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一 “创伤”的界定

“创伤”，源自希腊语，原意为伤口。创伤分为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心理创伤指的是由于外在的威胁与个体防御机制的失衡而引起的心理、情绪等方面的变化。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经历地震、海啸、龙卷风等自然界的灾害，家庭暴力，战争的危险，目击或亲身经历恐怖事件以及严重车祸，强奸，身体攻击等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创伤经历。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创伤性事件。这些创伤经历会对受创者的身心造成消极影响，伤害其身体或精神，甚至导致其抑郁、自杀。创伤经历既有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暴力、车祸等，也有非同一般的诸如战争、大屠杀、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经历。赵冬梅指出，创伤性事件可以分为自然灾难、意外灾难、人为灾难。“创伤性事件是指那些严重威胁安全或躯体完整性的、引起个体社会地位或社会关系网络发生急骤的威胁性改变的、引起灾难性反应的事件，其共同特点是使个体感觉到强烈的恐惧、无助、失控和毁灭性威胁。”[2]朱迪思·赫尔曼认为，创伤事件使受创者失去掌控感，产生创伤反应，心理上感到无助、绝望、恐惧。“创伤事件对生理激发反应、情绪、认知和记忆都造成严重而长期的改变。”[3]尽管每个人的创伤经历不同，但总体来说，创伤“通常是指突发性的、威胁性的或灾难性的生活事件所导致的极度危机、恐惧、无望、恐怖以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痛彻心扉的悲伤”[4]。

受创者在创伤经历之后会出现一些创伤反应。受创者在创伤体验的一个月之内出现的应激反应称为急性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往往发生在亲身经历或者目击创伤性事件之后，受创者会出现感觉麻木、没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失去意识和茫然无措、感觉自己与周围环境脱离的非现实感以及无法回忆起创伤性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的分离性健忘症等反应、症状。受创者在创伤经历的一个月之后仍然持续出现一些反应与症状，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临床表现往往是重新体验到那些痛苦的残酷折磨”，具体包括“反复而痛苦地回忆起那些事件，包括印象和想法”、“反复而痛苦地梦及此事件”、“不断闪回创伤片段（仿佛此刻创伤性事件要再次发生）以及极度恐惧的想法”、“对某种味道、声音、地点以及某个触及创伤经历的人感到惴惴不安”和“生理唤起，如心跳加速、对危险和逃生的警觉性提高，即使并不存在危险情景”。[5]受创者会逃避与创伤性事件相关的回忆、场景、地点与人，还会产生脱离人群、疏远他人、情绪混乱、对未来不存希望等反应。受创者会有一些生理唤起症状，比如睡眠障碍、过度警觉、易怒、夸张的受惊反应、药物和酒精依赖等。此外，很多受创者往往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会出现悲伤、焦虑、悲观、绝望、失眠、疲惫无力、记忆力减退、惴惴不安、自我评价过低、濒死或自杀等症状。朱迪思·赫尔曼指出，创伤事件的经历者会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秩序感，失去对自己的正面评价。[6]“很多遭受创伤打击的人都曾有过沮丧和悲伤的感受，并觉得生活就此将毫无意义。那些沮丧的人痛失了对既往生活和工作的热忱以及乐趣，对任何事情都兴趣索然。而且，抑郁的人还在饮食、睡眠和注意力方面发生变化，他们常常感到无助和绝望。当人们抑郁时，他们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几乎没有精力或觉得自己的状态实在是糟透了。……有时，当人们感到压抑难耐时，他们就可能会冒出‘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或者‘我想去死’等自杀的念头。”[7]可见，创伤性事件会给受创者带来难以愈合的身心伤害。

此外，创伤还可以进行代际传递。安妮·怀特海德指出：“一件被一个个体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能够被传递，因此它的影响在另一个个体或更多的后代身上重演。”[8]换言之，创伤记忆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甚至几代，决定整个家族的记忆、命运走向。人的记忆包括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三个层面。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9]也就是说，个体记忆短暂而琐碎，集体记忆由个体记忆构成，更为长久、稳固。个体通过成为集体的一员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一个集体的成员通过一同选择值得回忆的东西来加强集体身份，而集体身份的确立反过来又有助于记忆的恒久。”[10]扬·阿斯曼指出，个体记忆会随着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消失，集体记忆一般持续三代，也就是八十年到一百年，只有文化记忆是永恒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尘世的生命有其终结的一天，而文化记忆帮助我们在远远超出今生的地平线上开辟出一个永恒的时空。”[11]由此来说，个体的创伤记忆只有转化为集体记忆才能得以保存、传递，进而构建为文化记忆。

二 创伤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综述

当前学界对创伤理论的研究涉及历史、哲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内容。西方学界的研究较早，国内学界对创伤理论的研究往往是通过梳理、分析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展开的，对弗洛伊德、荣格、法农、卡鲁思等相关的创伤理论研究者的观点进行了阐释，探究了创伤性事件的再现方式、创伤与记忆、创伤与复原、创伤理论的功能等问题。国内学者广泛运用创伤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包括对某一作家的一部或多部作品中的创伤叙事进行解读，分析作品中呈现的种族或族群创伤、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性别创伤等方面。

林庆新的论文《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首先对创伤进行了界定，即创伤是指“由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12]。他认为，创伤叙事不仅包括对创伤性事件的历史与文学表现，还包括见证创伤历史的证词及电影等表现形式，并通过分析克罗德·朗兹曼执导的电影《浩劫》、法国学者哈布瓦赫与美国学者卡里·塔尔关于集体记忆的观点以及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犹太大屠杀》，探讨了证词的作用及其真实性问题。“证词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创伤经历及其后遗症的了解，而且涉及记忆及如何重构过去历史，如何对受害者做出符合道德伦理的反应等问题，录制证词者与幸存者/见证人之间的对话关系也存在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因素。幸存者或见证人的证词是他们现在对过去事件的重温，是创伤事件在个人记忆中的复现。”[13]受创者的证词尽管与历史真相存在差距，但是它所表达的却是受创者对于创伤历史的内心体验的真实。同时，作者通过对罗兰·巴尔特、海登·怀特等学者关于创伤事件再现方式的分析，讨论了一种适合于创伤叙事的写作方法，即“不及物写作”。在探讨创伤研究的文学意义时，作者认为卡西·卡鲁思、安妮·怀特海德是将创伤理论运用于创伤文学研究中的很好例证。

陶家俊的《创伤》一文对创伤的分类、发展阶段等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创伤源于现代性暴力，分为心理创伤、文化创伤、个体创伤、集体创伤、战争创伤、儿童创伤、成人创伤、直接创伤、间接创伤等类别，并将创伤的当代核心内涵界定为：“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14]作者指出，创伤理论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从心理创伤理论向当代创伤文化理论转向，其发展经历了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种族/性别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化理论四个阶段。作者通过分析弗洛伊德的《悲悼与抑郁症》《超越快感原则》《文明及其不满》《摩西与唯一神教》，指出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集中于研究个体的心理创伤、客体关系心理与文化创伤三个方面，弗洛伊德对创伤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作者分析了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的两派，即匈牙利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亚伯拉罕与托罗克的秘穴与代际间幽灵理论、英国心理学家维尼柯特的过渡客体理论；在对后殖民种族创伤理论的阐述中，他分析了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古吉·塞昂哥的《精神去殖民》、南迪的《亲密的敌人》、安林·成的《种族的抑郁》等相关著述；在对创伤文化批判与文化再现的阐述中，他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伤转向了大学的历史、文学、哲学、文化研究等人文领域，并打上了解构主义的烙印，创伤体验与历史记忆、象征性创伤事件与创伤认知的矛盾、创伤的沉默与文学的发声以及再现危机是西方创伤文化的几大疑难。

陶东风、朱荣华、赵冬梅等学者对杰弗里·亚历山大、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弗洛伊德、荣格等创伤理论研究者的观点进行了阐释与解读。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探讨了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亚历山大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主张文化创伤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对某一个创伤事件的解释和体验需要放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认为文化创伤建构的过程包括言说者、言说面对的公众对象、言说面对的特定语境等环节。作者认为，文化创伤经过了这样的建构和再现之后，集体认同将会有重大的修整，而作为创伤记忆的一种书写方式，见证文学不仅记录了历史，还把创伤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起到修复作用。作者探究了中国的“思痛文学”与幸存者文学、见证文学的相似性，“都是为了保存历史真相，都体现了走出历史灾难的责任意识，都是纪实性的，其书写者都有双重特征：既是一个灾难的承受者，也是灾后的积极自觉的反思者。更加重要的是，见证文学中的见证者和思痛文学中的思痛者还有类似的负疚感甚至负罪感，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作恶”[15]。朱荣华《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对创伤理论的建构》一文对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进行了阐述。首先，作者解释了拉卡普拉对历史性创伤与结构性创伤的区分。历史性创伤具有具体性与排他性的特点，是一种可以追寻至某种创伤性事件的体验；结构性创伤具有抽象与超历史性特点，它在本质上并不取决于某一历史性事件的影响。“历史性创伤总是由具体的、甚至有日期可查的事件所引发，而结构性创伤是与人的本体存在有关，更像是一种精神气质。”[16]其次，作者梳理并分析了复现创伤与处理创伤两个概念，这两者之间并非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复现创伤是指对创伤性事件不由自主的重复，沉浸于过去的创伤回忆中无法自拔；处理创伤强调受创者对创伤经历的积极面对，有助于受创者接近事件的真相，履行社会责任与义务，避免类似的创伤性事件再次发生。“拉卡普拉对创伤伦理性与政治性的强调使创伤不再局限于个人心理问题范畴，而是把创伤当事人的个人命运与其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联系起来，处理创伤的过程是当事人为某段历史负责、为个体生命意义之外的事情承担责任的过程。”[17]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一文对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创伤理论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创伤既包括外部力量造成的身体损伤，也包括心理损伤。而心理创伤常见的外在反应可表现于生理层面、认知层面、情绪层面、行为层面。作者分析了弗洛伊德的诱导理论，指出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理解包括童年早期经历的事件的记忆、青春期后经历的事件的记忆与后期经历事件触发的对早年事件的记忆三个方面。“弗洛伊德不关注创伤事件本身，而是强调创伤性记忆，他对创伤概念的理解来源于严格的线性、时序性的模型。”[18]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无意识幻想对于处理创伤的作用，然而，不同于弗洛伊德对于本能的强调，荣格对于创伤的理解更为宽泛，他认为心理创伤是有情结的，并研究各种创伤所形成的情结。

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一文阐述了从创伤的病理学研究、对战争创伤的心理研究到创伤的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脉络，考察了创伤见证的真实性、创伤再现的方式、记忆与历史创伤、创伤与复原等问题，认为创伤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或群体的创伤经历，比如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与儿童、遭受战争伤害的士兵、遭受种族压迫的少数族裔的创伤史。作者指出，创伤事件的再现不可能完全复原过去的事件，而是要受到幸存者主观感受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含有对创伤经历的重新编辑、想象，具有主观性与虚构性。创伤记忆对于颠覆与修正西方官方历史叙述、揭示边缘群体的真实创伤史、建构新的历史叙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帮助受创者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使其走出创伤的重要方法，“建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创伤复原的基础，创伤叙述是创伤复原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幸存者与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创伤叙述不仅包括幸存者向治疗师或亲人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也包括书写叙述”[19]。身体对于创伤者的复原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上可见，国内学界对西方创伤理论进行了梳理与阐释，在梳理创伤理论的发展脉络、对创伤进行界定与分类的基础上，对弗洛伊德、荣格、卡西·卡鲁思、安妮·怀特海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法农等相关的创伤理论研究者的观点进行了阐释，探究了创伤性事件的再现方式、创伤与记忆、创伤与复原、象征性创伤事件与创伤认知的矛盾、创伤见证的真实性、创伤理论的功能等问题。

此外，国内学者广泛运用创伤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对某一作家的一部或多部作品中的种族或族群创伤、性别创伤等创伤叙事进行解读；对不同作家作品的创伤叙事进行比较研究；对创伤与记忆、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等问题进行探讨。

在种族、族群创伤记忆的书写方面，邵凌《库切与创伤书写》一文概述了创伤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而指出，南非作家库切的创作中始终贯穿了创伤书写，这与其成长经历、南非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库切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深恶痛绝，创伤性的心理体验对他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他的作品中充溢着创伤叙事。作者以库切的《幽暗之地》《等待野蛮人》《铁器时代》与《耻》四部小说为例，结合弗洛伊德、荣格、卡鲁斯等人的创伤理论，从库切小说中的人物、视角、主题等方面分析了其创伤书写，认为库切将南非种族隔离的创伤记忆与殖民、反殖民的历史主题以及后现代的自由书写联系起来，通过创伤书写揭示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罪恶与黑人、白人、有色人种的心理创伤，从而表达了社会变革的诉求。“库切的小说站在历史的高度见证了黑人族群的历史创伤，同时又突出了种族隔离带给白人知识分子的道德耻辱和精神创伤。流淌于他笔端的创伤是多维的、立体的、丰满的，个体心理创伤、集体创伤、身体创伤、精神创伤，乃至要实现建立一个和谐共处的混杂性民族南非所要克服的文化创伤，无不在他的小说里暗潮汹涌。”[20]李长中的论文《“创伤”记忆与族群身份的寓言化想象——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则结合相关的创伤理论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的创伤叙事进行了论述。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老人与鹿》、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的《梨花碎满幸福的门》、布朗族诗人罗彩惠的《贵州行吟》、裕固族诗人贺继新的《告别昨天的梦乡》等作品中，都充斥着创伤性氛围以及人口较少民族面对现代文明时的创伤性体验。作者还指出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伤叙事所存在的问题，“因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导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伤’书写面临着如何通过文学叙事医治这些创伤、如何在多元文化混杂中重建身份认同、又如何避免在创伤记忆中被文化民族主义所裹挟等问题”[21]。

在创伤叙事的作用与比较研究方面，季广茂《精神创伤及其叙事》一文对鲁迅、柔石、台静农等作家的创伤叙事进行了比较，探究了创伤叙事的作用。作者首先阐述了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以及创伤的界定、表现、类别。作者指出，创伤包括身体创伤与精神创伤，与文学相关的创伤主要是精神创伤，并分析了鲁迅《祝福》中的创伤叙事，祥林嫂经历了人间最为悲惨的创伤性事件，她的精神创伤也最为深重。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台静农的《新坟》、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中的创伤叙事的深刻程度都不如鲁迅的《祝福》。作者还考察了沈从文的短篇小说《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芭芭拉·史翠珊执导的电影《浪潮王子》、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表现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小说《命运无常》等小说与影视作品中的创伤叙事，认为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治疗，“创伤叙事是人在遭遇现实困厄和精神磨难后的真诚的心灵告白。也只有通过真诚的心灵告白，心灵的创伤才能得到医治”[22]。

林庆新《创伤记忆的“重演”与“修通”——解读科辛斯基的〈彩绘鸟〉》一文对波兰裔美国作家科辛斯基1965年发表的小说《彩绘鸟》中的创伤记忆进行了解读。《彩绘鸟》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东欧农村中的一位流浪儿童的悲惨故事，并用彩绘鸟来象征小说中的人物，天生的黑头发黑眼睛的无名氏男孩备受村民的歧视，象征了被排除在群体之外的被孤立的彩绘鸟，而村民则充当了摧残、迫害彩绘鸟的角色。在小说中，小男孩与村民兼有受害者及施虐者的双重身份，象征了现代人的异化。《彩绘鸟》中没有人物对话，从而创造了一个无法沟通的失语的彩绘鸟世界，失语是彩绘鸟的共性。失语源于残暴事件，也是对残暴的无声反抗。科辛斯基创造了彩绘鸟这一中心意象，并在情节与结构上不断强化这一意象，“作为暴力的受害者，彩绘鸟的人生经历沿着遭遇暴力、躲避暴力、暴力复仇的轨迹循环往复。在情节结构上《彩绘鸟》很像流浪汉小说，这种结构与暴力循环主题相得益彰”[23]。科辛斯基揭示了纳粹统治之下东欧农村的生存状况，村庄是奥斯维辛的缩影，正是纳粹的残暴让村民们失去了宽容，激发起他们人性中的恶，他们的残暴只不过是对极权的模仿。通过对《彩绘鸟》中的创伤性经历的阅读，读者体验到相同的精神创伤，然而，创伤叙事不仅要让读者感受、沉浸于过去的创伤之中，还要激起他们对创伤性事件的反省和批判，也就是说：“既把读者带入创伤性情景，又有意识地让他们超越创伤性情结，修通创伤记忆并对小说人物和事件保持批判性距离。”[24]郭红、魏艳辉的论文《记忆、死亡与时间——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中的创伤写作》也以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为例，探讨了小说中的记忆、死亡与时间，认为冯内古特对创伤性存在的再现，隐含着深层的人文关怀。[25]

关于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王欣《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国王的人马〉中的历史叙事研究》一文结合卡鲁斯、艾瑞克森的创伤理论，对美国南方文学的经典作品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小说《国王的人马》进行了解读，对小说中体现的个人生活中的创伤性事件与集体记忆中的历史创伤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在个体的层面上，创伤是一种孤独的私密的体验；但在集体的层面上，集体创伤缓慢地破坏了组织之间的联系、相应的价值观和固定的社会关系，对于形成并维系这个集体的重要价值理念和认知程度造成普遍的破坏。”[26]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双重创伤体验，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美国的南方社会。此外，黄丽娟和陶家俊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黑人代际间创伤研究》、王建会的《创伤理论与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以亚裔男性研究为视角》、尚必武的《创伤·记忆·叙述疗法——评莫里森新作〈慈悲〉》等论文，以及丁玫的《艾·巴·辛格小说中的创伤研究》、刘毅的《多丽丝·莱辛的创伤书写》、刘卓的《从创伤理论分析〈五号屠场〉》、李明娇的《创伤与复原：〈宠儿〉中的母亲杀婴主题研究》等硕博学位论文，也以创伤理论为依据，考察了创伤文学中的代际间创伤、种族创伤、性别创伤、创伤与记忆、创伤与复原等问题。

在专著方面，卫岭的《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创作》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联系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对奥尼尔的《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等作品中体现的创伤记忆进行解读，指出奥尼尔创造了“大海”、“面具”、“雾”、“笼子”等创伤记忆的意象，在此基础上对奥尼尔悲剧的思想与艺术特征进行了归纳。苏忱的《再现创伤的历史：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桂荣的《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等书也以创伤理论为基础，对斯威夫特、伯吉斯等作家的作品中的创伤叙事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叙事与创伤历史的关系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文学创伤叙事的意义，以及家庭创伤、社会创伤、种族创伤、战争创伤等在作品中的表达等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于创伤的研究，包括对创伤理论的研究与运用创伤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实践两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书拟从殖民之伤、种族之伤、女性之伤、生态之伤、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之伤五个方面对西方文学中的创伤书写进行探究。事实上，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创伤书写与创伤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创伤性事件或者经验能够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再现。不同的叙事方式与叙事主体，决定了对创伤性事件的不同叙事视角与内容，构成了历史真实的不同层面。就此来说，文学是对创伤历史的一种传达与再现，而创伤历史又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等关键词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阐释时，本书参考和借鉴了创伤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等相关理论，以期加深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拓展研究的视角。本书的具体思路如下：以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威廉·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萨拉·康格的《北京信札》为例来探究殖民创伤的历史真实与文本再现。以哈丽特·伊丽莎白·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为例探究黑人奴隶与犹太人的创伤叙事以及创伤的代际传递、种族屠杀的个体罪责与集体罪责等问题。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哈丽特·伊丽莎白·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艾丽丝·沃克的《紫色》、简·里斯的《藻海无边》为文本依据探究女性创伤与殖民、种族、男性话语、帝国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鉴于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威廉·戈尔丁的《蝇王》、E.B.怀特的《夏洛的网》为例探究海洋生态、荒岛生态、生态反思与修复等问题。以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为例探究现代西方人的生存困境之伤。总之，本书在跨学科的视野下，力图实现返回经典与深化实践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