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因德入职：韩、柳关于史职辨析的起点

与诗笔、议论相比，史家职业素养中最重要的还是“史才”，“史才”乃是处理史料中表现出的理解能力。这种能力发挥的作用极为关键，关系到撰著的水准。以史笔彰显士风是元和时期的惯见手法，往往因世变而纪事，世变与人情相辅相成，能够彼此连在一起：世变是检验人情的绝佳时机，这个特殊时间有它的残酷性；人情是世变的转向标志。基于此，孟子才会解释孔子作《春秋》的本意，认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上》）。”问题在于：有孔子作《春秋》为样板，天下的乱臣贼子就会惧怕吗？世乱一旦发生，变节者、自保者、忠义者均会一一登场，如果是礼崩乐坏的局面，会导致士风不振，文士阶层作为读书人会疾呼，多数泯然众人矣。形形色色的群体或者个体被迫在熔炉里锤炼，面目各有不同，会被史家记在纸上，读者从中读人、读事，还可以任意评价。如此看来，唐代重视史官是有道理的，史官身份的特殊性就在于：史笔一挥便是一段历史，天下士人共读之，或击节或唾弃。某些士人的气节一定因史家的纪事而流传，或入“隐逸”，或入“孝友”，或入“卓行”，用活生生的案例激励后人。当然，也许或因史家之遮蔽而湮没无闻，这是衡量能否成为良史的一个必备条件。

面对先秦诸贤，韩愈特别崇尚孟子。他认为，孟子是儒者中“醇乎醇者也”，对其仁政之理念钦服不已，采取以孔、孟之道对抗佛、道的方式突出文化本位，韩愈独尊儒学的思想与所处的时代有关，可谓应时而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思想家在唐宋思想转型过程中担负着极为重要的时代使命。论及韩愈，陈寅恪特别突出其“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以及“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思想传承作用，称其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34]。韩愈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忝列史官，必然会以才、德、识的高低作为评判人或事能否入史的标准，只有获得入史的基本资格，他才会执笔撰文，史官群体才会介入其中，长此以往，形成了一个以弘扬“直正”的史家风范传播儒学精神的士人群体。

元和八年（813），韩愈任本官为比部郎中，实职乃是史馆修撰，史官生涯不长，为期不到两年。[35]虽然任职时间不长，所任职位也非韩愈所愿，但我们却可以循此前后追溯，因为韩愈史馆修撰任上的修史工作与此前的文章有密切的联系，当然，此后的激进行为也渊源有自，韩愈所体现出的敢于担当的浩然之气，当与史家之“崇尚气节”一脉相承。韩愈进入史官之列，应该是因为他具有史才。韩愈出任史官，制文出自白居易之手，白居易《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云：“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36]韩愈有史才，因其手笔“有班、马之风”；有儒学，因其“性方道直”；能够守住本性，因其“不交势利”，这些均是史家资格的核心考量标准。关于韩愈任职史馆的过程，《旧唐书·韩愈传》云：“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因是“怜之”，韩愈却并不领情。《答刘秀才论史书》有所申辩，云：“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穷，龌龊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37]《旧唐书》应该是在此基础上组织语言而重述此事。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缕述史家命运之可悲以及著史面临的困境，撰修的法则俱在，执行却难，孔子著《春秋》已寓“褒贬大义”，任职史馆的史家们“据事迹实录”就能够做到“善恶自见”。不过，置身于“人祸”“天刑”之中，史家个体的命运生死难测，韩愈或许会想起左丘明、司马迁、崔浩等人，滋生惧意。所以他认为身为史官一定要慎之又慎，不可强求。韩愈的这封信虽然有戏谑的成分，倒也是实话实说，虽含保全之用意，却也对史职饱含同情之心。写到最后，韩愈强调自己不能胜任著史之职，无法处理写史的难处。中国古代史学，自孔子起，司马迁《史记》出而集大成，著史带有为本时代精神立法的意味。历史学著作与儒家思想融于一身，史家著史，史书的文字间蕴含着所写时代的文化精神，我们会把这种精神纳入儒家传统之中，再融入史家的叙事文本，便会形成饶宗颐所说的史学之正统论。史学之正统论在唐代依然盛行，萧颖士以及韩愈弟子皇甫湜都是其中的代表。[38]根于儒的正统论以孔门四科为写人的标准，据此塑造人物形象，儒学传统与史官制度的融合最终要以史官群体的实践操作作为践行的标准。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所提出的观点遭到柳宗元的全面质疑。韩愈作古文并不循规蹈矩，下笔行文常常有以戏笔出之，并非正襟危坐的醇儒形象。所撰《毛颖传》就是代表作，这篇文字被张籍读到了，大加挞伐，认为韩愈不该写这样的作品。张籍不满韩愈“尚驳杂无实之说”，专门写信批评韩愈，让他不要偏离孔孟之道，一定要接踵扬雄而践行，“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柳宗元还为韩愈辩护，认为《毛颖传》虽滑稽不经，却还算是有益于世。在柳宗元的眼里，圣人之道并不反对以游戏之口吻作文，但作文不能害道，更不能因此失去史家撰著的基本原则。无论如何，著史与作文的区别明显，史家之叙事以白纸黑字落在纸上，后代的读者往往据之为实，传播的速度又快，若以戏言为之，恐有不妥之处。读罢《答刘秀才论史书》，柳宗元直接否定了韩愈的观点，认为书信的观点不能代表韩愈的本心，不应该是韩愈心中所想。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写得更直接：“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接着柳宗元依据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的内容逐项予以批评，读《与韩愈论史官书》，柳宗元所言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解释韩愈忝列史官之因由，主要针对“赠位之用”的说法。柳宗元否定韩愈的提法，直接表述“志于道者不会以史职为赠位之用”。二是批评韩愈带有迷信观念的“天刑”“人祸”说，认为如果以直道行事，史官必然面对诸多困境，求实则会拒绝人情，推演开来，如果史家不敢以褒贬著史，面对历史欲秉笔而“恐惧不敢为”，最终难以成事，不是合格的史官。三是驳斥韩愈关于史家命运的思考，韩愈将良史之命运不济与著史建立联系，柳宗元认为并非如此，即便如此亦当勇往直前。四是驳斥韩愈提出的无能为之的解释，韩愈认为有唐以来的历史纷繁复杂，恐怕自身梳理不出，无法胜任史职，柳宗元直接批评韩愈放弃以直道著史，柳宗元的推理直指韩愈内心，认为：“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话已至此，柳宗元实在无法抑制欲要叩问韩愈的情绪，模拟韩愈的口吻一一否定之，尤其针对韩愈面对历史的茫然心理、史官命运不测的迷信心理，最后提出“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柳宗元认为居其位就必须谋其事，如果做不到，不如让位与能者。柳宗元的话说得一点都不客气，本来韩愈就多经磨难，依然不改直正之品格，秉笔写史又怎能心存畏惧？柳宗元此时贬居南土，身为局外之人以公理平情言之，用儒家的“直道”精神劝导韩愈用儒者情怀而追求成为良史。柳宗元采取的策略是否定法，或者拈出史家之不幸者分析著史，会更容易陷入因写往事而导致思来者的思想之困境，或者辩说史家陷入困境与著史本身并无联系，史官仅需守中道而行，称职并不是难事，事在人为也。柳宗元认为，史家的品格是决定著作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原因很简单，著史并非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事业，需要史馆任职者前赴后继，史官们构成一个坚守直道而连续守职的群体，乃是“一个前后相承的崇高事业之承担者的群体”[39]。与韩愈的这场思想对话，柳宗元直接告诉韩愈：作为史家必须有担当，必须对得起手中的史笔，那些写就的文字落在纸上就会发挥知人论世的作用，而不是一纸空文，后人读罢就会据此知古以论世，一定会从中读出撰写时代及撰写对象所属时代的精神气象。就此而言，柳宗元以书信的方式论及史德，补充刘知几《史通》提出的史家要具备才、学、识的论断，已将史德融入关于职业素养的论述里，只是未能以直接的概念融入其中，不过，书信之口语化并不能与史家的著述相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给出了史家的直正品格需要具备的条件，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第一，史家绝不能趋炎附势，记载当代史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当权者，不妥协是首要条件，史官的职责是保证史笔的真实性，不可以因为君王的要求以及当权者的命令而改变自己的撰著原则。第二，史官必须写信史，这与第一方面有些重合，又不尽相同，是根据第一方面进一步引申的结果。柳宗元认定韩愈惧祸的根本原因是害怕自己不能信守直道，从中推理出史官不信守直道的后果就是难以写出一部可信的著作。第三，信史的核心要素是求真，求真就要去伪，史官要有自己的立场，绝对不能将怪力乱神采摭入史，更不能以之为原则写史，这是柳宗元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在多篇文章中有所论述。非写实因素能够入文，但不能入史，柳宗元一再反对经典著作融入非现实因素，对此加以嘲讽或直接驳斥。

现实世界的残酷性使得柳宗元在思想中形成了理性判断的能力，他认为，只有发生的事实才具有可信性，而制约记载事实的因素在于人自身。换而言之，他认为，人能够依靠人自身的能力改变自然，构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柳宗元一一评点了前代史家：范晔以“悖乱”导致宗族遭祸；司马迁乃是惹皇帝发怒，导致其被处以宫刑；班固则“不检下”；崔浩以直书其事“斗暴虏”，未能变通；左丘明因病而盲与著史无关；子夏“不为史亦盲”。说了这么多，就是要驳斥韩愈提出的“人祸”问题，柳宗元与韩愈的对话中含有曲为己辨的因素。因为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中列举的上述史家，主旨是因有责任感而致祸，思往事而引发自家的忧虑感。这种忧虑感并非就现实而发，不一定能够证明韩愈存在避祸的心理，其实更可能是对身为史官需守职尽责的理解。作为对话者的柳宗元显然也是别有用意，意图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柳宗元将《段太尉逸事状》寄给韩愈，《与史官韩愈致段太尉逸事状》证明韩愈给他回信，并与之商榷。柳宗元承认自己“进退之力史事”的做法过于激进。就《与韩愈论史官书》而言，柳宗元的行文充溢着一种针锋相对的锐气，咄咄逼人而不留余地，措辞严厉有余而温和不足，强辩之而缺乏说理性。柳宗元写信的目的在于以批评的方式与韩愈对话，达到表述对史官任职资格的理解、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写作的追求目标。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是私人间的书信，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却不是表态式发言，可以有个人化的“满纸辛酸”，可以有谦辞及不满情绪。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则更多地具有公开化的性质，柳宗元对韩愈身为史官依然瞻前顾后感到非常不满意，他用秉笔直言的史德标准要求韩愈，一一批评韩愈的错误想法，或认为其迷信，或认为其有恐惧之念，关于如何著史以及史家的行为规范，能够从他的文章中找到有效的评价尺度。如《柳宗直西汉文类集序》评史，对于《左传》《国语》评价较高，从司马迁《史记》到班固《汉书》则有了变化，班固“吾尝病其畔散不属”。柳宗元为其弟柳宗直编撰《西汉文类》作序，其时柳宗直早已离世。这篇序富有逻辑性，有条不紊地分析，按照时代发展而论述的脉络非常清晰。柳宗元自史家写史论起，于叙述之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以《西汉文类》为例，柳宗元对史家确定史书之编年、叙事之体例、纪言纪事之功能均进行明晰的分类，以左右史书撰写传统贯穿其中。柳宗元突显“古人蔚然之道”，认为《史记》而后，史家所秉承的书写准则已经偏离正轨。即便是为人所推崇的《汉书》，依然存在撰写法度的缺陷，而其缺点则是“畔散不属，无以考其变”。柳宗元认为殷周之前著史行文“简而野”，魏晋之后则“荡而靡”，惟汉代“得其中”。西汉时期，贾谊“明儒术”，以公孙宏、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士人阶层能够创造“风雅益盛”的局面，风雅之气“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于是“二百三十年间，列辟之达道，名臣之大范，贤能之志业，黔黎之风美列焉”。鸿篇大论地叙述了汉代风雅大盛的格局，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的文字里所表述的对汉代文史之学的观点。柳宗元肯定了司马迁、班固以纪传体叙事的开创性，认可以史传文本保存当下文章的撰述方式，施加以所采摭的文章入传，不仅仅能彰显传主的风范，而且史家的直正品格及远见卓识亦隐于其中。

史官应该被看作一个有德行有担当的共同体，柳宗元认为，这样的共同体不能缺少责任感和使命感，哪怕是个人撰史同样要为群体代言，个人依然是史官共同体的一分子。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虽然旨在论文，其观点用在撰史上同样有效。他认为，扬雄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法言》大兴”，司马迁活着的时候，“《史记》未振”。这两个人都是有大才者，况且如此，湮没无闻者就更难以计数。如果关注历史学家的遭际，关注史书的流传过程，两两对比，得出“生则不遇，死而垂声”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史家直正品格的挑战，史家成果在当代的隐没与后世的传遍天下存在着天壤之别。史家及其所撰史书或是当世赢得显名，或是后世才被认可，传世的经典总会有人阅读，即使本时代难以认可，终会流芳百年。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表达的亦是此意，他认为，史家的品格体现为“据事迹实录”，由此就“善恶自见”。柳宗元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叮嘱韩愈，司马迁已化为尘土，而韩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只有“宜不苟过日时”。柳宗元回忆当年与韩愈一起企盼能做史官，两人“志甚壮”的图景还在。段秀实的事迹就应当由我们这样的人记录入史，“宜使勿坠”。柳宗元以古例今，反复论证段太尉事迹的重要性，在《段太尉逸事状》的末尾申说了以其文入史之意图。虽然自己未居史职，史官所具备的责任感在柳宗元身上一点也不缺少，甚至强于史官。个人遭际的变化让他暂时失去任职史馆的可能性，他却无改对史家、史事的广搜博取。柳宗元的论辩是有针对性的，在与韩愈的论辩中，其历史观得以彰显，居于历史观中心的正是史家坚守直正之气节。换言之，对人的身份的认定是柳宗元思想的一个出发点。其实，柳宗元并不能理解韩愈的苦衷，韩愈居于京城的仕宦生涯在他看来无比幸福，可只有韩愈知道撰史的难处。诉苦归诉苦，韩愈并没有忘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那是他的座右铭。不过，柳宗元的质疑是有意义的，这些存世文献为我们展示出所思所想，韩愈以弘道为己任，并将之融入史才、文笔、议论之中，形成只此一家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