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直臣刘仁轨 二
战局的发展，一如刘仁轨所料。扶余丰璋被唐军打怕后，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和派系斗争。眼见复国无望，鬼室福信逐渐放弃复国的念头，他杀了对百济复国有崇高信仰的和尚道琛，走到了扶余丰璋的对立面。在内部斗争的过程中，鬼室福信被扶余丰璋以谋反的罪名剁成了肉酱。至此，鬼室福信死了，和尚道琛死了，百济复国运动的代表们，诸如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一看，扶余丰璋也不是什么明主。为了保住小命，他们率军投奔了刘仁轨，转头以唐将的身份协助刘仁轨、孙仁师讨平百济残余势力。
此时，俨然“光杆司令”的扶余丰璋只能向倭国求援。
倭国不负扶余丰璋所托，继皇极女皇在出征百济途中病死后，“大化革新”的领导者中大兄皇子又以天智天皇的身份主持攻唐战争。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后将军阿倍等人发兵27000余人来助扶余丰璋。
刘仁轨麾下虽然有孙仁师带来的7000唐军，但与刘仁愿等将合兵之后，唐军总兵力不过两万，在人数上远不是百、日联军的对手。
有意思的是，倭国的舰队跨海而来，却不急于攻伐唐军，而是先盯上了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新罗。新罗虽然国力不如百济、高句丽，但境内商业异常发达。从新罗智证王于公元6世纪初颁布法典在金城（今韩国庆州）开设东市以来，数十年间，新罗“市皆妇女贸贩”。及至日本发兵前，新罗俨然是东北亚的商业活动中心，常年聚集着来自唐朝及日本的贸易商人。因此日本贵族早就觊觎新罗的富裕，他们不管扶余丰璋在百济焦急地等待援军，只管在富裕的新罗展开大规模掠夺。为了给扶余丰璋制造从后方援助百济的假象，日本水师干脆放弃在海上游走伺机进攻的策略，改为登陆作战，一口气夺取了新罗杀鼻岐、奴江两座城池。
刘仁轨原本还担心日本水师跨海而来，一旦发起突袭，熊津都督府的唐军有限，难以多点据守。现在日本水师为逐利而改变策略，反而帮了刘仁轨的大忙。
唐军掌握日军动向后，集中兵力攻击百济残兵的重要据点加林城（今韩国扶余郡林川面一带）和临时首都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一带）。唐军猛攻两地，扶余丰璋损失过大，只能加紧催促倭国水师立即增援。
在这种情形下，倭国水师才放弃劫掠新罗，由日本海西行进入江华湾一带。
龙朔三年（663）八月，正当唐罗联军即将攻陷周留城时，倭国水师终于赶来。百济残余势力冒死杀出一条血路，派人沿海岸线招呼日军。
由于刘仁轨先前就料定百济会借倭国之手复国，因此在进攻周留城前，便将唐军部队一分为二。以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晋的新罗王金法敏为首，率主力从陆路进攻周留；而刘仁轨则率另外170余艘战舰由水路绕道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一带，对陆上唐军予以策应。
就在刘仁轨一行即将抵达白江口一带时，先头部队发现了百济残军的异动。刘仁轨据此判断，白江口应该就是倭国水师援助百济的登陆地。为防止敌人发现唐军踪迹，他当即决定暂缓原先作战计划，调转船头，朝白江口外布防，准备打倭国水师一个措手不及。
龙朔三年（663）八月二十八日，历史上第一次中、日决战正式打响。
这一战着实吓坏了倭国。
为了尽快解救百济盟友，倭国水师制定了“我等争先，彼应自退”的方案，打算集中先期投入白江口的400余艘战舰对唐军发动猛烈进攻，以此来打乱唐军的猛烈攻势，以勇取胜。
刘仁轨根本不怕敌人这一招。唐朝自设立水师起，每一支规模水军就标配有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等制式战船。拿隋唐时代的经典楼船——五牙战舰举例，这种楼船单是箭楼就高五层，每层还配有大型弩机、投石机、绞车弩等装备，作战时不仅能搭载上百名军士，还能同时发射七支射程超过1000米的巨箭，直接摧毁前方战船。此外，唐军配备的艨艟、斗舰、走舸、海鹘，不但可以让将士在船上以梯形站队迎敌，还可以利用这些战舰的特性，配合唐军独特的水师战术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发起各类突袭攻击。
而天智天皇手里的这支水师部队，其主力由当时倭国地方豪强武装临时拼凑而成。即便设有前、中、后三军，但全军上下没有垂直的指挥系统，作战时只能一窝蜂乱冲，根本无法对唐军造成致命威胁。
刘仁轨正是利用了敌军的这一弱点，以行动不便的楼船为中心，在白江口水流缓慢处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压制倭国的水师冲锋。然后再利用机动性能优越的走舸、海鹘等，对倭国水师进行左右包抄，各个击破。另外开战前唐军还根据当时的洋流、风向、降雨量等作出预判，提前准备各种火箭、火药、火球等，只等倭军靠近时就发射。
于是刹那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刘仁轨与倭军前后鏖战四场，唐朝水师大获全胜。
倭国战败后，百济复国无望，残余势力很快土崩瓦解。而天智天皇经此一役，也不敢再抱有他是“日出处天子”的想法，而是派遣唐使赴唐朝学习先进文明，奉唐为正朔。
至于高句丽，在失去盟友百济的情况下，又坚守了六年，直到总章元年（668）才亡于唐罗联军的进攻，结束了七百多年的国运。从此朝鲜半岛进入新罗统一时代。
刘仁轨收复了百济故地后，并没有立即撤军西还。他始终没有忘记灭百济是为了更好地击败高句丽，缓解唐朝东境的边防压力。
自唐军重驻熊津起，刘仁轨便开始登记户籍，设置官署属吏，开辟道路，建设村庄，修复堤坝塘堰，救济贫困人家，鼓励农业生产，筹谋平定高句丽。
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留在熊津都督府善后数年之后，他又获得了从平高句丽的机会。直到总章三年（670）正月，年逾古稀的刘仁轨才获得朝廷特许回国述职。
唐朝上下向来十分看重军功，刘仁轨此番回国，摆脱了数十年怀才不遇的境遇。
看到白发苍苍的刘仁轨，唐高宗激动不已，不光热情地招呼他入阁拜相，还多次委派他改修国史、出镇吐蕃、留守长安。可此时的刘仁轨已然年老体衰，他多次向唐高宗请辞，得到的却是朝廷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即便唐高宗最后同意了，过段时间还是将其返聘回朝。
有别于已经去世的李义府，刘仁轨身居高位却从不打击报复他人。
刘仁轨回朝任大司宪时，从前得罪过他的监察御史袁异式，正好官居詹事丞。在唐代，詹事丞官居六品，而大司宪则是原来的御史大夫，负责纠察百官。袁异式担心刘仁轨功成名就后会学着李义府的模样给自己小鞋穿。可他没想到，刘仁轨上任的第一天就专程找他喝酒，并向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之后鉴于袁异式的才干，刘仁轨又将其荐升为户部郎中。
刘仁轨老而弥坚，但唐高宗却愈发病笃。
为了更好地处理政务，唐高宗很早就开始培养武皇后的理政能力。然而这位在先皇唐太宗年代就位居才人的武氏，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没有了往日贤妻良母的形象，反而经常临朝处理政务，一个政治女强人——武则天呼之欲出。唐高宗病笃，武则天则“借学术之名，行干政之实”，她专门找了一群儒生编撰了一部《臣轨》，里边全是教大臣们如何效忠君上的办法，以此来提高自己在朝堂上的舆论影响力。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驾崩，遗命皇太子李显继承皇位，史称唐中宗。在此之前，武则天以躲避关中大旱之名，将病重的唐高宗从长安移出，全家迁往洛阳居住。
作为唐朝首都，长安即便没有君主坐镇，其行政的重要性依旧不容忽视，所以武则天出发前便将偌大的长安委托给刘仁轨打理。这也是武则天摆脱刘仁轨的宰相集团以及李唐宗室影响的重要举措。
此时刘仁轨已年过八旬。虽然他不忍坐视“女主当政”，但这个时候他已然明白，自己根本无法左右唐朝的政局更迭。
光宅元年（684）二月，唐中宗李显遭武则天废黜。继承李唐基业的是李显的八弟李旦。李旦上位为唐睿宗后，唐朝“政事决于太后”，而李旦本人则成了事实上的“虚位君主”，失去行动自由。
不久，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宣布改革唐朝官制，并降唐睿宗李旦为皇嗣，请立武氏七庙、追王父祖。她的逾矩行为，一度引起唐朝勋贵们以及亲信宰相裴炎等人的集体抵制。可不知是看惯了风云变幻，还是感受尽了世事沧桑，刘仁轨并没有奋起反抗，他只默默地递交辞呈，打算离开这个曾埋没他、又曾给予他施展抱负空间的朝廷。
听闻刘仁轨要走，武则天立即派人传旨晋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并派自己最信任的侄子武承嗣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抚慰他，挽留他。因为她知道，以刘仁轨四朝元老的威望，这位重量级人物的去留，将直接影响自己登基的难易程度。
武则天在信中称，刘仁轨“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
但刘仁轨早已预料到武则天会拿自己树立典型。在给武则天的回信中，他写道：“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很明显，刘仁轨是想借吕后乱政的典故，警示武则天不要胡来。
当然，刘仁轨此举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那就是不直接干预武则天专权，只将矛头对准武氏外戚干政。这在武则天看来，刘仁轨不仅规劝了自己的行为，还挽救了武氏族人，于国有莫大之功。
此后，无论刘仁轨有多想辞职回家，武则天始终都是一个态度：“愿（公）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垂拱元年（685）正月，刘仁轨病逝于长安，享年84岁。武则天闻讯，立即命在京官员依次到他家中吊祭，并准许其陪葬乾陵。
刘仁轨死后五年，武则天登基称帝。在她心中，仍希望那些有威望的大臣家族能在此刻站出来劝进。为此，她专门找到了刘仁轨之子、太子中舍人刘濬，要他带领群臣向自己劝进。结果，刘濬以刘氏子孙不食周粟为由断然拒绝，终为酷吏所杀。
刘濬被杀后，武则天做出了一个不符合她一贯酷烈作风的决定：她没有株连刘氏家族，而是“慷慨”地让刘仁轨之孙承袭家业，再续名臣之风。也许在她强悍的外表之下，对于直臣及其家族仍存有隐隐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