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虽然我将维也纳选作研究的焦点，但我并非研究哈布斯堡帝国的史学专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和专业知识。和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我涉及这个问题，是由自己在职业、智识和政治诸方面的经验所共同造成的。

我在20世纪40年代末刚开始教书时，曾着手组织一门现代欧洲思想史课程，意在帮助学生理解高雅文化与社会政治变化之间在宏观构造上的联系。在美国大学的课程目录里，这种联系通常会显示在课程名称上：“……社会与思想史”——明显带有“进步时期”①那一代人留下来的印迹。其思想领袖詹姆斯·哈维·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约翰·杜威（John Dewey），都为20世纪的美国重申了这样的信念：启蒙运动在历史上是一个理性和社会相互依存的进步过程。而对于随后的30年代的那一代人（我也是其中一员），由于受到大萧条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更加强调社会现实中的斗争和危机成分。不过这一代人依然保持着前人对社会进步的信心，并坚持利用思想来解释和促进社会进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文化史学家们掌握了一系列具有高度描述性的范畴分类，19世纪的知识分子也曾借此分类勾画出他们那个时代的发展略图，这些分类是：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等。不管这些分类或许是多么宽泛和简化，它们毕竟有助于构建起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缔造欧洲高雅文化的人们做出过哪些具体努力以从生活中提取意义，我们便可以在其特定情形下，同时结合更大的历史环境，对其进行分析了。

在这个概念前提下，我的这门思想史课程一直进展顺利——可到了尼采，麻烦开始出现了。碎片化似乎无所不在——尼采和马克思主义者均将之称为“颓废”（decadence）——欧洲高雅文化进入一个无限创新的旋涡中，每个领域都宣称自己独立于整体，而这些独立出来的部分反过来又分裂成新的、更小的部分。文化现象要通过一些概念才能用思想进行表达，而这些概念本身也被卷入无情的离心变化中。不光是文化的缔造者，而且是文化的分析者和批评者们，也不幸沦为这种碎裂的牺牲品。为了界定和掌控后尼采时代的文化发展趋势，许多范畴被设想出来——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抽象主义、焦虑、技术主义——可这些范畴连能用来概括化的表面优点都没有，也无法被令人信服地、辩证地整合进我们先前所理解的历史进程中。想要为20世纪寻觅一个像“启蒙”这样过于宽泛，但在启发性上不可或缺的替代词，似乎注定无果，因为它所应覆盖的文化内容实在太过于异质化。事实上，现代运动用来界定自身的分析范畴的多样性，借用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话来说，已经成为“原则的死亡之舞”。

面对这般混乱局面，历史学家该怎么办？似乎必须尊重现代文化的每个构成分支（社会思想、文学、建筑等）的历史发展，而不是用什么均一的定义来遮掩多元化的现实。于是，我转而向其他学科的同事求助，可他们的智识状况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在我最为关注的那些领域——文学、政治、艺术史、哲学——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不再以历史作为自我理解的基础。同时，在一场平行运动中，有些学科在重新界定自身的智识功能时，所采取的方式也削弱了它们的社会关联性。就拿文学里的新批评派来说，“二战”之前原本是文学历史主义的实践者在大学英语系里明显占上风，新批评派后来居上，一些致力于非时间范畴、内在论和形式分析的学者取代了前者。在政治学领域，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消退，传统政治哲学的规范关注，以及实用主义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热衷，都开始让位于非历史的、政治上中立的行为主义风潮。而在经济学领域，立足数学的理论家大行其道，失势的则是旧的社会意识强的机构主义者，以及以政策为导向的凯恩斯主义者。即使是在音乐这样的领域，受勋伯格和申克尔（Schenker）启迪的新式大脑思维也开始侵蚀音乐学对历史的关注。最重要的当属哲学领域，该学科以前的特点是对自身的历史特性和历史延续性具有高度的意识，可是如今，对于这些自古以来就令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分析学派却越来越质疑其有效性。为了在语言和逻辑领域有一个更受限和更纯粹的功能，新哲学不仅割裂了自己同整个历史的联系，也同本学科自身的过往一刀两断。

于是，在一个接一个专业学术领域，历时性路径或者说曾经维系现实追求和过往关注的意识链条，要么被斩断，要么被磨损。在这些学科宣称自己独立于过去历史的同时，它们彼此之间也愈加丧失依赖关系。对于理解当代文化的多样性，需要有统一的前提或一致性原则，而这些具有自主性的学科，非但没有提供上述这些条件，反倒加强了文化多元的趋向，这是因为这些学科的学术专业化，在分析上恰恰对应前者。与其他领域同事进行的讨论使我相信：不管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都不要指望历史意识能够从它们那里直接或分享性地获得多少支持。同事们还打消了我原本的想法，即历史学家无论凭借何种支持，都能够为现代高雅文化找到令人满意的概括性描述，这种想法无疑太天真，而企图追求普遍适用的理解方法实在狂妄。与此同时，他们又使我确信，很多学科中的自主性分析方法，不管在总体意义上是多么与历史无关，还是向思想史学家提出了一项挑战，对此他们不能再泰然处之、不管不问。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都满足于把高雅文化的产品用作政治或文化发展有例示性的反映，或者将其与意识形态做对比。只要文化的缔造者和阐释文化的学者都认为，自己的作用就是从社会共享价值的历史轨迹中获得意义，那么历史学家传统的研究步骤，不管可能是多么浅陋，也还是有一定合法性的。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关于作为整体的文化的历史进程的架构——尤其是像在19世纪那样的围绕进步理念的架构——允许历史学家可以选择特定的文化材料，这些文化材料的属性和他对历史总方向的观念密切相关，但是，既然人文学科中的内在分析法，已经揭示出艺术、文学和思想作品当中结构和风格的自主性，历史学家倘若再对它们充耳不闻，可就有可能误读其材料中的历史含义了。

正如想从历史维度阐释一门现代科学，就必须了解这门科学的批判方法一样，想要认真探讨20世纪非科学文化的缔造者，就必须了解现代人文主义者所采取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阅读文本时掌握它的内容（而其形式也是一个重要成分），不管这文本是剧本、城市规划、绘画，抑或是心理学论文。文本创造者的社会意识越薄弱，就越需要那些文本的社会－历史阐释者做出专门的内部分析。然而历史学家同人文主义的文本分析者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后者意在最大限度地阐明文化产品，把所有的分析准则放到特定内容中去考量；而历史学家却从时间的角度来定位和阐释作品，其领域存在两条主线：一条是垂直的，或曰历时性的，借此他可以在文本或思想体系，跟同一文化活动分支（包括绘画、政治等）的前人表述之间建立起关联；另一条则是水平的，或曰共时性的，借此他可以评估思想内容与同时期其他文化分支或角度的相互关系。在文化史的结构中，历时线是经线，共时线是纬线，而历史学家就是织工，可是他织出来的布究竟质量如何，还要看线的强度和颜色才行。他必须从专门的学科中学会纺纱，而这些学科的学者虽然已经不再有兴趣用历史来作为理解事物的主要方法，但比起历史学家来，他们在本领域内，依旧更懂得如何织出结实耐用、色彩纯正的纱线。历史学家自织的纱线不如他们的精细，但如果历史学家在纺纱中仿效了他们的方法，他应该也能够纺出足够耐用的纱线，来织出他被要求制造出的那种粗糙花纹的织物来。

历史学家当前必须放弃的，特别是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是预先假定一个抽象和绝对的通用标准，即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和密尔（Mill）所说的“时代特征”。在过去曾经使用这种直觉辨认法去考察统一体的地方，我们现在却必须采取经验法来研究多元状态，以此作为在文化中找到统一模式的前提。可是如果我们在各个单独的文化生产分支中，依据其各自的模式，来重新建构变迁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来确定各分支之间的异同之处。这反过来又可以把我们带到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来，找到应对某些体验的共同方法，这些方式把处于共同的社会空间和时间空间中的人，作为文化创造者维系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