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早期的新人口机会

原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

一、基本背景与基本概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寿化和少子化持续并进。人口发展规律指出，长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负增长，长寿化和少子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最大的“灰犀牛”，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交织联动，将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需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

从少子化角度看，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相当于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之和）达到6以上，而2022年仅为1.09。毫无疑问，中国已经进入了全世界低生育率的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从长寿化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1950年为43岁，现如今约为78岁。可以说，少子化和长寿化是我国未来中长期人口发展的大背景。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内生性要素和基础性要素。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且在经济社会中的投入以劳动力形式出现。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论很流行，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溯到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源。实际上，人口红利概念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时创造出来的。该概念由两部分组成，即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人口机会是人口学的概念，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机会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经济学概念，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出，如GDP、国民收入等。人口机会向人口红利的转化需要经济社会决策和环境等中介因素或转化机制来匹配。因此，若人口机会未能有效转化为人口红利，就说明人口机会被浪费了，而非人口红利消失了。可以说，人口发展的不同阶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同的人口机会，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人口机会的转化，在讨论人口红利时，要避免将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两个概念混淆。

二、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

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中国人口数据。数据显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净增长人口是-85万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自然状态下的负增长。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负增长是由死亡率突变驱动的，但是现阶段的人口负增长则是由生育率降低主导的，是在低死亡率背景下出现的生育率更低的现象。这种负增长可以被称为趋势性人口负增长，与灾难性变化有较大区别。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灾难导致的人口负增长都是短暂的，灾难平息后，导致死亡率异常升高的因素消失了，人口便会马上回归到灾难发生前的变动轨迹上。而由低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负增长一旦形成，短期之内将很难实现逆转。

相关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人口最后一次出现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之后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到2010年，出生人口已减至1592万人。随着生育间隔的取消、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2011年至2017年的年平均出生人口升至1819万人，创造了一个小的人口出生高峰，但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2018年，出生人口又降至1523万人，之后一直下跌，2022年出生人口不足1000万人，尽管三孩政策已经实施，但目前尚未显现出实际效果。

另外，新冠疫情的暴发，无论疾病本身还是对人未来的预期，都对生育率具有较大影响。中国的出生人口是否会在疫情结束之后出现反弹，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可以说，2022年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从阶段上来说仍然属于人口零增长的阶段。未来两三年出生人口数或许会有小幅度增加，但能否超过死亡人口数需要拭目以待。总之，中国常态化的、稳定的、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大趋势已经确定，这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我们通过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大趋势能够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2022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即出生率变化和死亡率变化两股驱动力量相向而行，促成了人口减速增长，直至负增长。2022年以后，死亡率不断上升，但生育率、出生率继续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出生率和死亡率变成了背道而驰，维持和深化了人口增长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国策。在这一国策的执行过程中，外生性生育政策和内生性经济社会发展这两股力量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低生育率，并且过去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内生性经济社会要素继续指向低生育率，而外生性生育政策则在不断地放开，鼓励人们生育。这两种力量从相向相辅变为相背相左。所以，未来鼓励生育的政策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应该说至少不会像过去降低生育率时的生育政策所显现出的效果好。这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已经难以更改。从每年净增人口变化看，在1950年到2100年这150年间，我国净增人口整体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2022年以后人口净增加由正转负，开始净减少。进一步观察可知，2022—2050年的人口减少处于早期温和期，年净减少人口数量逐年递增，2050年约为800万人；2050—2100年年净减少人口逐渐增至1000万人以上，进入负增长远期剧烈变动期。

三、未来30年，宏观人口形势基本面

（一）规模上，人口规模巨大是首要特征

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的约30年时间里，也就是在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数量、结构、素质、迁移流动和分布呈现出新的人口机会。

联合国人口理事会在《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对所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9个方案的人口预测，其中包括低方案、中方案、高方案。就中国而言，高方案是指中国人从现阶段平均生育1.09个孩子，逐渐增加，到2050年升至1.8个孩子，2100年达到2个孩子，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天花板方案。中方案是指在现阶段基础上缓慢提升生育率，到2050年平均生育1.4个孩子，2100年达到1.5个孩子，实现微弱增长。低方案是指生育率在现阶段的基础上继续降低，到2050年降至约0.9个孩子，2100年平均生育1个孩子，这是一个超低生育率的警告性方案。

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低方案的中国人口约为12.2亿人，相比现在减少约14%；中方案约为13.1亿人，相比现在减少7%；高方案约为14.1亿人，相比现在几乎没有变化。如果进一步对比2050年和210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2100年高方案的中国人口为11.5亿人，中方案为7.7亿人，而低方案仅为4.9亿人，相比2050年各自减少约18%、41%和60%的人口。

可以看出，不同方案在21世纪后半段（负增长远期阶段）和未来30年（负增长早期阶段）显现出的人口变动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还只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如果把人口结构变化也作为考量的因素，那么不同方案间的老年人口和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和比例等都将表现出巨大差距。不管怎样，即便生育率下降速度加快，未来30年，人口规模巨大依然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首要特征，中国仍然是全球人口数量达到10亿级以上的两个国家之一。

1.从全球看，印度成为第一人口大国

中国人口负增长之时，也是印度人口总量超过中国之时。截至2023年，印度已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随后印度人口将持续增长至21世纪60年代的峰值17亿人左右。中国人口则会继续减少，将于21世纪末期减少到约7.7亿人，届时印度的人口数量约为15亿人。对此，有人表示，就两个国家的未来而言，印度将更具人口红利。但是，能否转化为人口红利并且实现经济产出，取决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出台、落实的情况。

2.从国内看，人口负增长区域由点及面扩大

从人口自然变动看，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出现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的城市。1993年，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开始负增长并一直持续至今，但直到现在，上海的常住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外来人口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注入了无限活力，是保持城市人口扩大的生力军。

2021年，我国已经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了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也就是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累计覆盖约6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2.2%。同一年，受到迁移流动人口的影响，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累计覆盖6.5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6.2%。也就是说，2021年已经有一半左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未来这种数量上的变化还将持续。

（二）结构上，老龄社会向深度老龄社会转型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相互交织，人口负增长将加剧人口老龄化进程，老龄社会快速向深度老龄社会转型。中国自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当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老年人口约为1.3亿人。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约为2.6亿，2025年将超过3亿，2033年将超过4亿，2054年将达到峰值，约5.2亿。随后老年人口开始减少，但到21世纪末期，中国仍将拥有3.6亿老年人口。

就老龄化水平而言，2020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18.7%，2024年超过20%，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社会，预计到2035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超过30%，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社会。2054年老年人口达到峰值时，中国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超过40%，中国将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但是之后，老年人口比重增长趋势并不会停止，到2080年左右将达到48%以上，即近半数人口为老年人口，这是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如果说生育率持续走低，按照低方案预测，到208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62%，生育率越低，老龄化程度越高。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整体的年龄结构变化，不能只盯着老年人口及其比重，要看全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少年儿童人口都在其中，人人都在其中。

1.劳动年龄人口缩减，但供给规模依然丰盈

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在缩减，稀缺性增大，但供给规模依然丰盈。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于10多年前达到峰值——2011年为9.3亿人口。2011年以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处于攀升式增长向峰值迈进的高原期；2011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处于从峰值向下行的高原期。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8.9亿人减至6.5亿人。从全球看，2050年以前，我国在任何节点上的劳动力数量均大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之和。

虽然劳动力的稀缺性在增大，但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机会依然存在，只是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出现了弱化现象。

2.人口负增长早期的低龄老龄化特征显著

未来30年，无论是老年人口数量，还是老龄化程度，都会增加一倍。但在此过程中，如果把老年人口分成60～69岁的低龄老人、70～79岁的中龄老人、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我们会发现，60～69岁的低龄老人恰恰处在快速增长期，将从1.5亿人增长到2.1亿人，呈现出低龄老龄化特征。2050年以后，60～69岁的低龄老人开始不断减少，到2075年会减少至1.6亿人，到21世纪末期将减少到不满1亿人。国家提出的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目标群体就是低龄老人，并且这类人群在未来30年持续增加，将为中国创造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等的机会窗口期。这种机会短暂且弥足珍贵，因为21世纪后半段中国将呈现高龄老龄化特征。

3.从以“养小”为主向以“养老”为主转变木已成舟

2020年，中国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少儿抚养比为28.3（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100，下同），老年抚养比为29.5，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养“老”的负担反超养“小”的负担，且养老的负担将越来越重。交汇期在2021年，两者均为28。之后，少儿抚养比基本稳定在20左右，而老年抚养比到2051年将增长至81左右，总抚养比超过100；到2073年，老年抚养比将达到102，而总抚养比将超过120；到2080年，老年抚养比约为117，总抚养比将超过140。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从社会公共支出角度看，“养老”的人均支出数倍于“养小”的人均支出。所以，未来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长期照护、老年服务等一系列公共支出会直线上涨，“养老”和“养小”的反转，实际上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公共支出。

（三）质量上，人力资源大国正在转向人力资本大国

目前，很多人在担忧人口负增长是否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危机，但实际上，我们将面临人口大国与人口强国的问题。人口强国虽然包括人力资源的强大，但更注重人力资本的持续加大，如此才能称得上人口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健康、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可以说实现了质的飞跃。

从平均预期寿命看，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不足68岁，现在已经达到约78岁。在新生儿、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及孕产妇死亡率等联合国衡量一个国家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方面，我国均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健康相对较好的状态。

从教育水平看，2021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57.8%，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文盲人口从2.3亿人减少到3800万人，文盲率从22.8%降到2.7%，而且从人口结构看，目前的文盲人口基本是七八十岁的老人。15岁及以上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龄从5.3年增长到9.9年。从大学受教育人口看，根据教育部统计，2021年，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累计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在1982年时，该数为625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6%。短短40年，从占总人口比重不到1%增长到占17%，可以说是巨大的提升。2022年，高等教育毕业人口，包括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的毕业人口，累计1076万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毕业人口接近500万人，也就是说，具有中、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口数量每年新增1500万人左右。健康状况的改善、教育水平的突飞猛进，为我国成为人力资本大国奠定了雄厚基础。

（四）空间上，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城镇化水平攀升

中国的农村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为8.8亿人，随后就进入负增长通道。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不到5亿人，而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已经超过9亿人，城镇化水平超过65%。如果按照未来的规划，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2050年将达到75%～80%，农村人口还将净减少1.7亿～1.8亿人，城镇人口将净增加7000万～8000万人。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盘活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同时也改善了劳动力自身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相对封闭、要素静止的乡土中国正在向一个开放、要素不断活跃的城镇中国转型，这个转型对于所构建的社会管理、社会福利、社会治理体系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整个国家治理及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出了双向挑战。

（五）政策上，全面转向积极生育政策措施

从政策层面看，我国生育政策从紧缩型向积极型转变，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提出“晚、稀、少”生育政策；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4年，调整为“城镇一孩、农村一孩半，部分二孩，少数民族更加宽松”；2002年，各省取消生育间隔；2013年，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推行三孩政策。

从法律层面看，计划生育被列为国家基本国策，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战略和生育政策进行修订。2021年，根据三孩政策，取消所有的生育处罚措施，明确提出构建积极的生育政策措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优惠政策，从经济、时间、技术、服务、环境等方面，支持和鼓励生育。2022年，党的二十大又提出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形成新一轮的生育支持体系，希望能够促进生育率回升。

四、新人口红利的认识

第一，秉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的原则。科学认识是必要的。人口问题具有双重性，既有挑战，也有机会。我们不能夸大机会，也不能放大挑战，而应该对其进行正确认识。如果经济社会不能适应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那么这个状态就会引发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进行统筹应对。主动适应是关键。当谈及负增长、老龄化等话题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扭转局面。然而，适应是至关重要的。既然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常态，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去适应。适应的积极意义在于寻求机会、利用机会和开发机会的过程。只有科学认识和主动适应，才能更好地、更积极地应对问题，正确评估哪些挑战和困难必须面对，哪些方面有可能得到改善。

第二，区分中国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未来30年的人口负增长变化将是温和的，但30年之后，人口负增长变化将会变得剧烈，而到100年之后，人口负增长变化将会更加剧烈。这个前提是保持1.5、1.3或1的生育率不变。

根据联合国在2004年进行的研究——“2300年的世界人口”，当生育率为2.35时，300年后的世界人口将达到360亿人；当生育率为2.05时，未来200年到300年的世界人口将保持在80亿至90亿人之间；如果生育率为1.85，那么300年后的世界人口将仅为23亿人，不足目前的三分之一。就中国而言，如果1.09的生育率持续300年，并且假设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寿命在300年内达到100岁，那么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约为4亿人，到2200年将减少到不足2亿人，到2300年则仅剩约4000万人。

因此，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和长周期结合的影响绝对不能忽视，超低生育率叠加长周期将是人类的灾难。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是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是温和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仍然有时间和机会采取措施应对问题；二是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将会带来更大的挑战，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第三，挑战与机遇并存。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主要包括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压力增加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采取措施来解决，包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升劳动生产率、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等。同时，人口负增长也带来了一些机遇。首先，人口负增长可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减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其次，人口负增长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此外，人口负增长还可以激发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因此，我们不能仅看到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也要看到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寻找发展新动力。

第四，超级老龄社会将给经济、社会、民生、家庭和代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带来全方位挑战。

从经济角度看，一方面，劳动力稀缺性增大，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尽管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然庞大，但过去40年里，依靠劳动密集型出口优势的时代已逐渐远去，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经济总量有限。老年人口比重将从目前的约20%增长到40%以上，与老年人口相关的金融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用于实体经济的资金将减少，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市场的矛盾将凸显。

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看，养老是让老年人老有所养，供给者是现在的年轻人。这将导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代际关系紧张，涉及养老关系、社会保障金缴费和领取关系，以及长期照料保险缴费和领取关系等。

从资源环境的角度看，人口数量减少可能会缓解资源环境与人口数量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人均粮食消费量、人均肉类消费量和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都在不断增加，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将继续增大资源环境的压力。

第五，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实现人口机会向人口红利的转化，需要经济社会正确决策的加持。人口机会与人口红利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达，就是“人口机会+政策环境=人口红利”，没有政策环境的正确加持，人口机会就只是一个机会而已，绝对不会自动变成人口红利。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口红利。加入全球化进程后，我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使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被誉为“世界工厂”，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通过高劳动参与率收获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年均GDP增长率约为9%，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展望未来，我国人口机会正在转型，呈现出综合型特点，包括规模型、资源型、素质型、配置型、长寿型、制度型等多个方面。这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依靠产业结构升级、国家战略协同、新人口机会挖掘、新人口红利创造等途径，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挑战。

总而言之，人口发展的未来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的措施和行动可以影响明天的人口变动。要客观认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转型，把人口规模、结构、素质、迁移、分布等方面的变动作为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内生要素和基础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