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朗费罗关于构建美国民族文学的理论探索

朗费罗（1807—1882）一生致力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他对这一事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而且体现在理论建设方面。早在大学毕业演讲中，他就提出了以印第安题材来创作美国民族文学的主张。而在《我们国家的文学的精神》一文中，他对美国民族文学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朗费罗很清楚，文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他认为“文学革命实际上是所有的革命中最渐进的革命”，也许有一天就能决定一个帝国的命运。但是，在任何可感知的变化被引入文学中之前，许多年已然逝去[29]。文学发展的规律决定了美国文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尽管如此，朗费罗对美国民族文学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而这种信心来自他对美国文学现状的乐观的认识。朗费罗认为：一方面，一些天才人物已经在一心一意致力于美国文学创作了。荷马和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作家，别人无法超越他们，也不可能与之比肩而立。美国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天才作家，而这样的作家是任何人都模仿不了的。另一方面，美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敞开了可能性。朗费罗指出：“假如气候和自然风景在塑造一个国家的智力品格方面会产生强劲的影响，我们的国家确实有望从那里获益匪浅。”[30]诗人对自然美的感受力非同一般。气候和自然风景在塑造一个民族的诗歌的个性方面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明媚的群山和紫色葡萄园赋予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诗歌一种精美的品格，而苏格兰的荒野景色和严酷的气候则给它的诗人们的作品里注入了一种崇高的调子。在美国，自然已经在发挥作用了。自然就是一个大剧院，在那里它混合并变化着它的景色。这个大剧院就是天才们的学校，在那里天才们将得到训练。自然通过塑造诗人们的精神品格而影响诗人作品的个性[31]。

朗费罗指出，有一种说法常被用来反对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那就是：美国不是古老的土地，美国在优美的典故方面不丰富，但正是优美的典故塑造着诗人的心智，使之臻于完美，并给予天才优先使用的素材[32]，而美国在这方面的缺失，阻碍了美国文学的发展。针对这一说法，朗费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典故在文学的发展中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希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希腊的遗迹几乎和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但是，这没有为现代希腊的抒情诗带来任何启示。况且，美国将来绝不缺乏历史遗迹。假如已经展示出优美和壮美的美国的自然风景能够给知识分子增添力量和活力，并且能够统一诗人的感情，又一个世纪的时间的流逝将给予美国诗人丰富的联想，时间将会使美洲这片土地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古典的土地。事实上，时间已经使美国的领土变得神圣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印第安人）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坟墓就是他们的遗迹。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正迅速从地球上消失，将永远离开那宽阔的湖泊和河流的边界，他们的村庄已经消失在美国西部群山的腹地中。传统的微光将照耀那些地方，在那里，将会看到印第安人战争的荣耀，听到印第安人雄辩的声音，那时，美国的土地将会变成一片古典的土地[33]。在朗费罗看来，如果美国作家曾经因为缺乏历史遗迹而深感不安，那么，随着大批移民向西拓进，美国本土印第安人的消亡是必然的，那时，美国作家将会有美国自己的历史遗迹。

朗费罗还分析了阻碍美国文学发展的其他原因。他认为：在当时的美国，很少有人想通过发挥诗歌天赋来谋生，很少有人想把文学当成谋生的职业。这是因为文学创作收益甚微。对贫穷的恐惧使许多有天赋的人不敢进入文学创作领域。而诗人的劳动比任何其他的脑力劳动都需要更高、更独特的天资。这是美国文学一直以来难以改观的一个原因。另外，英国的美女文学和诗歌在美国大行其道，对美国文学危害甚大。英国风格的精美模式，是美国文学追随的时尚，而且这一趋势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也许这是好事。但是，朗费罗希望美国人对英格兰优秀的文学风格的羡慕仅止于模仿，千万不要因为英国文学而忽视美国自己的文学。他希望美国人不要因为美国的作家是本土的就低估他，也不要因为那些事物来自古老的英格兰土地就高估它们[34]。朗费罗呼吁美国给予美国作家和美国文学应有的重视。美国文学在一定时期内模仿英国文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人因为英国文学优秀就妄自菲薄是要不得的。美国作家要坚守积极实干的美国精神，为创建美国文学而努力。

朗费罗在《我们国家的文学的精神》一文中提出的几个观点特别值得注意。朗费罗认为，美国的自然景色和美国土著印第安人是美国作家构建美国民族文学必须深切把握的素材，而对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来说，最大的阻碍来自英国文学。在当时的环境下，美国文学以追随英国文学时尚为荣。这在美国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朗费罗看来，放弃公允的评判标准而低估美国文学或高估英国文学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参照其他美国作家的相关论述来审视朗费罗的上述观点，可以认为，朗费罗的论述切中了当时美国文学的要害。

在主张将美国自然景色作为创建美国民族文学的重要元素这一点上，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达成了共识。如前所述，《北美评论》的首任编辑威廉·图德在1815年11月号上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为诗人的朗费罗对此问题的论述更加详尽。而惠特曼的西部之旅促使他写出了《平原景色尽入诗》之类的散文。惠特曼说：“不过，我不禁感到更加美妙的想法却是将美国所有这些无与伦比的地区融入完美的诗歌或其他文艺作品的加工器里，全然是西部的、崭新的、无限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丝毫没有欧洲土壤、意识，没有那种固定的框框和千篇一律的内容的痕迹。”[35]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文学》一文中，惠特曼说：“我认为更深邃、更广阔、更坚实的却是一种伟大的、跳动、有活力、富于想象的作品或多种作品或文学。要创造这样一种文学，大平原、大草原、密西西比河及其多样而富饶的流域所遍及的地方，都应当是具体的背景；美国现在的人性、激情、斗争、希望——在这新大陆的舞台上，在迄今为止的一切时代的战争、传奇和演化中——现在是将来也是一种说明——应当闪出轻轻摇曳的火和理想。”[36]在惠特曼看来，美国的自然景色在构建具有美国特征的美国文学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与朗费罗的观点是相同的。将那些无与伦比的美国自然景色融入文学中，美国文学就会成为崭新的文学，就会摆脱欧洲文学的俗套，呈现鲜明的美国特征。这一观点得到了赫姆林·加兰的响应。他在《破碎的偶像》（1894）一书中说：“在最初的一百五十年里，在我国的文学中几乎没有民族色彩。它同英国文学很少区别。但是我国茂密的森林和高草原的魅力终于影响了布莱安（布莱恩特）和库珀。惠蒂埃再创造了新英格兰的宗法式的风习，梭罗描写了刚刚开发的壮丽的边区，这样便创始了美国的文学。”[37]在加兰看来，具有民族色彩的美国文学是以采用本土题材为开端的。布莱安和库珀作品的民族色彩来自其作品中描绘的美国的森林和大草原，而新英格兰作家惠蒂埃作品的民族色彩在于其展现了新英格兰宗法式社会的风俗民情，梭罗则因描写了美国壮丽的边疆而为美国民族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

美国文学的未来就在于摆脱英国文学的束缚而自立。对于这一点，一向有绅士风度的朗费罗说得委婉而含蓄。惠特曼却以他一贯的风格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论已拖延多久，来自英伦三岛的这些模式和傀儡式的人物乃至古典著作的宝贵传统都将只是回忆和研究的这一天终会到来吗？”[38]惠特曼期待着有一天美国文学对英国文学的模仿永远成为过去。但是，这一天不会很快到来。政治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独立。美国文化从英国文化的束缚下摆脱出来需要花费的时间远比人们想象得多很多。甚至到了19世纪末，美国文学还没有摆脱模仿英国文学的旧疾。赫姆林·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一书中如是说：“合众国从英国批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比从旧世界的政治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更长久一些。”“模仿几乎是所有美国艺术的致命的弱点。直到今天，模仿使得美国艺术如此缺乏特性又不自然。”[39]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诗人主要的模仿对象还是英国诗歌。艾兹拉·庞德说：“在一九○○年左右，美国诗人只有卡曼、何维、卡温和陈尼。当时总觉得美国诗处处比不上英国诗，还有人盗用英国的东西。”[40]可以说，英国文学几乎成为独立战争以后几代美国作家要努力摆脱的魔咒。但是，对美国文学来说，真正摆脱英国文学的影响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文学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实际上是文化的综合实力的表象。英国文学强大的影响力来自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对于新生的美国来说，文化薄弱是其不得不直面的一个痛，而美国文学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文化的发展。这需要时间。美国文学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