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阅读的伦理》：阅读的伦理：巨大的裂缝和分别的时刻

抓起一本邪恶之书；那土耳其人

再没读过比此更加致命的作品……

乔治·克莱比《分别的时刻》（Ⅱ：355—356）

目前美国文学研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即是跨国性，其结果是在原本看来严丝合缝的整体中出现了裂缝，无论是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庇护之下，或是在新批评的庇护下，或是在诺思罗普·弗莱的原型批评的庇护之下。在美国各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欧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以及所谓解构的裂缝中，所有统一的梦想，至少在目前，都被终结。这些入侵的理论本身之间也难以协调。这种洞察、分裂，抑或是“狂热”使得美国的文学研究机构变成了自我分裂之屋，其内部的经济受到了来自国外的外敌的侵犯。这些海外的舶来品入侵时日不短，它们破坏性的含义至少可以得到部分的理解，而我们多半会对它们持负面的反抗之态。

我的目的是在此背景之下探讨阅读的伦理的问题。“阅读的伦理”一说或许看似一个矛盾的说法。读者、教师和批评家的责任似乎应该是完全认识论的。读者必须清楚地看到他所阅读的文本说了什么，并在他的评论或教学中重复这个意思。因此，他的功用——恰当地说——就是中介，是助产士或者催化剂。他把本已存在，但读者或学生可能捕捉不到的客观意义传达给他们。他使意义作为他们头脑中的启蒙和洞见而产生，使互动在自己并不进入或改变的情况下发生。似乎阅读的领域单单只包括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和谬误、洞见和盲点。教师是显示者，而非创造者。

然而，在阅读的行动中，伦理问题会以各种方式产生，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比如，曾有男女读者因为解释的问题，因为经文中某个短语的阅读而献出生命。人们期待阅读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产生道德的效果，无论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对于成对的概念，真理和谬误，洞见和盲点，其本身并不十分对等，但在审美的判断上，以及伦理判断的意义上，它们却必须被添加成或善或恶、或言辞或沉默的对子。这些对子总是与另外一方作对，一个批评的判断不可能轻易地将它们扭曲或者强加给对方。完全不可能凭一个区别的时刻就把麦子和稗子，真实与虚假，良善与邪恶分别、挑拣或者筛选出来。

因此，在认识论和伦理责任的裁决中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教师和批评家是否有责任只选择某些作品进行讲授或评论？谁有权利确立经典并建立索引？是否应该如马修·阿诺德所言“由国家来负责”？好的作品是否总是道德的？当教师或批评家对某一作品出人意料地得出伦理上负面的结论时，他是否应该保持沉默？在教学的初级阶段，某一作品的某些方面是否应该被压制，或者在课程计划中是否应该包括分成等级的伦理复杂性递进的作品？教师——批评家的坚定的伦理责任的需要如何适应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作品的同情理解所需要的开放性和“复数性”的需要？在特定的教学和写作环境中，美国传统中的科学和宗教观所致力的对于真理的无畏发现和表达，会与具体的学生和同事的伦理责任相冲突，而这种伦理责任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种冲突并非是外在的，并不仅仅是在一个批评家与另一个批评家之间，一个教师与另一个教师，以及一种批评模式与另一种批评模式之间。最激烈的冲突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头脑和情感之中，在他或她试图完成不对称的责任之时。

[……]目前人文学科的教师的具体境况正在飞速地发生着变化。我们仿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在危机的时刻，分裂的时刻，一个“分别的时刻”。变化的方面包括对于讲授写作的要求的提高（倘若不是只强调清晰和逻辑，这一点是非常好的），选择传统文学和人文学科的学生的下降，年轻人文学者职位的毁灭性的减少，以及对此大学的保守反映。这一切表明了某种令人深思的质疑性咒诅。或许这种反应局限在大学和学院之中，一个60年代、70年代的反映，或许这是我们社会整体的一个更大的政治变迁。

打破这种等级的一种形式是以重建传统人文价值的名义返回基础，或许以重塑对于启蒙理性的信心的名义。与这种形式相伴的常常是对于“理论”自身的拒绝，特别是对于近来在欧洲和美国发展的方法论。后者的发展共同质疑了美国传统人文研究中最为珍惜的稳定性：自我的稳定性，故事讲述的连贯，直白意指的语言，对于一个作品的确定、统一阅读的可能性，传统的历史和文学史纲要，它们构成了人文学科课程的结构基础，比如确定、客观的文学“阶段”的存在。

挑战了美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基础的方法论革新是科学的，或者号称是所谓“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这些包括来自现代语言学、心理学、心理分析、人类学、符号学、普通语言哲学以及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后人的关于语言发生作用的方式的洞见。这些方法论中的革新有些是意识形态的，或是来自近来的历史压力。其中一个例子是马克思文学批评的新形式，在美国其正在被体制化，并且发生作用，特别是对年轻教师们。但有一个有趣、也非常重要的事实需要被提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无论是其单纯传统的美国形式，还是更加复杂的（在“混合”及“智慧”的意义上的复杂）受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拉康心理分析等影响的新形式，总是非常奇怪地与传统的反应结合在一起，比如或多或少地强调传统的历史、自我、文学的道德功能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它的模仿或指代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学只能反映社会和历史的状况以及它们所创造的意识形态结构。马克思主义在此与最为传统的“人文主义”联手反对我所描述的方法论创新。

许多这些方法论都是舶来品，比如，现象学、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所谓的“解构”。这一点常常被人诟病，认为来自旧欧洲的方法不可能在新大陆的土壤上繁茂。但是，文学研究中的国际化是它今天最为明显的特征，其具体的效果就是削弱了课程大纲中国家文学之间的界限。文学理论和文学方法论中的跨国渗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生得更快，部分是技术发展的原因，全球交通的便利可以把世界各地的学者聚在一起参加会议，电子交流，翻译、出版、发行的加速，外语教学的改进（至少在一些学校的课程计划中），以及人文研究各个分支的国际杂志的发展等等。

文学研究的国际化，如我所言，已经遭致了各个方面的攻击，因为它们的稳定性受到了威胁。这些攻击多多少少是理智的或令人信服的，但它们的存在正是阅读伦理问题当前版本的重要症候。对于将这些新发展事先诅咒为不道德的、虚无主义的、或者非美国的看法是否基于对它的理解，还是真的超越了它们所提出的挑战，或仅仅是个掩盖或压抑，只能通过对每一种情况进行认真的研究方能得出结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开除教籍、引渡逮捕，或是异端学说的信仰，常常是由于没有对所涉及的档案进行认真的阅读。至少从对他们并不充分的指控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们拿了一本邪恶的书。”应该先掌握新方法的文本，然后才能对它进行讨论，这并不容易，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正是与掌握的不可能性相关。最为重要的是，对于有些来自这些理论的书籍的阅读，或者这些理论所来源的书籍的阅读，必须是细致的。一个理论的有效性应该通过它解读的结果来衡量。不能孤立地去批判一个理论自身，比如通过运用假设的破坏性后果来对它进行批评，而是应该通过详细地分析证明它所引向的阅读是不充分，或者错误的，是不符合文本的实际的。或许年轻的教师和批评家更容易对理论的新发展全盘吸收，而不是试图超越它，或者以新的方式返回到文学研究的旧的真实性上。无论如何，美国的文学研究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差异，或者“巨大的裂缝”，已经被引进了。

我希望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来对阅读伦理的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考察。我将通过一个例子说明我的观点，尽管我明白我的例子，就像其他的例子一样，有着例证和综合方面的问题，比如，这一个方面能够说明更大的整体状况吗？事实上这个问题就存在于我将要讨论的诗歌以及我对它的应用上。

假设我手上有这样一首乔治·克莱比（George Crabbe，1754—1832）发表在《传说》（Tales，1812）上的诗歌《分别的时刻》，我是否应该讲授这首诗歌，或者写点什么呢？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英语文学经典中很边缘的一个部分，甚或是整个西方文学的边缘。没有什么人，没有机构，或者课程大纲迫使我讲授或者评论这首诗歌。我的这个选择或许有点随意或者奇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教学大纲中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如此。然而，这首诗歌或许事实上正是一个好的选择。克莱比或许更能够给那些挑战美国传统人文研究的观点的人提供一些支持，有些挑战还是挺有力量的。

克莱比在英语文学史中的地位令人尊重，但地位相对较低，他被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杰出叙事作者。他的作品既有18世纪的风格，也有如华兹沃滋的“被摧毁的茅屋”一样的诗体故事。人们普遍认为克莱比的诗歌非常有趣，但他的诗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批评界对克莱比的亏欠将很快得到部分的改观，威尔士大学圣大卫学院的加文·爱德华（Gavin Edwards）正在写作一本关于克莱比的专著。我也深感有愧于他。无论怎么说，《分别的时刻》都是一首好诗。它提出了有关阅读的伦理的问题，这正是我的兴趣，而且，我也希望指出，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于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中，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克莱比的诗歌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它说明了一个在文学研究中看似边缘和毫无问题的例子，或许是随便举出的例子，总是能够提出所有文学和文学批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分别的时刻》的开头引用了不下五句莎士比亚的名言，其中每一句都有很大阐释空间，而且名言本身也存在着意义增殖的问题。似乎克莱比必须找到一个先行的碎片成为一个坚实的基础，才能开始他要讲述的故事。文本以一个双重论断开始：其一是任何人生，不管有多么奇妙，都是彼此相连的；其二是人生因此都是可以叙述的。它可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连续的故事被追述，有开头，中间和结尾。

细细追溯人的一生；一年又一年，

数算他的日子让他的作为呈现，

发现，即使有些人的生活显得怪异，

但其实并无巨大突然的变化；

各样事件的联系清晰可见。

其中并无神秘的虚空。（Ⅱ：1—6）

此处的对立存在于怪异和神秘之间；细致追踪会发现一方面是因果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则是突然不连贯的变化，其穿越了“虚空”或者“巨大的间隔”。尽管生活可能是支离破碎的，但如果我们将它忠实详细地进行叙述，其仍然会成为一条不断的链条。“细细追溯”就会发现：其轮廓就是形象总是被其之前的一个形象所强加，这个形象又被再前的形象强加，仿佛一个做好了设计的记号纸，以此来小心地追踪野兽的足迹。希腊语里表示叙述或历史的单词“digesis”也潜在着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倘若追溯的过程出现任何的失误，生活就会显得不是奇怪，而是完全的神秘以及深不可测。生活之流会被空白的深渊所打破。克莱比此诗就描写了如果我们把一个人早期生活的简介与他的老年生活并置，却不去细细追溯其间的事件的话会发生什么。当一个连续的时间之流与两个其间存在着时间鸿沟的空间形象并置时就会出现对立，就好像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个对折的“之前”和“之后”连环画。这样生动的一幅图画或者两幅幅画并置的形象克莱比在这首诗中用了不止一次：

但且让这些连接之链尽都毁掉，

他经年所承受的和享受的；

且让那巨大的缺口出现，然后看哪——

这是青春，而这乃他老年的形象；

我们立刻成为时间调查的作品，

顷刻间看到生命的衰落；

我们心中的痛苦混合着遗憾。

吃惊不久，又有了新的痛苦和悲哀。

这段诗节在几个方面非常奇特。它对抗了连续的时间之流，其中本可以追溯到与空间并置连接之链，就在一刻之间可以把一个人生命中的不同时期的两个形象连接起来。它们两者被时间鸿沟的空白所隔开。连续的叙述有着令人安慰的暗示，能够给予一种沉着的理解，因为一个人从此到彼，从年轻到年老的依据都被展示了出来，没有留下什么吃惊或震惊的空白。另一方面，穿过年轻和年老鸿沟的突然暴露会由于吃惊而产生痛苦、遗憾、伤心和悲伤。这样的说法与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观点非常接近，倘若我们能够理解“痛苦”也包含着我们自己的恐惧和对这两幅并列画面中所表达的这种衰落的遗憾：“这是青春，而这乃他老年的形象”。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因素在此同样存在，但它们之间是一种交叉的关系，是一个对偶句（chiasmus）。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炫目的启示，对把看似混乱的数据联系起来的认识，创造了适合悲剧的同情和恐惧，比如俄狄浦斯发现自己实现了神谕，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了母亲为妻。对克莱比而言，正是一个没有联系的幻觉，面对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才产生了这些情感。但是通过仔细地追溯，将所有联系进行的展示则是令人满足的。它消除了神秘感，满足了头脑对于理性理解的需要。

然而对偶只是表面的。毕竟，亚里士多德式的认知和反转显明了一切最终联系在一起，将悲剧英雄打倒，这不仅使观众产生遗憾和恐惧，也使他们的情感得到宣泄（catharsis）。这样的宣泄是一种变形或转换，其把遗憾和恐惧的痛苦情感转变成了符合成功模仿（mimesis）的喜乐。这种转换，正如S.H.布乞儿很久以前在他论《诗学》的论著（1951，113—407，特别参考《悲剧的功能》，240—273）中所讨论的，实际上是个隐喻，是把一物转换成或者携带至另一物，把痛苦重新命名为喜乐。轮船的形象当然是《诗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基本隐喻之一，它不仅是一个隐喻的例子，也包含着隐喻的含义。同样的隐喻被编织进了著名的悲剧例子《俄狄浦斯王》。它不断以一个船只的形象出现，被俄狄浦斯所驾驶，底比斯城所有的人都乘坐其上，不知道结局会如何。底比斯的牧师和市民的合唱，底比斯城所有的市民，雅典那些在现场观看索福克勒斯的剧作的观众，所有阅读过、观看过、试图翻译它的人，从荷尔德林、弗洛伊德，以至今天的阅读者和解读者，都被俄狄浦斯所驾驶的船只所吸引。我们被它引领，直到亲眼看到自我盲目的英雄走向灭亡。很奇怪的是，我们就是那艘船只的主旨，那个隐喻的主体。我们正是被它所带领、吸引。

我们知道自己被带向何方：“我们如何能寻到现在很难阅读的古老罪恶的线索？”（《俄狄浦斯王》Ⅱ：108—109，翻译Gould，1970，29）俄狄浦斯是成功的解读者的喻表。他把各种谜语和神谕进行了正确的解读，把它们两两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一致的故事，一个连续的叙事轨迹。他强烈要求不惜代价要得到一个理性的理解，一个由此及彼的绝对清晰的线索，为此他情愿（或是被解读者的热情所驱使）给自己背负极大的罪名：弑父及乱伦，目的就是要保存清晰和完全的看见的价值。这些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优秀的背景所提供给观众的。他所追踪的野兽的足迹是他自己，但只有他完全跟随这个踪迹才有可能得到启示，观众才能被痛苦和遗憾所净化，底比斯城的人才能摆脱阿波罗的瘟疫。

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在《俄狄浦斯王》里面，在克莱比的《分别的时刻》的开头所提出的叙事理论中，情节的不间断和因果连续是转换的必须方式，只有通过把真相完全展示痛苦才能转换成喜悦。模仿（mimesis）的喜悦，或者克莱比所谓的细细地追溯，无论是对亚里士多德，还是对克莱比而言，都是了解被模仿物的真相的喜悦，也是韵律或者把作品的元素和谐整合的喜悦。在《分别的时刻》开头几行，克莱比含蓄地肯定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1450b 22—1451a 5）第二部分所讲到的情节的重要性。情节是作品的灵魂。对他们两者而言，好的作品应该像一个活的有机体，其中没有不连贯，也没有任何部分不是整体的一个构成。它应该有开头，一个因果相连的中间，一个结尾，而且有一个潜在的基础或统一的灵魂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赋予它生命。它应该有足够的体积，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长度”，“在人们的记忆范围之内”，因而是“清晰”的（Butcher，1951，33）。“模仿”的功效取决于人们能把它砍头，把它全部放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或“拥抱在一个视野之内”（33）：“开头和结尾要能够展现于一个视野之内。”（91）这正是克莱比所强调的，要在人生活中不同的事件背后发现所有的联系。

克莱比的诗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亚里士多德所解读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都是某些概念、数字和叙述的体系的版本，它们在我们的历史中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出现。那个体系包括对于自我的连续性、文学作品确定单一的意义、理性的主导作用、以及历史进程连贯性的假设，这些说法，如我开头所说，受到了来自国外的方法论的威胁。克莱比在《分别的时刻》非常优雅简洁地表达了这些观点，它作为一个承诺再一次实现了叙事连贯的可能性这一千年论点，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必须的、但也是隐藏的连贯性上。

那么克莱比接下来所讲述的故事是否证实了他的论点，他的承诺是否兑现，债务是否偿还了呢？完全没有。事实正相反，故事讲述者或主人公越是试图通过仔细追溯来填补鸿沟，他就越是发现存在着难以解释的鸿沟。故事线索和生活的连续性被悬置，线索破碎成不连贯的静止瞬间，就仿佛沙子编织的绳索。一旦《分别的时刻》中明显无辜的裂缝被插入，连续性就再也不能被重新建立。

关于克莱比诗歌的详细内容尚有很大的解读空间，我们在此只能进行简单的解读。如同克莱比其他的叙事诗一样，《分别的时刻》是一首关于受挫、或受限的性欲望的诗歌，我们几乎可以说它就是颠倒的俄狄浦斯的故事。这首诗讲述了一个男人没有能够与他所爱的女人结婚，原因是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近亲关系的障碍，至少在隐喻的含义上他们之间是近亲。虽然阿兰·布斯和朱迪丝·弗莱明来自他们村庄中的不同家庭，他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地相爱，如同加文·爱德华所说，他们的父母都好像是出于俄狄浦斯的禁忌一样而反对他们的婚姻。年老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此间的关系完全与性无关。他已经非常虚弱，她则像母亲、姐妹、妻子一样地照顾他，尽管她并无这些名分。在这样一种无名的亲密或联盟的关系中，她与他的关系更加紧密，超越了他们之间永远不同的裂缝以及彼此之间的距离：“她不是妻子，不是姐妹，也没有名分/没有什么亲缘关系比他们更加亲密；/但他们联系地如此紧密，没有人能够体会/她持久、温暖、不倦及焦虑的热情”（Ⅱ：18—21）“无人能体会……她的热情”——这既可以表示无人能体会到她对他的情感的强度，也可以表示无人能像他如此幸运能够成为她如此热情照顾的对象。

《分别的时刻》以倒叙的方式开始了叙述，并非如“这是青春，而现在他垂垂老矣”，而是首先从阿兰布斯的老年开始，他被朱蒂斯照顾着[“在你的树下，看那对古老的伴侣”（Ⅰ：15）]，然乎就是阿兰布斯的孩童时代，与前面的老年形成了突兀的并置[“对大卫·布斯而言，他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男孩，/阿兰这个名字，绝不仅仅是快乐”（Ⅱ.32—33）]。诗歌的其余部分就是在试图通过展示将两个年龄联系起来的事件来填补这两幅图画之间的空白。

这个努力很明显是失败的。其失败的方式呈现出一种相反的情况，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非常重要，即在明显可见的与只能通过细致追溯的过去之间的对立；对于可见的一部分一切都仿佛表演在舞台之上，因此时间成为了空间，历时成为了共时，而对于不可见的过去而言，其只能被通过叙述才保持它的历时的连续性，就像一条彼此相扣的链条。这样的说法当然只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就像人们所说的“我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像“景象”、“众景象”、“图像”、“特征”，以及“场景”等这样的词汇在诗歌里面随处可见。这些词在读者的眼前就像可看见的图画一样，有助于理解。理解就是对图画进行阅读。但是这首诗向我们展示了诗歌的叙述者越是要试图呈现他的一生的连续性，就越是暴露出其中的鸿沟。这使得他的一生不像一幅图画，倒像是一个语法错乱的句子，如同一个破格文体，一会儿是这个人称、时态，一会儿又突然地、没有缘由地变成了别的人称和时态。从阿兰布斯与他的女友在海滩上告别去远方挣钱，以便回来娶她的时刻在他们彼此的生命之间，以及他自己的生命中就出现了一个空白，这个空白是任何回顾的叙事都不能填补的。他随后背叛了朱蒂斯，与一个西班牙的天主教徒结婚、生子，并皈依了天主教，这只是重复了他起初离开朱蒂斯时对她的背叛。一旦他离开了她就不可能再回到她身边，也不可能回到他自身了。他自己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变了，为什么背叛了朱蒂斯和他自己。

他们就此分别，被希望和命运牵引着，

朱蒂斯再也没有了沉思的喜悦？

那年轻人何时归来了呢？——已经不再年轻

欢喜地返回到古国沙滩；

然而四十载已经过去，返回的

是一个疲惫不堪，虚弱颠簸的男人……

（Ⅱ：181—186）

克莱比所描写的四个场景中有两个取自莎士比亚，如此巧妙的选择为解释诗中的断裂提供了模式。第一个场景来自《辛白林》第一幕第三节中伊慕琴的讲辞。它以“分别之吻”作为两个语词之间的连接来对抗她的父亲的突然闯入：“我还没来得及/向他献上分别之吻/我正要说完那两个蜜词——我的父亲走了进来。”“分别之吻”是个矛盾修辞法，把连接与分别结合在一起。父亲的进入预示了亲吻所表征的分别，就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由于父母的反对不得不分别一样。在他发财之前他们不能结婚。一旦与后果不匹配的东西插入到这两个词语之间，即便是分别之吻，这两个词语所在句子的语法也将永远无法适当完善。这个句子变成了一个难以为继的失败的句子，而这正是破格的词汇学意义所在。

在《错中错》第一幕第四个场景中，伊济安告白说，“细腻的时辰用时光扭曲的手掌/在我脸庞书写了怪异的损伤（defeatures）”，就像时光将艾伦·布斯从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妙少年变成了一个面貌全非的年迈男人一样。并非像克莱比开头说的那样，时光绝非那股不可抵挡力量的源泉，它不是为了形式存在，不是为了延续存在，也不是为了确保它们，时光对克莱比和对莎士比亚一样，是一种把事物变得面目全非的毁坏性力量。具体表现就是外观上的变化，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就是“损伤”（defeaturing），他的这种用法后来被作为首个例子收入《牛津英语词典》（OED）。这个词将对外观的理解从视觉影像转移到阅读影像。在克莱比的诗歌中，这种转移与图画和故事、场景与叙述以及剧院与演出之间的对立共存。这种外观不是用来看的一种影像，而是一组符号或特征，是一个用来解读的书写文本。由时光书写在文本外观上的显著特征就是其不可读性，是它与自身的脱节、断裂和它的损伤。艾伦·布斯流放40年后返回故乡的港湾，徒劳地试图“去追寻/一些苍老脸庞上年轻的踪影”（Ⅱ：221—222）。

时间对于人而言并非一种自然的或有机的延续，也不是一幅在一个角度就能看清的图片。时间对于人而言总是一种用来体验的符号，一个用来追寻的踪迹，一条要重描的线索，一张有待解读的充满特色的脸孔。这意味着时间永远需要被当作一种不协调的重复去体验。体验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副充满空缺的图画，或是两幅并排但不匹配的图画。就像克莱比的故事叙述者和主人公所发现的那样，这也意味着发现那些空缺、断裂、不协调和不连贯，这一切正是所有符号结构重复的内在特征。你试图按图索骥时，却发现无图可按。克莱比的故事叙述者的努力并未达到开头声称的那样效果，没能证明生活的连贯，只是让“神秘的空缺……越发明显”。他的叙述呈现的是不连贯的拼图，而不是连贯的事实的链条。没人能解释为何艾伦·布斯后来与过去的自己产生了分歧，为什么他娶了别人，公开背弃誓言，后来也没能尽早回心转意，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推迟本可以弥合由分别时刻造成的鸿沟的重聚。

《分别的时刻》的时间结构相当奇怪。首先，叙述者将那“古老的一对儿”置于树下，然后他又跳回艾伦·布斯的童年，跳回到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致使他与朱迪丝·弗莱明分开。之后，他又向前跳跃40年，艾伦回来了，他试图通过回归朱蒂斯来重获生命的延续。只有当他合理解释那些插入的岁月，把过去带回现在，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时，叙述的责任又落到了艾伦自己身上。他就像犯了强迫症，一遍又一遍地给朱蒂斯讲述自己的故事，奥赛罗跟苔丝狄蒙娜讲述自己故事时的不少句子被克莱比借鉴，这些句子“贯穿始终”，构成了第四个场景（《奥赛罗》，I：3）。艾伦反复讲述自己的故事，想让人接受，试图在自己和她眼中证明自己，但其实毫无希望。这种叙述的关键词是“relate”，它是指连接、讲述和家庭纽带。他“讲述”时间不连贯的表征就是在过去时与现在时之间不断转换。只有当他的叙述把事件过去的后果变成目前的现实拥有，讲述才是成功的，但这又永远不可能发生，所以他的讲述在两种时态之间震荡，而且一再重复，却没有延续的可能性：“对她，只有对她，他的多舛命运/在不同的时代，才适合来讲述”（Ⅱ：309—310）；“首先他讲述道……”（I：313）；“然后他讲述道……”（I：372）；“在这里，他的讲述这样结束……”（I：434）。艾伦没能通过对插入事件的细致追踪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他只是成功地将自己带回到一种现在，在这里他是两个人，既是西班牙妻子伊莎贝尔忠实的丈夫，她的孩子的父亲，同时也是朱蒂斯忠实的未婚夫。不管选择哪条路，他都会背叛一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梦幻，他使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流动的现实，这样，他的自我、他的“生命”都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对于所有那些包含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一个完整叙述的希望：

……一切显得多么混乱和不安；

他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汇聚一起，

所有未来的景象都枯萎、毁损：

他拥有的是费解的混合主题，

跟现实一样悲伤，和梦境一样狂野。

（Ⅱ：429—433）

艾伦背叛了童年的爱，离开了自己的本原，因而对未来没有确定的观念或态度。就像《亨利八世》（Ⅳ：2）中渥西主教要求的那样，克莱比也只希望得到“一抔泥土”，他将这一部分作为诗歌的第五个场景。艾伦·布斯回到“他故乡的港湾/使他失去呼吸的躯体与同根共祖的泥土混合”（Ⅱ：189—90）。他故乡的年长者说，“此人就是艾伦·布斯，似乎/他早些年与我们一同居住；/我们见到那名字刻在石头上，/这可怜的漂泊者就在这里把尸骨埋葬”（Ⅱ：279—82）。艾伦·布斯溘然长逝，葬于那一方土地上，坟头竖立着墓碑，上面刻着孤独的姓名，正是这姓名将他与长眠于此的家人联系起来；只有这样，他才与万事万物融为一体，不必担忧再与它们分离，他这样也就永不分离地与“同族的泥土”融合一起。

《分别的时刻》在开始的地方结束，艾伦·布斯在一棵树下安睡，他心爱的朱蒂斯不知疲倦地守候着。现在读者知道，这个画面并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结局，对艾伦·布斯盖棺定论，他只是艾伦·布斯离开自我的一个意象，因为他在深情的朱蒂斯面前怀念着自己的西班牙妻子和孩子，而他在有生之年，不仅不能使朱蒂斯遂愿，反而只能背叛她。在诗歌的最后，他离开梦中的伊莎贝尔去见朱蒂斯，然后惊叫道：“老天哪！浮生若梦”（Ⅰ：473）。

《分别的时刻》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情形，展示了叙事在连续性上的失败。因为来自西班牙的异端邪说，艾伦被迫流亡，离开那个他结婚和发迹的地方。当他贫困之时，无人问津，但富裕之后，引来众人关注，也引祸上身：

哎！可怜的艾伦，因了财富人们发现

他在贫困之中难以暴露的罪愆；

蒙尘图画上不为人知的缺憾

抛光后却立刻展现于众人眼前。

（Ⅱ：361—364）

一开始是因为资金不足，艾伦才离开英格兰。如果他足够有钱，那他就可能娶了朱蒂斯，保持自己的一致和对朱蒂斯许下的忠贞。在艾伦·布斯的第一次生命中，金钱象征着缺失了一致性那个原则。但在他的第二次生命中，获得的金钱变成了断裂性的一个手段，把他与伊莎贝尔、孩子们以及他的第二自我永远分离开来。在诗歌的一些地方，也使用了这个“画面”的意象，但那是作为一个人生命特定阶段的隐喻来使用的，这样用的时候，克莱比的修辞格就显得格外鲜明。企图粉饰龌龊的画面只会更显出其“缺憾”。“缺憾”一词叫人想到诗歌开头的“裂缝”和“虚空”。粉饰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叙事修辞，旨在把两个事物在时间叙述中联系起来。这暴露了不可弥合的裂隙，就像一些地貌中的地质断层那样。克莱比的《分别的时刻》曾试图实现自己许下的诺言：证明生活是怎样互相联系的，但这样的意图反而最终表明要实现这个诺言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意图不过是一个幌子，一个用来粉饰的幌子。这毫无疑问暴露了它试图遮掩的裂缝。

《分别的时刻》几乎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解构了人文主义的文学研究中两种最为珍贵的确定性：自我的延续，以及从开头到中间至结尾的叙事的有机延续性。或许可以这样说，这样的诗歌是作者的出格作品，或者是那个时代的出格作品，但经过相关证明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只要稍稍想一下洛克、狄德罗或休谟对自我一致性和时间延续性提出的质疑，或者是罗素和华兹华斯以不同方式提出的同样质疑，就会发现克莱比的诗歌其实是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典型特征之一的缩微版。这个特征就是一种共存：对希腊思想所代表的形而上哲学体系观点的强力肯定与对同一体系同样强力的否定的共存。事实上，在开始描述的时候，这种双重的肯定和否定、连接与断开，也塑造着我们自己。不必否认，在语言史和文化史中，在假设意义上，这种肯定和否定可以被视作西方甚至希腊的知识史和文学史中所有时期促成不统一中出现统一的因素。任何历史时期的特征，不管是“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其他时期，都在于一定重复出现因素的特别融合，而不在于这个时期诞生了前所未闻的东西。这些裂缝和断裂处在共时的表达之中，也处在从一种表达到另一种表达的演变之中，他们使语言史和文化史变成了巨大的破格文体。

[……]

克莱比的《分别的时刻》显然是以一个无伤大雅的小例子开始的，这种手法促使我意识到一点：我一开始描述的诗歌中关于自我、历史和文学形式的概念体系既是得到肯定，又是被消解了的。如果有人有胆量从这个例子中进行推断，那么他可能为我们所有传统的文本得出一个人为的普遍法则。如果这个法则站得住脚，那么现在美国文学研究中保守派和解构派之间的纷争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证明了西方文学和文论中那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果真如此，“阅读的伦理”究竟还要遵循什么呢？

由此或许可以得出两个临时性的假定。首先，不管是对当代美国文论中传统人文研究的定论，还是对这些定论的激进的辩护和肯定，都不是任意的、恶意的，或是盲目无知的，而且它们也都并非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不是闻所未闻的虚无主义，或者“人类的终结”和遥远的西部海岸所有独有的“新人文主义”。两种立场都重复了写作和阅读这两种活动，这种活动贯穿人类历史且反复发生。两者身上或许是必然的错误和盲目，而不是为了意识到彼此的必要性。

第二个结论体现在“必要性”这个词上。两种阅读方式都因为它们所面对文本中的文字而变得必须。这意味着在成为伦理选择或价值判断论题之前，阅读首先具有认识论上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来说，这意味着阅读伦理受制于绝对命令，这种绝对命令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先验的，跟主观意志也没有关系。就阅读而言，认识论比伦理重要。如果一开始不能使自己置身于书本文字的影响之下，一个人就不可能做出道德判断，产生诸如讲授一首诗歌这样的道德行为，但一旦置身于文字的影响，道德就会发挥它的作用。就像保罗·德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引用荷尔德林的那句话所说的那样：但是发生的就是真实的。德曼认为，可以对这句话进行自由的解读：“真实的事情就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注定要发生的事情的名义下，阅读……只会与一个人期望发生的事情的本质相悖”（德曼，1978）。阅读是真实的，就像一个锐角对于它的模型而言是真实的一样，或是像一个声音或单词对于另一个声音和单词而言是真实的一样。阅读的伦理不是一种人类有意的解读行为，人们不是靠解读从一部作品里获取道德主题，或者是借助阅读伦理来重申读者已经知道的东西，也不是随意将一种意义加入读者反应论或者透视主义批评的过程，以特定的方式看待文本。阅读的伦理就是文本中的文字对大脑以及读者的话语所产生的能量。这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强力，它塑造了读者和教师对文本的观点，即便他们的观点是曲折委婉的也不例外。但是发生的就是真实的。阅读的伦理是道德上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要求人们不管说什么，都要以某种方式遵从我们所谈到的语言命令所表达的真理。

注：

最近的数据十分惊人。1964年，每四个中学生当中只有一个学习外语，现在这一比例下降到了1/7。1966年，34%的美国高校录取的时候要求考外语，现在只有8%的高校有这一要求（《纽约时报》，星期天，1979年11月10日）。不过，美国的外语教学水平大有提高，公立和私立学校的一些学生接受了良好的外语教育。

（周敏 万小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