)试点、首单用美元结算的跨境船舶租赁资产交易,率先在CEPA框架下开展外资金融合作试点。金融创新政策83项已落地实施58项,开展熊猫债、粤港电子支票业务、跨境人民币直贷、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币缴税服务等多项跨境金融创新业务。截至2019年底,南沙入驻机构6451家;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金额61.69亿元,累计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3869.74亿元;已落户融资租赁企业(含金融租赁)2195家,注册资金达5000亿元,累计业务合同余额超3500亿元,累计完成134架飞机和64艘船舶租赁业务。

此外,广州积极开展多项金融创新举措,如广州开发区积极探索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创新,国内首单以纯专利许可为底层资产的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兴业圆融”—广州开发区专利许可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设立。

武汉、郑州等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与西部地区中心城市成都、重庆相比,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武汉、郑州的综合竞争力处于较低水平,本期综合竞争力得分分别为52.81分与51.66分,国家中心城市排名分别为第7和第8。其中,武汉综合竞争力较弱的原因在于金融产业绩效得分较低,居国家中心城市末位;而郑州综合竞争力较弱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实力排名全国第17,且金融生态环境排名全国第15,拉低了整体竞争力水平。

2.国家中心城市金融产业绩效表现

见表2-3,广州和重庆的金融产业绩效排名分别上升1位。广州的金融产业绩效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3,得分提高12.41分,在金融业增加值、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及本地证券交易额等方面表现突出。重庆的金融产业绩效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居第6位,得分提高3.65分,在金融业增加值、金融从业人员数量、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本地证券交易量等方面表现突出。

表2-3 国家中心城市的金融产业绩效排名及得分变化

成都和郑州的金融产业绩效排名均下降1位。成都的金融产业绩效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排第4位,得分仅提高0.69分,是得分增长最少的城市。郑州是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金融产业绩效得分唯一下降的城市,得分下降4.13分。

3.国家中心城市金融机构实力表现

见表2-4,在国家中心城市金融机构实力排名中,天津是唯一上升的城市。天津的金融机构实力得分由上一期的56.53分提升至本期的57.53分,提高了1分,排名上升1位,至榜单第3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2019年,天津的证券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大,法人证券公司资产总额513.4亿元,同比增长6.5%,实现净利润10亿元,较上年增加4.1亿元。近年来,天津稳步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继续落实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政策,加快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物流金融、租赁金融和绿色金融,促进各类市场稳定发展,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力。

表2-4 国家中心城市金融机构实力得分与排名情况

专栏2-3 天津: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扎实推进

近年来,天津自贸试验区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创新落地,复制上海自贸区FT账户、外汇管理创新业务、跨境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等创新政策,取得明显成效,有力支持了天津自贸区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FT账户助力跨境金融业务发展。2019年,人民银行批准天津正式成为继上海、海南之后第三个上线自由贸易(FT)账户体系的地区,FT账户体系在天津正式落地。截至2019年底,已有两家银行正式接入FT账户分账核算业务系统,为企业办理FT账户业务34.2亿元人民币;区内主体累计新开立本外币账户8.1万个;办理跨境收支2117.5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24.6%;结售汇942.4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4111.3亿元,占全市的43.3%。

租赁创新示范效应显现。天津是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集聚了国内外知名融资租赁机构发展。在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的推动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开展了融资租赁企业外债便利化改革,融资租赁公司下设注册在天津的SPV可以共享母公司外债额度,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为企业运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截至2019年底,已有4家融资租赁企业获得试点资格,28家特殊项目公司共享外债额度,完成外债登记21笔。

打造央企创新型金融板块承载地。近年来,天津自贸试验区紧紧围绕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积极吸引央企创新型金融机构落地。截至2019年底,已有中国中车、保利、中信等70多家央企在区域内设立投资类、供应链金融、贸易、持股平台等企业超过400家,总体注册资金超过3000亿元。通过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和创新,使天津改革红利不断显现,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了各类创新型机构集聚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天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4.国家中心城市金融市场表现

郑州金融市场在国家中心城市中具有优势。郑州拥有全国性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全国性金融市场,商品期货业已成为郑州乃至中部地区极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金融产业之一。本期金融市场规模得分19.46分,较上一期增长1.66分,在国家中心城市中排第4位,比上一期下降1位,这主要受到商品期货交易规模增长缓慢的影响(见2-5)。

表2-5 国家中心城市金融市场规模得分与排名情况

5.国家中心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表现

本期国家中心城市金融生态环境得分和排名与上一期相比整体稳定。其中,重庆的排名较上一期提升1位,在全国中心城市中排第6位,得分下降2.89分;西安的排名较上一期下降1位,在全国中心城市中排第7位,得分下降3.79分,其余城市的排名没有变化;除重庆、西安和天津外,其他城市得分均有增加(见表2-6)。

表2-6 国家中心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比较

续表

广州人才发展环境在国家中心城市中具有领先优势。2018年,广州拥有82所高校,仅次于北京和武汉;在校学生数量达到108.6万人,仅次于武汉。此外,广州医疗卫生也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每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数量达到57.7张。但广州城市交通状况在全国中心城市中并不具备明显优势,体现在城市交通健康指数相对较低。

2.3 副省级城市:行政级别优势减弱,综合竞争力普遍不强

我国自1994年正式实施副省级行政建制市体制以来,目前共有15个城市被列为副省级城市,分别是广州、武汉、哈尔滨、沈阳、成都、南京、西安、长春、济南、杭州、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和宁波。

1.副省级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和得分情况

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和广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和南京综合竞争力均位列前五,其金融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地位相符。同时,济南、青岛、厦门、沈阳、宁波、哈尔滨和长春7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得分低于全国区域金融中心平均分,这反映出副省级城市的行政级别优势不断减弱,对金融资源集聚能力不足(见表2-7、图2-10)。

表2-7 副省级城市的金融中心排名和得分情况

图2-10 各副省级城市综合竞争力历期得分变化

东北地区除大连外,沈阳、哈尔滨和长春的金融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分别排第12位、第14位和第15位,整体处于副省级城市末位,这3个城市的金融市场规模和金融生态环境得分在全国金融中心中都处于末位水平,因此影响了其整体竞争力排名。

2.副省级城市金融产业绩效表现

本期副省级城市中,深圳、广州、杭州和成都的金融产业绩效得分均超过100分,其中广州、杭州和成都的得分差距较小。2019年,杭州和成都的金融业增加值虽然十分接近,分别为1789.0亿元和1893.7亿元,但杭州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本地证券交易量、保费收入等指标均高于成都,这是杭州金融绩效得分超过成都的重要因素(见表2-8)。

表2-8 深圳、杭州、广州和成都的金融产业绩效发展指标比较

续表

西部地区西安的金融产业绩效得分连续两期保持大幅增长,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显成效。2019年,金融业增加值达到998.9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0.7%,成为全市支柱产业,本期金融产业绩效居全国第11位,在副省级城市中居第6位。近年来,西安积极推动“丝绸之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发展能源金融、绿色金融、离岸金融、文化金融、军民融合金融等特色金融。其中,西安对绿色金融探索较早,在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产品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3.副省级城市金融机构实力绩效表现

本期副省级城市金融机构实力得分出现分化。副省级城市中金融机构实力排名提升最大的是济南,上升了2个名次,得分增加3.06分;其次是南京,上升1个名次,得分增加0.68分。青岛、哈尔滨等排名靠后的城市,金融机构实力得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见表2-9)。

表2-9 副省级城市金融机构实力得分与排名情况

续表

银行类机构,杭州的法人银行数量多于深圳,但资产规模却约是深圳的1/3。截至2019年底,深圳有9家本地法人银行机构,资产规模达到12.47万亿元;而杭州有12家本地法人银行机构,资产规模仅有3.61万亿元。

证券业金融机构及保险业金融机构主要集聚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其他副省级城市在该领域几乎不具备比较优势,其中宁波没有证券法人机构,6个城市只有1家证券法人机构;成都有4家证券法人机构,是副省级城市中除深圳外拥有证券法人机构最多的城市(见图2-11、图2-12)。

图2-11 副省级城市证券法人机构数量比较

图2-12 副省级城市证券法人机构资产规模比较

近几年,各副省级城市均加快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建设,但由于地方性金融机构规模参差不齐,实力相差较大,因此在该领域各城市的得分也相差较大。

4.副省级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表现

本期副省级城市中,厦门和武汉的金融生态环境得分上升幅度较大,其中厦门的得分较上一期提升6.96分,在副省级城市中居第8位;武汉的得分较上一期提升3.63分,在副省级城市中居第4位。

武汉在金融人才环境和金融商业环境方面具有一定优势。2019年,武汉拥有83所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在全国仅次于北京;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达到110.7万人,位列全国第1。每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数量74.8张,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每万人城市轨道交通里程数达到34.7公里,高于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

厦门在城市环境和政策环境方面具有突出优势。2019年,厦门的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7.5%,超过大多数副省级城市;金融业在岗职工年均收入达到21.24万元,与广州的23.84万元差距不大。此外,厦门的金融业发展促进政策完善,为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

专栏2-4 厦门:金融扶持政策初显“虹吸效应”

为大力推进“金融强市”战略,厦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金融产业扶持政策,对促进金融产业发展、吸引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集聚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金融先行先试政策。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了厦门建设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主要任务,提出了“以集聚金融资源为重点逐步完善区域性”“以金融改革创新为重点提升金融服务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先行先试为重点逐步形成区域性金融要素市场”三大举措。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了厦门片区的实施范围及功能划分,提出了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拓展金融服务功能、推动两岸金融合作等先行先试政策,支持在厦门片区探索对台资进一步开放,降低台资金融机构准入和业务门槛,适度提高参股大陆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

综合类金融政策。《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厦门建设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若干意见》《厦门经济特区促进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条例》分别从省、市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实施方案;《关于印发促进金融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及《关于促进金融业加快发展意见的实施细则》明确了加快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加快区域性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支持金融机构加快发展、营造金融发展良好环境等具体措施及扶持政策;《关于进一步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对认定的总部企业给予从开设补贴、办公场地补贴、税费返还到人才激励等全方位的激励措施,极大地释放了总部企业的落户动力及经营创新活力。

专项扶持政策。2019年,厦门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大力建设金融强市打造金融科技之城的意见》,正式确立了厦门金融业前行的方向和阶段性目标。以此为基点,为实现全球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发展,厦门搭建了“1+1+3”金融政策体系,包括《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厦门市金融业发展专项规划(2019—2025)的通知》《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厦门市金融人才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股权投资行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当前,厦门金融产业促进政策的“虹吸效应”正初步显现,各类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正云集厦门。截至2019年底,厦门市共有银、证、保持牌金融机构260家,包括银行业机构47家,其中外资银行总行、分行及代表处有15家,是海西地区外资银行数量最多的城市;证券机构135家,期货机构39家;保险主体39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363家,管理各类私募基金982只,规模1558.32亿元,居全国第11位。融资性担保公司19家、小额贷款公司14家、典当行27家。厦门共有境内上市公司49家,其中主板上市公司21家、中小板上市公司1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16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3968.66亿元;“新三板”企业129家,两岸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近3295家,数量均为全省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