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社会伦理现状的批判

海勒小说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批判。成梅在《小说与非小说：美国20世纪重要作家海勒研究》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海勒的批判指向。其批判锋芒指向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画里画外》等作品中，视野甚至覆盖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在这里是要从伦理层面对问题进行细化，主要关注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三个方面的问题。

1.对政治伦理的批判

政治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种，属于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也可归属于政治哲学，其研究对象就是政治伦理问题。政治伦理主要指发生于政治活动中的各种伦理行为与伦理观念的总和。社会伦理追求的核心目标是“公正”（justice，也可称为“正义”）[19]。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20]。公正就是给每个人他应该得到的。王海明说，“公正是平等（相等、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是等利交换和等害交换的善行”[21]。按照朴素的常识，公正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就是在利害分配过程中，人的付出与其所得应该相对等。“公正”是整个社会伦理的目标，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伦理都是如此。对于政治伦理来说，公正的目标显得最为迫切并且重要。

海勒小说呈现出了一个鲜明的现实：公正是不存在的。对这一问题的批判最为有力的就是《军规》，这部作品正是以富有智慧的政治批判为海勒带来了荣耀。关于这一点的研究很多。比如詹姆斯·哈罗德指出，“《军规》的道德控诉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制度，包括军事权力、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制度”[22]。而加里·戴维斯（Gary W.Davis）也说：“海勒该小说在最明显的层面上，揭露出我们商业、军事、知识及文学体制中存在的极端的荒谬。”[23]荒谬意味着与常识相悖，意味着极端不公正。《军规》有着“战争小说”的外形，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美国反映二战的最佳小说。但是其成功恰恰在于它是对战争小说题材的超越，以战争题材来表现当代美国社会的现状。故事发生于战争之中，其中社会伦理的极端与反常就如同一种政治常规，所谓的公共伦理与政治道德完全不存在，只有集权化的“军事伦理”。正是如此，它更如同一种充满民主假象的集权政治的寓言。

同时，《军规》还揭示了这种权力统治所采取的伦理手段：一是在道德意识上强调爱国心与荣誉感；二是在道德规范上制造权力圈套。作品中曾多次提到爱国问题，比如要求宣誓、签字、唱国歌等都属于发动“爱国精神”的道德形式。对“爱国”的强调，无非是为了让士兵服从纪律，愿意牺牲。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自我牺牲的观念已经非法化了”[24]。刘小枫也指出，“盲目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使人坠落的恶，因为它肯定了以现世国家为根据的嫉妒和仇恨，肯定了为此世的牺牲和屠戮都是合理的”[25]。约塞连也是在不断地获得道德觉醒后，最后认识到这种“爱国精神”的欺骗性。当丹比少校说，“你必须只考虑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尊严”[26]时，约塞连回答道：“别再对我说那些为祖国而战的废话。……祖国已经没什么危险了，而我却正在危险中。”[27]这正是他看清了“国家精神”对“个体性”的强权压迫，亲身感受到自身所受到的威胁，从而激发出如此的愤慨之言。

另一方面，配合这种“爱国精神”的是对荣誉感与纪律的强调。鲍曼指出这种军事化的伦理策略，“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关于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事实上，它们全部可归结为一点：忠诚意味着在纪律规范的限制下尽个人的义务。当它们凝聚并相互强化的时候，作为道德准则，它们的力量大到能够废止与排斥其他所有道德考虑的程度——首先就是那些与权威体系对自我再生产的倾注相左的伦理问题。它们划拨、驾驭以实现官僚体系的利益，并垄断了所有道德自我约束的通常的社会—心理手段。”[28]鲍曼所分析的大屠杀中的伦理问题，正是《军规》所要表现的现代社会伦理的残酷本性。小说中卡思卡特上校为了功绩意图轰炸贫民区，就是这样一种发生于纪律下的屠杀计划。“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29]这种可怕境况，与《军规》里的社会伦理现实完全一致。

不仅如此，海勒更是揭示了政治伦理背后的权力圈套。其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这也是作品里最核心的象征，是对美国社会的政治伦理以至整个社会伦理的最突出的隐喻。在《军规》中，它是指美国空军的一条规定，即，疯了的人可以申请退役回家，但如果他要申请，说明他没有疯，所以不能回家。这实际上是一个圈套，在赋予人权利的时候并没有给予他享受权利的机会。其悖论游戏就是让伦理陷入到虚无中，让人们看不到道德的希望。海勒自己也指出，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和“一种制度化了的疯狂”。罗伯特·布鲁斯坦（Robert Brustein）说，这“是这个邪恶、机械而无能的世界中纯粹罪恶的原则。因为这条军规，正义受到嘲弄，无辜者成了牺牲品”[30]。并且在《军规》的续集《最后一幕》中，它还被得到了继承。其中的牧师在遭到逮捕时，“他们宣读了他的权利，又说他没有这些权利”[31]。这就是典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悖论。在这部作品中，美国总统完全是个无能、滑稽、说话不着边际，每日只会玩游戏的人，最后因为玩游戏错按了核装置按钮，让地球走向毁灭。这一疯狂的结果显见出整个政治制度的疯狂。

政治伦理的根本问题就是权力分配问题。“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实质就是以权力（“军规”）的名义，剥夺人的权利。其政治伦理的表现，就是以“民主”的外表实行集权化统治。《军规》中“克莱文杰的审判”一段最能体现这一点。叙述者说，“指控克莱文杰一案，结果是一目了然的。唯一缺少的，就是以什么罪名来控告他”[32]。而在审判中，“身为裁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沙伊斯科普夫中尉同时也是其中的一名法官。他必须对起诉人控告克莱文杰一案的是非曲直，进行仔细的考量。而沙伊斯科普夫中尉本人又是起诉人。有一名军官为克莱文杰辩护，而他便是沙伊斯科普夫中尉”[33]。可见，这种政治伦理连程序公正都做不到，更不用说结果公正了。甚至，“如果可能，他们会用私刑把他处死”[34]。所以，正如约塞连所感叹的：“在这个世上，除了那些擅长权术、卑鄙无耻的一小撮人外，其他所有人都得不到应有的温饱和公正待遇。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憎恶的世界啊！”[35]

2.对经济伦理的批判

经济伦理作为社会伦理在经济领域中的伦理表现，也是新兴的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经济伦理的核心目标仍然是公正，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应该有公平的机会。公正的经济制度保证人们获取公正的收益。然而在海勒小说中，公正的经济伦理环境是不存在的。当代经济伦理学主要考虑的是伦理精神如何更好地制约经济行为[36]。而小说所呈现的现实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中，良好的道德与伦理精神无比脆弱，不断遭受着社会现实的摧残。经济伦理问题在海勒小说中显示出更复杂的面貌，大概存在以下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疯狂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形态。这在《军规》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其中所表现出的经济伦理与政治伦理一样，也呈现出权力化、非理性化、极端反人道化的特征。海勒塑造了一个代表美国最疯狂的商人形象的人物——米洛。他本来只是一个司务长，从为中队食堂采购食品开始，利用各种手段，以优质食品为诱惑吸引各中队都将采购任务全权交给他，并将军用飞机变成他的商业运输机，逐渐建立了辛迪加联合集团公司。其公司的特殊性在于，似乎所有人都属于其中的一员，按他自己所说，“人人都有股份”[37]，所以每个人都要为此做出贡献。但是，却从未有人真正享受过作为股东的益处。甚至在斯诺登快死的时候，约塞连打开急救包找吗啡注射针管时，却发现没有针管，只有米洛公司留下的字条：“有益于M&M辛迪加联合体就是有益于国家。”[38]将国家与集团公司捆绑在一起，既是借用国家名义为公司谋利，甚至将国家道德也变成了公司责任，又以集团利益形式，将个体变成国家的牺牲品。这一双重圈套，深刻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伦理与政治伦理相互合作的阴谋。在其中，个体的利益甚至生命也变得毫不重要，其反人道的伦理可见一斑。正如米洛自己所说：“这些道德准则中有一条就是，只要实际情况允许，无论开价多少，也不算是罪孽。”[39]将“利益最大化”当作信条的经济伦理，完全丧失了人性与道德，甚至连法律都可以不顾。对于行贿问题，米洛辩称：“行贿是犯法的，这你应该知道。可是做生意是不犯法的，是不是？所以说，法律不能阻止我为了赚点钱而去贿赂别人，不是吗？不，这当然不算犯法！”[40]以“做生意”为合法理由抛开一切法律和道德，就是完全疯狂的经济伦理观念。正是出于这种认识，米洛在战争中与敌我双方同时做生意，一方面按照跟美军的合同去轰炸德军基地，一方面按照跟德军的契约用大炮轰击美军飞机。约塞连的一位同屋就是在这次履行合同的事件中丢掉了性命。这样的夸张也许正显出了美国社会经济伦理的真实现状。在《最后一幕》中，米洛仍然作为关键人物受到关注。这种疯狂是海勒所要批判的首要目标。

第二种形态更多是集中于经济组织内部，从人们之间的管理与工作关系来显示经济伦理的另一个层面。这属于企业伦理或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对这方面的表现，海勒显得比较节制，但仍采用了尖锐的讽刺手法。《出事了》中，海勒用斯洛克姆所在公司的情况，来显示整个美国社会经济组织内部的伦理状况。其内部关系仍然是以利益和权力为核心，公司各人员之间没有真实的合作，只有不断的斗争。作品第二章“我工作的办公室”开头就说：

在我工作的办公室里，我怕5个人。这5个人中的每个人又分别怕4个人（重复的不算），总共就是20个人，这20个人中的每个人又怕6个人，全部就有120个人，他们每个人又至少让1个人害怕。这120人中的每个人又害怕其余的119位，而所有这145人又都怕12个人，这12位就是公司的最高领导，他们创建了公司，现在执掌着公司的一切。[41]

荒诞的数字计算透露出伦理的真相：经济社会的整体道德心性遭到破坏，经济共同体内部失去了人性化的伦理氛围，协同性的人际伦理环境中，显见出的却是恐惧与斗争。

第三种指向了普通人的经济生活。《最后一幕》中总算出现了一丝人性的亮光。作者多次以第一人称形式讲述了约塞连的两位朋友，即萨米和刘作为普通人的经济伦理生活，尤其是特别讲述了犹太人刘的发家历程。刘子承父业，从处理废品开始，最后变成一位实业家，虽没有大富大贵，却靠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有所成就，过上了比较幸福的生活。同样是活跃而坚决的经济人，刘与米洛在伦理态度上却完全对立。他们所坚持的经济伦理观或商业道德完全相反。海勒以少有的朴素笔法来描绘刘，正是为了更好地见出这一人物本身的朴素性，以及他在朴素的生活中所得到的幸福。对其他人物海勒多是用一贯的黑色幽默笔法进行嘲讽。从这种叙述基调的对比上，就可见出海勒更为认同的经济伦理观：商人应该脚踏实地，勤奋用心，而不是投机倒把、丧失人道。所以，在萨米和刘身上体现了海勒所要建立的一种经济伦理可能。

整体而言，海勒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状况是悲观的。在具有历史色彩的著作《画里画外》中，海勒描述了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在经济巨变的历史中的悲惨命运，将他生前的穷困潦倒，与死后作品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做对比，以揭示经济与历史本身的非理性与非人道特征。在这种社会现实中，如何找到符合人性的经济道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3.对文化伦理的批判

广义上的“文化”无所不包，以上所提的政治、经济等都属于其中。这里指的是狭义的文化，即作为经济基础与政治体制之上的意识形态部分，如宗教、文艺、教育等。以下所讨论的宗教与审美伦理问题，也都属于文化伦理范畴。海勒是将文化伦理放在整个社会伦理之中进行批判。在反人道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中，文化的道德力量也显得非常脆弱，同样被卷入到疯狂之中。比如在《军规》里，宗教只有被利用谋取功利时才显出价值。卡思卡特上将巴不得在军队祈祷仪式中加入让炸弹炸得更准确些这样的话，而不是关心士兵们的生命安全。随军牧师塔普曼被所有军官看不起，并且遭受精神上的虐待，以至于一度失去信仰。宗教人士的命运也就意味着宗教本身的命运。《画里画外》则深刻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艺术遭受着与宗教同样的待遇，被反人道的经济伦理卷入其中，审美本身已经丧失了审美道德，完全变成了一种价值符号，失去了美应该具有的伦理意义。

在可怕的社会伦理现状中，教育也完全失去了作用。《出事了》中，斯洛克姆预测女儿进入大学后将会遭遇的事情，其实就是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学生们在学校里普遍会遭遇的情况：“等我把她送到大学去的时候她就会吸大麻，她遇见的每个有兴趣的人也早已经在吸了。她会被人搞上床……她会通宵狂欢和扯淡，抱怨她的老师和课程要求，对各门学科都毫无兴趣。”[42]大学本是育人向善之地，但在斯洛克姆看来，现实却完全相反。因为时代已经掉入欲望的旋涡，越是人群汇聚的场所，越是恶的集中地。斯洛克姆看清了这一现实，其反讽的语气显示出的正是一种绝望中的逃避。所以，当政治伦理与经济伦理已经崩溃，文化伦理自然也一样会崩毁，并且当文化伦理丧失底线的时候，整个社会伦理就已经到了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