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

传统“士人”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作为总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因其社会身份之重要，所以一直是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下面就家族人口和士人研究的相关文献述评及理论进行梳理，进而为本书的研究做一理论支撑。

一 文献述评

已有的文献成果主要包括家族人口研究和士人研究两大类，下面就此分别做一梳理。

（一）家族人口研究

最早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统计学研究的为袁贻瑾。其在1931年就利用广东中山李氏族谱的记录，对该家族在1365—1849年的3748名男性和3752名女性的寿命进行了计算。刘翠溶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利用50种家谱对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进行了历史人口学研究，对族谱的相关人口资料等进行了探讨。研究涉及河北、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及台湾地区共计23个家族，147956名男性和13464名女性。作者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家族人口的相关指标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该研究成果《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26]成为公认的使用历史人口学方法研究中国族谱人口的奠基之作。

李中清、康文林、王丰、郭松义、赖忠文等人，在近20年的清史人口研究历程中，从区域的历史人口研究进入微观的族谱人口研究，把清代人口状况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考察，其辽东道义屯人口、清代皇室人口等方面研究成果，成为学者区域人口研究难以回避的参考对比标本。

彭希哲、侯杨方以《澄江范氏家谱》为基本研究资料，对明清时期江南范氏家族人口的出生、死亡、增长波动等人口现象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分析[27]，初步总结出了范氏家族的人口发展规律。他们认为，中国明清时期自然生育率状态下江南地区家庭生育子女数在5—6个，除少数特殊年份外，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定，人口变动主要受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不是根据外部环境对自身的人口发展进行主动调节。[28]其后，侯杨方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修正，认为在人口压力较为严重的时期，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口通过推迟男子的婚龄、保持独身以及婚内节育来应付环境的挑战；同时，他还对家族人口的死亡模式与时代背景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重点考察。此外，侯杨方的博士论文也是基于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及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余新忠就明清时期苏州彭氏家族人口的育龄、人口增长率、人才状况、生子状况、寿命、纳妾状况及战争中彭氏死难人数进行了统计分析。洪璞则从汾湖柳氏家谱入手，就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年龄结构、妇女生育率、男女寿命以及婚姻关系的地域、身份、年龄等进行了统计。[29]赖惠敏在《明清浙西士绅家族的研究》[30]《明清海宁查陈两家族人口的研究》[31]《明清浙西士绅家族婚姻的研究——以海宁陈氏为例》[32]中，以浙西的家族为例对明清时期家族的婚姻、人口进行了探讨。

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从研究官方的人口记录入手，通过分析明代官方较为可信的人口记录和各地方志资料，包括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图册”，统计和研究了该时期的中国人口诸问题。[33]

以上研究对历史上保存下来的人口资料如族谱、户口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对历史人口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但以家谱为主的人口资料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统计指标少、地域口径不一致和样本容量过小等。[34]此外，以历史人口学研究而著称的成果大多注重统计图表，对统计结果的原因缺乏深入的探讨。有学者曾指出，在人口史研究中，非历史专业的研究者往往有过分倚重人口统计学方法、执着量化分析的倾向。此说虽有偏颇之嫌，但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建立在人口统计学、量化研究基础之上的历史人口学研究，主要是由非历史学专业学者完成的，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但这一状况的出现可能主要是因资料本身的限制。[35]

鉴于这种研究的局限性，笔者以为可从研究资料、研究思路两方面去寻求突破。一方面，从事历史人口学研究必须要另辟蹊径，充分挖掘其他类型的资料以弥补族谱、户口册等资料的不足。另一方面，从事历史人口学研究需要在重视人口统计、量化分析的同时，将人口问题放到“历史现场”中进行全面的考察，从而使历史人口学从“数字”的窠臼中走出来，使历史人口学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口史”[36]。

已有学者尝试了人口与社会史的结合性研究，如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依据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立足社会史，提出区域人口社会史的学科新概念，原创性地将明清江南人口社会视作一个系统，考察其自平衡的运行和发展，认为人口内部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所产生的人口力，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社会对人口的制约又影响人口的发展和变化，这是互动的过程。

在资料挖掘方面，也有学者将墓志、家传、行状等内容引入人口研究中，如马学强的《16至20世纪中叶民间文献中有关家族婚姻状况的研究》、郑丽萍的《从墓志看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以及张葳的《唐中晚期北方士人主动移居江南现象探析——以唐代墓志材料为中心》。[37]

（二）士人研究

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两本书是较早且系统的研究专著，其中“绅士”概念对后人研究具有借鉴作用。[38]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费孝通和吴晗的《皇权与绅权》、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何炳棣的《中国帝国的成功之梯：1368—1911》等成果主要集中在士人与国家关系、社会地位、社会流动及社会结构演变等方面。

随着有关社会学、社会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士人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以王先明、马敏、贺跃夫等学者为代表。[39]另有学者从士人社会功能、士绅与文化权力、知识分子与公开空间等方面进行研究，譬如章开沅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许纪霖的《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等等。[40]还有学者对士人的某一阶层例如上层士人进士、状元或下层士人生员等进行研究，如范金民、李琳琦、吴建华等撰写的进士、状元研究等[41]，陈宝良的明代生员研究等。[42]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从明清易代切入，从钱谦益、王夫之、吴伟业、陈维崧等人的思想行动中概括这一时代士人的群体性格。[43]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将湖湘、岭南、江浙三大知识群体置于“儒学地域化”的理论模型中，指出三大知识群体具有高密度性，在思维和行为模式方面有着强烈的地域传承性。[44]

明清江南地区的家族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出现了许多著姓望族，这一特征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江南望族进行了专门研究。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通过对方志、家谱的梳理解释了浙江嘉兴人才辈出的望族出现的原因与背景。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一书通过对大量家乘、年谱、族谱的研究，以明清上海著姓望族300余家门祚为对象，详细阐释了这些望族的生成条件、发展变化、盛衰兴替及社会影响。对一些代表性家族，诸如潘恩、徐阶、董其昌、徐光启、王鸿绪、张照、钱大昕等更做出世系图表，使人一目了然。该书指出上海地区望族的出现是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同步的，同时通过家族间的联姻以及文化交流保证家族的繁荣。[45]宋路霞女士在其专著《上海望族》中，则通过对李鸿章、聂云台、荣宗敬、周湘云、席正甫、张石铭、刘晦之、朱志尧八个故家旧族在上海的百年写真，揭示了开埠以来，上海滩上流社会的种种生活场景，生动地诠释了从晚清到民国，上海豪门望族的形成和盛衰过程以及这些家族对上海现代经济和海派文化的深远影响。[46]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提出明清苏南望族是一种文化型家族的观点，并着重分析了其作为文化型家族的基本特征。在这些家族中，出现了大批文化型人才，显示了人才密集的绝对优势，进而形成了区域文化中心。宫崎市定的《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以苏松地区为对象，提出明代士大夫与其乡里的关系非常密切，即便是在朝为官者，也并未因此而成为“京城里人”，其根据地仍在乡里。[47]

这些成果主要是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对江南望族做了分析研究，对我们认识士人家族人口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关明清士人身份认同的成果多围绕“明清易代”之际面对“异族”与“异质文化”，入仕为清，成为清初士人普遍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存在于遗民之中，也存在于清入仕之士之中。清初松江士人利用咏史诗《五君咏》这一体裁，吟咏本郡名士，将晚明地方乡贤与易代之际的名士一起吟咏，以“文人”身份认同来逃避易代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偏见、道德上的臧否[48]，以此消解自身对易代问题的焦虑。也有学者通过对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纪昀《四库总目提要》的对比研究，勾勒明末清初时期，钱谦益对当世士人认同的转变之功和纪昀对明代以来士人认同的重塑之力，以及由士人认同的转变与重塑带来的文学、学术、思潮的转向和现代、后现代明末清初叙事话语的解构与重构。[49]还有通过分析知识分子的文化趣味来揭示其自我身份的想象与建构。李昌舒则通过雅集的例子勾勒出文—官的二重性身份，指出，对于中国古代士人而言，在雅集中不仅能通过游心文艺确认文人身份，更能在与同类的应和中，树立群体意识，相互认同。[50]

二 相关理论

本书是将墓志作为家族人口历史叙述的“史书”进行文本解构，除了微观历史人口学的理论方法外，又辅之以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方法，在实践层面作特定时期、特定人口的拓展研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种新的、尝试性研究理路中，墓志从历史研究对象的资料辅助地位上升到了实施研究的中心位置，由于墓志本身所蕴含的人口学信息，这种具体而微的分析不仅可以深化墓志研究中所形成的对墓志性质和功能的一般性认识，也可在某种程度上沟通人口学与社会学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墓志书写俨然成为士人家族身份认同的永久特征，这方面还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很少有人作具体的研究。笔者也将在这方面做一探索性的尝试。

徐崇温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一书是国内首部系统介绍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著作，该书对结构主义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向后结构主义演变的历程进行了“知识学考古”，重点介绍了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德里达的消解哲学和福柯的权力理论。季桂保据此指出，“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并不是两个完全等义的概念，前者不仅有着年表学上的蕴涵，即表明后结构主义是结构主义式微之后定霸文坛的一种思想，而且后者有着更大的外延。比如，人们往往称德里达和“耶鲁四人帮”为解构主义者，而把后期罗兰·巴特、拉康、福柯等人的思想统括于“后结构主义”的范畴。[51]

根据解构主义理论，阅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活动建立一种动态建构关系，“我”与“文本”都是以既定社会符码的身份进入这一建构关系的，因此阅读活动促进了意义的生成。[52]文本不是固定的、僵化的既成事实，而是在阅读中不断生成，其意义通过阅读呈现为星裂，呈现为撒播。[53]在德里达看来，“一切都始于复制。它总是已经：一个永不在场的意义储藏库，其意指当下总是以延缓、追加、事后、替补的方式被重建的：追加指的也是替补性的”[54]。墓志即是这种典型的文本，后人对墓主的认识以及墓主与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文本，这种关系不是固定僵化的，而是总处于一种重新构建的状态中。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引言中写道：“无疑，像我这样，通过写作来摆脱自我面孔的，远不止我一个。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因为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55]

认同（identity）或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最先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出现，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心理上趋同的过程”[56]，然后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到了社会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领域，由“认同理论”发展而来的“身份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已成为现代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艺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并衍生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他者理论等概念。各种认同理论使用“认同”的重点不同，学科跨界也很大，但其核心观念是一致或相似的，“都强调作为社会建构的自我的社会属性，并且都回避将自我视为独立于或前在于社会的观点。它们都认为这个自我分成了属于特定实践活动（如规范或角色）的多重认同，并且它们使用相似的术语和相似的语言，尽管这些术语或语言常常具有不同的含义（如认同、认同凸显、承诺等）。……这些理论都意识到，要了解人的社会行为，就必须了解人们是如何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认同的”。[57]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泰弗尔（Henri Taifel）、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和特纳（Turner）等人对“认同理论”“身份认同理论”或“社会认同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发展。[58]

本书对于士人家族人口的“身份认同”，概而言之，即是士人家族人口中的个体和家族整体在身份、心理、情感、文化等方面的认同过程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