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存光

2014年12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1]（以下简称《资料丛书》），以十卷五百余万字的篇幅，首次汇集了中韩研究界三十余年间合力发掘的中国现代有关韩国人和韩国题材的文学著译及评介。经过艰辛的收集、整理、校核、编排，大量基本文献终于以原初文本的面貌结集呈现。作为中韩现代文学关系和交流研究的重要基础建设工程之一，这项成果受到学界的欢迎、好评和鼓励。

聊感慰藉的是，《资料丛书》出版五年来，又陆续搜集到相关新小说、新诗、散文、纪实、剧本等著译和评介文章160余篇（首、部），新的研究论文10余篇，加上《资料丛书》未及收录的旧体诗260余首和文言小说、章回小说10余篇（部），总计450余篇（首、部）。这些成果的取得，除编者不懈的钩沉，中韩其他研究者也做出了贡献。新发掘的这些文献，弥补了十卷本《资料丛书》的若干不足和缺漏。整理汇总并出版这批新文献，是学界的期盼，因为从中会看到中国现代时期有关韩国人和韩国题材文学著译更众多的作者、更丰富的内容、更可观的侧面和更多样的艺术表现，必将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某些新的视角和启示。

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章回小说

旧体诗词和通俗小说以适当的位置进入现代文学史，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十卷本《资料丛书》的一大遗憾是未及收入这类作品，以致留下一个文献空白。

鉴于旧体诗词除散见于各地多种报刊外，有的仅刊于石印本、木刻本或铅印本的个人或多人诗词集中，头绪纷繁，数量众多，寻觅打捞不易。当前搜集到的260余首，是从近百种期刊、报纸及书籍中查到的。这些诗作，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古体和词作，各体皆备；绘景抒情、咏物言志、即事感怀，类别多样。或悲叹韩国亡国之哀之痛，或恸悼烈士追怀英豪，或描绘半岛风物景观，或议论时政抨击黑暗，或赠别友朋学生，或祝贺在华韩刊，题材内容不一而足。无须一一归类点评，仅诗作者便可举出夏敬观、柳亚子、于右任、康白情、钱锺书、王敖溪、周癸叔（岸登）等诗界大家名宿，以及兼具“诗人”身份的学界、政界、商界、军界等各界硕学鸿儒，如教育家、政治家黄炎培（任之），学识广博的编辑家、学者胡怀琛（寄尘），国学大师黄侃（季刚），书画家翁廉（铜士），医学家姚伯麟（鑫振），学者、书法家景梅九（老梅），文物收藏鉴赏大家、学者吴瀛（景洲，剧作家吴祖光之父），以及晚清状元、实业家兼政治家、教育家张謇，辛亥革命先驱黄介民，史学家、语言学家吴贯因（杜国庠之师），教育家、学者、书法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严修（范孙），学者、教育家江瀚（叔海），银行家、实业家、教育家潘仰尧，美术教育家姜丹书（敬庐，丰子恺、潘天寿之师），回族名画家、教育家曹恕伯（鸿年），政治家邹鲁，近代佛教领袖圆瑛法师，京剧艺术家汪笑侬，民国奇才女吕碧城，词学宗师夏承焘，数学家、教育家李国平，教育家王越，医学家汪企张等。可观的作者群，不仅铸就了这批诗作内容的多样和艺术的精美，且为了解中国现代“精英”人士对韩国的认识提供了又一个可资审视的角度。

旧体诗词中，特别要提及的是寓居上海的姚伯麟历时15年完成的史诗式作品《抗战诗史》。姚伯麟精于医学，诗学造诣亦深，他热切关注国家大事、民族存亡。作者从1931年4月的“万宝山事件”写起，至1946年5月封笔，饱含爱国情感写出近两千首诗作，用“诗+史”的体例，以诗咏史，以史证诗，全景式地记录咏唱出一部中华民族抗战史。本作品堪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代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在关注祖国命运的同时也格外瞩目韩国，写出《壮烈哉尹奉吉》《高丽重见天日》《重庆韩国临时政府》《台湾收复高丽独立日本投降有感》《金九返国后之新表示》《朝鲜亟宜重建新临时政府》《韩文复活矣》等24首有关韩国的诗，记载韩国政局的变化并抒发自己的感怀，成为目前所见写作有关韩国题材最多的一位旧体诗诗人。此外，赋诗较多的诗人还有黄越川（广）（《金刚山杂咏》15首）、邹鲁（《釜山即事》《韩京杂咏》《谒箕子陵》等12首）、梁鸿耀（《过朝鲜海峡》《秋风岭》等10首）、黄炎培（《朝鲜道中七首》等9首）、王敖溪［《一击歌（为李昌奉作）》《赠尹奉吉义士》《吊安重根》等9首］、商生才（《悼英魂》8首）、辽东漫郎（《赠朝鲜女郎》8首）、曹恕伯（《高丽牛黄清心丸》《谒靖武祠》等6首）、景梅九（《义士行》等6首）、颖人（《初入朝鲜》等5首）等。对中国现代文坛和各界人士关涉韩国人和韩国旧体诗的解析和论述，在已有的研究中尚属空白，本书所汇集的诗词必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叙述韩国亡国的史著，自1911年起在中国陆续出现，报刊文章更是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用民众喜闻乐见、便于接受的文学手法展现韩国亡国经过，警醒国人从中汲取深刻教训的作品应运而生。文言小说和章回体白话小说，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文学样式。

文言小说或立传颂扬韩国反日英豪，或抒写韩国人深怀亡国之痛的个体无力抗争，均是寄寓深沉的愤懑之作。（周）瘦鸥的文言小说《记高丽女子》先后载于上海《新民报》和天津《大公报》（前报题《说高丽女子》），讲述一个出身于大家的韩国女子流转到日本，为伊藤博文歌舞并被纳为姬，此女常以国亡家破为恨，歃血加入安重根等组织的社团，密报伊藤将赴哈尔滨的行期并送去伊藤照片，安重根预伏于车站，击毙伊藤。事成后女子流寓中国蛰伏，每每流泪与人说起祖国之事。故事文辞简练，叙写生动传神。辛文锜的《亡国恨》，描写一个心忧国事的中国少年邂逅坐石哭泣的憔悴朝鲜女子，女子曾为大官吏的祖父因谏维新被罢黜，父亲参与独立运动事泄被捕自杀，两个哥哥也被害，孑然一身事奉寡嫂抚养弱弟。女子大嫂故去后，少年与这姐弟结下友谊。天津《大公报》先后载录洪叔道的《箕子镜》和养庵的《泠泠》。前者讲述朝鲜王族女子李琼花与明末流亡至汉城的华人巨商后人郭敬一两小无猜，亲爱成婚。琼花之父李托与李完用同朝为官，二人格格不入。自觉处境危险的李托将先世遗宝箕子镜交付郭敬一，要他们夫妻在自己死后携镜到中国。李托遭李完用陷害入狱瘐死。郭敬一因岳父亡故不能进李家，东游到东京。琼花准备刺杀李完用为父报仇，败露后逃亡山中举义，负重伤，死前留下啮指所作的血书。郭敬一久不得妻子音讯，回汉城寻觅踪迹，得见血书，后以谋划“恢复”被抓，不屈，用箕子镜自杀。后者写韩国咸镜道某偏僻村庄有葛吕两姓望族，吕家的儿子绍箕与葛家的女儿泠泠为表兄妹。泠泠随父到奉天经商，与寄寓葛家的绍箕相见。二人暗生恋情。吕绍箕与同志安重根谋刺，安逃脱而绍箕殉国，泠泠勉强苟活，后得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牺牲，遂投江自尽。人物对话和细节描写简洁生动是这两篇小说的艺术特色。董云裳的《朝鲜金刚山之奇人——现代之伯夷、叔齐》载于著名报人严独鹤主编的《新闻报》副刊《新园林》，小说虚构“友人”亲历亲见，演绎出朝鲜亡国后贵族金姓一家“耻食周粟”，隐匿金刚山二十余年的“现代之伯夷、叔齐”故事，既展现李朝遗民的仇日情怀，又宣示中韩文化的关联。

胡寄尘（怀琛）的《朝鲜英雄传》载于中国第一本专门以侦探小说为主的杂志《侦探世界》，叙写任侠好客的奉天张仲泉，收留长髯客申岳，申岳劝张托名垦殖，阴结党徒，待天下大乱时将关东三省据为己有，张仲泉犹豫不决，申岳遂离去，几年后得申岳书信，才知道他是朝鲜人，不甘在韩沦为奴隶，来中国暗结草泽英雄以图复国，但奔走辽沈京津吴越，均无所获，只得独自行猎于深林与虎狼同处。《侦探世界》编者用“有声有色，跃跃纸上”八个字称赞这篇小说。资弼的《安重根外传》据安重根的事迹虚构，塑造了一个虎虎有生气的无畏爱国志士形象；绮缘的《奴隶痛》借朋友韩人金某之口，痛陈韩国亡国之因。这两篇小说都刊于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性小说刊物《小说新报》。“鸳鸯蝴蝶派”另一个代表性刊物《礼拜六》发表的懒公的《朝鲜烈女》，声称是韩国人李太希给“我”讲述的故事：面对亡国之耻，仁川世家女郑芝英规劝甘当亡国大夫的舅舅不成，寻求富豪资助救国遭拒，深含悲愤投河自尽。仅从刊发《安重根外传》《奴隶痛》《朝鲜烈女》这类表现韩国义士的“爱国小说”看，“鸳鸯蝴蝶派”刊物并非只有“游戏文学”。

章回小说有《绘图朝鲜亡国演义》和《朝鲜遗恨》。[2]杨尘因的《绘图朝鲜亡国演义》（又名《爱国英雄泪》），书前王大错、张冥飞所撰的两篇序言，揭示出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小说的意义。王大错说：“其详叙高丽亡国之惨，无一事非吾中华国民前车之鉴。”张冥飞说：“今日本又将以对三韩之手腕，日益加诸我躬，我人可自觉乎？此《爱国英雄泪》之所以作，阅者毋作等闲说部观焉可也。”对日本灭韩过程和仁人志士复仇义举的叙写比较生动并注重细节描绘，是这部小说的看点。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沪报馆发行的沈桑红著、蓝剑青评《朝鲜遗恨》，假借作者两年前在轮船上得到一个韩国人偷藏的日记作为资料来源，怀着“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悲情，力图从韩国灭亡中寻求借镜。小说从大院君摄政写起，直至日韩“合并”、韩王受日“册封”为止。每一回后，都有蓝剑青对该回人物、内容的点评和联系中国、世界局势所做的议论。采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独具特色的“评点”方式加深和延伸读者对小说内容的理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其他创作和译作

新小说有太阳社重要成员郑伯奇以笔名“周裕之”发表的《奸细》、孙陵的《春天的怅惘》、碧野的《花子的哀怨——一个女俘虏的遭遇》、刘蛰叟的《亡国泪》和田鲁的《朝鲜女人》5篇短篇，以及夏芬佩的《可怜的亡国少年》、敏子的《韩国的女儿》2篇故事。《奸细》发表于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论者评介说：“《奸细》以朝鲜记者金李生的遭际为线索，用纪实的笔触，通过由‘东省’寄来的相关报纸上的新闻和金利生日记的组接，揭露了‘万宝山事件’的真相……对此，主编丁玲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和极大的关注。稍后，正是在丁玲的‘授意’下，李辉英于1932年3—5月间创作了长篇小说《万宝山》。”[3]《春天的怅惘》描写“我”与在咖啡店当下女的韩国姑娘林瑛是同租一所房屋的邻居，“我”对林瑛的态度从烦厌、轻藐到熟识而无隔阂；林瑛得知在“间岛”组织游击队的哥哥牺牲后，留下一封信悄悄离开，去“间岛”为哥哥复仇。《花子的哀怨——一个女俘虏的遭遇》描写“我”主动结识被俘朝鲜“营妓”花子，得知她从故乡朝鲜釜山被骗卖到日本，又被日本丈夫卖到千叶沦落为妓女，后被征调到中国当“营妓”。正当“我”与她日渐熟识时，她却在接受教养的小村庄不幸被日本轰炸机炸死。《亡国泪》的情节是：中国男子、清华大学学生林晚邨在北平北海公园救起翻船落水的韩国女子——毕业于女燕大的季秀禾，两人自此订交，交往渐密。季秀禾的父亲是朝鲜李王的远族兄弟，亡国后逃到吉林，加入中国国籍，暗中参与独立运动，后回国被捕牺牲；林晚邨为台湾人，日本割占台湾后逃到厦门。两人同病相怜，彼此同仇，惺惺相惜，遂恋爱结婚。《朝鲜女人》是从韩国逃到中国的朝鲜青年文君在火车上对中国朋友郁达、林南讲述的故事，他同未婚妻金枝从中国回故国期间，加入爱国团体，金枝执行刺杀新任总督的任务时牺牲。《可怜的亡国少年》和《韩国的女儿》两篇故事情节都很简单，前者写韩国一个边哭边说誓死复国的少年却遭同胞殴打，原来亡国前他富有的祖父不愿捐钱支持复国运动，亡国后家中财产被搜刮殆尽，祖父后悔莫及自杀；后者写朝鲜亡国前的朝臣尹吉敦之女流落到中国青岛做妓女，不堪日本士兵的侮辱鞭打杀死日本士兵，自己也身亡。

从艺术描写的角度看，以上小说和故事中，《春天的怅惘》在艺术上较为圆熟；《花子的哀怨——一个女俘虏的遭遇》围绕“我”对花子的热情关心与深切理解展开叙写，笔调优美细腻；《奸细》为增强真实感采用新闻报道和主人公日记的纪实笔触，有新颖之处；《亡国泪》除对北海公园的描写可圈点外，主要情节流于概念，但刻意设置男女主人公的特殊身份，自有深意；《朝鲜女人》《韩国的女儿》显得粗疏，《可怜的亡国少年》则基本是说教话语。

新诗中白萍的《赠朝鲜的友人》哀叹韩国人亡国的悲怆和中国的危急，呼吁用尽全副精神为自由奋斗；杜衡之的《亡了国的人》大声斥责那些亡国后屈服忍辱躲在中国的可怜的韩国“顺民”，其立场和态度在现代诗中罕见；谷望的《亡国恨》用通俗的歌谣体历数朝鲜亡国苦痛，“望我同胞都醒起，齐心努力打鬼子”。雪原的《北行者》、毓华的《献给小明弟弟》、陈旧的《光复之歌》是《韩国青年》诸多诗作中与韩国人有关的三首。其中《献给小明弟弟》一诗特别值得一读。据金柄珉教授考辨，诗作者“毓华”为李毓华，是韩国志士柳子明在上海立达学园任教时最得意的中国学生，他极为钦佩敬仰柳子明的人品和学识，与他终生保持着师生情谊，晚年在纪念文章中称柳先生是“圣人”。诗中的“小明”指柳子明的大儿子柳基元，他1940年病逝于福建，年仅6岁，李毓华参加了他的葬礼并写出这首情深志坚之作。[4]柳子明是巴金小说《发的故事》主人公的原型，1894年生于韩国忠清北道，1919年6月来中国后，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韩民族的独立事业和中国的教育、农业科学事业，他不仅是韩国独立运动的功臣，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挚友。

散文作为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的文体，情况复杂。但凡小品、随笔、杂感、短评、速写、游记、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书信、日记、传记、访问记、回忆录等都可纳入广义的散文范围。“散文”“游记”“通讯”“纪实”均可标为广义的“散文”。为便于阅读研究，本书将叙事与抒情并重的小品、随笔，偏重议论的杂感、短评和偏重叙事的日记，归入“散文”；将偏重纪实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传记、访问记归入“通讯纪实”。游记或偏重叙事，或叙事与抒怀兼顾，且数量较多，故而单列为一类。

载含小品、随笔、杂感、短评和日记的散文中，首先要提及的是阳翰笙关于《槿花之歌》创作和演出的记述，这是编者从阳翰笙1943年1月1日至1945年11月18日两年十个月的日记中挑选摘抄的，计一万余字。从作者真实朴素的记述中，可以窥见剧本《槿花之歌》从构思、写作、修改到排练、演出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台前幕后种种细节。作者的这些私人记载，有助于从不同方面加深研究者对这一重要剧作的了解。此外，著名作家无名氏的《“檀君子孙”在西北》借表彰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披露了支队长李范奭复杂多彩的经历。陈宏绪的《阿里朗——抗战回忆之一》，则以《阿里朗》歌声引起的深情回忆，描绘出曾在豫北共处的一位韩国战友——年青文弱诗人的感人形象。王炳成的《观朝鲜女乐》系作者数次观看朝鲜韶光社女乐在上海的歌舞表演后所作，以行家里手的笔墨，详细记述了所演舞名、歌名和知名舞女、乐师及乐器，生动描绘出舞女的服饰、舞姿以及舞乐的配合等。其他随笔、杂感，则多是赞扬安重根、尹奉吉等韩国义士的感兴之作，表现出作者对韩国仁人志士的由衷钦佩和对中国人起来抗争的急切呼唤。

记叙在半岛“足迹所经，观感所及”的游记多达30余篇。作者或赴日本途中顺道游览，或受命赴韩参观考察，或结伴到半岛参观旅行，或被派赴韩境传教布道。有的逐日记载见闻观感，有的截取片段目睹耳闻，篇幅或长或短，叙写或细或粗，半岛南北的秀美山川和风俗人情、市井乡村、学校工场、古迹文物等人文景观，一一展露在作者笔下。一些篇章虽如实叙写了道路建设、学校设施等的优越和规章制度的健全，但“此大好江山，究系谁家故物，茫然者久之”是作者们共同的感慨。比如，直隶教师刘崇本的《旅行日韩日记》（1917年4月），名画家、教育家曹恕伯（鸿年）的《考察日韩江浙教育笔记》（1918年9月赴朝），南京教育工作者张援的《民国八年日鲜旅行记》（1919年4月），上海中学教师梁鸿耀的《日鲜游记》（1919年4月），满蒙考察员马君的《朝鲜京城观察记》（1920年8月），教育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胡石青的《三十八国游记》一书中的《朝鲜》（1921年10月），女作家庐隐的《扶桑印影》（1923年4月），铁道工程师张钟山的《韩国游记》（1924年夏），胡友斐的《韩京纪游》（1925年5月），学者、诗人越川（黄广）的《平壤谒箕子陵记》《游金刚山记》（1927年10月），轮船无线电职员某的《仁川汉城之一瞥》（1928年2月），牧师张凤鸣的《朝鲜游行布道记》（1930年4月），留学日本的王雨亭的《东北印象记》一书中的九个节次（1930年5月），留日学生留东生的《随日人旅行团考察东北朝鲜记》中的朝鲜部分（1930年7月），实业家、教育家潘仰尧《从辽宁到日本》一书中的朝鲜部分（1931年4月），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姚鉴（太坚）的《平壤一日记》（1940年春），香港左翼刊物《自由丛刊》所载白莲的《南朝鲜纪行》（1947年11月）等。不同地区、职业和身份的中国人这些亲历亲见之作，从不同视角记载了1917年至1947年（绝大多数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半岛南北各地各处的见闻感受，虽是一己之见闻，或限于管中窥豹，但记述的真实、自然、琐细，使之兼具某些文学的和历史的双重价值。

通讯纪实有的叙写壮士仁人的感人事迹，有的赞扬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有的记述在华韩国人士和战士的各种活动，还有的叙说流落在中国的不幸舞女、“营妓”。名记者子冈的特写《朝鲜人民的吼声》记录了金九、金白渊、玄何竹等韩国人士和中国的沈钧儒、曾琦等出席重庆“三一”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的盛况。以报道朝鲜义勇队著称的刘金镛所撰《“三一”纪念在桂林》《良辰美景遇嘉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青史》等，展现了英武的朝鲜义勇队战士在敌后桂林多彩生活的另一侧面。

6部剧本中2部同题为《亡国恨》，都以韩国国内生活为题材。一部是老枢、髯公合编的七幕话剧，描写警察总监的公子三太郎向高丽官僚白无用之女秋英强迫求婚，誓死不从的秋英加入高丽秘密党，与同志闵时中担负在阅兵式上刺杀总督的任务，未遂，闵时中被捕。秋英以向三太郎示好为烟幕求得特别探狱劵，入狱绑缚狱警救出闵时中。该剧的弱点在于言词说教强于性格展现。另一部为上海城东女学社的四幕剧，标明“警世新剧”，实际是以对白为主的戏曲。剧情为隐居韩国某处深山古庙中的革命团体“中兴社”成员金仇日与战友李克阳意外相会，他俩请庙中的乌巢禅师约来安重根的几位战友，在庙中举行安重根殉国成仁十周年追悼会，被警察抓捕。编者在前言中说，该剧“编者有音乐家，有戏剧家，有文学家，互相研究，卒采用普通文字，解放一切昆腔及西皮二簧之格调。而又可歌可泣，为激昂慷慨之声”，“诚可谓开剧曲之创格也”。剧本情节简单，道白过长，但编者探索戏曲表现邻国现实生活并“警醒国人”的用心，实属可贵。词学家、诗人周癸叔的《野祭》（又名《韩民血史》），是据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构思编写的戏曲，描写赵容复等四位韩国遗臣从福州到厦门，怀悲愤之心上洪济山游览，巧遇深切同情韩国的乌有先生携先兄留下的朝鲜闵妃照片，在山上弹奏自谱的《闵妃三叠》，“为无告的韩人搔首问天”，四人大受感动，一同祭奠闵妃并畅叙各自家世和韩亡史实。该剧对白和唱词感情深厚，文辞醇厚。作者说，他之所以“演其血史”，是为了表明“彼亡矣，犹犯万难为之，吾愧彼矣。吾不自图，将求为韩人不得也”。上海城东女学社的四幕剧《亡国恨》和《野祭》这两部用中国戏曲演绎韩国亡国血泪史的台本，为韩国题材的现代戏剧增添了话剧、歌剧之外的新品种。

北京师范附属小学《红庙教育》的三幕剧《朝鲜恨》描写屠杀同胞的朝鲜政府，和妄图武力统一全国的腐败中国都督，先后派人到“东洋领事馆”乞求借款，日本人为了“用朝鲜人攻朝鲜人，支那人治支那人”，欣然答应。结果都督失败，被众人乱刀刺死。剧本名为“朝鲜恨”，只是隐喻，重点抨击的是中国军阀。该剧直白表达对不顾民意卖国求荣者的激愤之情，人物流于脸谱和概念。上海敬业附小高级组知耻中心的《高丽童子》，选取徐学文、陈伯吹所作同名话剧 [5]中的主角、韩国孩子白坚的六段话谱曲，使之作为歌词演唱。两剧的艺术表现乏善可陈，但京沪两地小学教师力图通过文艺形式对小学生进行爱国反日的“知耻”教育，其良苦用心值得称道。

翻译过郑荣水《在东海上》一诗的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诗人常任侠发表于兰州《新西北月刊》的四幕歌剧《亚细亚之黎明》是“以抗战必胜的信念写成”的。为剧中的歌词配曲的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张曙。尽管韩国人在剧中出现不多，但第一幕第一场时事讨论座谈会上的留日朝鲜学生金民助、李拔吾，第三幕第二场在某战地后方医院高唱《朝鲜青年革命歌》的朝鲜青年群，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翻译作品 [6]中，民歌有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刘复（刘半农）翻译的《高丽民歌》和沙坪、悠韩翻译的韩国民歌《思故乡》。新诗有同据世界语翻译的Mr.Sin所作《新时代的青年》的两个译本：上海《绿野》上的明夷译文和延安《中国青年》上的庄栋译文。小说有龙骚翻译的玄镇健《披霞娜》、叶君健翻译的张赫宙《荒芜地》、绿漠翻译的安寿吉《富亿女》、叶泰迺翻译的金东仁《乞丐》。上述译作为韩国民间文学和现代小说的译介增添了新译品。此外，还有《韩国青年》所载歌剧《啊哩朗》的插曲《韩国进行曲》。

著译评介和对韩国现代文坛的评介

新搜集到的对韩人题材创作的评介，都出自期刊编者：《侦探世界》主编赵苕狂对胡寄尘（怀琛）的文言小说《朝鲜英雄传》的评点，太阳社主办的《新流月报》主编蒋光慈对张萍川（戴平万）的短篇小说《流浪人》[7]的评点和《生活》编者邹韬奋读廖世承《游东杂感》[8]，《新亚细亚》编者读于右任《舟出东朝鲜湾》后的感言。均寥寥数语，却言简意赅。

译文评介有杨善同评介胡风编译的朝鲜和中国台湾短篇小说集《山灵》，萧叔明评介张赫宙的散文集《朝鲜春》，编者介绍了该刊揭载的叶君健所译张赫宙小说《荒芜地》，以及《大东报》和《盛京时报》所载克名、陈因的两篇评介王赫选编《朝鲜短篇小说选》[9]的文章。有关《荒芜地》和《朝鲜短篇小说选》的评介文章，新增了译作的评介对象。其中，现代时期收录韩国现代小说最多的《朝鲜短篇小说选》1941年7月甫出版，8月和10月就有论者接连予以评介，殊为难得。如果不以发表处所废言，这两篇出自伪满洲国报纸的评介对韩国现代小说的总体认识和一些具体作品的评说，仍富参考价值。

还有一组比较特殊的评介文章。继1939年初朝鲜义勇队在桂林演出《阿里朗》《朝鲜的女儿》之后，1940年5月，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在西安劳军公演四场歌剧《阿里朗》和独幕话剧《国境之夜》《韩国一勇士》，同样引起热烈反响。遗憾的是，这些剧本都未能公开发表。西安各报先后发表的五篇评介，不仅可使后人知晓三部剧作的剧情及演出情况，还获悉中文本《阿里朗》除朝鲜义勇队文靖珍编剧并发表的独幕歌剧外 [10]，还有后来加入韩国光复军的韩悠韩编剧作曲的四场歌剧这个重要版本。此外，无名氏的《记韩国歌剧〈阿里朗〉》以抒情的笔调介绍韩悠韩本《阿里朗》1944年3月在西安的再度重演，散文化的译介，别具韵味。这些评介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阿里朗》演出在中韩两国现代歌剧史及中韩戏剧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

对韩国现代文坛的评介有苏吉甫的《一年来大东亚各地文艺动态·二朝鲜》、叶菲的《北朝鲜的文学和艺术作家·诗人·艺人》。此外，还有廉想涉、李斗山、天均、高在骐等韩国作家评介韩国现代文坛的文章，以及金光洲用汉语撰写的1922—1934年韩国电影状况简介。中韩两国论者从不同角度撰写的上述评介，无疑有助于增进中国文学界对20世纪前半期韩国文坛及影坛的认知。

以上对本书所收文献的简要梳理介绍，止于蜻蜓点水。尽管编者竭尽所能搜寻并吸纳近四年中韩学者的发现，本书所收篇目仍难免遗珠之憾，特别是散见作者自印诗词集的旧体诗词，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另有一些跨近代现代诗人的诗作，虽发表于1917年后，但因准确的创作时间难于辨析，为谨慎起见未予收录。鉴于此，编者不得不说：文献发掘未有穷尽之时，尚需同仁慧眼再识。

2019年7月

【本文据《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4辑所载《“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新文献扫描》增补改作】

[1] 金柄珉、李存光主编，金宰旭、崔一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

[2] 另有两部章回小说未收入本书。一为闲闲居士（卢天牧）的《三韩亡国史演义》，1915年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后经严独鹤、陈天随润色，由钱曾鑅出资，1919年8月由上海杞忧社印行，当属于1915年的作品。二为痴公（程道一）的《消闲演义》，1919—1925年连载于北平《小公报》，曾以《历史小说消闲演义》之名出版（1923年6月，出版者不详）。阿英摘出其中第51、52回，命名为《中东之战》，收入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二集“小说”（上海，中华书局，1958）。此书是中日甲午之战的文学呈现，虽写到东学党之乱和韩国国王李熙，但一带而过，未做具体描写。

[3] 秦林芳：《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中的民族话语——兼谈左联叙事策略调整的内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第13—14页。

[4] 以上文字据金柄珉教授2016年12月致编者的信整理而得。

[5] 徐学文、陈伯吹《高丽童子》（二幕话剧）已收入《“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⑤。

[6] 1930年5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刊登牛步的六幕八景话剧《台湾》。编者称：“诗歌戏剧方面，有特别指出必要的，是朝鲜的作家牛步的《台湾》很深刻的表现了朝鲜的革命运动的浪潮。”（《编辑室消息》）“牛步”系韩国小说家、翻译家闵泰瑗（민태원，1894-1935），号牛步，出生于忠南道瑞山。《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台湾》只刊出第一幕（一景）、第二幕（二景），其中没有韩国人出场，也无有关韩国革命运动的情节和对白。

[7] 《流浪人》据戴平万《都市之夜》文本已收入《“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①。时当未查明该小说又载1929年3月《新流月报》第1期，作者戴平万署笔名“张萍川”。

[8] 廖世承《游东杂感》第二节《朝鲜之一瞥》已收入《“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④。

[9] 王赫选编《朝鲜短篇小说选》全书已收入《“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⑥。

[10] 文靖珍《阿里朗》已收入《“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