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一）选题缘由

历史观问题，是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论题。说它古老，是由于从古希腊荷马和赫西俄德史诗、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笛卡尔、斯宾诺莎，再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维科、马克思等人都对历史观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探讨和研究。说它常新，是因为随着马克思付诸实践概念，提出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实现了对历史观问题的革命性和创造性解答以来，不少学者纷纷转向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以表达不同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切，从而使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门炙手可热的显学。

我国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始于1919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那个时候起，国内学者便开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寻和挖掘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特质，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变了传统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建设模式，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和法宝，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而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恢宏成就的同时，哲学历史观领域也不断凸显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划分问题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程度，直接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基于此种状况，国内学界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开始重点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尤其是唯物史观进行了广泛研究，从而促使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时尚。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哲学的既有解释向度，甚至提出了“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哲学”的论断。可以说，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大有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流之势。故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就应当顺应当前学术前沿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的理论论争，推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繁荣和发展。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花费了15年黄金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资本论》的第一稿，其内容博大精深，既包含丰富的经济学思想，也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观思想。然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仅仅注重从马克思的哲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中来探寻马克思的历史观思想，很少有学者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挖掘其历史观的本质内涵。这种单一的研究视域，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历史观思想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趋势。因此，选择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观思想进行研究，更能够从整体上呈现和把握马克思历史观的原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二）选题意义

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观进行研究，归整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意义。

（1）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上，传统观点通常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并相应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内在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与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这三个组成部分共同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体系。

历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因此，我们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必须要系统、准确、完整地掌握马克思的历史观。然而，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历史观理论，这就为后人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留下了余地和空间。造成诸多学者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仅局限于马克思研究的某个学科领域或某个时期，而忽视了多学科交叉进行研究的理论价值。故此，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中挖掘马克思的历史观思想，打破学科间绝缘的研究状态，有利于凸显和印证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反驳那些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完全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潮，从整体上把握和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内在本质。

（2）有利于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从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理想主义历史观、理念论历史观、人道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四个层级。其中，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科学形态，是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而肯定地表述过的历史观；同时，它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其本身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科学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现象、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然而，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不断凸显，人类正经历着从地域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各种质疑和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和学说不断涌现，直接影响和威胁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体地位。因此，面对时代课题，针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以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研究切入点，反思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深入挖掘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实质，把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历史观变革的真义，无疑会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研究，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提供学术基础和实践指导。

（3）有利于凸显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哲学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实验室，它不同于《资本论》的正稿，正稿由于受论述主题和出版环境的限制和制约，它的主题无法跳跃，它的内容也无法随着思想的变动而自由驰骋。手稿却不同，手稿是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初想或构思，在手稿中，随处可见马克思思想的大幅跳跃，从一个主题引申出另一个主题，进而得出令人惊叹的结论。同时，在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是原生态的，思想的张合和凝聚不受章节的限制，却反映出与世界观的强烈对话。正是具体问题与世界观的不断碰撞导致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手稿的优点就在于真实地再现和还原了马克思当时思想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长期以来被理论界公认为一部经济学、哲学著作，其经济学价值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整体思想中所占据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其哲学价值则长期被理论界忽视和低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内学术界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但研究大多停留于手稿在《资本论》创作史上的地位、意义，手稿的研究方法和结构，以及手稿中的相关经济理论等方面，很少有学者涉及哲学层面，尤其是哲学历史观的研究，即便涉及，也大多停留在手稿某一阶段或某一篇章历史观的研究，没有对整个手稿的历史观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把握。因此，从整体上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观思想进行研究，有利于全面还原马克思历史观思想的本真，凸显《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哲学价值。

二 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过多地将注意力放置于对手稿经济思想的研究，很少有学者从哲学历史观层面对手稿进行整体性研究；同样，对马克思历史观思想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视域上，也大都将研究的侧重点放置于哲学层面或政治学层面，很少有学者从经济学层面，尤其是从经济学手稿层面全面探寻和挖掘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真谛。基于此种研究状况，本书在做文献综述时，将分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概况；二是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概况。通过两个层面的文献综述，发掘当下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的短板，寻求二者研究的内在互通性。

（一）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国内外研究相关概况

1.国外研究相关概况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思想的研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意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结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具体经济理论，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哲学思想等。

（1）《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意义研究。针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意义，国外学者更多地侧重于其现实意义的研究。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不仅提供了有关那部连《资本论》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的专著的唯一全方位指南，还提供了对于成熟马克思的方法论的独特介绍。它包含能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适用于远远大于19世纪的范围的分析和洞见。”[1]意大利学者马塞罗·默斯托认为：“迄今为止，《大纲》的写作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今天，它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解释当代世界的持久能力。它将对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概述——即资本主义比它以前的任何社会都创造了更加先进和更加国际化的社会——与对阻碍了社会和个人更加全面发展的它的内在矛盾的批判结合了起来。”[2]意大利学者奈格里认为：“《大纲》一书不仅仅是一本经典性（genetico）的著作，而根本上是一本展望性（prospettico）的著作。”[3]

（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结构研究。苏联学者伊丽娜·安东诺娃着重考察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结构，她认为：“人们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大纲》）中马克思的理论阐述的各个方面已作过透彻的研究。但是，仍不能说对手稿的结构尤其是对手稿所制定的方法的考察就很全面了。”“举例来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专门的经济学问题与哲学问题的联系，其实要比表现在《资本论》第1卷某些章节的还要密切。在那个时期，哲学阐述的方面涉及物质生产的一般结构问题、它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所处的地位的确定问题，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历史顺序问题。手稿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占了重要篇幅，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手稿的结构特点。”[4]

（3）《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具体经济理论研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资本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新的价值在于进一步发展了经济理论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经济理论的研究便成了西方学者研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首要议题。德国学者乌尔里克·加兰德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俄国学者阿·科甘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货币理论的论述，“在研究上超出《资本论》的抽象水平范围的重要出发点”。[5]日本学者内田弘研究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和利润”的问题。

（4）《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哲学思想研究。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自身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国外学者在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研究的前提下，也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探讨。民主德国学者G.法比翁克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哲学方法论进行了研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发展过程和理论展开过程中的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作用问题，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作用问题，决不能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问题直接混为一谈。”它们“无论从逻辑上或从历史上来说，都是不可分割的唯物辩证统一过程。”[6]英国学者特雷尔·卡弗研究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异化概念，认为：“异化概念是《大纲》中的基本概念，马克思在《大纲》中突出强调的不是对象化的状态而是异化、外化和取消的状态，（强调的）不是属于工人而是属于物化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的巨大的对象化权力这一事实，这种对象化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7]

2.国内研究相关概况

国内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论题主要集中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哲学思想，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相关经济理论等方面。

（1）《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研究。关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论》的第一稿。当前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居多，尤以中央编译局的张钟朴先生和苏州大学的朱炳元教授为代表。第二种观点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不是《资本论》的第一稿，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于全面理解和研究《资本论》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持此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并按照‘六册计划’撰写的经济学手稿。这两部手稿长期被看作是《资本论》第1稿和第2稿，这显然是不很确切的。这两部手稿并不是按照《资本论》的结构撰写的，甚至马克思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要撰写以《资本论》为标题的经济学著作。”[8]

（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哲学思想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研究主要集中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唯物史观思想。复旦大学的孙承叔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王东教授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他们于1988年合作撰写的《对〈资本论〉历史观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想）》一书，首次探讨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哲学思想，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制高点进行了重新审视。之后，孙承叔教授又出版了专著《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和《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进一步探讨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他看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所凸显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现代史观，只有“坚持马克思的现代史观，并把马克思的现代史观看作马克思哲学的最高表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也就是说，马克思一生奋斗的目标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普遍规律的体系，而是要解决当下人的生存问题。”[9]可见，孙承叔教授从一种新的视角也即生存论的视角，探讨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观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中国人民大学的安启念教授针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唯物史观。”[10]此外，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货币章”进行了哲学解读，探究了其内含的历史现象学思想。清华大学的杨兴业教授和邹广文教授同样也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货币章”进行了哲学解读，探讨了货币的本质观，彰显了马克思货币本质观所体现的唯物史观的价值诉求。

（3）《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相关经济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相关经济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生产力理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经济学解读的新视域，以及经济形态、本源共同体等问题的研究。针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生产力理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和杭州大学的汪斌教授都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顾海良教授重点探讨了生产力的重要地位，以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离开对生产力发展状态的研究，离开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结论的。”“由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而产生的‘动因的力量’，成为社会生产力提高的第一要素。”[11]在重点研究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顾海良教授还探讨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经济学解读的新视域问题，他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摘选评价，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已经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手稿）》，无论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还是对《资本论》创作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马克思三部经济学手稿的选编，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的摘选，展示了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整体思想研究的宽广视域，显示了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新读解取向。”[12]武汉大学的颜鹏飞教授探讨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经济形态问题，尤其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特征。他认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社会个人的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以及时间节约是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最新特征。[13]

（二）马克思历史观国内外研究相关概况

1.国外研究相关概况

近几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归整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的研究议题：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论争、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创造性理解研究，以及马克思历史观的前途命运的研究。

（1）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论争。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论争，国外学者持有两种较为鲜明的态度：一种是肯定支持的态度，另一种是否定怀疑的态度。列宁对马克思的历史观持支持肯定的态度，列宁称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恩（或译柯亨）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也持肯定支持的态度，同时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了补充和论证，并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正确，但是不能把唯物主义原则过分夸大。因此，科恩主张一种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能及的范围上更适度。科恩的理解和主张符合恩格斯的“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的思想。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对马克思的历史观持有否定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这种终结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和文化达到了高峰。同时，他还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件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终结，提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人类终结的社会制度。

（2）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创造性理解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都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创造性理解，并结合时代特点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卢卡奇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创造性地理解为“总体论”的历史观，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中声称：“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14]这一解释直接颠覆了强调经济首要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其次，葛兰西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理解为“实践论”的历史观。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认为历史过程中首要的是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精神而不是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历史只不过是人的活动的历史，人的主观意志是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必然性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无从体现。最后，哈贝马斯的“重建论”历史观。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有通过重建，才能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普遍的社会进化理论。”[15]哈贝马斯从社会发展的基础角度，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由物质生产变为社会交往。因此，他形成了一套以交往理论为基础的框架的社会交往理论，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

（3）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前途命运的研究。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遭受极大挫折。苏联社会主义的覆灭，给马克思历史观的前途和命运予以了重大打击。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否科学、是否能够真正揭示和预测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些问题已成为时代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针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前途命运问题，雅克·德里达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出版了专著《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在这本著作中，德里达认为：“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说，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的确已是一个摆在和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面前的问题了。同样的问题已经被提出过了，但提问的方式完全不同。并且就提问的内容而言，今天晚上正在引起共鸣的东西也与以往有所不同。”[16]由此可见，人们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包括马克思历史观的命运，在当代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成熟的答案。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以及马克思历史观的前途命运又将如何呢？德里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会消逝的，也不可能死去。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是坎坷曲折的，马克思历史观具有和马克思主义同样的命运。

2.国内研究相关概况

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主要围绕马克思历史观产生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以及马克思历史观的当代价值等问题展开。

（1）马克思历史观产生的理论渊源研究。关于马克思历史观产生的理论渊源，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先达教授在其专著《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一书中，探讨了马克思历史观产生的理论渊源，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对19世纪西欧社会理论优秀成果的综合吸收，“但就其主要来源说，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综合起作用的结果。”[17]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忠桥教授也在其著作《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中，专门就马克思历史观产生的理论渊源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积极成果。”[18]综合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历史观产生的理论渊源所做的科学探讨，不难发现，马克思历史观的产生，吸收和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对历史观研究的积极成果。

（2）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研究。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研究，学术界的讨论异常活跃，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历史观本质的认定，共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社会历史观。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持这种观点。他在其论文《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与当代价值》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伟大发现不是对人的发现，而是对社会规律的发现。”[19]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科学的历史研究范式。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持这种观点。他在其论文《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历史认识领域所实现的伟大变革之一，就是扬弃了传统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超越了旧的历史观范式的局限性，从而确立了科学的历史研究范式。”[20]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成论的历史观。黑龙江大学郭艳君副教授持这种观点。他在其论文《马克思历史观的生成论本质》中认为：“马克思历史观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选择论的，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成论的。”[21]

（3）马克思历史观的当代价值研究。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当代价值研究，国内学者研究比较深刻。但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学术层面的价值，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发展层面的价值。学术层面的价值研究比较突出的是云南师范大学的刘化军教授，他从历史观与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出发来探讨其当代价值，他认为：“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唯物史观对于观察、分析和解决当今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依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凸显强有力的解释力、批判力和说服力，在当代仍然是不可超越的。”[22]对国家社会发展层面的价值研究比较突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先达教授，他从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前途命运角度出发，探讨马克思历史观的当代价值，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是观察当代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事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23]

（三）国内外学者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通过以上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历史观研究基本概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对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归整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态度不够积极。通过以上综述及研究统计，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态度不够积极，研究视域也比较凌乱和分散，没有形成气候。近几年来，对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出版的学术专著只有意大利学者奈格里著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顾海良著的《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黄晓武主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韩秉新、雷红霞合著的《（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释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部；发表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不足60篇。同样，由于受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外诸多专家和学者全盘否定马克思历史观的价值，提出马克思历史观过时论的观点的影响，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的积极性也有所降低。

第二，研究视角不够全面。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在研究思路上，过多地将研究视角定位于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经济思想、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很少有学者去挖掘其哲学思想或政治学思想，尤其是其哲学历史观思想。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同样如此，学者们也是大多将研究视角定位于哲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中，很少有学者去涉猎经济学著作，尤其是经济学手稿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单一的研究视角是极其片面的，因为它忽视了经济学和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性。因此，在当下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必须要更新研究视角，既要站在学科交叉的角度，寻求经济学和哲学两大学科内在的互通性，又要改变传统对马克思历史观研究视角的单一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从整体上多维度审视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呈现马克思历史观的本来面貌。

第三，多重理论诉求研究不够深入。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得以存在的活力，就在于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然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过多地侧重于对其形成结构、形成时间、基本经济思想、理论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其当代性的研究；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同样也是如此，仅仅将研究重点放置于马克思历史观产生的条件、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及理论意义等方面，而忽略了对马克思历史观多重理论诉求和当代启示的研究。因此，在当下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必须要转变研究理念，将研究重点倾向于对其多重理论诉求和当代价值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够更完满地把握其思想的理论特质，充分展示其思想的当代性和可行性。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一）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主要采用文本解读法、系统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比较分析法，以及“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1）文本解读法

文本解读法的核心在于拒斥一切外在的权威理解，回到文本本身，认真对文本做详尽的分析和审慎的解读，体味它的本真之义。文本解读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历史观问题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前国内对马克思历史观以及经济学手稿的研究，存在这样一种误向，即有些人不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经典原著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而是依托于其他经典作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来佐证马克思的思想，或者完全靠二手资料来诠释马克思的思想。这种做法难免会脱离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语境，篡改或误读马克思思想的本真。所以，只有回归文本、深耕文本，才能够真正走近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思想的本真。故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文本解读法，并将其贯穿于全书的始终。

（2）系统研究法

系统研究法是指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研究时，要从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中把握事物的结构、功能和特性。这种研究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相比，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为它不仅包含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逻辑手段，而且还将其与现代科学理论——计算技术融为一体。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它不仅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的纵的方向来考察，而且又将其置于与其他事物横向联系的大系统中来考察。因而，它更能够完美地揭示和呈现事物的内在本质。

毋庸置疑，针对马克思的历史观思想，马克思本人在其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做过系统性的论述。故此，国内外一些学者便依据这一历史事实，立足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部分章节，片面地界定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内涵，从而得出不同版本的历史观思想。显然，国内外学者这种研究马克思历史观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尽管马克思在其经典文本中对历史观问题没有做过系统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历史观思想。马克思在其一生的革命和实践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历史观问题进行过思考，其思想散落于大量的经典著作中，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早中期的著作。因此，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全面把握，不能只依靠几部哲学著作或者经济学著作，而是要利用系统研究法，将哲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结合起来，进行全景式考察，系统梳理。唯有如此，才能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历史观的本真，还原马克思历史观的全貌。

（3）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马克思分析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逻辑的方法，就是通过概念、范畴的逻辑演绎来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历史的方法，就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来揭示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逻辑是凝缩了的历史，历史则是展开了的逻辑。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马克思的历史观，必须要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深入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特殊的文化语境去考察马克思历史观的生成，全面把握马克思历史观的多重理论诉求。唯有如此，才能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4）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

所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就是指在马克思科学理论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占有材料，经过分析研究，从中找出规律并用于指导我们的行动，且在实践活动中使理论得到验证和发展。马克思创立的历史观是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双重探索的过程。因此，我们研究它的时候，既要阅读分析它的基本理论，同时又要把握其基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相反，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就会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陷入本本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只重视实践而忽视理论，就会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失去方向，犯盲动主义错误。因此，在当下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研究，必须要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践，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从本质上更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要旨及其当代价值。

（5）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是指通过对事物异同点的比较，区别事物，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深入了解和认识。一般情况下，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种，即横向比较法和纵向比较法。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进的历史过程，其在不同时期都对同一个历史问题有所认识。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历史观时，必须要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科学比较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对同一历史问题的认识，坚持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有机结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科学把握马克思对同一历史问题认识的演变逻辑，全面掌握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本质。

（6）“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美国历史学教授艾尔曼提出的，就是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思想发展史。因为思想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是并行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思想从来是历史的思想，离开历史，进步的可以说成反动的，正确的可以说成错误的。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同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其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动了历史解释方式的变化，使历史的解释方式从因果分析转向意义阐释。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融合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和哲学历史观思想。因此，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观思想进行研究，我们必须要采取“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只有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才能够将历史观思想的发展，放置于其经济思想史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全面考量，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历史观运作的整体复杂性，科学图示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观原像。

（二）本书的创新点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视域的创新。传统学界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在研究视域上只注重从哲学或政治学层面来把握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内涵，很少有学者从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手稿中探寻马克思历史观的原像。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突破了传统学界研究视域的局限，即在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过程中，既注重从哲学或政治学层面来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又注重从经济学层面来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更注重从哲学和经济学学科交叉的层面来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实现了对马克思历史观研究视域的创新。

（2）研究方法的创新。本书在研究过程中，除了采用传统的文本解读法、系统研究法，以及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之外，还尝试着采用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历史学界凸显的研究历史观的新的方法。它注重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内在统一中把握历史观的本质内涵。《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既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发展史。因此，在对其历史观的研究过程中，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与社会发展史结合起来，更能从本质上全面展示马克思历史观发展的基本历程。

（3）研究观点的创新。本书在系统阐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的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形式、科学技术与历史发展等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的基础上，尝试着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比较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历史形式，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之间的内在差异，并指出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结合或分离，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三种历史形式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观思想，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四 概念厘清

（一）历史与历史观

（1）历史

历史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对历史概念进行科学的阐释和界定，是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前提条件。然而，到底何为历史？历史在其本质内涵上又为何物？这个问题历来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根本问题。

不言而喻，在历史学家的视域中，历史通常被看成在时间维度上依次更替的社会事件或社会现象，是已经发生和完成的事实。作为历史学家，其存在的根本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载那些已经完成的客观事实。故此，在他们看来，历史学从其本质上来讲，就是一门根据一定的事实线索或价值偏好客观呈现和描述历史事实的学问。可以认为，这种对历史概念的阐释，仅仅只是一种记叙性的历史话语，未能从本质上碰触和涉猎历史概念的基本内涵。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对历史概念有过尝试性的描述，其中以斯密尤为突出，斯密对历史概念理解的特性，在于首次将历史放置于独立的经济生活领域。在他看来，经济生活的线索已不再只是一种政治发展史的陪衬，而已经展开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生活研究的理论平台，只有在经济生活领域观察和研究历史，才能够真正把握历史的本质内涵。然而，斯密的这种理解也是不完善的，比如，在他的视野中，历史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总体。不但经济线索没有被置于基础地位，而且经济与政治、道德、法等各种社会要素自身的发展也是相互独立的、互不相干的。总而言之，斯密对历史概念的理解，未能从事实上发现不同时期经济阶段更替之间的内在真实动力，也即没有真正把握和描述历史的基质。

在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历史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哲学家摒弃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仅仅只对既有历史事实进行简单直观描述和孤僻从某一领域界定历史概念的局限，注重从哲学层面来阐释历史概念，即将对历史概念的理解放置于对既有历史事实背后的本质和本源的追问和反思。毋庸置疑，从哲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来看，德国古典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特别注重从这一层面来界定历史概念，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是“绝对理念”或“世界精神”的外化或显现，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历史的本质是作为绝对精神展开自身的表现，绝对精神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便包含历史的全部内容，历史是由绝对精神创造的。历史事件的更迭或纷乱，是“绝对理念”自己为完善自己而设置的“狡计”。不难看出，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被纳入一个逻辑的进程，理性本身就隐藏和包含历史，它凸显自身的过程就是人们见到的世界历史的进展。由此可见，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一种思辨的纯粹抽象原则，他的历史的过程性被生生地限定在他的“辩证的逻辑”框架中。历史的理性原则成为世界历史的精神内核和动力。因而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完全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概念。

作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者，马克思在高度评价黑格尔为世界历史所创造的全面结构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了黑格尔历史是辩证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在根本性原则上超越了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因而在学理上绝不可以将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或某种变相的黑格尔的方式去理解。和黑格尔这种对历史概念作神秘化的唯心主义理解相反，马克思立足于客观的现实，把历史的基础归结为客观的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或者说马克思的历史逻辑是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实实在在的人类历史客观的“自然进程”。因此，我们对马克思历史概念的科学诠释，不能仅将其界定在哲学层面，要拓展研究视域，回归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语境，科学阐释其本质内涵。

通过对马克思撰写经济学著作和研究经济思路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不同于传统唯心主义者对历史概念考察点的抽象解读，而是将对历史概念的考察点，放置于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虽然其历史概念有对整个人类史的溯及能力，但这一概念的萌发之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现实状况。也就是说，马克思历史概念的产生是马克思对英国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潜心研读和思考的结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谈到了他对历史概念的基本认识，他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24]在本质上，它“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5]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社会和历史是统一的整体。理解历史概念，必须要从人类史和自然史内在的关联出发，并将其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人与自然界之间交融互动的发展过程中，探寻历史概念的本质内涵。

（2）历史观

一般而言，历史观又称社会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教育背景，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等各方面的不同，就促使人们在看待社会历史时，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观。

历史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观包括人们的自然史观和人类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论述了历史观的广义性。他们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6]此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样也论述过这一观点，他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27]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谈的“全部历史”就是广义的历史观，它涵盖了自然史和人类史两部分。

狭义的历史观在概念的外延上，不同于广义的历史观，它仅仅指人类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进行了相应的论述，他们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为狭义的历史观，在他们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抛开人类史。”[28]

总之，作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历史观，从其本质上讲，不是指人们对特定历史环境条件下，历史发展中某个具体阶段或某个具体事件的具体观点，而是指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的认识和根本观点。

（二）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

（1）唯物史观

何为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尽管谈到和论述了唯物史观的某些基本原理，但他并未对唯物史观的本质内涵作一科学的界定。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概括为唯物史观，他指出：“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专业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29]显然可以看出，在恩格斯的视域中，唯物史观就是一种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

继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唯物史观的本质内涵也进行了系列论述，其中尤以拉法格、梅林、考茨基、伯恩斯坦等最为代表。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拉法格，他在批判法国思想家让·饶勒斯对唯物史观错误理解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特征，并结合当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专门撰写了《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等重要著作，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独到的阐释。1894年12月，法国思想家让·饶勒斯在对其著作《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演讲中，提出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是可以综合的，在这种综合中找出社会发展的动力才是有意义的，而非要找出物质和意识谁为第一性毫无意义，他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博爱和正义的概念”。拉法格揭露和批判了让·饶勒斯的错误理论，认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应该从论证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对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思想家否定历史规律的批判两个方面展开。在拉法格的著作中，唯物史观有专门的称谓，“经济决定论或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都是意义相同的说法。”[30]显然，拉法格用“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等概念来表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科学的，但是他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是正确的。

梅林作为第二国际时期“唯一的哲学通”，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最一般意义上的解读。他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继续沿袭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作形式上区别于先前的唯物主义，是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依据梅林的观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并不是它本身应当受到批判，而是因为它有时所呈现的一些畸形的形式应当受到批判。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在本质上的差别仅仅是形式上的。不难看出，梅林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混淆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这种纯理论逻辑形式的解读，淡化或忽略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性，因此，梅林不可能真正揭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内涵。

作为第二国际时期最具争议性的思想家，考茨基摒弃了以往理论家解读历史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倾向，注重从科学精神层面来阐释，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为一种实证科学。他在六卷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谈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在他看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有关历史、经济研究的“总的结果”，是其“用来作为指导研究工作的指针。”[31]不难看出，在这里，考茨基立足于方法论意义的角度，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嵌在他们的方法之中的”非教义式的理论体系，凸显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内涵，但是，他这种解读忽略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特质，最终会走上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

爱德华·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是作为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不能不涉及的一部分。他是在对当时国内外庸俗经济决定论进行有力批判的基础上，来阐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的。他认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人们容易轻视其观念并夸大其物质因素的作用，这样的理解无疑会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他还认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过多地强调物质因素的作用，容易走向宿命论和独断论。因此，在他看来，社会历史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必须要充分考虑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的相互作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多的是关于根本法则的历史观。由此可见，伯恩斯坦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唯物史观，而是旨在强调精神因素和思想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一种折中主义的唯物史观。

综观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本质上是一种立足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是人们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

（2）唯心史观

唯心史观是指一种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历史观，通常情况下我们一般把它的概念外延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历史观。尽管长期以来，我们对唯心史观在认识上一直持否定态度，将其理解为一种错误的、不科学的历史观。但从比较性研究方面考虑，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其概念内涵在新的角度上给予科学界定。

追溯唯心史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其发展主要经历了古希腊时期的英雄史观、中世纪时期的神本史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史观、近代时期的理性史观的长期逻辑演变。

古希腊时期的英雄史观是在古希腊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萌发的。我们所称的“古希腊”世界，是在更古的希腊人的被人遗忘的废墟上兴起的。史称的古希腊人已经不是希腊的土著，而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多瑙河下游“在连续的海浪中”南移来的印欧语族，这个民族长期进行着民族迁徙活动。迁徙充满着饥饿和病痛的磨炼，又有不断的冲突和残杀，必然具有敢于冒险、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长途跋涉、海上漂泊再加上频繁的战争，促使他们极其需要既有组织领导能力，又能驾驭全局和应付事变的领袖人物。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在这种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大智大勇的“头人”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同时，这个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还经常进行海外殖民活动，族人也十分崇尚竞技和争强好斗。

总之，民族迁徙的冒险精神，海外殖民的开拓意识，竞技活动的强者心理，再加上城邦的民主制度，使个人的自然素质、智慧和才能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造就了英雄史观的呈现。英雄史观把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英雄——“哲学王”“至善者”“超人”。认为社会控制的铁掌在英雄那里，社会理想化的关键在于培养和选拔这样的英雄。这种英雄史观过分崇尚个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力量，忽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在本质上是不科学的。

中世纪时期，宗教哲学盛行，人们信奉神或上帝，认为神或上帝具有无穷大的力量，决定着自然、人类自身以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认识所构筑的历史观就是神本史观。神本史观是欧洲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中的产物，作为神本史观中的“神”或者“上帝”源于人类实践中的两股基本力量：一是人类有无尽追求并在无限中方能满足欲望的特性；二是人自身和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社会限制着人类需求的满足，使人不能如愿以偿；这两种力量交互作用，使得人求生存而又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求自由而又处处受到限制；这就必然出现人对自身、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超越——把人和自然提升为神，把社会提升为天国。一旦提升完成，一种新的社会，与人和世俗社会相对立的宗教社会便得以建构。

总之，神本史观在本质上以上帝存在为理论前提，论证了上帝与自然、社会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各方面的关系，回答了社会向何处去，人类的最终命运如何等问题，为人类对未知社会的实现寻找了一种心灵依托。但是，神本史观建立在上帝存在这一虚设的前提下，注定了它的发展演变过程是自我否定的过程。因此，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唯心史观。

到了14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封建社会这个孱弱的母体中躁动，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要求人的生存困境亟须突破。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32]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崇尚人本主义精神，张扬人的个性的文艺复兴运动，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较为成熟的意大利展开。文艺复兴运动倡导注重人的行为自由和现实享乐的人本史观，排挤和拒斥宗教的神本史观。人本史观由于其产生的特殊时代，其不得不面临排除上帝的影响，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弘扬完整的人性的特殊任务。

故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人本史观和神本史观都讲神和人，但是二者讲神和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神本史观讲人是为了显示神的全知全能；人本史观讲神是为了说明人，说明人的美、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等，把人抬高到神的地位上去。显而易见，人本史观注重对自我世界的关注和对自我现实的追求，同时，又企及于将对自我世界的关注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扩展到对整个世界的关注，把天国理想变为尘世理想。可见，人本史观在本质上仅仅只注重人之主体的发展和实现，而忽视了整个世界的整体联系，是不科学的。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崇尚理性，并把理性作为社会历史观的概念范畴，提出了理性历史观。但是，德国哲学家在诠释理性概念时又提出了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之分，这就使理性史观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理论形态。即主观理性史观和客观理性史观。主观理性史观产生于17世纪，繁荣于18世纪，它探讨了人的情感和理性、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理性与社会环境、理性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回答了前人提出而未能给予回答的人的卑劣与高贵、伟大与渺小的根源，以及社会理想化的主观依据。客观理性史观产生于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也崇尚理性，但他们又把主观理性史观宣扬为主观理性，即主观上的“应该”变成客观的、超验的“应该”，把它说成历史发展的基础、根本动力或必然道路，形成了客观理性史观。当他们用所谓客观理性解释社会发展的时候，历史就被涂上了令人迷惑的色彩；而当他们用客观理性统摄社会现实，使社会现实理想化时，又显得十分虚弱和胆怯。显然，这种理性历史观自身不乏内含革命的火种，但这种火种被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体系伪装包裹起来，让世人几乎无法察觉，再加上唯心主义在德国的复辟，使这种历史观本身无法摆脱唯心主义的特性。

综观马克思之前唯心史观的发展脉络和演变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之前的唯心史观，它不是简单地从属于某一个哲学流派，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性，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它们才被冠以唯心史观这一总称。它们的共同特性就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于一种具有共性的作为方法论原则的观念基础，即“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33]

（三）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历史理解模式

对历史的理解，目前存在两种模式，即历史学的理解模式和历史哲学的理解模式。历史学的理解模式是由历史学家完成的。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主要在于把历史理解为时间演化的过程，即认为历史是由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叙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侧重于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詹姆斯·哈威·鲁滨逊在他的《新史学》中特别强调，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在于如实地记载前人确实做过的事情和确实说过的话，而不管是怎样的言行。不难看出，由此出发所理解的历史，只不过是对人类发展过程所做的客观记录。但由于每一个记录者在记录时难免会受他所处的时代、历史条件以及自身的目的性和倾向性的限制，因此，他所做的记录并非真实可靠的记录。针对此问题，黑格尔早在兰克之前就曾经明确指出，“忠实地把握历史的东西是首要的条件，但是，在‘忠实地’和‘把握’这样的普遍性表述中包含歧义。即使寻常的、平庸的历史学家，虽然他认为并且装作自己仅仅抱着一种接受的态度，仅仅致力于现存的东西，他的思想也不是消极的，他带来了自己的范畴，用这些范畴来观察现存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并不在感性的表面上。尤其是在一切居科学之名的场合里，理性都不可以沉睡着，反思必须得到运用。谁用理性的目光来看世界，世界就对他也是显出合理性的样子。二者的关系是交互的。”[34]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一切事实都一一记录下来，他也必然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选择、剪裁，纯粹客观的历史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

历史哲学的理解模式，不同于历史学家的理解模式，它是由历史哲学家来完成的，即认为对历史的理解不应该局限于对历史现象和事实的记述，以及资料的整理上，而要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反思，透过历史现象外在的、偶然的联系，深入历史进程的内部，从中挖掘出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以及必然联系，进而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历史哲学的理解模式，通常被区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模式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模式。思辨的历史哲学模式，在理解历史时，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它主要探讨的是历史演变的动力、历史演变的过程和历史演变的规律等问题，这种探讨属于历史本体论领域。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模式，不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模式，它所探讨的是历史认识或历史理解的性质等基本问题。其探讨的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的地图上应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属于历史认识论领域。这种划分历史哲学的方法是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他的代表作《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在我们所进行的实际历史研究过程中，有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两个与我们正在做出的区分相应的研究术语，尽管它们并不总是以严格的准确性在使用着。前一个术语所关注的是研究自然事件的实际过程，着眼于构造一种宇宙论或者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自然界。后一个术语的任务则是对科学思维的过程进行反思，检查科学家们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以及这类的问题。也就是说，针对前一个术语的学科是一种思辨的学科，后一个术语所对应的学科则是一种批判的学科。

五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观概述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花费了15年黄金时间，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主要由“导言”、“货币章”和“资本章”三个重要部分构成，三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结，在内容上不仅包含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而且也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哲学历史观思想。其涵盖的历史观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言”和“货币章”：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形式

“导言”写于1857年8月底，是马克思专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重要篇章，但它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在“导言”中，马克思除了详细地论述了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历史与逻辑的方法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在批判卢梭、斯密、李嘉图、蒲鲁东等人抽象地认识历史主体的基础上，从生产的社会性、生产的一般与特殊形式、生产关系内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物质资料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制约性等方面出发，概括地表达了唯物史观对物质资料生产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以及人作为历史主体的社会性问题。为其在“货币章”中，科学阐释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形式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货币章”是马克思探讨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章节，在这一章，马克思除了第一次从商品价值的内在规定上，推导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从而使货币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之外，还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状况下，重点谈了人的发展与三大社会历史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存在三大阶段，也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个人的全面发展”阶段，这三大阶段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构筑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形式，也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历史形式、“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历史形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形式。因此，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形式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人的发展的层次性，直接影响着社会历史形式的变革；社会历史形式的变革，又推动着人自身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二）“货币章”和“资本章”：科学技术与历史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和“资本章”中，马克思首先探讨了历史的发展动力问题。在他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生产力的变革会直接影响历史的发展。

随后，马克思又探讨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变革，尤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组成部分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广泛运用，直接调整了劳动主体对劳动客体的控制关系，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引起社会历史的变革，因此，科学技术在历史的运行、发展、演进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它直接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三）“资本章”：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历史形式的比较

“资本章”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篇章，占据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大部分篇幅。在这一章中，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同时，他还在这一章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花费了大量笔墨，依据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结合和分离关系，系统探讨了前资本主义的三种社会历史形式，也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社会历史形式。

然而，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式的探讨不仅仅只开始或停留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和晚年时期，马克思也都从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对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形式进行了探讨。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式研究的成果，科学比较它们之间的内在差异，为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把握社会历史形式演进的基本规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提供了一把真正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