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森林帝国》萌发的元点是在1983年。这一年，拙著《努尔哈赤传》刚出版，黑龙江省黑河社科联刘邦厚先生主持召开“黑河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邀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吕一燃先生和我等前去莅会。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哈尔滨，转北安，再乘汽车，到达黑河。途经大兴安岭东麓，横穿小兴安岭。回程时乘县里吉普车，在森林中土路上，摇晃起伏，颠簸而行。这次旅行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莽莽林海，一望无际，绿树蔽目，不见天日。我重温《柳边纪略》等记载清代东北大地，万木森森，山峦绵绵，江河纵横，林海雪原。后我沿乌苏里江而下，到其与黑龙江汇合口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以及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见情景，依然雷同。后又到赤塔、伊尔库茨克等，还是森林莽莽，蔽天遮日。

这片布满大森林、黑土地、江河纵横、山峦起伏的中国东北大地，在清朝及其以前时期，南接汉人聚居的农耕区，西连蒙古人游牧的草原区，北接极地冻土带，东濒大海，是清朝满洲的崛兴之地。我研究清史的重点，在清朝开国史。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彰显森林文化，聚集部众英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逐步扩张，开创基业。这片土地究竟有什么神秘的内在力量，有何种巨大文化动力呢？从而引发我对中华文明多种文化形态的重新思考。

我生长于半山半海、亦农亦渔的小乡村，对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有所了解和体验，但于草原文化和高原文化则缺乏体验。于是，我去内蒙古、新疆准噶尔蒙古草原及蒙古国等地，所见如《敕勒歌》所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地理事实，文献记载，档案资料，实地考察，都在表明，西北属于草原文化，东北属于森林文化。与之同期，我先后跑了青海、西藏、云南、贵州等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又跑过辽、冀、津、鲁、苏、沪、浙、闽、粤、桂、琼，并去台、港、澳，南下海南三沙市，还到马六甲遥望曾母暗沙，体味沿海暨岛屿的海洋文化。

其间，如本书所述，王光先生提示我研究并回答一个“历史之问”—清朝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和“以小治大”？经过长期的资料积累与苦思冥索，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写出《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文稿，提出：中华文明是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所组成的。这时，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隋丽娟教授邀请我去该校做学术演讲。我们商定举行一次多学科、研讨性的学术报告会。与会者二十五位专家，包括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边疆学、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民俗学、文献学、档案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专家，我做报告，大家研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我汲取大家高见睿智，做了认真的修改补充。后《辽宁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孙琰向我征其校刊特稿，我就把这篇文稿交了，在《辽宁大学学报》2014年第一期刊出。而后在多所高校做过演讲，特别在“远集坊”讲坛，做了报告。经过多次、反复的探索、梳理、补充、修改、考证、论述，在已积累成果基础上，2018年，《森林帝国》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回顾在研究森林文化与森林帝国的过程中，未见前人相关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我在研究这个课题时，摸索打开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两个视窗。其前者，从《史记》到《清史稿》等相关文献，并结合实地考察，探索肃慎族系—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洲等的源流、演化、文化、特点；其后者，从中华文明五种文化—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文化，寻根溯源，探寻其间的文化关系。进而在对比中，研究森林文化的定义、范围、特征及其演变的历史—进而探索、研究并回答清朝兴起与衰亡之内在的文化根因。

《森林帝国》出版后，得到师友、媒体的鼓励。我又对原书进行拾遗补阙，纠偏扶正，修订、梳理、完善、增补，现由华文出版社以《森林帝国》（增订版）问世。

从《努尔哈赤传》出版为我清史研究新起点，到《森林帝国》（增订版）问世，于森林文化与森林帝国之探索与研讨，其关注、研究、著文、成书、充实、修订，总算起来，整四十年。

是为序言。

阎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