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石椁：一件新发现的入华粟特人葬具？239
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李思飞（Li Sifei）著 李思飞译
粟特无疑是研究前伊斯兰时期中亚伊朗文明最受瞩目的地区之一。古代中亚民族粟特人从未在其本土建立统一的王国，他们原居住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部之间的地区。每一个粟特城市仅能掌控着由当地贵族统治的一小块领地，使人联想起古希腊的“城邦”结构。公元3世纪初贵霜王国衰落后，粟特人开始沿“丝绸之路”迁徙，大多从事商贩贸易。南北朝时期（公元5—6世纪）粟特人在中国的聚落显著增加。入华粟特人往往采用自己国家的汉文名字为姓，即中国史籍统称的“昭武九姓”或“九姓胡”，并开始在中国军队和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240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发现了多座入华粟特人墓葬，其中甚至有成规模的家族墓地，如在新疆吐鲁番和宁夏固原的发掘。尽管在甘肃天水和山西太原虞弘墓皆出土了装饰华美的墓葬，然而最引人注目的粟特人葬具当属发现于西安市北郊的安伽墓、史君墓和康业墓。对经科学发掘出土墓葬的研究也包括了其他一些现藏于博物馆或私人藏家的非正规出土葬具（益都、安备、安阳、Miho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弗吉尼亚美术馆、Vahid Kooros收藏、Shelby White 和Leon Levy收藏）。241学界开始用“入华粟特艺术”这一术语来形容包括石棺床和围屏石榻在内的粟特丧葬艺术。显而易见，在中国的粟特权贵更倾向于采用汉地习俗，尽可能多地展现汉化后的官员形象。一些汉文史料毫不迟疑地反对粟特丧葬风习，后者根植于琐罗亚斯德教传统葬仪，例如将死者尸体暴露于野外，任狗或其他野兽啃食的做法。狗在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中受到高度尊重，它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入华粟特人墓葬中，但全然没有啃食尸体的图像。242这种做法——倘若表现在写实艺术中——也许是定居中国的粟特人为避免触怒当地政府而有意为之。243
入华粟特墓葬艺术，应被视为中国当地艺术家的创作，在过去二十年来得到了强化研究。然而，入华粟特人葬具上描绘的场景和主题无疑根植于粟特文化与宗教信仰，更笼统地说，源出于前伊斯兰时期伊朗化中亚的非佛教信仰。出现在著名的梅尔夫彩绘花瓶（公元6世纪）上的婚礼、狩猎及葬礼场景，与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发现的相似图像构成了有趣的对照。244粟特神祇图像不时出现在入华粟特人葬具中，这类图像也可由来自片治肯特和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其他遗址的粟特壁画追索出相关参照物。245中国史学家用特定术语“祆教”来形容粟特人的信仰，他们认为后者在形式上有别于与中国互通有无的其他伊朗族群所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246
一座疑似属于入华粟特人葬具的石椁最近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它未经科学发掘，出土于中国某地并在古董市场上出售，辗转到达日本。多亏日本收藏家崛内纪良先生购得并于2012年将其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目前这件石椁正在国博展出。感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李翎教授相告，笔者得以亲眼探访这座石椁，拍摄资料并做出一些初步考察（图1）。虽然很遗憾墓志已经遗失，但该墓葬的主人显然不是汉人。石椁外部饰板的全部男性人物均卷发、高鼻、须髯茂密。他们的姿态、服装、乐器和其他配饰皆指向中亚人的形貌。石椁四角各有一武士形象，大概是带有辟邪性质的守门侍卫，有强烈的胡人面孔特征（图2）。武士中有一人甚至身披兽皮（图3），很像有希腊渊源的犍陀罗雕像中金刚力士所披的狮皮。247
这件国博收藏的房屋型石椁属于典型的5—6世纪中国墓葬艺术形制，但从中也可观察到一些特别之处。石椁每一面石屏上的立柱皆与人物产生互动，并未将场景区隔开来。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些石屏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场面，与相对另一面的图像相映成趣。根据国博提出的区分方案，石椁四面对应着四个方位。两条长边对着南方（有门和守门侍卫的一边）和北方。剩下较短的两边则分别朝向东方与西方。每一场景都刻于石椁表面，使用了与康业墓围屏石榻相同的工艺。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观察国博专业人士制作的拓片，或来自葛承雍先生撰写的研究该石椁的唯一论文中的细节线描图248，以便更清晰地识别每一个场景。该石椁无着色痕迹，但未来的研究有望显示它更多有趣的细节与其他扑朔迷离之处。
朝南的长石屏上，在门两侧各有一侍卫，他们并不像在其他入华粟特人葬具上看到的那样身穿盔甲、站在动物或怪兽之上（图4）。左边的侍卫穿戴中亚传统服饰，手执出鞘短剑，仿若正在威慑一位潜在进犯者（图5）。短剑刻画精确，剑柄尾端的圆环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样式。249侍卫着装简朴，但腰带、长袍V字型翻向两侧的三角开领以及高靿靴都雕刻精致250，其面部呈现夸张的深目高鼻。或许他是这件石椁整个装饰程序中唯一一位没有波浪卷发的人物。在门右侧，另一形象不同寻常的侍卫手执倒置的长矛，长矛尾端有一圆环。他上身赤裸，只披一件胸前打结的斗篷，下着长裤。他的腰带左侧挂有一物，或许是一把匕首和一只小袋。251同样地，右侍卫也有着大眼直鼻（图6）。他的短卷发和赤裸胸脯的细节使人联想起希腊半神赫拉克勒斯。奇怪的是，他蓄有精致的八字胡，看上去与围绕在这件石椁上的众男性人物极为相似。
墓主人可被比定为在众随从中间蓄长须且反复出现在石椁三面不同场景中的人物。在状若赫拉克勒斯的侍卫右侧，有一组华盖下的人物，其中仅有一人盘腿坐于卧榻上（图4）。他满脸须髯，头戴一顶小帽，使人联想起其他入华粟特墓葬中粟特移民聚落首领萨保所戴的典型帽饰。他也是唯一左手举着饮器的人物。在这组人物前方有乐舞场景。一体型较小的人物跪在主要人物面前，其身旁有岩石状物。通过位于他不远处的水罐和摆有汤匙的钵可以判断，该人物大概要履行某种仪式。252不确定他是否双手合十作祈祷状或作其他手势。在对面一边，六位仕女朝门站立，身着汉服，前三位身材更高，发式也较后面三位更简单（图4）。她们手执的扇子状物品也略有不同：高个仕女执菱形扇，较矮仕女执圆形扇。253萨保随从中有一人持大型羽翣，紧挨持华盖者。值得观察的是，几位随从、乐手甚至两位舞者皆身挂与“赫拉克勒斯”样侍卫同样的匕首与小袋。相当写实的建筑构件部分地被帘幕遮蔽，以确保想象中的观者观看由六个立柱所划分的空间里正发生着什么。
另一面朝北的长石屏上，刻画着一幅人物庞杂的大场面，图中男性和女性人物再一次被对称分为两组（图7）。在场景中央，墓主人与可被视为他妻子的女子正坐在帷幔下的坐榻上庆祝某个仪式，帷幔正中悬挂着一个巨大风铃。这一女性人物在细节上并不能与她的女性侍从相区分，而虬髯男子则右手举着一只杯子。他未戴任何帽饰，其卷曲的头发也与他的男性随从毫无二致。在中央夫妇的面前跪着两位佩有长剑的胡人，手举香炉或小型火祭坛。靠右边的胡人看上去正高抬右手，似乎往火里添着什么。中央夫妇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大群女性和男性人物。两组人物各占据了由每一侧四通立柱分隔而成的三部分画面。在第一部分分别或立或跪着男女侍从。奇怪的是，在右侧第一排跪着的男子前面有一堆似为木棒的管状物。254其后是一组乐手和舞者。在这一大场面的左右两侧可观察到性别的严格区分。两侧的最后一部分画面是葬礼场景，暗示这对夫妇步入冥府的过程。左侧一群女子和一位男性侍从正牵引着一架通幰牛车，而右侧一群胡人则引导着华盖下五匹备有鞍鞯却无人乘骑的骏马。这种表现手法正如许多其他入华粟特人墓葬一样，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中国墓葬艺术中十分常见。255然而，通常在华盖之下只有一匹备有马鞍和笼头的空鞍马。这座石椁上有五匹空鞍马也许是因为它们暗指其他男性家族成员。根据伴随其他入华粟特人墓葬一同出土的墓志显示，家族墓地在定居中国的粟特人中并不鲜见。
很显然，墓主人是想在同一石屏上表现他认为人生中同等重要的两个不同时刻。鉴于其他入华粟特人葬具上描绘的相似场景，以及梅尔夫彩绘花瓶（被认为是一件琐罗亚斯德教纳骨器）所提供的参照，这件国博收藏的石椁很可能展现的是墓主人与妻子的婚礼和葬礼。如果这一假设使人信服，那么我们显然应当将朝南石屏上的场景，比定为墓主人家中另一个男女分立的仪式或节庆场合。某些学者注意到一些特定场景也有对性别的严格区分，他们提出这些场景通常是表现在葡萄园中的新年庆典。256而这件国博馆藏石椁上并无葡萄或其他树木的痕迹，因为石椁上的场景，正如朝东的短石屏上稀稀落落的岩石状物和溪流所暗示的那样，被理想化地置于宫殿或封闭的花园之中。尽管无法确切指出朝南的长石屏上所欢庆的节日，但很明显它与朝北石屏上的婚礼场面判然有别。
同样地，两侧短石屏上的场景也体现了严格的对称布局，事实上，每一侧空间各由三通立柱区隔成若干部分。朝西石屏上有一队或步行或骑马的出行人群（图8）。主要人物仍是同一虬髯男子，形象比长石屏上的要稍大一些。他骑在一匹鞍鞯豪华的马上，扈从们擎举华盖保护着他。他头戴饰有飘带的王冠，王冠上堆叠有新月和圆形状物，很可能是太阳的象征。我们并不清楚其王冠是否像粟特、匈奴和萨珊王冠那样两侧有展开的翅翼。257看上去在这一场景中，每个人都或骑马或步行簇拥着出行首领，后者手举似为香炉或祭坛的物品。仅有两位骑手完整出现在画面中，值得注意的是可以清晰看到两人蹬踩马镫的脚。258马镫不时可在6世纪入华粟特人墓葬中见到，如在益都石室线刻中的两块石屏，安伽墓和史君墓石椁各一墙板上。259在精确断代为571年的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一匹鞍鞯豪华的空鞍马上的马镫清晰可见。260徐显秀墓壁画也显示出强烈的与中亚舶来品的关联，比如在同一匹马的鞍具上的贵重织物和其他人物服装上可以看到典型的粟特联珠纹装饰。261徐显秀墓壁画还更为细致地描绘了与国博石椁侍卫身上相似的悬挂短刀的绳带和底托装置，颇为值得关注。262
最后一块短石屏又一次展现了河边一队男女侍从牵引牛车的情景（图9）。这一场景应是意欲暗指墓主妻子的旅行，正如牛车上部为透空气而打开的两扇窗户所暗示的那样。可以考虑这一图像与对面另一装饰有众人跟随手托祭坛的侍从出行的短石屏两相对应。因此朝东的石屏应视为对当时中国贵族女性乘坐牛车出行的真实再现。在簇拥牛车的人群中，至少可观察到有两位身份不明的男子头戴萨保式虚帽。尽管不排除他们作为墓主家族成员（儿子？），日后成为其他入华粟特人聚落首领萨保的可能性，但目前尚无法对其身份做出完全精确的比定。
两侧短石屏的两幅场景中，在出行人群头顶上方还有龙、凤和做飞翔状的神怪翼兽。此类翼兽也可在面北的长石屏上层区域看到，唯一不同的是，在这块石屏上，没有出现骑兽驭手。他们可被比定为驾驭飞禽异兽的仙人（图10）。除了朝南的长石屏，其余三块石屏上均按照严格对称的顺序依次刻画了神怪翼兽。例如，在朝北长石屏上婚礼夫妇的正上方有二龙二凤，每一只都被框定在由相邻两枋柱间隔而成的界栏内，而后是两只翼兽，最后跟着的是鱼形翼兽和另一只凤凰。每一奇禽异兽序列都对应着精确布局，正如前文所述，只有两块短石屏上层出现了驭兽仙人。同样在短石屏上，还出现了一个有成对翼兽的加层，似乎可将此处的翼兽比定为支撑屋顶的畏兽乌获（图9）。263
国家博物馆藏石椁既显示出相当的独特性，又体现了与其他入华粟特人墓葬相通的共同之处。不仅这座石椁图像中可被比定为墓主人的主要角色的外观，其他扈从的形貌也透露出很可能来自中亚的异域渊源。有胡人乐队在场的胡腾舞出现了三次，也同样指向中亚这一源头。对用香炉或火祭坛履行的宗教仪式的暗示，使我们想起在入华粟特艺术中已观察到的类同场景。所有这些，皆暗指可能源出中亚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某种形式。一位络腮大髯、身形比侍从要稍大一些的男子反复出现在三块石屏上，其中两处他都戴有头饰。在朝西的石屏上他头戴一顶有趣的王冠，令人联想到8世纪早期片治肯特宫殿的粟特壁画上的一个相似例证。264虬髯男子必然是画面的焦点，墓葬的主人。他很可能来自粟特，于6世纪下半叶居留中国，出任政府或军队要职。因为正是在6世纪下半叶，马镫及其他马具开始在中国大量投入使用，并越发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写实艺术中。
在公元6至7世纪之间，流寓中国的粟特人迎来了其文明最辉煌的时刻。他们代表了这一时期直至唐朝早期中国社会不同文明交融与互敬的典范。如果正规考古调研在未来继续进行的话，有望发现其他未出土的入华粟特人墓葬。西安市北郊，作为众多6世纪定居中国的包括粟特人在内的胡人埋葬区域，极有希望成为富有价值的考古发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