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逆全球化何以出现？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运用的最为广泛的社会科学概念之一。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从诞生到现在，从毫不知名到风靡世界，这个词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和使用开来。在所有时代里，在所有社会科学词汇中，‘全球化’可以被看作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它的发展本身就是全球化涵义的最好例子，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全球化的全球性特征，是全球化过程的有力例证，同时还表明了过去二三十年来全球化过程的剧烈程度。全球化概念变得全球化了，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语言，并广泛见诸报端，而不再是一个隐藏在学科里的特殊名词。”[1]尽管全球化概念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改变了当代世界，但其中最为主要的还是经济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更多等同于经济全球化。所谓“化”者，即行为体对某一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经济领域之所以更容易实现全球化，就是因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市场机制是人类目前为止能够找到的最能有效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观念首先被绝大多数国家认同，这些国家也由此纷纷在国内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而市场一旦形成就具有开放的内在要求，所以当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时，就必然需要打开国门进行国际经济活动，由此形成了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的网络体系中，资本、人员、货物、服务、信息等经济要素实现了全球流动，逐渐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换言之，全球化的实现必须依赖共有观念和物质联系的同时出现，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狭义上的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社会科学领域被定义最多的概念之一，但如果从最简单的层次划分，可以界定为广义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一种共有观念，即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认同的一种行为方式，比如市场经济观念。狭义的文化则是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这类似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的文明的结构。布罗代尔将其概括为地理条件、社会等级制度、集体“心理”和经济需求等四个主要方面，并指出“这些结构都历史悠久，长期存在，而且它们总是各具特色、与众不同。正是它们赋予了文明基本轮廓和典型特征。此外，它们很难在各种文明之间交换：所有文明都把它们视为不可替代的价值”。[2]正因为有这些难以改变的结构存在，所以当以狭义的文化观察世界时，就不会有文化的全球化出现。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能看到，但并不意味着得到了这些国家观众的认同，甚至一些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公开反对引进好莱坞电影，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式快餐。这里需要区别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化的全球化，一个是文化的全球传播。好莱坞和美式快餐的例子只能说明美国文化被全球传播了，原因是其背后强大的资本和政治力量，强行打开了别国市场，使得美国符号的文化在全世界都能看到。但是，美国价值观无法让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内化，因此不能说美国文化全球化了。回到市场经济的例子，作为一种共有观念，这种通过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广义文化确实被全球化了。按照全球史观的倡导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观点，这一进程始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由此带来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其首要特征是世界分工的出现。[3]但是，具体实现这一观念的机制却依各文明的差异而大相径庭，至少可以区分出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经济、以欧洲大陆法国为代表的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种类型。这些实现市场经济观念的具体制度形式就是布罗代尔说的文明结构，是难以改变的。

正因为这种文明差异带来的排他性，全球化进程无法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描写的那么平坦，[4]而从国际关系视角观察，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更从根本上为全球化设定了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矛盾结构。绝对收益的理论假设认为，由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可以使各国收益比不合作更多，即带来绝对收益的增长，因此它们更倾向于合作。尽管无政府状态会导致“囚徒困境”，但重复博弈的互惠战略可以减少信息不确定性促进合作。[5]约瑟夫·格理科（Joseph M. Grieco）则认为“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阻止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毁灭或者奴役其他国家”，所以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生存，这使它们对任何侵蚀自己维持生存的相对能力的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决定了它们的基本目标是阻止他国获得比自己更强的相对能力，即相对收益，因为它们担心这种能力将来会转变成对自己生存的威胁。[6]概括起来，绝对收益关心收益总量的增长，认为只要有总量增长，国家间就会选择合作。相对收益则关心收益如何分配，只要自己的收益比对手少，无论收益总量如何都不会选择合作。

排他性的文明观和相对收益的计算分别属于观念与物质层面的差异性，二者结合在一起引发了当代世界的逆全球化现象。所谓逆全球化，就是在观念层面强调自身文明的特殊性，以及各文明间的差异性，而忽视文明多样性间的交流与融合。在物质层面强调本国利益的相对性，忽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一国政府如果基于此两点制定政策，就会与全球化进程相悖，成为逆全球化行为体，使全球治理陷入困境。

二 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如何可行？

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7]其要点在于四个方面，即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的治理价值观，以全球性挑战为治理对象，以多元行为体为治理主体，以国际机制为治理手段。全球治理相对于国内治理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其背景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即没有一个超越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中央政府维持基本秩序，所有成员都按照自助战略维护自身安全。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全球治理要起到的首要作用是维持全球秩序，让各种行为体能够按照基本规范、原则、规则和程序行事，为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提供基本前提。但是，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没有建构全球秩序的基本环境，那么全球治理本身就会陷入困境。正如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等所言：“治理与秩序无疑是明显的互动现象。作为设计用来调整维持世界事务的制度安排的活动，治理显然塑造了现存全球秩序的特质。然而，如果构成秩序的种种模式不利于治理的实现，它是无法进行这种塑造的。”[8]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这一困境。

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文简称《公约》）在1995年生效整整20年，这两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现了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建设的成就。但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使这一造福全人类的全球治理进程蒙上阴影。全球气候治理是全球化进程的典型组成部分，其机制建设的举步维艰正体现出全球化进程的曲折复杂。相较于其他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威胁的范围更广，涉及的利益方更多，因此也更体现出全球气候治理与全球化整体进程间的高度关联性，即罗西瑙所说的二者相互塑造的关系。《公约》谈判成功的重要背景是冷战结束初期全球化的力量被集中释放，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等凸显新的人类挑战的国际会议和发展理念成为这一进程的全新元素，所以即使美国不愿受到《公约》约束，但还是领导了谈判并最终签署。1997年《京都议定书》达成的重要背景则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使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国际贸易额大幅增长，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世纪之交，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以反恐为执政主题，并且绕开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联合国单独领导全球反恐，同时激化美俄矛盾，引发两国全球对抗，全球化在冷战结束后第一次面临巨大困境。在此背景下，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2008年虽然爆发金融危机，但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明显提升，该群体内部因为高速发展释放的巨大能量部分稀释了经济全球化的危机。同时，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四份评估报告再次证实了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人为活动导致的原因，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后全球减排公约谈判的关注。此时，各国不得不同时面临金融和气候变化的双危机，如何在减排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使全球经济尽快摆脱困局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的焦点。2009年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协定》的达成是应对这一问题的初步答案，更重要的是这次大会上中美就应对气候变化表现出的合作意愿令人鼓舞。之后两国连续发布四份元首级别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积极推动《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至此，全球气候治理形成了中美合作推进的模式，全球气候秩序也在经历了波折后归于稳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等《公约》核心原则被保留，同时形成了“自下而上”减排这一重要的新模式，确保各国能够按照各自国内情形自主设定减排指标和规划，以低碳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转型也成为国际社会为应对金融和气候变化双危机达成的重要共识。

但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改变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环境，限制了其塑造全球气候秩序的能力。正如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演讲中引用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话所言，联合国成功的关键是其成员国作为主权国家的成功，所有领导人都必须首先保护其国民的利益，没有强大的国家主权，人类就无法团结起来应对共同挑战。[9]联合国是当代世界最具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其成立的初衷就是超越两次大战背后激烈的主权国家矛盾，能够让人类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其要义不是否定成员国的主权性，而是希望超越主权间的矛盾，着眼于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以集体安全以及其他国际合作方式增进人类的整体福祉。但是，特朗普总统却在纪念这一国际组织成立的演讲中反其道而行之，超越联合国代表的人类整体利益，夸大主权国家间利益的矛盾性，反复强调其“美国第一”的思想，仿佛要以美国取代联合国，逆全球化思维表露无遗。这种看似强硬的表态实际上反映了美国认为在新兴经济体崛起背景下的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不公平性和不安全感，[10]本质上是一种不再自信的表现。

实际上，如果将全球化上溯到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么北美大陆就与全球化的缘起息息相关。作为全球化的思想基础，自由主义虽然诞生于欧洲，却在美国发扬光大。20世纪初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以“十四点原则”宣示了新大陆与欧洲旧世界的不同，开启了美国作为自由主义旗手的时代。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传承了前辈的理念，其倡导的国际社会集体安全机制终于在二战后以联合国的建立而实现，同时美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三大国际经济机制相继建立，标志着美国成为国际合作的领导者。20世纪60年代，伴随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以及主要发端于美国的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交通、通信等技术的革新，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经济要素逐渐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流动，这一趋势超越了冷战下的两极格局，预示着真正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随着冷战结束和发端于美国的互联网技术与网络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全球化进程更加深入，以至于今天的世界已经完全处于一种网状结构之中，复合相互依赖的程度大大加深。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始终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以商业立国的美国将商业和平论的哲学全面落实到内外政策中，坚信“如果商品不跨越国界，那么士兵就会跨越国界”的自由主义警示，那为什么今天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却成了逆全球化的代表呢？

沃尔特·米德（Walter Mead）曾指出，美国外交文化中同时包含汉密尔顿、威尔逊、杰斐逊和杰克逊四大传统，分别代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孤立主义和武力主义。[11]这四大传统依不同国际国内形势和总统个性而在不同时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比如南方保守势力出身的乔治·W.布什总统本身倾向于武力传统，又在上任伊始碰到“9·11”事件，所以其任期内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凸显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和杰克逊的武力主义传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作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成功典范，以及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和律师的职业身份，带有浓烈的自由主义气质，所以执政后先后推出重启美俄关系、无核化世界、缓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等政策，甚至因此获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凸显出威尔逊自由主义传统。而当特朗普总统上台时，美国经历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格局大调整，自身地位相对下降，新兴经济体地位集体上升，同时国内面临较大就业压力，加上其商人出身的务实性格，旨在拥抱世界的威尔逊自由主义传统退居幕后，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和杰斐逊的孤立主义传统成为其政策主导，对一直由美国自身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12]概括起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粹主义、外交孤立主义。在此背景下，美国先后退出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里程碑成就的《巴黎协定》、《跨太平洋经贸伙伴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限制海湾地区七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进入美国，大幅提高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关税，这一系列政策开启了美国逆全球化的大幕。更为严重的是，在美国的影响下，主要国际行为体政策纷纷内向化。欧盟及其主要领导者德国因为难民危机，都将政策重点放在弥合内部社会政治裂痕方面。法国在马克龙总统领导下大刀阔斧推动包括斩断政府企业裙带关系在内诸多顽疾的改革，重新释放经济增长动力。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的整体性危机，但其自身也面临脱欧公投导致的社会对立问题。[13]普京新任俄罗斯总统后明确表示任期内将首先考虑国内问题，尤其是如何应对长期困扰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则继续推动印度经济振兴计划。新兴经济体作为改变当代国际格局的一支群体性力量，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打击，虽然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也开始恢复增长，但内部改革任务依然繁重，国际合作意愿下降，金砖国家机制面临考验。

因此，在金融危机未完全结束、恐怖主义威胁依旧严峻、难民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文明差异带来的排他性和国家利益的相对性超越了全球共识与绝对收益，使逆全球化跨越美国成为全球性现象，即各主要行为体内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明显复苏，各国政府和社会间就是否应该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张力更加紧张，人类命运与各国命运的矛盾更加尖锐，以选票为生命的西方政客哪怕具有强烈的全球意识，也不得不讨好选民，以内政优先，[14]导致诸多全球性问题缺乏有效政治领导，这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背景。在此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将进入转型阶段，那么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中国，又该如何促进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转型？这正是本研究计划探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