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概述》：西柏坡时期的内涵与特点

学界关于西柏坡时期的文化研究，大多从政治、党建等某个具体视角来探讨，从西柏坡时期整体视角研究我党文化建设的成果不多。1994年，戴广田的《论西柏坡精神》从政治文化的视角阐述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和意义。后研究西柏坡精神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程美东的《西柏坡精神的政治文化倾向》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精神内涵与特点，阐述了西柏坡精神的政治文化倾向和现实意义。刘建军在《西柏坡时期的治党实践和基本经验》中，从加强干部文化建设，加强纪律、法治、民主等视角来谈西柏坡时期的治党实践和基本经验。李芬在《西柏坡时期治军经验》一文中，提出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战略决战取得胜利的基石。王玉萍在《西柏坡的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借鉴与启示》中，认为西柏坡精神蕴含的丰富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的重要思想前提。有的学者则从西柏坡精神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等视角论述了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例如，林广瑞在《借鉴西柏坡时期的经验搞好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阐述了西柏坡时期我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实现我国的工业化问题方面，许多重要的思想和科学的政策对今天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些对西柏坡时期政治文化倾向、治军、治党、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特点和经验的研究，为西柏坡时期的文化及其建设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具有借鉴意义。但这些还不能反映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政治文化、经济思想、法治文化、党建文化建设等的相互关系；难以体现我党在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所具有的整体特点、文化建设途径、地位、作用和经验等。本书试图从文化各要素以及政治文化、经济思想、法治文化、文学艺术、群团文化建设等不同侧面及其相互联系的整体视角，论述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的特点、经验以及启示。

西柏坡时期是我党我军由局部胜利向全国胜利、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文化建设，由局部建设向全国建设、由农村向城市、由夺取政权向掌握和巩固政权的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准备性、全局性和一致性。我们现在同样处于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历史变革走向新时代的历史时期，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相对于其他红色文化对我国当今文化发展与建设更具启示和借鉴意义。

首先，研究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的实践和基本经验，提炼历史转折时期文化建设共性，为当前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西柏坡时期，我党文化建设体现在政治、经济、法治、党建、文艺、群团等建设方面，通过物质环境、思想精神、制度、行为等不同侧面的文化建设，确保这个时期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实现。而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就是精神构建，最重要的是文化建设的一致性、现实性、规律性。这是文化建设尤其是转折时期进行有效文化建设的共性；是保证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迎接全面胜利的氛围中，能够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方向，保证党员干部思想统一、信念坚定，以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的优势，弥补硬件不足的弱点，带领军队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最后全面胜利，并顺利完成转折的重要条件；无疑是我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国梦伟大实践中的优秀文化资源。

其次，研究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揭示历史转折时期文化建设的继承性与创新性。西柏坡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其他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个时期是由局部胜利走向全面胜利，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期。在党内思想和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崭新问题，如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安于现状、纪律松懈、脱离群众、贪污浪费等不良思想和现象，这即是由战争向和平转折时期会出现的必然现象，也与转折所面临的新需要、新任务不相称。正因为如此，西柏坡时期我党结合实际重点加强文化建设。既重视对我国我党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注重文化创新。如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创新和完善制度建设，以全面提高执政能力，保障党适应建立新中国的新形势和解决新问题的新需要。因此，转折时期的文化建设，凸显继承与创新缺一不可。挖掘、重视、继承和发扬具有时代元素的优秀历史传统是为了找到不断创新的力量与依据；思想解放、制度创新、与时俱进是为了克服落后的羁绊；坚定信念是为了心无旁骛地实现其核心价值和目标，不忘初心。这对当代文化建设中如何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世界文明成果与文化创新相结合，坚定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通过研究，揭示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一致性的特质。这种一致性，一方面表现为政治、经济、法治、党建、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文化建设的核心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形成了思想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所体现的核心精神的高度一致性。这些一致的核心精神都统一于我党的核心价值追求。这种一致性凝结成高度的向心力、凝聚力、自我清洁力，这是事业成功的内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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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柏坡时期的内涵

目前，学界对西柏坡时期的解释大体上有三种观点：一是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的，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二是学者王潮等认为：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三是学者翟丽艳等认为的：“西柏坡时期是指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通电办公，至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迁往北平的近一年零九个月时间。”[1]而本书的观点是：西柏坡时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柏坡时期是按照使命和任务来划分的：指从1947年3月中央分为前委、工委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我党的核心使命和任务就是彻底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实现由战争到和平，由革命到建设战略转折。为此进行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准备和组织、制度、人才等准备。狭义的西柏坡时期是按照时间地点来分的：指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机关来到西柏坡开始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至北平为止。本书从广义的视角使用西柏坡时期这一概念。

首先，西柏坡时期起源于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中央分为前委和工委，工委向华北太行山转移，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

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人，共计71万余人。国民党军用于第一线攻击的兵力，从1946年10月117个旅的最高点，下降为85个旅。此时，国民党军终于丧失了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能力，蒋介石关于3个月到6个月消灭人民解放军的计划成为泡影，标志着全面进攻的失败。于是，蒋介石便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

毛泽东从全局出发，确定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力争好的可能性，坚决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做最坏的准备，如果延安守不住，要主动撤离，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保卫延安的作战部署未能实现……1947年3月18日下午，敌人已进到三十里铺附近，炸弹的气浪直冲入毛泽东办公室所在的窑洞，中央采取了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方针。晚上7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炮声中从容坐上吉普车出了王家坪，沿延、榆公路向东驶去。29日晚至30日，中央到达枣林沟，毛泽东在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即中央工委，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30日，毛泽东、任弼时就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事致电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委，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位同志明晚由石咀驿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2]

中央工委到华北来，就是承担中央委托的工作，主要是办好三件事：一是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这是中央工委所以到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国民党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晋察冀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效果不佳——1946年10月张家口失守造成晋察冀根据地被从中切开，割裂成数块，影响整个华北战局；而国民党军则打通了平绥路全线，切断了东北、华北、西北的交通，并以张家口为基地，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大举进攻；石门作为平汉、石德、石太三条铁路交叉点，可谓交通要道。因此，解决好晋察冀军事问题，关系到华北战局甚至整个战局，关系到整合军事力量为决战做准备，影响甚大。二是开好土地会议。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解放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势力的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五四指示》中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影响了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只有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做准备。中共中央早在1947年1月就曾做出决定，准备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土地会议，后来，由于延安失陷，情况发生了变化，土地会议改由中央工委在工委所在地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老解放区迅速展开，动摇着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土改不仅为决战解决了兵源物资供应问题，更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土地制度和新中国经济制度奠基。三是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1947年初，随着战争地域和规模越来越大，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而各解放区分散的财经状况与大兵团作战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以货币为例，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并各自发行各自的货币；1947年3月，受中央指派，董必武携妻儿从陕北出发，出席在河南省武安县（1949年划归河北省）冶陶镇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他们走到山西五台县大槐庄时，警卫员跑到一个小店，为饥肠辘辘的孩子买烧饼，但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冀边币，最后董夫人只好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可见，能否解决各解放区财政经济统一问题，关系着能否为决战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3月25日，华北财经会议正式召开，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统一管理华北财政经济的“华北财经办事处”。4月16日，华北财经办事处在平山县夹峪村成立。华北财办积极筹备统一货币，加强财政管理，建立财政管理规章，建立、扩大组织机构，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更为建立新中国金融财政制度和统一管理做了必要准备。因此西柏坡时期应从1947年3月工委成立开始。尽管5月3日，刘少奇、朱德到达河北平山封城村，与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见面时，才决定把中共中央工委机关设在平山西柏坡村，7月工委才进驻西柏坡，但自枣林沟会议工委成立起，就已经开始为完成这三项任务、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做准备了。而这三项任务是西柏坡时期的核心和根本任务。因此从本质上讲，从工委成立，西柏坡时期已经开启。

西柏坡时期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关于西柏坡时期的终点，学界主要观点认为：西柏坡时期终于1949年3月，因为1949年3月中央离开西柏坡迁至北平。但笔者认为，尽管中共中央和五大书记离开了西柏坡，但从离开西柏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要完成的任务使命和确定的方针政策仍然是西柏坡时期的任务与使命、战略与策略、方针与政策的延续，应该包括在西柏坡时期内。

（二）西柏坡时期的特点

西柏坡时期与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即转折性、准备性和全局性。

1.转折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过很多次转折，尽管每一次转折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西柏坡时期的转折有别于以往。如果说井冈山时期是我军真正建立和立足时期，延安时期是我党和人民军队迅猛发展壮大时期，那么，西柏坡时期则是敌我军事力量迅速消长，人民解放军逐步赶上和超过国民党军事力量，由局部进攻转入全国规模进攻，实现军事上战略转折的时期。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杨家沟会议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进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3]这说明我党的军事力量第一次赶上和超过了国民党的军队，总体上由战略防御转入进攻。

如果说井冈山时期到延安时期，我党我军实现的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种战争向另一种战争的转折，那么西柏坡时期实现的则是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建设的转折。

如果说井冈山、延安时期我党我军主要在农村战斗、生活，管理的主要是农村，西柏坡时期，随着我军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则开始转向学习城市管理。如果说井冈山时期到延安时期是我党进行局部建设和管理的时期，那么西柏坡时期则是我党开始着手统一全局建设和管理。如统一规划新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统一货币财经等。194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管全国财经工作。中央暂以华北人民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各地方银行全部为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建立华北人民政府，建立政治协商制度，建立正规化人民教育等。

如果说从井冈山到延安时期是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那么，西柏坡时期就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建设过渡的开始。西柏坡时期不仅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之路，更开启了城市包围农村的和平建设之路。毛泽东曾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尽管，毛泽东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但只有在西柏坡时期才真正开始经济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实现协商建国，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1947年10月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讲道：“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废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4]体现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性。这种转折性意味着时代的更迭；意味着构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模式；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意味着我们工作内容、重点、思维方式、实现路径的巨大变化；意味着党要继续创业，不断提高建设新世界的能力；意味着重新接受人民、实践的检验；意味着我们党要接受和平环境前所未有的诱惑和陌生领域考验。因此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制度保障和行为引导等文化支撑。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文化建设尤其是精神构建，形成了西柏坡时期独特的文化特点、文化建设内容和经验，这些宝贵资源对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时代，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社会治理方式等由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具有有益启示。

2.准备性

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西柏坡时期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的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和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发展进行准备的时期。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新中国建国方略和政治构架，为新中国做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准备。首先，对新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国体的准备。毛泽东在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清楚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国体：“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5]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明确了新中国国体。其次，对新中国政体的准备。1948年10月，为了推进乡县（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在石家庄成立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人民政权研究会，讨论如何启动乡县人代会问题。10月16日董必武在研究会上做了题为《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讲话。他说：“什么人掌握政权，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这是决定政权性质的基本因素……关系着千百万人的性命和他们的生活方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政府的权力是人民代表大会给的，他的工作要受人民代表大会限制，规定了的才能做……做错了要受批评……人民是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政权。代表人民做主人……我们是为了人民坐天下，才和人民一道打天下的。”[6]强调只有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要求。在《共同纲领》第十二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形成新中国政体做了准备。再次，政党制度的准备。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毛泽东曾说：我党必须确立同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董必武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人民政府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上说：“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县以上的地方，所要建立的政府，一定要是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一定要包括民主人士在内。”[7]为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做准备。最后，为新中国依法治理做准备。为了确保人民的各种权益，保障新中国有序发展，迎接和平环境下的新挑战，在西柏坡时期，我党加强法制建设。1948年12月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为研究和处理有关全国立法和司法问题之工作机关。其任务是“遵照中央指示草拟有关全国性法律大纲或条文；遵照中央指示或其他机关提议，协助其他机关草拟或审查专门性法律或法令；协助中央书记处审查各地送来之法律草案……审定司法制度与法院组织纲领，拟定司法人员培训计划；编译法律书籍；以及总结司法工作经验”[8]。并在其下设立研究室与编译室。中央法律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研究并起草、制定法律，如起草新婚姻法。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确立了新中国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基本政策和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准备。首要明确为谁执政和掌权的问题，即如何定位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进城后要建立新中央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需要努力奋斗。明确我党革命的目的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我党执政的目的就是利用政权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权益，和人民一道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建设更加繁荣富强的祖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上的任何执政党派的超越，是我党所以伟大的理由。正因如此，我党始终把为人民利益着想、维护人民权益作为己任。战争时期我党能为人民利益而奋战牺牲；在革命胜利在望之时，我党即将成为掌权的执政党，能否一如既往为人民谋福利，能否经得起执政考验，就成为合格执政党的标志。在这个时期，我党结合具体工作和问题，对党员、干部、军队进行站稳人民立场、维护人民权益，相信、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教育。如朱德、刘少奇多次强调，我们的领导干部不管出身怎样，都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搞土改、管理城市。战争中，只要有条件，我们机关干部和军队就要做到自给自足、自食其力，减轻人民负担。通过整党，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纯洁党组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领导人民和平建设、服务人民的能力和觉悟，提高抵抗诱惑的能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就是对如何做合格执政党的深入思考和思想准备。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和人民利益，第一次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确立人民的地位和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义务和行为准则。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进行了思想、制度的准备。

首先，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做了准备。西柏坡时期，通过土改，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制度。1947年11月，朱德在《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阶段，目前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就是给将来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一切建设要有长远打算，大家要安心工作，把经济建设搞上去”。[9]同时明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经济形态。1947年，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话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其中第二项内容就是“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10]。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九月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对新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形态分为：国营经济、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为建立统一经济管理体制做了准备。如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向中央报请审批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章草案》，就把“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重要任务之一。10月2日他又致电毛泽东“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8日毛泽东复电：“银行名称可用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5月15日，中央决定撤销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部，由董必武任部长。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发布《华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4号》文，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北大街正式成立，人民币面世。这为结束旧中国金融混乱局面，实行新中国财政统一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奠定了制度前提和基础。

其三，为实现工业化做思想和理论准备。一是指明了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重要性。早在1944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让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有工业化。”[11]1945年再次强调：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二是西柏坡时期确立了工业化的任务。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2]鲜明指出了工业化的任务。三是明确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方向是现代化和集体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要引导个体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并要求全党学习经济建设本领，为管理经济准备干部。西柏坡时期，我党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思想理论上回答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制度、形态，经济发展任务、目标和方向。

文化准备。西柏坡时期，我党在价值选择、精神构建、制度创建和行为作风等系统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把我党一贯坚持的价值和精神贯彻到经济文化、政治文化、文艺思想、法治文化、党建文化、群团文化等建设中。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内容后面详述）

最后，进行干部和业务骨干准备。党在西柏坡时期十分重视为新中国培养各类各级干部和业务骨干。1948年10月10日，中央在《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共产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4]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和《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要求中央各局、各区党委两级开办党校或加强或扩大已有的党校，抽调各级、各类干部到党校培训，为完成5.3万个干部的准备工作打好基础。党对创办和加强各类干部学校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再次对干部工作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为完成干部培养的任务，我们党在当时艰苦的情况下，利用各级学校和组织机构培训干部，不断提高干部素质，以适应新解放区的接收和管理，适应革命和建设形势的需要。主要培养方式有四种：办短训班、中央党校、大学和建立共青团。

第一，在工作中培养和举办干部短训班。首先，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和骨干。如到1948年底“全国各大城市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和银行、对外贸易等，均已或将要归属人民政府所掌管。我党必须立即训练和准备大批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商业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15]。其次，举办短训班。短训班是通过短时间内的培训培养各行业的内行干部和业务骨干。一是培养经济管理干部和骨干。如刘少奇在1948年10月在《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中指出：“我们党应在这种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建立健全党组，并应创办合作社运动讲习所，征调大批有能力的干部，给予足够的培训来作为这种合作社的骨干。必须有一大批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并清楚地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律，精通合作社业务和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干部去领导这种合作社”[16]。二是培养教育等行业的业务骨干。1948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共产党的重大任务。为此应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的知识分子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训练后派往各种工作岗位。目的在于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者和业务型人才”。三是举办华北青年记者培训班，培养新闻干部。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不仅强调办好报的重要性，而且深入谈了如何办好报。要求新闻工作者走出去深入联系群众，真实、全面、深刻地反映问题，并不断地独立、主动、努力学习。他说：“我们党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最重要的一条……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如果能比较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反映出来，那不知会起多大作用”[17]。四是培养法治干部。1948年10月，司法部颁发了第一期司法训练班通令，决定于当年对全区县级以上司法干部分4期进行轮训，涉及每个县市，1949年在平山县举办第一期，目的是提高司法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法律素养和结合实际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五是培养妇女干部。1948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对目前妇女工作的指示》指出：对在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及支援前线中涌现出的大批妇女干部，要好好努力去提拔培养。1948年8月，中共中央妇委在《关于加强妇女工作给华东局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了妇女干部工作的重要性。提出要建立或加强各级党委的妇女工作机构，要敢于大胆地提拔和使用女干部，按照女干部的能力，分配她们能胜任的工作。1948年12月20日，中央《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根据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大胆培养、放手使用和提拔大批的党与非党的女干部，到各种工作岗位上去。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妇女工作政策、方针和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妇女工作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第二，建立专门培训高级干部基地——中央党校。随着城市解放，对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干部需求日增，但由于长期战争漂泊，无暇系统学习，党员干部理论水平不高，直接影响工作开展，我党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具有理论水平的高级干部。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向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东北局、中原局和晋绥分局发出建立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的决定的通知（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时，党校停办）。中央任命刘少奇为院长。第一期通过考试招收学员108人。11月8日，马列学院在李家沟马列学院校部驻地正式开学。马列学院要通过授课达到以下目的：首先，提高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刘少奇在对第一批学员的讲话中说：“虽然工作上需要干部，但抽出一部分人，挤出一部分时间专心学习，却很有必要……这一年半时间专心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有必要……我们要提高党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18]1948年12月3日，朱德到马列学院讲授《学习马克思主义问题》，勉励大家说：“我们很快就要进城了。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理论是不行的，大家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次，提高学员文化水平，使学员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历史和现实现象，从中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再次，提高战略思维和前瞻意识。通过培训，使干部全面、客观地认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高干部战略思维能力，正确认知把握全局，才能明确方向，排除干扰，做好具体工作。我党一向重视及时向干部党员讲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培养干部战略思维，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例如：原毛主席的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时说：“我们正置身在一个伟大的事变中，然而我们并没有立刻理解到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直到后来我们听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后，才真正理解这个时期的伟大意义。”[19]而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西柏坡转折时期的党校教育中。最后，强调要提高学员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带着问题学习，解决实际问题，反对教条化、片面化。学员党支部还办了一份墙报，名叫《有的放矢》，成为开展思想讨论和练习写文章的重要场所。不少学员还在《人民日报》《建设》《中国青年》《大众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理论和现实性的文章。这些切实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从这里出去的干部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1949年3月27日，马列学院迁往北平。195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党校。

第三，建立大学培养综合人才。1948年春，新的战争形势使军队需要补充更多精锐军政干部的任务迫在眉睫。于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五个战略区建立军政大学，再向军政大学“要人”。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兼政委。毛主席提出了明确的办学要求：“要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务。”10月，叶剑英在一次动员教员和干部加强学习会上提出华北军政大学教学理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阐明了华北军政大学的使命，对教员治学和学员学习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导和激励作用，形成了教员严格执教、创新教育，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良好校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校有计划地编译军事教材30多种，也自编不少教材。1950年9月华北军政大学完成历史使命，改名为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至1950年9月，华北军政大学在办学两年多的时间里，向华北和全国战场输送了初、中、高级优秀指挥员和兵种骨干46000余名。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在河北正定成立了以吴玉章为校长，以范文澜、成仿吾为副校长的华北大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录取和培养新解放区和国民党区的大、中学生，以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办学宗旨。通过教授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初步的思想政治教育，结业后分配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工作，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建设骨干。1949年4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从1948年8月到1949年底，华北大学共为国家培养干部19194名。

面对建立新中国的需要和法律人才奇缺的现状，中央对筹建新兴的政法高等学府十分重视。1949年春，中央提出设立北平政法学院的动议。6月，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组建的北平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8月5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宣布，由北平政法学院改为设立中国政法大学，11月6日，中国政法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

这些大学教育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面向实际需要，为西柏坡时期以及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优秀干部和业务精英。

第四，重建青年团并办团校培养青年干部。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举行闭幕会，刘少奇在作题为《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的讲话时，专门谈到重建青年团的问题。他说：青年团问题，由中央决定后就着手去办。头一步是要选择和训练一批青年干部。1948年9月，为了扩大干部训练工作，中共中央青委正式创办了中央团校。

3.全局性

体现在为全面管理国家和社会做准备。如果说延安时期以及以前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局部性，西柏坡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则具有全局性，具有全局的视野、规划、方案，进行全局性准备。如着眼建立新中国的全局，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及其管理机构，明确经济发展目标和任务；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为成立中央政府做准备；健全权力、行政、司法等机构；构建党执政为民的文化；培养大批新中国需要的干部人才等，为建立新中国进行全局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干部等做准备。

因此，转折性、准备性、全局性是西柏坡时期的鲜明特点。西柏坡时期之前，我党主要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而西柏坡时期，我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败蒋介石，学习经济建设和管理，学习城市建设与管理，学习在和平时期党的自我管理，解决面对时代与历史的转折、环境变迁、复杂多样的矛盾和各种诱惑，如何保持党的本色，坚持正确的方向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研究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背景、内容、经验启示，对处于深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与发展，创新理念、制度、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

[1]翟丽艳等：《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谱写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0期，第28页。

[2]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4—625页。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1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页。

[6]王荣丽、李海明：《西柏坡记忆》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191页。

[7]王荣丽、李海明：《西柏坡记忆》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8]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22页。

[9]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3页。

[1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

[13]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32页。

[14]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532页。

[15]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65页。

[16]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611页。

[17]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507—509页。

[18]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33页。

[19]王荣丽、李海明：《西柏坡记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