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菲律宾地处亚洲东南部，东临太平洋，西边扼守南中国海，北隔巴士海峡与台湾相望，西南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共同扼守苏禄海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美自1898年发动美西战争后，便将菲律宾攫为本国在亚洲地区唯一殖民地。经过对菲半个世纪的改造，美国于1946年给予菲律宾独立，但是旋即将后者纳入二战后全球美苏对抗冷战体系的“自由世界”一方，将其打造成遏制共产主义发展战略东线的重要环节。美进一步通过《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一系列双边、多边军事条约与菲缔结同盟关系，并迫使菲在朝鲜战争、印支半岛问题中履行同盟安全义务。

1965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上台，开始为期21年的长期统治，其中美国先后经历了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及里根五任总统，经历民主党、共和党政府的两轮执政更替。这一阶段美菲同盟先后在如何因应越南战争、尼克松主义引发的亚洲政策调整、菲政府实施军管法统治、《军事基地协定》修订谈判、《劳雷尔—兰利协定》到期、《共同防御条约》存废及适用、美人权外交在菲应用等方面出现合作或分歧，关系呈“M”型发展，几度起伏，最终以里根政府“切割”与马科斯政府关系，马科斯流亡夏威夷而告终。

鉴于美菲两国之间不对称同盟关系性质，美几届政府对菲实施了较为有效的同盟管理，总体维持了菲律宾的政治、经济稳定，维护了美在菲军事基地的存在与有效运转，维护了美在菲经济利益。在此过程中，菲马科斯政府既有“被牵连”的安全担心，也有“被抛弃”的安全恐惧，同时也不甘处于完全被主导的同盟关系一端，通过《军事基地协定》谈判、突出国内安全风险威胁、实施独立自主外交等方式来予以反制。

在美菲同盟关系发展演变过程中，美在不同政府时期对菲同盟管理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但在各个时期又有具体关注，各有侧重。在美对菲外交决策及实施中，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及国会等不同部门如何博弈和协调，以何种决策协调机制形成对菲同盟管理政策，这些政策如何波动，对美菲关系造成何种直接影响和持续影响？同时，菲律宾马科斯政府又是如何设法将美国牵涉到菲律宾的国防外交事务之中，以及借美方同盟安全义务拉美方介入南海冲突、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之间沙巴主权争议问题、国内安全问题？上述问题都有待于通过研究美国政府对菲律宾马科斯政府的政策来深入探讨。

笔者还拟通过对这一时期国际、地区形势的剖析，对美国外交决策的演变过程和发展特点进行研究，探讨影响美国对菲外交政策演变的内外因素，从而深入揭示美国对菲外交政策的本质。

（二）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方面

美菲两国之间有多重关系，因此美菲关系研究有多种视角可供选择，包括非对称性同盟关系、前宗主国与前殖民地关系、超级大国与小国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同盟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即便是按照最严苛的衡量标准，美菲关系都无疑属于典型性同盟关系。在同盟理论框架内，笔者结合同盟建立、关系发展及是否解体的具体史实，可以验证同盟理论的诸多内容，包括：美菲同盟缔结成因；同盟建立后，两国如何进行同盟管理；是否出现“牵连”与“抛弃”或其他同盟困境；同盟关系是否及如何受到国际及地区环境发展变化的影响；是否以及如何受到第三国因素的扰动；强实力一方如何利用安全义务承诺与减少承诺、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利益补偿等方式来主导同盟关系发展；弱实力一方究竟是被动接受同盟关系，还是采取议题联系、拓展与其他潜在同盟关系、减少对强实力一方的安全依赖等方式进行同盟反制；美菲同盟面临诸多考验与挑战，是否走向同盟解体。在此基础上，笔者对现有同盟理论进行一定补充，特别是对非对称同盟关系发展提出5种推论，并进行证实。此外，笔者还对非对称同盟在同盟反制中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提出观点。

2.学术意义方面

首先，前人研究囿于资料匮乏，特别是美国、菲律宾官方档案的解密限制，造成中外学者对该议题研究深度不够，且部分存在事实错漏。本书以解密档案为主要参考依据，使用“数字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简称DNSA）数据库、《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以及盖尔（GALE）公司出版的“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简称DDRS）数据库等涉及美国对外政策、涉菲事务相关解密文件，对这一阶段的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及美菲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其次，前人研究存在一定的漏洞和盲点，有些重要议题被忽略或者因欠缺材料而无法开展研究，譬如对1969年美国参议院赛明顿听证会（Symington hearings）与“尼克松主义”的关系，以及两者对菲律宾从越南撤军及美菲关系的影响缺乏深度研究；对1974年《美菲贸易协定》（即《劳雷尔—兰利协定》）到期后美国对菲经贸政策欠缺研究；对美国政府对菲律宾温和反对派（包括反对派政党、基督教组织等）的评估，以及两者之间借力、互动缺乏关注；对卡特政府与里根政府在对菲人权外交实施中的异同缺乏研究；对美国国会借《对外援助法》增设人权问题相关条款从而实施援助制裁，在美国调整对菲政策中的作用也研究不足。本人拟弥补前人的不足，开展一些研究探索。

第三，美国的对菲政策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环节，涉及美国同盟体系的构建与维护、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调整变化、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存在、美国的南海政策、美国推进的全球民主化等诸多角度和议题。以此为个案，可以以小见大揭示出美国亚太政策的演变本质，从而对深刻认识美国外交决策变革有重要实践意义。

3.现实意义方面

美国对马科斯时期菲律宾政府的政策对美菲关系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我们更好地解析和应对中菲、美菲、南海问题等都有现实意义。2019年3月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R.Pompeo）访菲时首次明确《共同防御条约》在南海的适用性 [1]，如果不深入研究美政府在该问题方面的立场演变，就无法认识到该表述所透露出的美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我经略南海及处理与菲关系的威胁。另外，在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发展变化背景下，研究美国作为大国如何处理与菲律宾这样的小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今日逐步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亦可资借鉴。

二文献综述

笔者将1965—1986年之间美国对菲外交政策演变方面的研究成果按照政治外交议题、军事安保议题、经济社会议题三类分类梳理，其中国外研究状况，主要是搜集整理英文研究成果，此外有部分翻译、摘译的俄语及日语研究成果。

（一）美菲政治外交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美菲关系中的政治外交议题，国内外学者就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研究形成了诸多成果。

1.国外研究专著方面

（1）专题类论述美国对菲律宾政策、菲律宾内政外交研究方面

曾担任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外记者的雷蒙德·邦纳（Raymond Bonner），主要驻南美进行新闻报道。出于对美国为何会支持南越吴庭艳、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权、伊朗巴列维政权及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等独裁政权的思考，其选取菲律宾马科斯政权作为分析对象，查询资料、采访官员以深入研究。其自称，先后提交150多份信息自由法（FOIA）查询申请，查阅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3200份约12000页的秘密档案材料，并先后采访了包括1964—1986年之间历任美驻菲大使在内的70多名美国政府官员，10多名菲律宾政府官员，获得了诸多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其撰写了《与独裁者起舞：马科斯家族与美国政策的制定》[2]，认为在美菲关系中，菲律宾并不是毫无作为的被动接受者。菲律宾政府，特别是马科斯执政时期的菲律宾政府，在不对等的双边关系中有所积极作为，美菲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邦纳还对马科斯个人进行评价，认为其政治的精明可媲美约翰逊，卓越的演说能力堪比肯尼迪，而且其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熟稔堪称“绝对的大师”（absolute master），掌握这个体制的纷繁复杂与微小变化，因此在每一个转折点，无论是越南问题还是人权问题方面，其都能屹立不倒，应对得当。作者也坦承其在资料查询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譬如在撰写第九部分“军事基地（the Bases）”时，其申请向国务院查阅密档，国务院回复有374份相关文件，但是只提供103份低密级档案，21份进行了删除处理，还有226份拒绝提供，并言称其他的档案或者在白宫，或者在国防部。因此作者难以获取到全面、系统的解密档案来论述观点，只能通过有限的档案，结合大量的采访和新闻报道、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在一些重大问题方面不能给出确凿的结论性意见。该著述是在国内外学者运用批量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之前，最早、最系统查阅和运用美国政府档案研究该阶段美菲关系的第一本著作。

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1925-2013）兼具记者与学者身份，先后在《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1965—1971）、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等传媒供职，1959年以后常驻于东亚，关注领域主要是越战等东亚事务。其《依我塑造：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3]是主要依靠二手材料写就的，并因为作者成功采访了很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譬如前美国驻菲大使拜罗德（Henry Byroade）等人，使得该著述有些口述历史的感觉，非常生动，并获得了1990年的普利策历史奖（Pulitzer Prize for History）。该书中，作者对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提出赞赏，认为相较欧洲的殖民政策而言，美国在菲并未过度政治压制和经济剥削压榨，反而是实施较为开明的民主政治，以及在工业、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给菲律宾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进步。但是，作者也提出美国政府过于以自己单方面的空想，投射在菲律宾这个国度，造成美国对菲政策具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但该著述一方面过于对美国在菲的殖民统治及后殖民时代的影响进行粉饰，另一方面出现过于采信于当事人的口述，因而不可避免出现与史实不符之处的现象，譬如美菲双方在实施军管法的事前沟通问题方面，该书采信拜罗德大使所言，得出美政府对马科斯拟实施军管法一无所知的谬误。

时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的H.W.布兰兹（H.W.Brands）曾出版过《冷战之内》（Inside The Cold War）、《冷战者》（Cold Warrior）等著述。其《走向帝国：美国与菲律宾》[4]是一本全面论述美菲百年关系史的著述，作者查阅了美菲两国早期的档案材料，在论述殖民地时期双边关系方面论据较为扎实，但在论述二战后美菲关系方面，特别是论及20世纪70—80年代美菲关系时，他也遭遇到同时期其他学者类似的资料匮乏问题。而且在论述马科斯执政时期美菲关系的篇幅仅有区区30多页，不足全书十分之一。且多引用《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FEER）支撑其观点，过于单薄。

克劳德·A.巴斯（Claude A.Buss，1903-1998），曾作为美国政府派驻菲律宾高级专员弗朗西斯·塞尔（Francis Sayre，1939—1947年任此职）的行政助理，参与美政府对菲殖民时期的管治。后来其由官转学，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在菲律宾大学（UP）交流，开展菲律宾政策及美菲关系研究。其著述的《美国与菲律宾：制订政策的背景》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与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联合出版的政策研究系列丛书之一。该书主要分析1965年到1977年间美菲关系情况，分为三个部分：美国对菲政策的演变及冲突的根源、军管法前后的马科斯政府政策、尼克松主义及自越南撤军后的美国利益及政策的再评估。作为一名曾经对菲进行行政管理的前政府官员，以及长期研究菲律宾的学者，其对美菲关系研究非常深入准确。其认为马科斯政府提出的“新发展外交（New Developmental Diplomacy）”，实质上是由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心理而驱使的，虽然由于越战的结束、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终结、美菲《劳雷尔—兰利协定》（Laurel-Langley Agreement）结束造成美菲坚定的同盟关系受到冲击，矛盾有所凸显，但其展望美菲关系的未来，坚信“只要美国仍渴盼菲律宾充任其在亚洲反共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以及这些政策行之有效，美菲之间的相互攻讦就能被抑制住”[5]。该书成文于福特政府结束之时，正是美对菲同盟管理最为软弱无力之时，作者仍然分析出美在菲战略利益并未动摇，菲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亲美就能维系同盟关系的发展，从之后卡特政府加强同盟管理等发展来回顾此书，作者很具有前瞻性。

詹姆斯·汉密尔顿·帕特森（James Hamilton-Paterson）[6]，作为一个在菲律宾生活了18年的英国人，其经历了马科斯政权的兴衰，在《美国的儿子：菲律宾一个世纪的殖民主义》一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菲律宾诗歌、语言（他加禄语），但是学术价值不高。

以研究法西斯主义为长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A.詹姆斯·格雷戈尔（A.James Gregor），曾出任马科斯总统的无薪顾问（uncompensated adviser），其著述的《菲律宾危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7]聚焦于菲律宾内部问题对美国太平洋安全利益的影响，较为深入阐述了美菲的特殊关系，剖析了军管法实施以后菲律宾在政治、经济事务方面所深陷的危机，并由于阿基诺参议员遇刺而加剧了这种危局。该作者也对潜在能够替代马科斯的菲律宾国内外反对派领导人和政治势力一一进行分析，并对美国未来的对菲政策提出建议，即通过稳定形势和创造条件来推进渐进而非极端的变化，保护自身的利益。在此过程中，要警惕菲国内外温和反对派，这些势力上台会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造成反作用；不能因为菲律宾的人权问题和基地谈判问题而进行惩罚性制裁，而应该继续维护菲律宾政治和经济局面，防止菲律宾走向内战以及美国基地被迫撤出，将目前危机发展成中美苏三国在东南亚区域的对抗，并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该作者敏锐关注到马科斯政权潜在的政治接班人群体，其相关政策建议也与美外交决策实际不谋而合。其虽然没有以同盟理论来分析美菲关系，但关于美对菲惩罚性制裁等论述具有同盟管理的内涵。

时任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William Paterson College）政治系教员，至今仍健在并活跃在美国政治学领域的斯蒂芬·R.沙洛姆（Stephen R.Shalom），1981年撰写了《美国与菲律宾：新殖民主义研究》[8]一书，其将二战后美菲关系的性质定性为“新殖民主义”同盟，认为美国政府通过持续培养和维护腐败、不民主的菲律宾精英阶层，来换取菲律宾统治阶层甘愿支持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菲律宾学者中，曾担任菲律宾政治学学会主席的费尔南德斯·亚历杭德罗（Fernandez Alejandro）的《菲律宾与美国：新型关系的构建》[9]成书于1977年，适逢美菲《劳雷尔—兰利协定》终止以及越战后美菲关系调整，作者认为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矛盾，美菲“特殊关系”终结了，双方关系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困惑，亟待就构建新型关系形成一致意见。

一些关于美国对亚洲、东南亚政策的研究著述，将美菲关系囊括其中，有所涉及。其中包括巴克利·罗杰（Buckley Roger）的《1945年之后亚太地区中的美国》[10]，研究了二战之后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论述了美国通过构建安全同盟及充分利用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来维持其统治力。罗伯特·麦克马洪（Robert J.McMahon）的《帝国的界限：二战后的美国和东南亚》[11]从剖析美国政策角度，分析了1945年后美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复杂关系，文章还对美国与东南亚地区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关注。

（2）通论性国际关系史、冷战史、美国外交和美国史、国际关系理论类

除了上述的专门研究马科斯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对菲政策的著述外，在美国外交史等著述中均有涉及该阶段美国对菲政策的内容，只是涉及程度不一，多为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加布里埃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是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关于越战研究的《解剖战争》（Anatomy of a War）一书令其蜚声学界。其撰写的《遭遇第三世界：美国外交政策1945—1980》[12]，选取菲律宾作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橱窗之一，以小见大，展示美国的理论和具体实践。美国外交史修正派领军人物威廉·A.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美国外交的悲剧》[13]、约翰·顿布瑞尔（John Dumbrell）及大卫·M.巴雷特（David M.Barrett）合著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美国民主和美国外交政策》[14]、比米斯·S.F.（Bemis S.F.）的《美国外交史》、杰里尔·A.罗塞蒂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埃尔默·普利施科（Plischke，E.）的《首脑外交》[15]也都涉及美国对菲政策制定和实施内容。

（3）传记、回忆录中涉及美国外交政策、对菲政策制定和实施

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M.Nixon）的《不再有越战》[16]和《尼克松回忆录》[17]、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18]、曾任美驻菲大使的威廉·赫·沙利文（Willian H.Sullivan）的《出使伊朗》[19]，以及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的《马科斯王朝》[20]、查理·C.麦克杜格尔德的《马科斯传——他是菲律宾的英雄还是腐败的暴君？》[21]、菲律宾作家埃萨伯罗·克里索斯托莫的《科丽·阿基诺传》[22]、卡门·纳瓦罗·佩德罗萨的《马科斯夫人秘闻》[23]、贝·丝戴·罗慕洛的《菲律宾政坛回忆》[24]等。

2.国外学术论文方面

在论文方面，在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浪潮中，一批知名反战学者于1967年联合创办了《关心亚洲学者通讯》（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季刊。目前，该刊物已纳入著名的出版巨头Taylor & Francis Group旗下，并改名为《亚洲评论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该杂志关注并刊载了大量研究美菲关系的文章，该杂志自创刊至2000年（第32期）之前均可以直接在其官方网站下载电子版，2000年以后可以在Taylor & Francis Online查询下载。再一个就是《亚洲研究》（Asian Survey），一批国外著名学者在此刊物发表美菲关系、菲律宾研究方面的论文。

在研究美菲关系或者菲律宾方面的美国学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自1973年即开始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及政治系的学者罗伯特·L.扬布拉德（Robert L.Youngblood），他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79年曾作为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在菲律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学。其长期关注菲律宾及亚太问题，对菲律宾研究视野广泛，从美菲关系到菲律宾外交，从菲律宾政治到菲律宾天主教会，都成果斐然。1983年9月，他应美国国会众议院邀请，以美国知名的菲律宾问题学者身份参加菲律宾人权状况听证会，阐述菲律宾政局及人权状况，还向美国政府提出四点应对建议。其关于菲律宾研究方面的著述主要有《马科斯对阵天主教会：菲律宾经济发展与政治压制》[25]、《权力模式与菲律宾政治：发展启示录》[26]，论文主要有《1982年的菲律宾：马科斯强硬对待国内批评》《1981年的菲律宾：从新社会到新共和》《菲律宾政府媒体关系》《菲律宾天主教会对军管法的反对》《“新社会”之下的菲美关系》《1985年的菲律宾：持续的信任危机》《菲律宾“新社会”中的基督教》《阿基诺奇迹与菲律宾教会》[27]等。其中，《“新社会”之下的菲美关系》曾在《南洋资料译丛》1977年第4期翻译发表（第3—16页），文章重点论述了菲律宾马科斯政府实施“军管法”以来菲律宾外交政策的新动向，认为虽然马科斯政府有意拓展该国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并试图在第三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但所谓菲律宾新的独立外交政策只是“反映着将来的期望，而不是目前的实际成效”，马科斯政府必须看到美菲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美菲关系也面临菲律宾失去贸易特惠地位后的矛盾与不满、《军事基地协定》谈判前景不明、马科斯政权在美国形象下滑等影响，但作者预言“美国将会对它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作出重大让步”。

时任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Company）经济部负责人的威廉·H.奥弗霍特（William H.Overholt）的《马科斯的兴衰》[28]，基于其15次赴菲调研和大量的采访所著，且在马科斯下台之后发表，观点略显尖锐。

贾斯特斯·克洛伊夫（Justus M.van der Kroef）的《菲律宾政治犯与美国》[29]一文，比照菲政府公报、媒体报道和人权机构报告等，分析了菲律宾军管法时期的政治犯情况，论述了美国政府在对待菲律宾人权问题方面的刻意忽视，甚至是颠倒黑白进行粉饰。作者认为美政府所谓的“静默外交”（quiet diplomacy）给马科斯施压是毫无作用的，菲律宾政治犯问题、人权问题的解决不能指望自吹自擂的美国政府人权政策，而要依靠坚定、勇敢的菲律宾民众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坚持努力。

牛津圣约翰学院学者威廉·伯恩斯（William J.Burns）的《里根政府与菲律宾》[30]，认为在外交政策方面，里根政府不同于卡特政府对盟国的抨击，提出应该善待第三世界的独裁政权友好国家，以此维护在这些独裁国家的美国利益。里根政府依然面临着“平衡利益和价值观是美国决策者们巨大的困难”这个难题，放弃马科斯政权恐怕会造成菲律宾失控和共产党势力坐大，过于支持马科斯政权会造成菲律宾亲美势力疏远美国，也会削弱马科斯实施改革的决心和动力。作者建议，要保持一个与马科斯政权的健康距离，减少对马科斯政府重大工程项目的投资和支持，多转向农村发展方面援助。

美国老牌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学者韦登·贝罗（Widen Bello）的《沼泽边缘：美国与菲律宾危机》[31]，指出应对菲律宾危机时，美国政府内部各部门意见分歧巨大，国务院担心菲政局动荡，财政部却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施压马科斯政府，军方成为菲美联络的第二外交管道，希望推进对菲军事力量的改革，但马科斯出于对南越政权覆灭的前车之鉴，对此排斥和拒绝。马科斯也充分利用美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分歧，不断用共产党威胁和接手政权来予以威胁回应，确保美国对自己政权的持续支持。作者也对菲律宾政治格局及美国如何应对进行分析和建议，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亲美立场在菲律宾政治中会成功，而到了80年代，亲美身份一定会毁了政治生涯。菲律宾的政治重心逐步“左倾”，转为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美国政府应该放弃目前的推动反对派与马科斯分享权力的做法，改而给予反对派团结反对马科斯的机会，否则后马科斯时代上台的政府，势必对美政府心怀仇恨。

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当时已专注研究菲律宾13年的理查德·J.凯斯勒（Richard J.Kessler）的《马科斯与美国人》一文，分析了和马科斯打交道的五任美国总统都不得不支持马科斯政权的理由，核心就是基辛格1976年所言“我们亚洲安全的关键一定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大和均势”[32]，作者认为美国对菲律宾形势关注和研究长期不够，直到马科斯破坏了菲律宾社会结构才亡羊补牢，仓促应对。

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学者盖瑞·霍斯（Gary Hawes）的《美国对马科斯政权的支持和以压促变》一文，主要观点是“军事基地、大国在东南亚的冲突、菲共运动的危险都限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空间”[33]。

彼得·贝科（Peter Bacho）撰写的《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选项》[34]回顾研究马科斯执政时期一直无力解决好土地改革问题，这成为菲律宾经济困局的根源。此外，美国应该认识到在菲律宾军事基地除了应对地区军事威胁的作用外，还存在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查尔姆斯·约翰逊教授（Chalmers Johnson）与柬埔寨留美博士生卡塔瑞亚·奥姆（Khatharya Um）联合撰写的《1986年的美国与亚洲：渴望民主》[35]将这一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马科斯政权及美菲关系的调整，放到了美国推动亚洲民主化的视野来分析，认为这正是里根总统所说的“自由之风吹遍亚洲”的注脚，并带动了韩国、台湾等地的民主化进程。

美国加州大学学者罗伯特·霍恩（Robert C.Horn）的《东南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知》[36]，剖析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东盟组织对待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差异，东盟的主流观点是里根政府夸大苏联威胁，将美国的困难和全球问题归咎于苏联，世界观是简单的反苏主义。东盟组织及多数东南亚国家并不想加入美国为首的对抗苏越的“十字军”。

1979—1983年出任美国驻菲大使馆政务参赞的美国外交官赫伯特·S.马林（Herbert S.Malin）撰写的《1984年的菲律宾：克服危机》[37]，论述了菲律宾的政治、经济稳定性危机在军管法时期已经酝酿，是由于阿基诺遇刺而被激发。但此文主要是对当年菲律宾政治、经济局面的简要回顾，缺乏深度分析。

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G.西德尼·西利曼（G.Sidney Silliman）《1983年的菲律宾：困境中的独裁主义》[38]，剖析了阿基诺遇刺事件给马科斯执政及菲美关系带来的影响，作者认为里根总统虽然取消对菲访问，但美国并未取消对马科斯政权的支持。菲律宾的独裁政治危机重重，但是尚未到马科斯总统落幕之时。

美国北伊利诺伊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克拉克·D.内尔的《1979年的菲律宾：堡垒裂痕》[39]及《1980年的菲律宾：风暴聚集》，强调了“美国在全亚洲的力量都与在菲的军事基地及反共的菲律宾政府息息相关”[40]，突出了菲律宾的战略重要性。作者还揭示流亡在美的前参议员阿基诺活动给马科斯政权造成的压力，马科斯1980年的顺利访美稳定了美国政府对菲政策。在人权问题方面，美国国务院关于菲律宾人权报告存在明显偏袒，美国各部门对菲人权问题态度迥异。

美国加州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吉特·G.马查多（Kit G.Machado）的《1978年的菲律宾：独裁统治继续加强》[41]认为马科斯在这一年举行临时国民议会（Interim Batasang Pambansa，IBP）选举，显示出政治正常化的姿态，缓和了菲政府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了马科斯的独裁政权。

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大卫·乌夫尔（David Wurfel）的《菲律宾：强化的对话》[42]，将1966年定位为“美国的菲律宾年”，因为这一年菲律宾通过了国会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外交政策——《越南援助法案》（Vietnam Aid Bill），新上台的马科斯政府追随美国参加越战。作者梳理认为，美国的东南亚战略、军事基地、投资环境、贸易关系、经济援助和菲律宾二战老兵事务等问题，将长期存在并影响美菲关系。

美国美利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府学院副教授，曾在菲律宾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的马丁·梅多斯（Martin Meadows）的《菲美关系的近期发展：关于民族主义的案例分析》一文，认为独立后的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循环模式，在1964—1965年达到了两国关系的低点，甚至是最低点。究其原因，是两国间的贸易、投资和军事防务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不断放大，引发了20年来菲律宾最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广泛的反美示威。[43]

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加布里埃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的文章《菲律宾：另一个越南？》[44]认为，除了美国在印支溃败后，菲律宾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方面更具重要性外，菲律宾还是美国按照其想法持续努力改造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样本。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驻香港记者彼得·R.卡恩（Peter R.Kann）撰写的《没有民主的菲律宾》表示，对外国人来说，菲律宾实施军管法就是增加了西方民主不符合东方土壤的新证据而已。但实施军管法后，美国政府和商人都对菲律宾形势感到满意。美菲的矛盾也容易更好应对，好过以前要应对国会和媒体的多种纷扰。[45]

美国堪萨斯大学政治学与亚洲研究教授，长期关注菲律宾问题的卡尔·H.兰德（Carl H.Landé）在《军管法后的菲律宾前景展望》[46]中论述，不应夸大美国在马科斯留任或者恢复民主等问题方面的作用。美国的经援和物质援助固然对马科斯很重要，但对其生存并不如此关键。考虑到其国内基础，以及贷款、投资、军事装备的其他来源，以及伊朗、尼加拉瓜的近期实践，美国的压力并不能逼迫马科斯放弃权力。

卡尔·H.兰德（Carl H.Landé）的另一篇文章《菲律宾与美国》[47]认为，美菲关系长期具有不平等性，这影响了单一方从另一方的所得、各自的议价能力以及国家心理中的得失感。这种不平等性既有军事实力的差异，也有经济上的悬殊差距，因此菲律宾一直执行了一种菲政治家雷克多参议员（Claro M.Recto）描述的“乞丐外交政策”（mendicant foreign policy）。美菲两国有着不同的政策关注：菲律宾政府寻求利用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来推动国家利益；而美国作为全球大国有着全球视域的关注，在冷战期间，其视自己有责任来动员和保护自由世界，包括东南亚地区来抵制共产党势力。在此背景下，美国在菲有利益并尽力协助该国，但全球或地区考量被放在更优先的地位。马科斯曾经能够维持美在菲的利益，但当其执政恐引发菲共的胜利和失去军事基地，美国人抛弃他就是时间问题了。

《远东经济评论》专栏作家罗伯特·A.曼宁（Robert A.Manning）所写的《危机中的菲律宾》[48]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困境在于如何应对一个处于崩溃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独裁政权，而这里有着美国长期的战略利益，譬如菲律宾。菲律宾政改的最大困难在于经济困难，而经济困难植根于经济结构失效，这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的进口替代政策，后来被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放大，加上之后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高企的实际利率。但深究原因，关键还是马科斯的政策不当所致。

瓦尔登·贝罗（Walden Bello）在《阿基诺时代的美菲关系》[49]一文中回顾了美国对马科斯政权政策调整，认为主要是美国外交决策系统的调整决定了对菲政策的调整。作者分析，1983年之后，美国国务院内部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选择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而不是意识形态论。国务院的这些现实主义者逐步从白宫和国安会获得外交事务主导权，调整他们所抨击的原来的破产政策。1985年，时任美驻菲大使电报国务卿，要求调整对菲律宾外交政策，并提请特别注意菲律宾反对派的整合和参选胜选的可能性，但是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却坚持支持马科斯政权，贻误良机。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霍文·G.马拉南（Joven G.Maranan）撰写的历史学硕士论文《军管倒计时：1969—1972年的美菲关系》[50]是笔者能够查询到的最新的研究马科斯时期美菲关系的论著，作者将美国解密档案与美菲研究的著述进行了一定的比对研究，论证1969年之后美菲关系的发展直接决定了马科斯实施军管法。

美国纽约大学斯坦梅茨·莎拉（Steinmetz Sara）的博士论文《美国的人权政策及海外民主发展——以现实政治的视角来分析》[51]，从新保守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对美国对伊朗、尼加拉瓜和菲律宾三个国家实施人权政策的个案进行了比较研究。

来自菲律宾官员、学者的文章中，前参议员、著名的菲律宾政界人士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S.Aquino Jr.）在美国著名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刊文《菲律宾怎么了？》[52]，这可以被视为其早期政治思想的一次集中反映。阿基诺敏锐观察到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复兴和亚洲国家认同正在逐步觉醒，认为菲律宾冀望得到尊重和尊严，希望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监护关系（partnership，not wardship）。阿基诺过度渲染了中国对菲律宾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在菲100万未同化的华人华侨的威胁，认为这些华人华侨给菲律宾带来的不仅是恐惧，更是妖魔鬼怪（more than a fear，it is a spectre），在此情况下，菲律宾比以往更需要美国，否则留给菲律宾的就是要么被“赤化”，或者灭国（go red or fall dead）。他关注到美国约翰逊总统1968年3月底突然与北越开始磋商，认为菲律宾对美国的需求更加迫切，菲律宾和其他自由亚洲国家们担心，美国会否像法国或英国那样撤出。

菲律宾前参议员和外长，流亡在美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劳尔·曼格拉普斯（Raùl S.Manglapus）的《菲律宾：美国会从成功中学习吗？》[53]一文，认为菲律宾反对派势力各自为政，加上马科斯善于对反对派势力进行分化，造成了反对派势力四分五裂，毫无团结可言。反对派势力过于弱小和分散，是美国不敢轻易放弃支持马科斯政权的重要原因。

菲律宾民间智库负责人伯纳多·M.比列加斯（Bernardo M.Villegas）撰写的《1985年的菲律宾：随政治冲击而波动》[54]，分析1985年年底26名阿基诺谋杀案嫌犯被无罪释放将给菲律宾政局带来巨大冲击，美国在如何对待马科斯政权方面日趋两难，因为马科斯“既是问题，也是解决方案”，作者认为“静默外交（Quiet Diplomacy）”对马科斯施压作用有限。

菲律宾政治学学者费尔南德斯·亚历杭德罗（Fernandez Alejandro M.）的《今日之菲律宾与美国》[55]，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菲律宾学者研究菲美关系的佳作，文章回顾了1946年以来的菲美关系“一直是围绕着军事和经济条约发展”，在作者成文当时地区、国际环境变化背景下，菲律宾会从国家利益至上来思考未来出路，在阿以冲突、海洋法会议的“群岛原则”等问题上甚至不惜与美政策背道而驰，美菲逐步从紧密同盟关系转为共处关系。作者认为在双边关系互动中，美国会使用特惠制度、发展援助、石油禁运甚至中央情报局（CIA）的颠覆等伎俩掌控关系走向。而菲律宾看似除了在亚洲的大国矩阵平衡中的战略价值外，别无砝码，是美国利益的“棋子”，而实际上马科斯执政也有应对美国的优势，主要就是其现实主义以及个人的公正无私，以及充分利用菲律宾的亚洲身份、东盟成员身份和第三世界标签。但作者对马科斯本人的过度溢美，影响了其对马科斯政策的一些评判，失之偏颇。

3.中国的研究专著方面

中国国内关于菲律宾研究首先当提的是金应熙主编的《菲律宾史》一书，该书跨度自菲律宾原始社会起，直至阿基诺夫人执政时期，其中对于1965—1986年这段时期的菲律宾内政外交，美国与菲律宾关系的波动都有一定篇幅的论述，较为准确把握了双边关系发展脉搏，对双边关系中的重大事件论述也比较客观。但受制于资料匮乏的现实制约，该著述基本上都是依靠国外报章新闻报道及学者研究成果而写就。此外，《当代菲律宾》《菲律宾概论》《列国志——菲律宾》等关于菲律宾的概论性著作及梁华的《马科斯家族》《马科斯总统和夫人》《科—阿基诺传》《马科斯沉浮录》[56]等传记都部分涉及1965—1986年美国对菲政策的演变或美菲关系问题。

此外，本书涉及美国外交史、冷战国际史、美国外交决策研究等诸多领域，在相关研究著述中也都对此有所涉及，多少不一。例如：李庆余的著作《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杨生茂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年》，以及资中筠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等著述都涉及笔者本书所涉及冷战时期的美菲关系，但对冷战时期美菲关系的相关论述均极为简略。但值得留意的变化之处就是这些学者已开始利用美国政府部门的解密档案来研究相应课题，尤其是资中筠之书已使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等解密档案。此外，赵可金的《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刘文祥的《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国会与总统》[57]等著述主要是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其中的制约因素等。

4.中国国内研究论文方面

在马科斯政权倒台前后，我国国内学者产生了一批关于美菲关系、马科斯政权研究方面的成果，包括陈森海的《对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反思》，俞亚克的《战后菲美关系概论》，朱安琪、林均红的《从马科斯下台看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变化》，钱箭星的《从阿基诺被暗杀时间看菲律宾的政局》，先达人的《阿基诺事件的两个调查报告》，林均红的《动荡的菲律宾政局》，朱振明的《贝·阿基诺被害与菲律宾“二月革命》[58]等，这些研究更多属于新闻观察评论，基本观点就是美国对外政策遇到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独裁统治和人权问题困境，美国出于利益考虑调整政策，最终“换马”。对菲律宾内部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角度来分析，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观点较为趋同，材料来源基本上都是国外报刊或者是外国学者研究成果，角度单一，层次不够，深度不够。

20世纪90年代，国内也有几篇学术成果。刘军的《现实的抉择：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1981—1986年）》[59]一文，简要回顾了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及卡特四任总统对马科斯政权的政策情况，对里根政府对马科斯政权的政策调整进行了分期的阐述，包括初期的全面支持马科斯政权、中期推动马科斯改革来稳定政局、最后的“换马”。刘军特别强调了外交政策主导权事宜，阐述在里根任期内，虽然白宫和国防部等部门曾有异议，但国务院牢牢掌握该时期的美外交政策主导权，美国务院在里根政府对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发挥了主角作用。该文最终还分析、探讨美国对菲政策变化的实质、特点及指导思想，核心就是里根政府并没有固守“独裁与双重标准”提出者柯克帕特里克的理论，而是从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性原则出发，采取了灵活与现实的政策，最终进行了现实的抉择。许滨的《变动中的外交——美国对菲律宾政策（1983—1986年）》[60]着重聚焦于菲律宾最为动荡变革的三年，以及美国在三年中不可避免地卷入菲律宾事务，里根政府逐步放弃了原先顽固坚持的冷战立场，从一味坚定支持马科斯，到采取一种平衡务实的政策，最终促成了菲律宾政局的和平过渡，也最大化维护了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卓建明的《里根政府对菲律宾阿基诺事件的反应》及《对里根“民主外交”的思考》[61]，从美国对外政策调整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并得出里根政府最终放弃马科斯政权是当时美国的唯一选择。张卫良的《试析战后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嬗变》[62]研究了菲律宾在战后外交政策如何从完全听命于美国立场，逐步走向独立自主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潘一宁教授摘译格兰·梅（Warren I.Cohen）编撰的《21世纪前夕美国—东亚关系研究》（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以题为《美菲关系的历史研究》[63]刊发。该文梳理了1972年斯坦利（Peter Stanley）发表《被遗忘了的菲律宾》以来的美菲关系史英文著述情况，为美菲关系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指引。该文还评价了涉及1965—1986年间美菲关系研究的《与独裁者共舞》《走向帝国》等著述，也客观指出了美菲关系研究中存在的档案资料依据缺乏等制约因素。

近十余年来，特别是2010年阿基诺三世就任菲律宾总统后，国内对于菲律宾研究兴起一个小高潮，国内学者就该领域的研究视野更开阔、材料更丰富、角度更多元。

周素勤的《美国对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64]一文，强调美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认为两者互为目的与手段。美国在制定对菲外交政策中，主要发挥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了“制度完美论”“共产扩张论”以及“人权天赋论”等几种，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发挥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因素颇有差异。

吉林大学时羽卓题为《马科斯时期的菲美关系演变（1965—1986年）》[65]的硕士学位论文，时间覆盖范围与本人研究重合。该论文梳理了马科斯统治时期美菲双边关系的变化，并重在分析马科斯政权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的调整，强调了菲律宾在双边关系变化中的主动性，并得出了“马科斯的独裁统治是菲律宾对外关系调整的根本因素，也左右了菲美‘特殊关系’的演变”的结论。该论文跳出了以往有些研究过于强调大国主导而忽视小国作用的局限，透过对菲律宾国内政治格局、经济局势的分析，进而结合对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解析，逐步剖析出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影响双边关系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但该文对于美菲双边外交决策的机制、程序只字未提，对于马科斯政权影响双边关系的权重过于夸大，且在著述此文时（2007年）未能有效使用美国政府已批量解密的档案材料，全部使用二手材料开展研究，影响了该论文的价值。

陈雪的《尼克松政府对菲律宾的政策》[66]一文，使用了不少《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材料，也采用了个别“数字国家安全档案”（DNSA）材料，但对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并未从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程序方面进行分析，而且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双边的军事基地谈判等安全合作，与论文标题对应度不够。

殷婷茹的《阿基诺案件与美国对菲外交政策（1972—1980）》[67]一文，较好地使用了美国政府的解密档案和国内外研究成果，从美国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对待菲律宾阿基诺参议员案件的态度和作用演变入手，以小见大观察分析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菲政策里促进民主和支持独裁政府间的矛盾，并从国际及地区形势变化、美在菲利益以及美国国内政治争斗角度来分析矛盾成因及对菲政策转变原因，总结出美国历届政府对菲外交政策既有一致性，又有明显的区别。

郑蔚康的《菲律宾对东盟政策中的美国因素》[68]一文，从菲律宾对东盟的外交政策视角，分析得出美对菲律宾的东盟政策影响力。该文纵向分析了菲律宾制定与实施对东南亚、对东盟政策中，美国的作用问题。

肖美红在《非对称同盟中的美国对菲外交研究——威胁因素的视角》[69]一文中，运用同盟理论来剖析美国对菲外交政策，认为菲律宾和美国是不对称关系，美国根据其面临的威胁掌握了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变化的主导权。作为非对称同盟关系中的较弱一方，虽然菲律宾也不甘被主导双边关系，也试图利用自身地缘优势来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和行为，但难以取得效果。作者最后得出结论，不对称关系中的美国面临的威胁决定了美菲同盟关系的亲疏和走势。

此外，时殷弘、许滨撰写的《来自冷战外的挑战─—美国在菲律宾的失败与调整（1945—1954）》、陕西师范大学汪春杰的《冷战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干涉》以及暨南大学韩君的《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演变（1946—1960年）》等几篇文章，集中研究了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对菲政策的演变，探讨了冷战初期美国新定对菲政策的过程。对于系统全面研究1965—1986年美国对菲政策演变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国内一些学者深入研究菲律宾冷战以来的南海政策，其中涉及1965—1986年这一时期菲律宾如何援引美国介入及美国就南海问题的态度，具体成果包括邵笑的《简析尼克松的南海政策——以西沙海战为例》、王静的《冷战时期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演变及解析》、郭渊的《冷战时期菲律宾南海石油开采及行为特征分析》等，尤其是郭永虎的《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争端政策的历史考察——给予美国新近解密外交档案的解读》[70]一文，率先在国内利用2011年美国国务院最新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1969—1976年—东亚与东南亚卷（V12）”，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于中菲南海争端的政策，形成“尼克松政府规避《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南沙群岛”，以及福特政府继承尼克松政府有关政策、菲律宾被迫接受美国态度的研究结论。

谭笑的博士论文《“遏制”战略再审视：从卡特到布什——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977.1—1991.12）》[71]，论述了里根政府改变执政初的支持马科斯独裁政权政策，通过扶持“第三势力”（亲美反对派），施压菲国内的民主改革，最终终结了马科斯的独裁统治，以选举的合法手段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

此外，笔者的《马科斯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与菲律宾基督教组织关系探讨》[72]一文，在笔者2000年《菲律宾天主教会同马科斯政权的关系》[73]等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充分使用美官方解密档案，探析了马科斯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基督教组织从忽视到重视，从观望到接触、援助、施加影响，菲律宾基督教组织也借助美国政府向马科斯独裁政权施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

（二）美菲军事安保关系方面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美国对菲政策中的军事安保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1947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基地系列谈判、以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为核心的条约适用范围、美国对菲军售和军事援助等议题。其中，国内外学者围绕军事基地问题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关于另外两方面较为薄弱。

1.美国学者研究专著方面

威廉·E.贝瑞（William Emerson Berry，Jr.）1981年完成博士论文《美国驻菲军事基地，基地磋商，以及菲美关系：历史、现状和未来》，并在此基础上修订补充，于1989年出版《菲律宾的美国基地：特殊关系的演变》[74]一书。贝瑞博士1966年加入美国空军，曾多次被派往越南、菲律宾及韩国执行任务，形成对美国驻菲军事基地的研究兴趣，从而在任教美国空军学院政治系时，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撰写了以美驻菲军事基地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之后，他调任国防大学国家战争学院国家安全政策系（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t the National War College，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副主任（Deputy Chairman）。其在研究过程中，除了利用美菲军事磋商方面官方报告、新闻报道外，还利用工作便利，广泛采访了当时美驻菲克拉克空军基地（空军十三飞行大队司令）负责人希尔德雷斯（James R.Hildreth），太平洋司令部驻菲律宾代表（Commander in Chief，Pacific’s Representative in the Philippines，CINCPACREPHIL）负责人哈德斯蒂（Huntington Hardesty）准将，驻苏比克海军基地负责人波尔曼（Skip Boorman），美驻菲大使馆武官伍兹（Donald Woods）少校，以及1977—1978年军事基地谈判的参与人员诺瓦克（Ralph Novak）上校等军方人士，调研美驻菲军事基地的军事价值以及谈判中遇到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他还亲自就相关问题约访菲律宾前参议员曼格拉普斯（Raul Manglapus）、迪奥卡诺（Jose Diokno）等，了解菲政府及反对派势力对于该事宜的态度，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极大丰富了研究资料来源。其按照时间维度，系统回顾了美菲在二战后即开始的军事基地磋商、1947年《军事基地协定》签署、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基地谈判，并将研究重点放在马科斯执政时期美菲双边谈判的停滞、矛盾、进展及落实情况，最终对阿基诺夫人上台后基地谈判及未来进行了前瞻。其在论证双方就军事基地谈判的困难时，认为双方对于基地定位有着分歧，此外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磋商的复杂性，其一是军事基地及谈判问题成为菲律宾国内政治事务，虽然外国军事基地成为所在国政治问题并不稀奇，但是美菲之间特殊的殖民地时期关系加剧了这一问题，政府及反对派为此而交锋，从奥斯敏纳到马科斯，到推翻马科斯而上台的阿基诺夫人，都将基地存废问题“政治化”了；其二是美国领导人仅将军事基地事宜反映出的民族主义问题视为菲国内政治精英们的冲突，却忽视了菲对于树立“亚洲身份（Asian Identity）”和被接受为亚洲国家（而不是美国傀儡）的真挚渴望。作者对这两点的认识是敏锐的，但是在文中过于夸大了菲律宾民族主义对于基地谈判事务的作用，将美菲谈判进展不利过于归咎于菲存在基地是美国殖民统治遗产的心理阴影，而对于20世纪70—80年代冷战格局的发展变化、美菲对于外部威胁的认知差异对于谈判的影响分析不够。此外，在一些诸如基地内国旗悬挂主张等史实方面，该作者也出现错漏。

约翰·W.小麦克唐纳（John W.McDonald Jr.）与戴安娜·B.本达曼因（Diane B.Bendahmane）编著的《美国海外基地：与西班牙、希腊和菲律宾的谈判》[75]，是美国国务院下属外交学院（FSI）外交事务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Foreign Affairs）在1985年春天到1986年春天举行的三次关于基地权（base rights）研讨会的研究成果。三次研讨会分别针对上述三国中的某一国进行研讨，与会25名人员分别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国会图书馆下设国会研究局（CRS）、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机构。该论文集分四部分，分别剖析了美西、美菲、美希军事基地磋商情况，关于美菲军事基地磋商涵盖10篇文章，在第四部分形成案例分析的评估，总结了基地谈判中积累的经验和遇到的教训，但是也提出经验和教训都是“知易行难（easier in theory than in practice）”（第211页），基地权问题将成为外交政策日渐重要的组成部分，基地叫价越来越高，国会日渐深度介入，谈判过程不可避免与驻在国国内政治联系紧密而造成政府不稳定等问题。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该著述并非学术著作，而是政府有关部门集中交换谈判中的心理、法律问题等战术性问题的发言汇总，且各与会者的发言较为简略，虽然具有一定的实际操作性，但缺乏系统性和深度。

美国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政治系的弗雷德·格林教授（Fred Greene），曾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BIR）担任东亚及太平洋研究办公室主任，美国国安会（NSC）顾问，其编著的《菲律宾基地：美菲视角看谈判前景》[76]于1988年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出版，这是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亚太事务中心（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Affairs）于1987—1988年组织统筹美菲两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美菲军事基地谈判问题进行筹备，并于1988年2月15—1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美菲基地协议：面向未来（U.S.-Philippine Bases Agreement：Looking to the Future）”会议的研究成果。该著述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该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一部分是军事专家阿尔瓦·M.小鲍温（Alva M.Bowen，Jr.）介绍美国在菲军事基地情况，威廉·贝瑞（William E.Berry，Jr.）介绍军事基地及战后美菲关系，最重要一部分是格林根据会议筹备及举行情况汇总的关于美菲基地磋商专题材料，包括了谈判可能的成果分析、谈判中遭遇的主权议题、民族主义问题、时机问题、菲律宾新宪法问题、菲律宾国家安全关注、菲律宾的脆弱性及美国的义务、补偿分歧、社会问题，以及东盟及日本因素等方面。该著述是为1988年即将举行的五年一度的美菲《军事基地协定》（MBA）复审谈判所准备的研讨会成果集，因此重点在于分析彼时美菲双方的关心及谈判可能存在的问题，预判军事基地谈判前景及今后转场可能性、可行性和成效，内容较为翔实准确。但是鉴于其属于美国智库为1988年的双边基地谈判提供的参考建议，关注时间段和领域非常集中，对于1947年以来的《军事基地协定》的历次谈判及落实情况缺乏全景式论述，更缺乏对美苏主导冷战格局发展走向的准确把握，因此对于基地前景的预测（格林教授较为认可与会代表预期的维持10年，或者10—20年，文中第19页）出现很大偏差。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A.詹姆斯·格雷戈尔（A.James Gregor）和菲律宾大学地理学助理教授弗基里奥·阿加农（Virgilior Aganon）合著的《菲律宾基地：险境中的美国安全》[77]，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在菲基地的地缘优势，阐述了美军当时在太平洋地区驻军利弊，并洞察到菲律宾政局不稳恐给美国驻菲基地带来难以预测的前景。两位作者逐一分析了一旦美国无法继续使用驻菲基地，美国被迫转场的几种可能性及各种利弊，把握了美国恐失去驻菲军事基地这一潜在风险，与美国政府及军方长期以来秘密研究基地转场问题较为同步，但作为高校学者，受到身份限制，并未受邀参与到政府研究决策中，只是进行学理分析，缺乏战略高度和具体的数据依据，因而流于表面。

2.菲律宾学者研究专著

菲律宾学者关于基地研究的著述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菲律宾大学罗兰·G.辛布兰教授（Roland G.Simbulan）的《不安全的基地：美国驻菲军事基地研究》[78]是其中代表。辛布兰教授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在学生时代就宣传反对核武器及美军基地，并在马科斯军管时期受到迫害。作为菲律宾大学政治系教授，他在该书中一如既往表达其对美军基地的反对，认为美国基地是给菲律宾国家安全带来不安全的重要原因。

3.美国学者研究论文方面

在论文方面，关于美菲军事基地事务研究主要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1979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修订谈判前后，另一个高峰期在冷战结束前后，也就是美菲《军事基地协定》1991年终止前后。

曾经出任美国驻菲大使的威廉·H.沙利文撰写的《迁移菲律宾基地》[79]，表达出对于马科斯政权能否稳定执政前景的担心，以及美国迁移军事基地可能带来的成本巨大、效能不佳等隐患的分析。美国军事专家阿尔瓦·M.小鲍温（Alva M.Bowen，Jr.）撰写的《菲律宾基地：美国迁移的选择》[80]从军事角度来分析美国迁移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威廉·R.菲尼（William R.Feeney）在《美国与菲律宾：基地困局》一文中表示军事基地存在对菲律宾有多重意义，并预见到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关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新规定出台，这些基地将在今后应对南海冲突方面发挥作用，其特别分析道“菲律宾与越南之间很可能发生南海岛礁争端”[81]（文章第70页）。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谢尔顿·西蒙教授（Sheldon W.Simon）的《大卫与歌利亚：东南亚大国与小国的安全关系》[82]一文，认为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外部事务并不过分区分，均视为其大国安全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建成世界级的海军，获得新的附庸国，实现在西方和东亚的空前存在。相对比而言，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方面美国都在收缩。东盟国家鼓励美国保持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敦促菲律宾政府接受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续约安排，菲律宾军事基地作用更加突出。

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也组织学者专门就美菲军事基地问题形成研究成果，包括A.詹姆斯·格雷戈尔（A.James Gregor）的《美国驻菲军事基地的关键作用》[83]，以及该智库著名军事专家费学礼（Richard Fisher）的《维持美国驻菲军事基地的战略》[84]，强调驻菲军事基地无可比拟的重要战略价值，撤出驻菲基地将是美国比越战更惨痛的失败。

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学者周思哲（Jonathan Stromseth）在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国际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89年《面向2000年的美国同盟管理》专刊中刊文《不平等的同盟：美国驻菲军事基地磋商》[85]，运用非对称谈判理论（Theory of Asymmetrical Negotiations）分析美菲两国20世纪70年代就《军事基地协定》的两次谈判，并借用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理论，分析美国不对称同盟关系中的弱小一方会利用对美忠诚或者威胁性的中立主义来讨价还价，获得慷慨回报。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美菲围绕军事基地事宜开展谈判，美菲关系逐步从美国的完全主导演变为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到了该年代后期，美菲任何一方试图改变，都会导致另一方付出代价，菲方会承受经济和政治后果，美国则承受战略和财政负担。

威廉·E.贝瑞（William Emerson Berry，Jr.）还专门撰文《美国军事基地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86]，分析了菲律宾国防开支及比重在东南亚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这很大程度源于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纾缓了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压力，一旦美国军事基地撤出，菲国防开支至少要翻番。此外，美军事基地对菲经济贡献包括补偿、就业机会、支付薪水、就地采购、减少菲国防开支等，据作者估算，美军事基地对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GNP）贡献率超过3%。作者还就双方政府在基地租金等事宜的谈判问题，表示美国政府支出受到《平衡预算与赤字控制法》（Balanced Budget and Emergency Deficit Control Act）的限制。

威廉·佩特森大学（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政治学学者斯蒂芬·R.沙洛姆（Stephen R.Shalom）撰写的《保卫1947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87]一文，利用丰富的材料描述了《军事基地协定》出台的来龙去脉，并比照了菲律宾在二战后与1990年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情绪的异同，认为菲律宾的经济窘况及半个世纪以来并未变化的阶级分化和富人当权，都注定着美菲将共同保卫该协定，但强大的群众运动（stronger popular movement）将对此进行阻击。

美国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政治系格雷戈里·P.科宁（Gregory P.Corning）发表的《菲律宾基地与美国太平洋战略》[88]，强调“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的基石就是海军”，而菲律宾军事基地核心贡献就在于确保了美国海军的灵活性。

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康奈尔大学东南亚项目负责人乔治·M.卡恩（George McT.Kahin）撰写的《美菲安全关系：基于基地？》[89]，论述了马科斯时期美菲分别于1979年及1983年就军事基地问题谈判，以及阿基诺夫人政府与美国布什政府谈判的情况，并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卡恩曾坚定反对美国卷入越战，在此文中也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美菲基地谈判进行诸多批评，认为美国政府无视菲律宾与越南在1976年达成的战略一致，夸大了苏联在金兰湾的驻军和威胁，借此维持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此外，作者对于美菲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表达与美国政府的异议，认为不仅适用于菲律宾本土（metropolitan territory），也应该适用于太平洋区域。作者还透露，1985年9月，马科斯总统与其会面时承认菲律宾政府在美菲谈判时就在菲存储、使用核武器问题向美方作出重大让步。

美国华裔学者马·阿门特劳特（L.Eve Armentrout Ma）长期从事美国史、华人华侨史研究，其撰写《条约还是嘲弄：1947—1992年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相关法律事务》[90]一文，总结了美国海外基地的普遍特点：租期长，一般都有治外法权，都在施压条件下签订，基地所在国一般都是小国、战败国或者惨胜国、有安全担心、曾被美国管辖或者殖民过等。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协定普遍是在战后特殊情况下签订的，例如美菲1947年《军事基地协定》，一开始被基地所在国容忍接受，之后引发一系列问题。作者还就今后美国如何协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协定，不要被指控以不公平和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彼得·贝科（Peter Bacho）撰写的《转型中的美菲关系：基地事宜》及阿摩司·约德（Amos Yoder）的《东亚新政策的选项》[91]都论述了菲律宾基地在美国东南亚政策、美菲关系中的重要性。

4.菲律宾官员、学者的研究成果

前菲律宾驻美大使爱德华多·Z.罗穆亚尔德斯（Eduardo Z.Romualdez）的《关乎主权的问题：军事基地与菲美关系1944—1979》[92]回顾了美菲军事基地问题的来龙去脉，突出强调了基地问题涉及菲律宾国家主权。

前菲律宾驻美大使，曾亲历美菲军事基地谈判的菲方代表伊曼纽尔·佩莱斯（Emmanuel Pelaez）撰写的《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过去与未来》[93]提出，《军事基地协定》根本就不像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定，而像是美国通过这块飞地实现美国主权在菲律宾的延伸。协定的条款仍是战前殖民地的遗存，菲律宾接受基地成为不可避免的灾祸。

5.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成果

鲍尔·德斯蒙德（Desmond Ball）负责编著的《美国驻菲基地：问题及启示》[94]，是澳洲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政治与社会变革系（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太平洋事务研究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几家单位联合于1988年5月5日在该校举行的工作研讨会的成果集，该研讨会是在对美菲军事基地协定（MBA）恐将于1991年不再续约而终止，美国面临搬迁军事设施的预判前提下进行的。该著作概述了美菲政治关系简况、当时菲律宾国内政治情势、东盟国家的态度、美国潜在的军事基地转场目的地、美驻菲军事基地事宜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战略意义。该著述评估澳大利亚在美国是否能够维持在菲的军事存在方面存在“核心利益（central interest）”，任何美国被迫转移军事基地造成的军事能力下降都会降低澳大利亚的安全性。而且，美驻菲军事基地与美驻澳大利亚军事设施之间有直接联系，一旦驻菲设施被迫调整，美驻澳军事设施也要相应调整。再者，如果美将驻菲设施部分迁往澳大利亚，恐引发澳国内反对之声。澳大利亚政府应未雨绸缪，提前应对美驻菲基地调整给地区带来的不稳定。该本书是为数不多的美国及东南亚以外机构和学者对此专题的研究成果，反映出澳大利亚在本国安全问题上对英美的过度依赖，特别是对美国军事力量削弱的恐慌，为理解澳大利亚看待、发展与东南亚安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理解澳大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基廷政府时期提出“面向亚洲”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新注脚。

6.国内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对于美菲军事安全合作方面著述较为薄弱，目前为止并没有该方面的系统专著或译著，主要是学术论文、学位论文。

国内最早可见的关于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的论文是20世纪50年代陈原的《美国军事基地网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这篇文章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批评美国在菲律宾等“多到可以成一册地名辞典”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构建军事基地网是“妄图造成国际紧张局势，以便欺骗资本主义世界（包括美国）人民进行扩军备战，以便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掠夺中国、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在政治经济上奴役并控制设置基地的这些国家，而且妄图依靠军事基地来镇压各国人民革命运动”。1956年，周道在《世界知识》的《问题解答》专栏以题为《美菲军事基地谈判》[95]为名对此问题进行简要介绍。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美菲军事安全关系的公开研究成果基本属于空白，只有寥寥几篇外国学者论文的翻译，如勒鲁瓦·汉森的《卡特的远东战略：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新作用》[96]。

在20世纪80年代末前后，国内对美菲军事安全关系研究出现一个小高峰，曾莫休与森业紧扣当时美菲军事基地谈判热点，先后发表《美菲军事基地谈判背景与前瞻》《美菲军事基地之争》等文章，时永明发表了《菲律宾军事基地问题与菲美关系》，阐述“民族主义仍是影响菲政府解决基地问题立场的主要因素”，并认为“对菲政府来说，比解决基地问题更重要的是美菲未来的关系问题”。此外，还有宫少朋的《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历史、现状与前途》、赵文骝的《美菲军事基地的存废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荣小民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美菲军事基地谈判达成新协议》等文章。周金奎摘译了菲律宾学者罗兰德·G.西姆布兰教授（Roland G.Simbulan）1983年出版的专著《不安全的基地：美国驻菲军事基地研究》第五章，以《菲律宾美国军事基地的作用》[97]为题发表。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美国以“反恐”为名恢复在菲律宾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及“重返东南亚”之后，东南亚局势出现波动，中菲关系出现倒退，中菲南海争端有所激化，国内对于美菲军事合作研究有所加强，迎来新一轮研究高峰。

作为东南亚研究的南方重镇之一，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围绕该议题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包括刘清涛的硕士论文《二战后菲美安全关系透视》，部分章节探讨了马科斯时期美菲在军事问题上的合作与斗争；孙敏的硕士论文《美国对菲律宾军事安全政策研究（1969—1976）》也涉及马科斯执政时期的双边军事安全事宜。费昭珣题为《同盟理论视角下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关系》的博士论文，以较大篇幅论述了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的发展演变进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超的硕士论文《菲律宾反美军基地的社会运动研究：缘起、过程与绩效》[98]，既分析论述了美菲军事基地谈判问题，又借用社会学的社会运动理论，考察了菲律宾国内的反基地社会运动及成效。

万艳玲撰写的《论马科斯时期菲美军事基地问题》[99]，选择了一个颇有学术意义的研究题目，但其资料来源有限，影响了该论文的价值。

张传江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研析》[100]，使用了《美国外交文件集》等解密档案材料，对该条约签署的历史背景和双方多次就适用范围进行的交涉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得出该条约并不适用于南沙群岛的结论。

邵笑的《论南海问题与1976年美菲军事基地谈判》[101]一文，并不是立足于阐述卡特政府的南海政策，而是通过查阅有关解密官方档案材料，“从1976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谈判一事入手，分析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与立场，以及这种立场对南海局势的影响”。该文认为，菲律宾从1976年开始将美军基地问题与南沙群岛问题相挂钩。

（三）美菲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研究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专著方面

迄今为止，笔者较少搜集到美国对菲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专著，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的《剑桥美国经济史》、沙伊贝的《近百年美国经济史》[102]略有提及美菲经贸关系。

2.国外研究论文方面

菲律宾著名经济学家，在阿基诺政府时期曾出任国家经济发展署（NEDA）负责人的文森特·B.小巴尔德佩尼亚斯（Vicente B.Valdepeñas，Jr.）曾在菲律宾雅典耀大学（University of Ateneo）的《菲律宾研究》（Philippine Studies）杂志发表一系列关于菲律宾经济发展研究的著述。《菲律宾的经济挑战》阐述了菲律宾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却并未形成强有力的生产力。菲律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甚至只有朝鲜的一半。究其根源，还是西班牙、美国殖民时期传承下来的陈旧的殖民地时期经济结构问题。《日本在战后菲律宾经济中的作用》一文分析了日本在战后菲律宾经济中的作用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主要是菲律宾出口部门的恢复和发展、日本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日本对菲给付战争赔款三方面原因。作者还对美日两国在菲律宾经济中的消长趋势进行剖析，分析了马科斯政府迟迟不愿批准生效菲日两国1960年即签署的《菲日友好、通商及航行条约》（Philippine-Japan Treaty of Amity，Commerce and Navigation）的政治、经济考量，预测日本会进一步借二战赔偿给付等方式对菲经济进行渗透。《菲律宾1967—1974年中通货膨胀问题》[103]分析了菲律宾在1974年美菲贸易协定到期背景下出现的经济问题。

已故的菲律宾著名法律专家，曾参与菲律宾1987年宪法制定工作的本格松（Jose F.S.Bengzon，Jr.）在《美国人在菲国民待遇：平等权、零售业和投资》[104]中，分析了菲美特殊经济关系始于1946年独立之时，菲律宾政府对1935年宪法关于菲律宾国民活动有关条款作出让步，这是菲律宾为了获取美国援助而付出的代价。作者也批驳了杜鲁门声称的与菲律宾缔结贸易协定的唯一目的就是恢复菲律宾国家经济的说法，认为美国的目的就是向菲律宾进行倾销。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经济发展不及预期，部分缘于美菲贸易协定的不利条款，造成菲律宾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阻止了菲律宾建立本地工业去生产消费品，菲律宾在美国却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同等优待。作者也对1974年双边贸易协定到期后的经贸关系发展进行思考，分析届时是否会终结美国人及美资在菲的平等权，菲律宾宪法不再设定例外情况。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学者杰弗里·G.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在《战后菲律宾经济成就的维度》[105]中，对菲律宾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并与拉美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美国美利坚大学的学者阿斯特里·苏尔克（Astri Suhrke）撰写的《美国与菲律宾：特殊关系的终结》[106]发表于美菲《劳雷尔—兰利协定》1974年终止之后，作者认为蔗糖出口配额、特惠贸易制以及平等权条款构成美菲特殊关系的三大支柱，但随着美菲贸易协定的终结，双边特殊关系伴随特殊经贸关系而终结。作者对美菲特殊关系终结对菲律宾经济的冲击效果并不悲观，认为渐进式的条约规定已经给菲律宾预留了充分的应对准备时间。马科斯政府积极采取了多样化政策，以去除对美国的依赖。特别是在协定到期前菲已未雨绸缪，1973年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讨论欧共体对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体系，与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打开关系，拓展和深化了与日本的经济联系。

弗兰克·H.戈莱（Frank H.Golay）的《菲律宾面临的经济挑战》，从专业的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菲律宾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翔实的数据来解析贸易逆差及国际债务问题。加里·霍斯（Gary Hawes）的《菲律宾的国家、跨国企业及农业发展》[107]，主要是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菲律宾的政府政策、跨国企业及农村和农业几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菲律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奥古斯丁·小金塔纳（A.Kintanar Jr.）的《菲律宾经济：菲律宾经济危机分析》[108]揭示了菲虽然不是亚洲外债最多国家，但成为第一个延期偿付的国家，经济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作者分析危机形成存在菲律宾国内原因，即军管法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政治权力的集中又形成经济权力的集中，央行、发展银行及土地银行在经济中作用过大，影响了一些产业、经济发展中必要的调整。而经济危机的长期深层次原因源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进口替代政策，许多制造业部门对于进口原材料过于依赖，而附加值极低；军管法期间，马科斯的裙带关系利益人更加进行行业垄断，依靠保护政策开展经济活动，经济行为低效而无法与国际竞争，生产力水平甚至倒退到50年代水平。80年代初马科斯对经济进行逐步调整，但又遭遇阿基诺遇刺事件重创菲律宾经济。

威廉·克罗瑟（William Crowther）的《菲律宾独裁主义与国际经济》[109]一文，将菲律宾独立后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树立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工业；之后是20世纪50年代末经济停滞，国内政治对经济的重新定位受到国际经济环境束缚和冲突；第三个阶段是马科斯独裁政府解决方案，不再争论发展模式问题。该文认为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下的菲律宾工业化刺激了出口替代工业，导致政治多元主义之下的结构性瓶颈，这些瓶颈也造成政治制度下危机循环出现；进口替代政策的转向与官僚独裁政体对民主制度的分解有着密切关系。作者还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解析菲律宾独裁政权的出现原因，即菲律宾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资本家较少容忍工资和福利政策，这些政策会消耗资本成本，因此需要对工人阶层进行政治钝化（political deactivation）。为此，工业家与军方和技术官僚等结成政治联盟，政治多元主义减少了。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改造社会结构，多元政治做不到，于是独裁政权产生。

澳洲国立大学经济系学者哈尔·希尔（Hal Hill）的《1985年的菲律宾经济：衰退继续》以翔实的菲律宾1980—1985年经济数据来研究菲律宾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其另一篇文章《阿基诺治下的菲律宾经济：新希望，老问题》[110]也着重回顾研究了菲律宾在马科斯政府时期的经济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是东盟最早开始制造业出口改革的国家，但是到了80年代，在美国政策、日元升值对于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大有促进、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菲律宾发展远远落后于该地区其他国家。作者将发展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菲律宾的高出生率及低储蓄率问题，以及经济结构缺乏恢复力和灵活性（resilience and flexibility）。

美国康涅狄格州大学经济系学者查尔斯·W.林德赛（Charles W.Lindsey）的《菲律宾的经济危机》[111]一文，分析里根政府虽然认识到马科斯政权遭遇政治、经济危机，但坚持认为马科斯是目前唯一能够稳定形势的人选，因此坚持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菲律宾经济输血救助。

唐纳德·克劳内（Donald Crone）的《东盟的控制外资趋势研究》[112]一文，横向比较了菲律宾与东盟其他国家在制造业发展、外资、外贸等领域情况，关注到菲律宾的美资比重自1968年的59%下降到1977年的29%，认为马科斯政权面临对外资的严密控制与实际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国内民族主义勃兴与亟待加速经济发展以缓解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等困境。

劳拉·J.亨瑟（Laura Jeanne Henze）的《美菲经济关系和贸易谈判》[113]一文发表于美菲贸易协定终止，美菲正就贸易、军事基地等系列问题进行谈判之时。研究回顾了美菲经贸关系发展历程，对美菲贸易协定终止后双方开始进行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条约》（Treat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进行动机、谈判底牌及前景的分析。作者认为美国是拟通过推动国内立法（贸易改革法案，后改名为贸易法）来解决，将美菲贸易磋商纳入关贸总协定（GATT）框架下的多边磋商中，并不拟继续给予菲律宾特殊的经济贸易地位，而且美方的态度是单纯磋商贸易问题；而菲律宾拟坚持美菲双边磋商并维护自己利益，且将经贸问题与军事基地问题捆绑进行一揽子谈判。菲律宾还积极进行院外游说，试图对美国的贸易法立法过程施加影响，修改涉及菲律宾贸易事务的法案条款。作者得出结论，马科斯政府既发展更独立的外交政策，也寻求美国地区存在带来的安全和军援、经援的经济利益。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顾长永（Ku Charng-Yeong）在1989年的博士论文《菲律宾蔗糖业的政治经济学》[114]中研究分析菲律宾蔗糖经济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菲律宾1974—1985年之间蔗糖业的发展变化及对菲律宾的影响。作者将1974年定为菲律宾蔗糖业历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蔗糖业一直是菲律宾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但在1974年之后，由于国际糖价走低、气候不佳、蔗糖替代品的发展及发达国家蔗糖政策改变等，对菲律宾造成重大冲击。作者还在马科斯政府方面寻找菲律宾蔗糖业走向低谷的原因，主要是马科斯政府对蔗糖业的管理垄断、贸易垄断和价格垄断，造成诸多菲律宾蔗糖主产区步入崩溃，成为贫穷之地和菲共（CPP）的活动根据地。

加州大学马克·桑切斯（Mark Sanchez）的历史学硕士论文《来自远方的反抗：美国的马科斯政权抵抗活动》[115]重点论述了1981年—1983年间以美国为基地的反军管法运动（Anti-Martial Law Movement，AMLM）在反对马科斯政权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最为活跃的民主菲律宾人联盟（KDP-Union of Democratic Filipinos）及自由菲律宾运动（Movement for a Free Philippines MFP）、菲律宾人之友（Friends of the Filipino People，FFP）的组织、活动情况。该文角度较为新颖，但撰文较多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有关组织的出版物进行撰写，缺乏美菲两国政府对这些活动的政策、评估和应对材料，论据略显简单。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里维拉·T.坎波斯（Rivera，Temario Campos）的《阶级、国家和外国资本：菲律宾工业化的政治1950—1986年》[116]，运用了阶级分析法来剖析菲律宾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和发展。菲律宾一种占主流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对进口替代工业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制造业构成了该国最具活力和企业基础，理所当然应该实施保护主义。支持者们声称，试图破坏保护主义壁垒的国际机构对本国的工业发展怀有敌意。而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制造业是买办垄断，完全依赖外国联系，无法推动任何自主工业化进程。作者认为，马科斯政府通过对制造业的垄断，包括进口替代工业资本家和跨国资本家都破坏了充满活力的发展和创新，进一步设定了保护主义体系，最终使大企业们受益。拥有土地的资本家家族对进口替代工业化实施垄断，当地制造业阶层在土改方面发挥了矛盾的、最终是阻碍性的作用，这也弱化了工业发展的社会动力。最终造成菲律宾工业化道路崎岖艰难，成效远远落伍于东盟其他成员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罗宾·布罗德（Robin Broad）的《菲律宾政策制定的背后：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117]主要的观点就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多边金融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核心的外部作用。

菲律宾圣卡洛斯大学经济系学者奥斯卡·R.布克格（Oscar R.Bucog）的《1980—1990年代的菲律宾经济政策评估》一文，重点分析了这一阶段菲律宾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时，主要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的得失。M.D.里通雅（M.D.Litonjua）的《发展理论中的国家：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一文，总结了菲律宾在经历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后，形成了恩庇侍从政治关系（Patron client）。独立后的菲律宾，似乎看起来与美国拥有相似的政治表象，但实质大不相同，菲律宾既更中央集权，但又更羸弱和依赖，造成一种弱国家、强寡头政治家族势力的政治现实。马科斯执政时期，其起初重用技术官僚，但最终将技术官僚边缘化。实际上把持政治的是马科斯夫妇、小圈子、政治化的军方、生意密友以及原来的政治精英等，最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以及伪资本主义（ersatz capitalism）。奥罗拉·L.马丁（Aurora L.Almeda Martin）的《菲律宾土地改革轮回：不灭的美国殖民地政策》[118]一文，比较研究了菲律宾独立后的四次土地改革，即1955年麦格赛赛政府时期土地改革、1963年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土地改革、1972年马科斯政府时期土地改革及1987年阿基诺夫人政府时期的土地改革，分析认为菲律宾土地改革不成功、不充分的原因主要是殖民历史原因、政府的弱势以及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麦克卡拉斯（Joseph P.McCallus）视角独特，将菲裔美国人作为研究对象，并重点研究这个群体的分化，特别是“挺马”和“反马”媒体的比较研究。其《恶魔的庆祝：美国反对马科斯运动中的贬低修辞宣传》一文，分析了在美国逐步形成了反对马科斯政权的运动和气候的原因，诸如：不用担心马科斯政府恫吓和打压，有集会等自由，可以游说国会等优势，但是“反马”媒体过于丑化抹黑的手段和编造荒唐离奇的贬低修辞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策略失当。而《以焦虑作为政治游说的策略——菲裔美国人社区报纸研究》[119]一文，以1982年马科斯访美前后的在华盛顿的菲籍美国人社区报纸为研究对象，既分析了马科斯政府通过大使馆游说、税收刺激和补贴旅游、社区媒体控制等手段，希望对在美菲人进行政治控制，组建“挺马”势力，也剖析了在美“反马”菲籍美国人的抵抗活动，特别是通过《菲律宾新闻》（The Philippine News）载体进行宣传的情况。作者的结论是在美菲律宾人群体的分裂源于菲律宾的政治分裂，而这个群体接近美国政治权力和美国媒体，被视为菲在美的一块飞地，在马科斯访美之时对立更为凸显。

菲律宾大学学者雷内·E.奥佛雷尼奥（Rene E.Ofreneo）的《菲律宾：债务危机与政治继承权》[120]一文，分析菲律宾债务危机导致美国及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采取一系列强力措施维持菲律宾的政治稳定性。作者认为，这些举措不仅仅是为挽救菲律宾的民主，而是美国试图维持该体系以继续攫取超额利润。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的托马斯·C.诺瓦克（Thomas C.Nowak）在《军管法之前的菲律宾：对于政治与政府的研究》[121]一文对马科斯第一任期的施政进行了分析，并对军管法前后的菲律宾政府管治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美资在军管法之前的菲律宾政治、经济环境中受到菲律宾立法机构的各种制约，因而更乐于和一个强势的马科斯军管法政府，而不是难以预测的菲立法机构打交道。作者还认为美资受益于军管法政府对菲国内的各种政治打压和社会高压。

3.国内研究专著方面

国内欠缺研究1965—1986年这一时间段美国对菲经济政策这一方面的专著。孙建党的《美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研究》一书，主要是以1945—1973年之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双边贸易趋势、贸易模式和商品结构的波动情况，以及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和经济援助的变动趋势，其中部分涉及美菲经贸关系。蒋细定著有《菲律宾经济论》一书，该书并非菲律宾经济专著，是作者于1994—1997年间受聘菲律宾华文传媒《世界日报》经济版主编暨特约经济评论员期间撰写的经济述评的结集，述评涵盖菲律宾农业与农村问题、工业与经济区建设问题、对外贸易问题、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等专题。另外，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后改为南洋研究院）先后编纂出版《东南亚五国经济概况》和《东南亚五国经济》，陈明华编著的《当代菲律宾经济》[122]，其中包括对菲律宾经济状况的介绍与分析。

4.国内研究论文方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界就关注到菲律宾独立之后的美菲经贸关系问题。1957年，我国学者杨安民就撰写了《从美菲关系看菲律宾经济》一文，重点阐述了美菲经贸关系中的不平等性。同年，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编译了托罗依次基的《菲律宾经济中的美国垄断》[123]一文，认为美国在菲律宾并未放弃殖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得出“美帝在菲律宾的活动基本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政策没有差别”的结论。

在20世纪60—90年代期间，我国学者以《南洋问题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为主要平台，刊载了大量关于菲律宾经济局势的研究文章，以及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东南亚研究》刊载了国外知名学者有关研究成果，其中都比重不一地涉及本书涉及时间段内美对菲经济政策、美菲经贸关系等内容。

诸如应尚华的《菲律宾的消费市场》及村野的《菲律宾的外债》，汪慕恒、沈红芳及蒋细定几位学者连续在《南洋问题研究》刊载的年度性回顾与展望的《菲律宾经济概况》系列文章，汪慕恒与蒋细定的《战后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战略》，沈红芳的《菲律宾的外资政策和外资活动情况》《战后菲律宾的工业发展和外贸政策》《菲律宾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和政策》《战后菲律宾外资、外援的消长变化、特点及其原因》，蒋细定的《菲律宾的能源开发战略初探》《战后菲律宾的工业的发展问题初析》《菲律宾工业发展的问题与展望》，陈大冰的《菲律宾社会指标的初步分析》等文章涵盖了菲律宾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道路、外资和外援、外贸、能源问题等广泛领域。此外，钱文宝的《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的比较分析》和陈丽贞的《论战后东盟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变化》将菲律宾经济发展战略、外贸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杨学渊的《菲律宾经济发展二十年》、张乃坚的《菲律宾的能源》，以及汪巍的《菲律宾的债务负担与经济发展》[124]也都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译著方面主要有A.李昭戈的《美帝国主义对菲律宾的经济掠夺》、佐藤昭治的《菲律宾的外资政策和外资情况》、肖彬的《菲律宾的工业化进展和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O.T.捷列申科的《菲律宾的货币金融近况》、B.雅·阿尔希波夫的《菲律宾进口贸易的发展趋势》、B.Я.阿尔希波夫的《菲律宾的糖业生产》、B.Я.阿尔希波夫的《菲律宾的经济问题》、阿布里诺·艾迪南的《菲律宾工业化的合理化战略：从工业保护政策转向工业支持政策——菲律宾1983—1987年》、赫拉尔多·西卡特的《八十年代的菲律宾经济发展战略》、南原真的《菲律宾工业发展战略的调整》、Л.Д.多尔任科娃的《菲律宾的对外贸易及扩大出口的措施》、小何塞·罗梅罗的《菲律宾的债务管理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弗兰克·H.戈莱的《菲律宾面临的经济挑战》、雷蒙·H.麦尔斯的《菲律宾经济困难的根源》、格温多林·R.特克逊的《菲律宾工业发展中的贸易政策和工业奖励政策》。陈超逯的《菲律宾经济的症结何在》一文，是对菲律宾经济学家杰拉多·P.西卡特在菲律宾学会第29届年会上发言稿《剖视菲律宾经济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的摘译，主要是考察了从美国对菲殖民统治时期到马科斯时期的菲律宾经济状况，认为造成菲律宾经济发展不佳的最主要原因是施政不当。加里·霍斯撰有《马科斯、其密友和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失败》一文。此外，弗·阿尔希波夫的《菲律宾经济：成就与困难》、弗·阿尔希波夫的《菲律宾的经济与外汇金融问题》[125]两文都是这一时期的译著成果，刊发在《国际经济评论》杂志。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回顾研究美菲经贸关系、菲律宾的工业化道路、外贸政策，形成了一些新的成果。李异平的《从马科斯统治下的电信业看菲律宾与美国的依附关系》一文，从依附理论角度来研究马科斯统治时期的菲律宾电信业，探讨这种依附关系对菲律宾造成的不良影响。李异平的另一篇文章《美国对菲律宾传媒的影响与控制》，着重阐述美国如何通过控制菲律宾传媒业，从而达到操纵该国政治和经济的目的。杨卫民、祁可前的《马科斯独裁下的菲律宾土地改革（1972—1986）》一文认为马科斯在实施军管法之后实行“亲朋资本主义”政治，其推行的土地改革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农村基层组织也被地主阶层势力把持。此外，马科斯独裁统治下，制度创新的严重滞后也成为该国农村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的巨大障碍。沈红芳的《菲律宾工业化发展进程及其政策特点》研究了菲律宾这个亚洲地区最早踏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在由进口替代工业化向出口工业化转变过程中的艰难，并进一步剖析菲工业化道路的得失成败。刘效梅的《浅议菲律宾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发展》分阶段剖析了菲独立后的外贸政策调整及对该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帖伟芝的《论菲律宾对美国的依附性》探讨菲律宾经济模式和农业国特性难于改变的根源，认为主要是美对菲殖民时期，美殖民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不愿菲发生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造成一个畸形结构，并对菲经济发展道路带来了难以调整的消极影响。孙建党、戴锦波的《美国政府、NGO、跨国公司在菲律宾绿色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视角独特，文章聚焦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美国大型跨国公司（MNC）在菲律宾实施名为推广农业科技的绿色革命。文章认为此举系美国在战后实施外交战略和利用跨国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新型手段，体现出美国非政府组织（NGO）和跨国公司在国际行动中与美政府外交政策的协同性。郑国富的《菲律宾对外贸易发展研究（1971—2013）》一文研究了菲马科斯至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菲律宾的外贸发展变化情况。徐建玲、陈期婷的《菲律宾土地改革和粮食安全研究》一文剖析了菲律宾独立后的几次土地改革的成败情况，并解析菲不同政府时期土改政策的形成原因及实施弊病。2014年，尹彬彬题为《美菲经济关系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影响探析（1946—1980）》[126]一文，认为在美国对菲律宾实施殖民统治时期，美国将菲视为美紧缺原料来源地及美倾销商品的目的地。菲独立建国后，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依然存在不平等性、不平衡性及依赖性问题，并突出体现在贸易、外资及经济援助方面。文章分析了美长期对菲援助在改善菲资金短缺等制约该国发展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此举也加重了菲不堪重负的债务负担，并受到美附着其上限制条件的羁绊。

作为美菲经贸关系的三大支柱（贸易、投资、外援）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国内学者对于美国对菲援助研究较为薄弱，2000年以来几位国内学者对此有专门研究，包括中山大学尤洪波博士的《论美国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一文，从经济社会理论视角剖析美国对菲经济援助政策及实施情况，得出互惠性和对等性是美菲援助交换关系长期稳定存在的主因的结论。尤洪波的博士论文《美国国内安全援助项目研究》[127]，着重研究国内安全援助这一美国对外援助的组成部分，并以美对菲国内安全援助作为其研究对象。

韩凝题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一文，分析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调整历史，认为国际开发署对菲援助政策出现调整，与菲国家发展及美菲同盟关系演变有着密切关联关系。崔翠翠的《以援助之名，掩利己之实——浅谈战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形成》一文，认为美国视菲律宾为在亚洲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和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棋子，美国对菲实施援助是建立在菲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价值基础之上。此外，周毅的《遏制战略下的美国对外援助：1947—1974》、周琪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的目标和方法》、谢华的《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外交研究（1947—1969）》[128]等文章对东南亚地区（菲律宾）略有提及，谢华文章中，按照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分类，提出菲既是前沿国家，又具反共盟国性质，因此菲在美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外交中占一席之地。

（四）文献综述评述

对于1965—1986年之间美国对菲政策，近半个世纪以来有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广大研究人员就此开展了不间断的研究，也取得了领域覆盖广、较为深入的丰硕研究成果。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按照三大领域并区分研究人员国别进行了分类文献梳理，如果改以时间轴来划分，对于该时期美国对菲政策的有关研究成果，也可以划分为1965—2000年，以及2000年以来两个大的时间段进行总体剖析。

1.1965—2000年之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评价

相较而言，21世纪之前撰写的文章基本属于“当世人著当世史”，优点是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体会美菲关系的现实状况，特别是诸如沙利文（Willian H.Sullivan）、爱德华多·Z.罗穆亚尔德斯（Eduardo Z.Romualdez）、伊曼纽尔·佩莱斯（Emmanuel Pelaez）这样的前任/时任驻美、驻菲大使，都是美国政府决策、美菲军事磋商的亲历者、执行者，威廉·E.贝瑞（William Emerson Berry，Jr.）这样曾在菲执行任务和开展深入调研的美国军方人士，他们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具有他人/后人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也应该看到，当事人著当世史存在无法规避的弊病：

首先，有些研究成果会受到研究人员“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视角影响，有些会囿于时代的制约而对有关议题有“短视”行为。譬如对马科斯家族进行基于贪腐的道德审判而将美菲关系、马科斯与阿基诺等反对派的关系进行简单的黑白化、脸谱化处理，这在有关著述，特别是马科斯、阿基诺夫人传记中普遍存在。又譬如对于马科斯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改变该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转而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应该看到，这是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也是当时东盟成员国家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但是部分研究过于局限于马科斯家族和裙带关系，将菲律宾国家经济政策转型升级的动因归于马科斯迫于美国压力，或者归咎于马科斯家族为了个人攫取利益而推动菲律宾经济结构转型，失之偏颇。

其次，这一阶段的研究人员虽然有能接触、采访诸多重大事件当事人的便利，但应该看到，当事人出于各种因素，对事实的陈述有误。譬如马科斯实施军管法时，究竟尼克松总统、时任美国驻菲大使亨利·拜罗德是什么态度，菲律宾的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参议员如何与美国交涉，这些问题在当时研究成果中都出现较大偏差。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充分证明，史实与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在《依我塑造：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及其他著述中普遍采信和引用书中 “拜罗德大使回忆自己持续劝说马科斯不要实施军管法”[129]相左，事实上是美菲提前有较为充分的沟通。此外，阿基诺参议员与美国大使馆官员会晤时，也坦承在当时情况下，“如果自己是马科斯，自己也会实施军管”，自己会接受及支持马科斯实施“军管法”云云。

再者，就是来自美菲双方面的资料匮乏。

一方面，在美国官方文件方面。受制于美国政府文件的解密期限限制，研究者缺乏政府官方文件作为研究的支撑。作为该时期的研究人员，虽然有个别官员/前官员有条件接触到政府文件或者参与政府决策，但是人员不多。美国老牌智库政策研究所学者韦登·贝罗在撰文《沼泽边缘：美国与菲律宾危机》时，根据媒体获得的国务院泄密文件来分析阐述美国对菲政策的目标，但是这属于极为罕见的个案。即使像《与独裁者起舞：马科斯家族与美国政策的制定》这样试图调阅美国官方档案来研究美菲关系的著述，其作者雷蒙德·邦纳（Raymond Bonner）依照信息自由法（FOIA）申请查阅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解密文档，都自述遇到了诸多困难。其查询到的档案材料也存在不系统、不全面以及出于保密需要而部分删除的情况，信息过于碎片化，作者难以据此全面、系统研究这一阶段的美国对菲政策。

另一方面，菲律宾的资料素材缺乏，且不可靠。在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菲律宾自由媒体受到打压，开展菲律宾研究遇到严重的信息匮乏问题，这成为该阶段研究的普遍性问题。《美国与菲律宾：制订政策的背景》作者克劳德·A.巴斯（Claude A.Buss）的论述具有典型性。他在著述中就多次谈及资料的缺乏：“外界不足以掌握军管法期间菲律宾政府成就与问题所达到的程度，因为自由媒体的缺失，……”，“我们关于菲律宾内部形势的资讯是不充分的！”“菲律宾政府的新闻稿都是混乱的，（对事务的定调）究竟是乐观还是晦暗都取决于政府的利益”[130]，因此当时学者所能引用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菲律宾政府官方声明、菲律宾官方媒体《马尼拉记事报》的官方宣传以及有限的《远东经济评论》或《亚洲周刊》的新闻报道或新闻时评，较难全面、客观、准确研究美菲关系的真实发展状况。

2.2000年以来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评价

2000年以来中外学者关于美国对菲政策演变的研究，解析视角有关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美国外交史研究、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演变、美国同盟关系及同盟管理、美国对外援助等，理论框架囊括权力与相互依赖、博弈论、同盟困境的“牵连”与“抛弃”等，视角多元，覆盖面广，形成了一定成果。而这一阶段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美国解密档案的陆续公开，主要包括“数字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简称DNSA）数据库、《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以及盖尔（GALE）公司出版的“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缩写为DDRS）数据库。这些档案的解密为21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使用官方文件研究美国对菲政策演变提供了新材料支持。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外学者在开展研究时也有一些不尽人意或者不足之处。

首先，冷战期间美菲关系研究并非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门，中外学者对此研究关注度不高，也欠缺20世纪《与独裁者起舞：马科斯家族与美国政策的制定》《走向帝国：美国与菲律宾》《依我塑造：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这样迄今为止都堪为经典的扛鼎之作。

其次，在2010年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中菲关系一度步入低谷，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于冷战时期美国的南海立场、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在配合政府外交斗争中发挥了一些现实作用。但是应该看到，有些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预设观点，对于美国设立和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假想敌和假设应用场景缺乏分阶段分析，有关美菲长期联合针对中国，以及美菲借《共同防御条约》拟通过军事合作应对中菲南海岛礁争端的结论经不起考证，这些研究忽视了“尼克松主义”出台后，在冷战格局中的中美缓和大背景之下，美国对菲律宾军事基地定位出现调整，美国在解释《共同防御条约》有关适用性条款方面采取模糊性原则来避免介入和激化中美、中菲南海岛礁争议的考虑。

第三，有些研究人员在应用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文件过程中，由于对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缺乏研究，对于不同总统时期、不同时间段的外交决策权变动缺乏了解，造成对美国国安会（NSC）、国务院、国防部、国会等文件材料权重值认知不当、取舍不当的现象。譬如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美国政府对美国国安会改组，并对决策程序进行重大改革调整，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决策权在白宫，基辛格主导下的国安会举足轻重。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务院被边缘化，研究中如果单纯采用、采信国务院立场文件就会出现谬误。

三研究方法与总体思路

从根本研究方法来看，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使用哲学的演绎、归纳、分析、综合方法来阐述、论证和研究。从学科划分来看，主要是以政治学的国际关系学、外交学以及历史学的有关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具体包括国际关系学中同盟管理与外交决策、历史学中的档案文献方法、经济学的博弈论与数据统计等方法。

本书综合利用来源广泛的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原始英文档案，具体包括“数字国家安全档案”（DNSA）菲律宾马科斯政府时期子集的3465份文件及其他总统指令、基辛格文件子集的40份重要文件，“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DRS）查询搜集的涉菲660份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6—1980年有关文件数百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直接相关有四本文件集，即1964—1968年约翰逊总统时期文件集之卷26（V26）的第294—374份文件（81份）、1969—1976年尼克松、福特总统时期文件集之卷12（VE12）的第314—362份文件（49份文件）、和卷20（V20）的第186—265份文件（80份文件），2017年解密的卡特总统时期文件集之卷22（V22）的第291—335份文件（45份文件），以及其他相关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类相关文件集文件。广泛搜集、筛选和使用新材料是本人开展该研究的主要优势，使得对1965—1986年期间美国对菲政策的研究相对比较全面和深入。

总体研究思路。本书正文分8章进行论述，第一章系本书的理论框架，笔者对同盟概念及同盟的产生、同盟管理与困境、同盟解体进行阐述，对美外交决策机构、机制与程序及对菲具体决策演变进行概述。第二章是“缔盟”，简要回顾美菲关系历史，剖析菲律宾独立后美菲同盟产生的历史环境、美菲双方缔结安全同盟的各自利益诉求。美主导美菲同盟缔结后，进一步通过三轮《军事基地协定》修订谈判、缔结多边安全条约及修订双边经贸协定安排等对双边同盟关系进行巩固。第三章主要阐述1965年菲律宾马科斯政权上台前的美菲关系状况，美如何看待与应对菲初步发展的民族主义浪潮，美如何以同盟义务施压菲马卡帕加尔政府追随其参加越战。第四章是约翰逊时期，美政府从维护美利益出发权衡菲两大总统候选人胜选的利弊，以同盟安全义务佐以同盟奖励来敦促马科斯当局克服国内国会制约，实现增兵援越。第五章是尼克松时期，尼克松“关岛宣言”逐步引发美亚洲政策调整，菲马科斯政府出台“发展外交”降低对美的安全、经济依赖，对美实施“软制衡”的反制措施。美在提前获悉马科斯当局将实施“军管法”后，评估认为一个强有力的亲美政府更能维护美安全及经济利益，因此对马科斯实施军管法之举采取默许态度。第六章是福特时期，随着越战结束，美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美政府对菲同盟管理手段减少，面对马科斯与中苏建交等自主外交态势，美以高额援助来换取维系军事基地却最终谈判流产，凸显美这一时期同盟管理的困境，以及弱国在非对称同盟中的有所作为。第七章是卡特时期，卡特政府一改前任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将人权议题正式纳入美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考量之中，并充分发挥国际金融机构（IFI）在配合落实美外交政策中的作用，采取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的两手举措，施压马科斯政府在基地谈判、改善人权方面做出妥协，恢复对美菲同盟发展的主导权。第八章是里根时期，里根政府将“独裁与双重标准”这一学术观点引入人权外交政策之中，对菲人权外交出现显著转向。美政府保持与马科斯政府及“反马”政治势力的接触，既敦促马科斯采取政治正常化举措，也施压严防在美、在菲的“反马”政治势力极端化发展趋势，并积极接触和发挥在菲政治、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地位的天主教会机构、负责人的作用，共同确保了菲马科斯政权在1986年和平移交政权，为美对马科斯政府时期政策画上句号。在结语中，笔者通过梳理美菲同盟发展演变过程，分阶段总结美菲同盟管理及同盟困境中的问题、内外影响因素、相互博弈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总结出美菲同盟的特性。最后，笔者提出对于同盟理论的几点拙见，进行理论升华。

四本书创新之处与不足

（一）本书创新之处

本书研究的史实论述部分填补了国际政治中关于美菲同盟研究的部分历史空白，完整的研究这段历史对当前国际关系具备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本研究采用了DNSA、DDRS及FRUS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就1965年至1986年期间美对菲政策进行了较系统、较完整、较深入的论述，弥补了前人局限于资料匮乏而不得不分段研究且史料缺失较多的遗憾。第二，针对部分重点议题的讨论更加清晰。如理顺了1969年美参议院赛明顿听证会与“尼克松主义”关系，以及两者对于菲从越南撤军及美菲关系的影响。第三，从系统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本研究参考资料更加完整，研究较为系统，因此在对一些主题的分析和结论上有别于此前研究。比如对美菲军事安全谈判及美主导《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的释约权，美政府如何借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菲反对派、菲天主教会来配合实施其对马科斯政府政策等问题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第四，美对马科斯时期菲政府的政策对美菲关系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完整的研究对于今天我们更好地解析和应对中菲、美菲、南海问题等都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从外交决策理论入手，全面梳理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政府时期对菲政策的演变过程，厘清美对菲外交决策的战略依据与政策目标发展进程，从而勾勒美对菲外交决策机制与具体程序。笔者重点运用“官僚政治模式”来具体阐述美国务院、国安会、国会、国防部等不同部门在美菲《军事基地协定》谈判、《共同防御条约》适用性范围辨析、“撑马”与“弃马”决策及实践中的内部博弈，并对美外交决策与实践效果进行评估总结。

本书通过对美菲同盟关系的研究，对同盟理论体系也进行了一定补充。同盟理论历来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进入了百家争鸣、深入细节的研究阶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书通过对盟国安全政策分类讨论，分析了非对称性双边同盟关系中，盟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与被牵连和被抛弃等同盟恐惧的关系，得出了五项推论，并结合美菲同盟关系演变史实，对此进行了逐一验证，得出在美菲这一实力相差悬殊的非对称性同盟关系中，弱国（菲）确实比强国（美）在更多情况下同时面临着被牵连和被抛弃两种困境的结论。笔者也补充非对称同盟中弱国的作为，提出同盟管理中的弱国有效反制系双方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动态调整与发展演变。

（二）本书研究的局限

本书主要是基于美官方解密档案开展相关研究，重点使用了DNSA、DDRS及FRUS等解密档案。但是目前FRUS涉菲部分的解密工作仅进行至卡特政府时期（2017年9月完成并出版），对于本书涉及的里根政府解密档案尚未完成。虽然这部分未解密资料并未对本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产生实质影响，但如果能够补齐这部分资料将更加有益。

囿于研究框架设计和笔者能力所限，本书并未过多着墨于美外交思想、菲政府决策研究机制等，如果能够在研究中增加这部分内容，研究的立体感将更加强烈，研究内容亦将更加丰满。如若将美外交思想及其相关决策实践单列出来研究，也不失为一次很好的尝试。

本书关于美实施对菲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更多是关注两国政府行为体层面的政策、会议、谈判博弈过程，略有涉及美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NGO）对菲开展影响工作。而在现实中，美政府对菲外交实践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政府背景非政府组织（GONGO）的作用。譬如肯尼迪时期创立的和平队（Peace Corps），1961年第一批目标国就包括菲律宾及哥伦比亚、坦桑尼亚三国，人数多达128人。之后不断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时，管理层包括8个美国人和31名菲籍雇员，近400人的志愿者队伍位居全球第一，在培养菲民众民主抗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里根政府时期新设立的美国民主基金会（NED），先后资助菲选举监督机构、媒体、教会组织，在马科斯政权更替以及阿基诺夫人执政时期都深度参与菲政治活动，与和平队构成美对菲外交实践的非政府行为体。

本研究中的理论创新部分虽然在美菲同盟中得到验证，但是否在其他同盟关系中能够得到顺利验证还有待考究，比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或许这些新的结论在其他同盟关系中会产生新的特点，进一步充实这些结论，将使之不断趋于全面和完整。

[1] Michael R.Pompeo，“Remarks With Philippine Foreign Secretary Teodoro Locsin，Jr.”，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9/03/289799.htm.

[2] Raymond Bonner，Waltzing with a Dictator：The Marcose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cy，New York：Times Books，1987.

[3] Stanley Karnow，In Our Image：America’s Empire in the Philippines，New York：Random House，1989.

[4] Henry William Brands，Bound to Emp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5] Claude Albert Bus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Background for Policy，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Research，1977.

[6] James Hamilton-Paterson，America’s Boy：A Century of Colonialism in the Philippines，London：Granta Books，1998.

[7] Anthony James Gregor，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A Threat to U.S.Interests，Washington，D.C.：Ethics and Public Policy，1984.

[8] Stephen Rosskamm Shalo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A Study of Neocolonialism，Philadelphi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81.

[9] Alejandro M Fernandez，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Forging of New Relations，Quezon city：Philippine Union Catalog，1977.

[10] Buckley Roger，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since 19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1] Robert J.McMahon，The Limits of Empire：The Unites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Two，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12] Gabriel Kolko，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80，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8.

[13]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50th Anniversary Editi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9.

[14] John Dumbrell and David M.Barrett，The Making of U.S.Foreign Policy：American democr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0.

[15] [美]比米斯·S.F.：《美国外交史》，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美]杰里尔·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美]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16] [美]理查德·尼克松：《不再有越战》，王绍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17]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伍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18]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陈瑶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19] [美]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邱应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20] [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马科斯王朝》，王槐挺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

[21] [美]查理·C.麦克杜格尔德：《马科斯传》，何祚康等译，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

[22] [菲]埃萨伯罗·克里索斯托莫：《科丽·阿基诺传》，施能济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3] [菲]卡门·纳瓦罗·佩德罗萨：《马科斯夫人秘闻》，罗学艺等译，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

[24] [美]贝·丝戴·罗慕洛：《菲律宾政坛回忆》，李延凌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 Robert L.Youngblood，Marcos Against the Church：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the Philippin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26] James F.Eder and Robert L.Youngblood，Patterns of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Phoenix：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4.

[27] Robert L.Youngblood，“The Philippines in 1982：Marcos gets tough with domestic critics”，Asian Survey，Vol.23，No.2，1983，pp.208-216；Robert L.Youngblood，“The Philippines in 1981：from ‘New Society’ to ‘New Republic’”，Asian Survey，Vol.22，No.2，1982，pp.226-235；Robert L.Youngblood，“Government-Media Rel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Asian Survey，Vol.21，No.7，1981，pp.710-728；Robert L.Youngblood，“Church Opposition to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Asian Survey，Vol.18，No.5，1978，pp.505-520；Robert L.Youngblood，“Philippine-American Relations under the ‘New Society’”，Pacific Affairs，Vol.50，No.1，1977，pp.45-63；Robert L.Youngblood，“The Philippines in 1985：A Continuing Crisis of Confidence”，Southeast Asian Affairs，Issue，1986，pp.225-238；Robert L.Youngblood，“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the Philippines’ New Society”，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12，No.3，1978；Robert L.Youngblood，“The Corazon Aquino ‘Miracle’ and the Philippine Churches”，Asian Survey，Vol.27，No.12，1987，pp.1240-1255.

[28] William H.Overholt，“The Rise and Fall of Ferdinand Marcos”，Asian Survey，Vol.26，No.11，1986，pp.1137-1163.

[29] Justus M.Van Der Kroef，“Philippine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the United States”，World Affairs，Vol.140，No.4，1978，pp.315-326.

[30] William J.Burns，“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hilippines”，The World Today，Vol.38，No.3，1982，pp.97-104.

[31] Walden Bello，“Edging toward the Quagm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Crisis”，World Policy Journal，Vol.3，No.1，1985，pp.29-58.

[32] Richard J.Kessler，“Marcos and the Americans”，Foreign Policy，Vol.63，1986，pp.40-57.

[33] Gary Hawes，“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the Marco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essures that Made for Chang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8，No.1，1986，pp.18-36.

[34] Peter Bacho，“U.S.Policy Options toward the Philippines”，Asian Survey，Vol.27，No.4，1987，pp.427-441.

[35] Chalmers Johnson and Khatharya Um，“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1986：Demands for Democracy”，Asian Survey，Vol.27，No.1，1987，pp.10-22.

[36] Robert C.Horn，“Southeast Asian Perceptions of U.S.Foreign Policy”，Asian Survey，Vol.25，No.6，1985，pp.678-691.

[37] Herbert S.Malin，“The Philippines in 1984：Grappling with Crisis”，Asian Survey，Vol.25，No.2，1985，pp.198-205.

[38] G.Sidney Silliman，“The Philippines in 1983：Authoritarianism Beleaguered”，Asian Survey，Vol.24，No.2，1984，pp.149-158.

[39] Clark D.Neher，“The Philippines in 1980：The Gathering Storm”，Asian Survey，Vol.21，No.2，1981，pp.261-273.

[40] Clark D.Neher，“The Philippines 1979：Cracks in the Fortress”，Asian Survey，Vol.20，No.2，1980，pp.155-167.

[41] Kit G.Machado，“The Philippines 1978：Authoritarian Consolidation Continues”，Asian Survey，Vol.19，No.2，1979，pp.131-140.

[42] David Wurfel，“The Philippines：Intensified Dialogue”，Asian Survey，Vol.7，No.1，1967，pp.46-52.

[43] Martin Meadows，“Recent Developments in Philippine-American Relations：A Case Study in Emergent Nationalism”，Asian Survey，Vol.5，No.6，1965，pp.305-318.

[44] Gabriel Kolko，“The Philippines：Another Vietnam?”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l5，No.1，1973，pp.47-53.

[45] Peter R.Kann，“The Philippines without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Vol.52，No.3，1974，pp.612-632.

[46] Carl H.Landé，“Philippine Prospects after Martial Law”，Foreign Affairs，Vol.59，No.5，1981，pp.1147-1168.

[47] Carl H.Landé，“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Philippine Studies，Vol.49，No.4，2001，pp.518-539.

[48] Robert A.Manning，“The Philippines in Crisis”，Foreign Affairs，Vol.63，No.2，1984，pp.392-410.

[49] Walden Bello，“U.S.-Philippine Relations in the Aquino Era”，World Policy Journal，Vol.5，No.4，1988，pp.677-702.

[50] Joven G.Maranan，Countdown to Martial Law：The U.S-Philippine Relationship，1969-1972，Master thesis，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2016.

[51] Sara Steinmetz，U.S.Policy toward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broad：Perspectives on Realpolitik.（Volumes I and II），Ph.D.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1991.

[52] Benigno S.Aquino Jr.，“What’s Wrong with the Philippines?”Foreign Affairs，Vol.46，No.4，1968，pp.770-779.

[53] Raùl S.Manglapus，“The Philippines：Will the US Learn from Success”，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7，No.5，1985，pp.20-23.

[54] Bernardo M.Villegas，“The Philippines in 1985：Rolling with the Political Punches”，Asian Survey，Vol.26，No.2，1986，pp.127-140.

[55] Alejandro M.Fernandez，“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Southeast Asian Affairs，Issue，1976，pp.269-308.

[56] 金应熙主编，刘迪辉等编著：《菲律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才：《当代菲律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涛、陈丙先：《菲律宾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马燕冰、黄莺：《列国志——菲律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梁华：《马科斯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燕兰：《马科斯总统和夫人》，时事出版社1983年版；孙嘉莉：《科·阿基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岳、吴秀慧：《马科斯沉浮录》，香港：星辰出版社1986年版。

[57] 李庆余：《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李庆余：《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至200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董秀丽：《美国外交的文化阐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蒋劲松：《美国国会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赵可金：《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沈国麟：《镜头中的国会山：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玮、戴超武：《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年》，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刘文祥：《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国会与总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研究（1945—1972）》，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杨生茂、刘绪贻：《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张宏毅：《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会钧：《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外交》，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8] 陈森海：《对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反思》，《东南亚研究》1986年第3期；朱安琪、林均红：《从马科斯下台看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变化》，《东南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4期；钱箭星：《从阿基诺被暗杀时间看菲律宾的政局》，《南洋问题》1983年第4期；先达人：《阿基诺事件的两个调查报告》，《世界知识》1984年第23期；林均红：《动荡的菲律宾政局》，《国际问题资料》1984年第23期；俞亚克：《战后菲美关系概论》，《东南亚》1987年第4期；朱振明：《贝·阿基诺被害与菲律宾“二月革命”》，《东南亚》1989年第2期。

[59] 刘军：《现实的抉择：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1981—1986年）》，《美国研究》1990年第1期。

[60] 许滨：《变动中的外交——美国对菲律宾政策（1983—1986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61] 卓建明：《里根政府对菲律宾阿基诺事件的反应》，《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卓建明：《对里根“民主外交”的思考》，《世界历史》1996年第2期。

[62] 张卫良：《试析战后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嬗变》，《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63] [美]格兰·梅著，潘一宁译：《美菲关系的历史研究》，《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6期。

[64] 周素勤：《美国对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

[65] 时羽卓：《马科斯时期菲美关系的演变（1965—1986年）》，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

[66] 陈雪：《尼克松政府对菲律宾的政策》，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

[67] 殷婷茹：《阿基诺案件与美国对菲外交政策（1972—1980）》，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

[68] 郑蔚康：《菲律宾对东盟政策中的美国因素》，《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5期。

[69] 肖美红：《非对称同盟中的美国对菲外交研究——威胁因素的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4年。

[70] 邵笑：《简析尼克松的南海政策——以西沙海战为例》，《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3期；王静：《冷战时期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演变及解析》，《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郭渊：《冷战时期菲律宾南海石油开采及行为特征分析》，《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1期；郭永虎：《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争端政策的历史考察——给予美国新近解密外交档案的解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

[71] 谭笑：《“遏制”战略再审视：从卡特到布什——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977.1—1991.12）》，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

[72] 冯雷：《马科斯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与菲律宾基督教组织关系探讨》，《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

[73] 冯雷：《菲律宾天主教会同马科斯政权的关系》，《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

[74] William Emerson Berry，American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Base Negotiations，and Philippine-American Relations：Past，Present，and Future，Ph.D.dissertation，Cornell University，1981；William E.Berry，U.S.Bases in the Philippines：The Evolution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

[75] John W.McDonald Jr.and Diane B.Bendahmane eds.，U.S.Bases Overseas：Negotiations with Spain，Greece and the Philippines，Boulder：Westview Press，1990.

[76] Fred Greene ed.，The Philippine Bases：Negotiating for the Future American and Philippine Perspectives，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88.

[77] Anthony James Gregor and Virgilior Aganon，The Philippine Base：U.S.Security at Risk，Washington D.C：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1987.

[78] Roland G.Simbulan，The Bases of Our Insecurity：A Study of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Manila：BALAI Fellowship，1983.

[79] William H.Sullivan，“Relocating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7，No.2，1984，pp.114-119.

[80] Alva M.Bowen，Philippine Bases：U.S.Redeployment Options，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Lirary of Congress，1986.

[81] William R.Feene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The Bases Dilemma”，Asian Affairs，Vol.10，No.4，1984，pp.63-85.

[82] Sheldon W.Simon，“Davids and Goliaths：Small Power-Great Power Security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Asian Survey，Vol.23，No.3，1983，pp.302-315.

[83] A.James Gregor，“The Key Role of U.S.Bases in the Philippines”，January 10，1984，https：//www.heritage.org/report/the-key-role-us-bases-the-philippines.

[84] Richard Fisher，“A Strategy for Keeping the U.S.Bases in the Philippines”，May 20，1988，https：//www.heritage.org/asia/report/strategy-keeping-the-us-bases-the-philippines.

[85] Jonathan Stromseth，“Unequal Allies：Negotiations over U.S.Bases in the Philippin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3，No.1，1989，pp.161-188.

[86] William E.Berry，“The Effects of the U.S.Military Bases on the Philippine Econom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1，No.4，1990，pp.306-333.

[87] Stephen R.Shalom，“Securing the U.S.：Philippine Military Bases Agreement 1947”，https：//www.wpunj.edu/dotAsset/209673.pdf.

[88] Gregory P.Corning，“The Philippine Bases and U.S.Pacific Strategy”，Pacific Affairs，Vol.63，No.1，1990，pp.6-23.

[89] George McTurnan Kahin，“The US-Philippine Security Relationship：Dependent on the Bases?”，South East Asia Research，Vol.1，No.2，1993，pp.127-142.

[90] L.Eve Armentrout Ma，“Treaty or Travesty?：Legal Issues Surrounding the U.S.-Philippines MilitaryBase Agreement of 1947-1992”，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10，No.1/2，2001，pp.93-121.

[91] Peter Bacho，“U.S.-Philippine Relations in Transition：the Issue of the Bases”，Asian Survey，Vol.28，No.6，1988，pp.650-660；Amos Yoder，“Options for a New Policy in East Asia”，Asian Survey，Vol.16，No.5，1976，pp.478-491.

[92] Eduardo Z.Romualdez，A Question of Sovereignty：The Military Bases and Philippine American Relations，1944-1979，Manila：Selbstverlag，1980.

[93] Emmanuel Pelaez，“The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Past and the Future”，Foreign Relations Journal，Vol.1，No.1，1986，p.2.

[94] Desmond Ball ed.，US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Issues and Implications，Canberra：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8.

[95] 陈原：《美国军事基地网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世界知识》1951年第24期；周道：《美菲军事基地谈判》，《世界知识》1956年第24期。

[96] [美]勒鲁瓦·汉森著，细定译：《卡特的远东战略：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新作用》，《南洋资料译丛》1977年第4期。

[97] 曾莫休：《美菲军事基地谈判背景与前瞻》，《国际展望》1988年第13期；森业：《美菲军事基地之争》，《世界知识》1988年第14期；时永明：《菲律宾军事基地问题与菲美关系》，《国际问题研究》1991年第3期；赵文骝：《美菲军事基地的存废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2期；宫少朋：《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历史、现状与前途》，《外交评论》1990年第1期；荣小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美菲军事基地谈判达成新协议》，《国际展望》1991年第15期；[菲]罗兰德·G.西姆布兰著，周金奎译：《菲律宾美国军事基地的作用》，《东南亚研究资料》1991年第2期。

[98] 刘清涛：《二战后菲美安全关系透视》，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3年；孙敏：《美国对菲律宾军事安全政策研究（1969—1976）》，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3年；费昭珣：《同盟理论视角下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关系》，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9年；杨超：《菲律宾反美军基地的社会运动研究：缘起、过程与绩效》，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8年。

[99] 万艳玲：《论马科斯时期菲美军事基地问题》，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

[100] 张传江：《〈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研析》，《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101] 邵笑：《论南海问题与1976年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3期。

[102] [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高德步等总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美]沙伊贝：《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彭松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3] Vicente B.Valdepeñas，Jr.，“The Economic Challenge in the Philippines”，Philippine Studies，Vol.16，No.2，1968，pp.278-296；Vicente B.Valdepeñas，Jr.，“Japan in Postwar Philippine Economy”，Philippine Studies，Vol.18，No.4，1970，pp.718-739；Vicente B.Valdepeñas，Jr.，“Philippine Inflation，1967-1974”，Philippine Studies，Vol.23，No.3，1975，pp.320-335.

[104] Jose F.S.Bengzon，Jr.，“National Treatment of Americans in the Philippines：Parity Rights，Retail Trade and Investment”，The International Lawyer，Vol.3，No.2，1969，pp.339-363.

[105] Jeffrey G.Williamson，“Dimensions of Postwar Philippine Economic Progres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3，No.1，1969，pp.93-109.

[106] Astri Suhrke，“US-Philippines：the End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World Today，Vol.31，No.2，1975，pp.80-88.

[107] Frank H.Golay，“Economic Challenges Facing the Philippines”，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4，No.2，1983，pp.254-261；Gary Hawes，“The state，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hilippine”，Philippine Sociological Review，Vol.32，No.1/4，1984，pp.81-89.

[108] Agustin Kintanar，Jr.，“The Philippine Economy：A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Crisis”，Southeast Asian Affairs，Issue，1985，pp.279-293.

[109] William Crowther，“Philippine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Comparative Politics，Vol.18，No.3，1986，pp.339-356.

[110] Hal Hill，“The Philippine Economy in 1985：The Decline Continues”，Southeast Asian Affairs，issue，1986，pp.239-257；Hal Hill，“The Philippine Economy Under Aquino：New Hopes，Old Problems”，Asian survey，Vol.28，No.3，1988，pp.261-285.

[111] Charles W.Lindsey，“Economic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Asian Survey，Vol.24，No.12，1984，pp.1185-1208.

[112] Donald Crone，“Emerging Trends in the Control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ASEAN”，Asian Survey，Vol.21，No.4，1981，pp.417-436.

[113] Laura Jeanne Henze，“U.S.-Philippin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Negotiations”，Asian Survey，Vol.16，No.4，1976，pp.319-337.

[114] Ku Charng-Yeon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hilippine Sugar Industry，Ph.D.dissertation，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1989。

[115] Mark Sanchez，Resistance from Afar：Opposition to the Marcos Regi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1981-1983，Master thesis，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2012.

[116] Temario Campos Rivera，Class，the State and Foreign Capital：The Politics of Philippine Industrialization，1950-1986，Ph.D.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91.

[117] Robin Broad，Behind Philippine Policy Making：The Role of the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Ph.D.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83.

[118] Oscar R.Bucog，“Philippin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An Appraisal”，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Vol.32，No.3/4，2004，pp.203-229；M.D.Litonjua，“The State in Development Theory：The Philippines Under Marcos”，Philippine Studies，Vol.49，No.3，2001，pp.368-398；Aurora L.Almeda Martin，“Philippine Land Reform Cycles：Perpetuating U.S.Colonial Policy”，Philippine Studies，Vol.47，No.2，1999，pp.181-205。

[119] Joseph P.McCallus，“The Celebration of the Devil：Degradation Rhetoric in the Propaganda of the Anti-Marcos Movement in America”，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Vol.17，No.1，1989，pp.90-103；Joseph P.McCallus，“Anxiety as a Tactic of Political Persuasion in a Filipino-American Community Newspaper”，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Vol.16，No.3/4，1988，pp.235-249。

[120] Rene E.Ofreneo，“The Philippines：Debt Crisis and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Philippine Sociological Review，Vol.32，No.1/4，1984，pp.7-17.

[121] Thomas C.Nowak，“The Philippines before Martial Law：A Study i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1，No.2，1977，pp.522-539.

[122] 蒋细定：《菲律宾经济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写组编：《东南亚五国经济概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东南亚五国经济》，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明华：《当代菲律宾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3] 杨安民：《从美菲关系看菲律宾经济》，《世界知识》1957年第10期；[苏]托罗依次基著，林克明译：《菲律宾经济中的美国垄断》，《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124] 应尚华：《菲律宾的消费市场》，《东南亚研究》1981年第2期；村野：《菲律宾的外债》，《东南亚研究》1981年第2期；汪慕恒、蒋细定：《战后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战略》，《南洋问题研究》1984年第2期；沈红芳：《菲律宾的外资政策和外资活动情况》，《南洋问题研究》1978年第2期；沈红芳：《战后菲律宾的工业发展和外贸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82年第1期；沈红芳：《菲律宾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和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82年第3期；沈红芳：《战后菲律宾外资、外援的消长变化、特点及其原因》，《南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2期；蒋细定：《菲律宾的能源开发战略初探》，《南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2期；蒋细定：《战后菲律宾的工业的发展问题初析》，《南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4期；蒋细定：《菲律宾工业发展的问题与展望》，《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2期；陈大冰：《菲律宾社会指标的初步分析》，《南洋问题研究》1984年第3期；钱文宝：《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的比较分析》，《南洋问题研究》1985年第1期；陈丽贞：《论战后东盟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变化》，《南洋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杨学渊：《菲律宾经济发展二十年》，《现代国际关系》1984年第1期；张乃坚：《菲律宾的能源》，《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Z1期；汪巍：《菲律宾的债务负担与经济发展》，《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1期。

[125] [菲]A.李昭戈著，李希炳译：《美帝国主义对菲律宾的经济掠夺》，《南洋资料译丛》1976年第2期；[日]佐藤昭治著，国良译：《菲律宾的外资政策和外资情况》，《南洋资料译丛》1977年第3期；肖彬：《菲律宾的工业化进展和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南洋资料译丛》1979年第4期；[苏]O.T.捷列申科著，方人译：《菲律宾的货币金融近况》，《东南亚研究》1980年第2期；[苏]B.雅·阿尔希波夫著，东晖译：《菲律宾进口贸易的发展趋势》，《东南亚研究》1980年第2期；[苏]В.Я.阿尔希波夫著，甘木译：《菲律宾的糖业生产》，《东南亚研究》1980年第4期；[苏]Β.Я.阿尔希波夫著，王超进译：《菲律宾的经济问题》，《东南亚研究》1981年第4期；[菲]阿布里诺·艾迪南著，汪慕恒译：《菲律宾工业化的合理化战略：从工业保护政策转向工业支持政策——菲律宾1983—1987年》，《南洋资料译丛》1982年第2期；[菲]赫拉尔多·西卡特著，汪慕恒译：《八十年代的菲律宾经济发展战略》，《南洋资料译丛》1982年第3期；[日]南原真著，汪慕恒译：《菲律宾工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南洋资料译丛》1982年第4期；[苏]Л.Д.多尔任科娃著，东晖译：《菲律宾的对外贸易及扩大出口的措施》，《东南亚研究》1983年第3期；[菲]小何塞·罗梅罗著，雪辽译：《菲律宾的债务管理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美]弗兰克·H.戈莱著，周世雄译：《菲律宾面临的经济挑战》，《南洋资料译丛》1985年第1期；[美]雷蒙·H.麦尔斯著，黄学毅译：《菲律宾经济困难的根源》，《南洋资料译丛》1985年第3期；[美]格温多林·R.特克逊著，柳平译：《菲律宾工业发展中的贸易政策和工业奖励政策》，《东南亚研究》1985年第3期；[菲]杰拉多·P.西卡特著，陈超逯编译：《菲律宾经济的症结何在》，《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3期；[美]加里·霍斯著，其实译：《马科斯、其密友和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失败》，《南洋资料译丛》1995年第Z2期；[苏]弗·阿尔希波夫著，施纯谋译：《菲律宾经济：成就与困难》，《国际经济评论》1982年第9期；[苏]弗·阿尔希波夫著，付志华译：《菲律宾的经济与外汇金融问题》，《国际经济评论》1985年第10期。

[126] 李异平：《从马科斯统治下的电信业看菲律宾与美国的依附关系》，《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李异平：《美国对菲律宾传媒的影响与控制》，《新闻大学》2000年第2期；杨卫民、祁可前：《马科斯独裁下的菲律宾土地改革（1972—1986）》，《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沈红芳：《菲律宾工业化发展进程及其政策特点》，《亚太经济》2003年第2期；刘效梅：《浅议菲律宾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发展》，《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03年第5期；帖伟芝：《论菲律宾对美国的依附性》，《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孙建党、戴锦波：《美国政府、NGO、跨国公司在菲律宾绿色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6期；郑国富：《菲律宾对外贸易发展研究（1971—2013）》，《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徐建玲、陈期婷：《菲律宾土地改革和粮食安全研究》，《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期；尹彬彬：《美菲经济关系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影响探析（1946—1980）》，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4年。

[127] 尤洪波：《论美国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亚太经济》2011年第6期；尤洪波：《美国国内安全援助项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0年。

[128] 韩凝：《美国国际开发署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东南亚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崔翠翠：《以援助之名，掩利己之实——浅谈战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形成》，《中国校外教育旬刊》2014年第Z1期；周毅：《遏制战略下的美国对外援助：1947—1974》，硕士学位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年；周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的目标和方法》，《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谢华：《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外交研究（1947—1969）》，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

[129] Stanley Karnow，In Our Image：America’s Empire in the Philippines，New York：Random House，1989，p.356.

[130] Claude Albert Bus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Background for Policy，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Research，1977.

引言

一 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