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十年灯(3)

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术是酷刑，所以审判“匪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秘密进行。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种酷刑，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两位校长（张敏之、邹鉴）五名学生（刘永祥、张世能、谭茂基、明同乐、王光耀）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时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敏之四十三岁，邹鉴三十八岁。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押回澎湖，当局以“新生队”名义管训，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全省各大戏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头。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副司令是彭孟缉。

那时候，军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五千多名入伍的学生从此与世隔绝。还有两千四百多名学生（女生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李振清总算为他们成立了一所子弟学校，继续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员林成立实验中学，使这些学生离开澎湖。

我是后知后觉，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凑出整个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学生，高堂老母寿终时不知我流落何处，我常常思念澎湖这一群流亡学生的生死祸福，如同亲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触类旁通，“烟台联中匪谍案”不是司法产品，它是艺术产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假”的，因为“假”，所以能达到邪恶的目的，因为“真”，所以“读者”坠入其中不觉得假。狱成三年之后，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他义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蒋派张公度调查，张公度调阅案卷，结论是一切合法，没有破绽！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

今天谈论当年的“白色恐怖”应该分成两个层次：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采取“纯法律观点”原谅自己；另外一个层次，像张敏之和邹鉴，他们并未触法（即使是恶法！），他们是教育家，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他们是国民党党员，尽力实现党的理想，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国民党的权要，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虽有家属的申诉状，山东大老裴鸣宇的辨冤书，监察委员崔唯吾的保证书，一概置之不顾，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子孙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难道他们是把这样的案子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艺术欣赏的态度是不求甚解，别有会心，批准死刑犹如在节目单上圈选一个戏码，完全没有“绕室彷徨、掷笔三叹”的必要。

多年以后，我偶然结识一个从火烧岛放出来的受难者，从他手中看见军法机关发给他的文书，他的姓名性别年龄位置之下，赫然有一个项目是“罪名”，并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仅是一个名词而已！实在太“幽默”了。

可怜往事从头说：那时逃到台湾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随国民党，与中共有长年对抗的经验，多半反对国共合作、国共和谈，多半对国民党的党务和政绩有一肚子批评责难，他们甚至怀疑“领袖”是否英明。这些人来到台湾以忠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烟台联中冤案重挫这些外省人的气焰，他们从此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俯首贴耳。流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受审时，也曾慷慨陈述自己对“党国”的贡献表明心迹，办案人员反问：像程潜和张治中那样的党国元老都投共了，你这一点前程算什么？据说，办案人员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诉他们，全国只有一个人不会站在这里。（除了“最高领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党叛国受审。）那时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他们已完全失去信心。

如果他们当时以杀人为策略，真相大白、局势大好时应该接着以平反为策略，他们又没有这般魄力智慧，坚决拒绝还受害人清白。说到平反，冤案发生时，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邹鉴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大老，都不敢出面过问，保安司令部“最后审判”时，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两“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个“自下而上”的办案方式，军法当局可以运用这个方式“祸延”任何跟他作对的人。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还是执行了，还是多亏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献，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为冤，也给最后迟来作平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裴老是山东的好父老，孙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后，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过正义火炬，更难得民进党“立委”谢聪敏、范巽绿慷慨参与，谢委员以致力为“二二八”受害人争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广阔，推己及人。在这几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复是：“为国家留些颜面！”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只为国家留颜面，不为国家留心肝，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一任其伤痕累累，正好应了什么人说的一句话：爱国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

【我从瞭望哨看见什么】

“瞭望哨”是《扫荡报》副刊的名称，《扫荡报》是国军创办的日报。抗战时期以报道战地新闻创造巅峰，抗战胜利改名《和平日报》，台湾成立分社。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撤退，总社迁台北，七月恢复《扫荡报》原名。我经常写一些散文向“瞭望哨”投稿，自己觉得很受欢迎。

一九五〇年一月某日，我有一篇文章在“瞭望哨”发表，使用笔名“黄皋”。文章刊出时末尾多了一行小字，加上括号，写的是“黄皋兄请来编辑部一谈”。幸亏我看副刊一向仔细，没有错过这一条重要的讯息。

《扫荡报》编辑部设在昆明街，楼上办公室，楼下排字房。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瞭望哨”的主编萧铁先生，他心直口快，他说他想建议报社增加一名人手，专门校对副刊，同时参与副刊编务，做他的助手；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推荐。乍听之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萧老编完全不知道我的底细，那年代“匪谍就在你身边”，他竟敢拉拔我进报馆。那时我漂流失业，天无绝人之路！可是我没有工作经验，他很轻松地说：“你一个小时就可以学会”。

说来像传奇的情节，就这样，萧老编把我带进新闻界（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抗战时期就跟熊佛西手下编文学杂志了）。这年我二十五岁，我的人生开始有了轨道。《扫荡报》是军报，一般报社的任职文件用聘书，《扫荡报》用“派令”，总社长萧赞育将军署名。派令记载，我的上班日期为二月一日，月薪新台币每月一百六十元。《扫荡报》是穷报，但我没有“待遇菲薄”的感觉，那时物价也低，记得“纯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惊奇”墨水一瓶，两元五角，笔记簿一本，八角。五月十七日舟山撤退，蒋公犒赏官兵，每人五元。长白师范学院结束，每人发给膳食费，每天一元六角。弟弟妹妹在澎湖读书，我寄零用钱给他们，每月每人二十元。夜晚睡在编辑部的地板上，没有房租开支，还可以看守公家的文具财物，大受欢迎。

果如萧老编所说，校对使用的那几个符号，我马上学会了；然后他教我怎样发稿，什么几号字、几分条、几批、几行、边栏、头题……他告诉我，编副刊，技术并不重要，构想才重要，构想来自思想，思想最重要。

那时各报副刊的“桌面”很小，端出来两种“主菜”，一种是西洋幽默小品，一种是中国历史掌故。“瞭望哨”不登这两种文章，萧主编说，“这不是文学”。他认为大报一定要有文学副刊，文学副刊要反映当时人的意念心灵，一道一道菜都是热炒，不上卤味和罐头，即使有少数文章水准差一点，也算是对文学人才的培养。皇天在上，天生他一对眼睛，简直是为了发现我，“瞭望哨”以军中一般官兵为主要读者，当时作家以军中生活做题材的文章，大都以高姿态俯视士兵，他们笔下的人物或憨态可掬，或愚忠可怜，那种近乎开心的笔调，你说是幽默，大兵们看来是歧视，我从来不犯这种毛病。

进了《扫荡报》，才知道副刊严重缺稿，邮差每天送来几封信，徒劳你望穿秋水；发稿计算字数，常常需要我临时赶写一千字或五百字凑足，我总能在排字房等待中完成，同事们大为惊奇，我开始受到他们的注意。

还记得当年“瞭望哨”发稿，我跟萧铁主编有如下的对话。他交给我一篇稿子，告诉我，“这篇文章是抄来的！”那作者当然没一个字一个字照抄，那时逃难，谁也没带着藏书，这位投稿的人读过一些文章，记得大致内容，自己重写一遍，他以为渡海出来的人少，大陆和台湾之间从此断裂，别人很难发觉。既然是抄来的，副刊还登不登呢？主编最后裁决：“咱们缺稿，登他一次。”

有时他交给我一篇稿子，告诉我：“骗子！他来骗稿费！”那些文章总是称赞自己的仁风义举，或者夸耀在工作岗位上有了不起的贡献，或者如何受到某一位大人物的礼遇而沾沾自喜。怎么知道它说谎呢？“千万不要欺骗读者，读者有第六感。”既然如此，副刊还登不登呢？“咱们缺稿，让他骗一次。”

有时候，萧主编也拿出一些文章，先称赞一番再交给我，罗兰的散文，尹雪曼、骆仁逸（依洛）的小说，他都评为“上品”，他的语气总是十分夸张，或是精华，或是垃圾。那时候还有王聿均、符节合、余西兰、高莫野、傅漫飞、蓝婉秋，都受到萧老编的称赞。

进了《扫荡报》，这才认识《新生报》副刊主编冯放民（凤兮），《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并且有机缘听到他们谈话。那时各副刊都闹稿荒，那些有名的作家，从大陆逃到台湾，惊魂未定，惟恐中共马上解放台湾，清算斗争，多写一篇文章就多一个罪状，竭力避免曝光。

恰巧此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九五〇年五月，“中国文艺协会”开成立大会，张道藩主持，事先发函邀请文坛名宿梁实秋、钱歌川，两人没有回音。那时前辈小说家王平陵协助张道公筹备会务，他仗着道公和梁实秋、钱歌川都是朋友，就替他们在签到簿上签名，增加大会的光彩，采访记者根据签到簿写新闻，都把梁和钱两人的大名放在前面。第二天，这两位名教授看到报纸，马上写信给报馆郑重声明：“本人并非文协会员，从未参加该会。”报馆“来函照登”，作家们笑谈文协开张没查黄历。

一九五一年一月，国民党办理党员总登记，资料显示，那时台湾地区共有党员二十五万多人，前来登记者只有两万多人，低于十分之一。前辈报人雷啸岑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那时很多名人逃到香港，国民党在香港办了一份报纸《香港时报》，国民党赠送《香港时报》给这些名人看，有两个人拒不接受，报社派人再送一次，说明是赠阅不是推销，对方依然拒收，雷公说，这两个人以前跟国民党关系密切，现在惟恐再跟“中央”沾边儿。

几位老编也谈到本省作家是文坛将来的希望，但是现在，《扫荡报》是军报，从未接到本省作家的稿子，《中华日报》是党报，也跟本省作家结缘不多，《新生报》是省报，跟本省作家有历史渊源，承他们不弃，但很少采用。冯老编说，文章上副刊，总要“辞气顺畅、内容生动”，否则怎么发得下去？我问：“是否可以开一个周刊，专门做本省作家的园地？”冯老编毫不客气：“那怎么行？你拿他们当中学生？”

那时台湾推行汉字教育未久，报社找排字工人很难，《扫荡报》排字房的人马是从大陆上带来的“忠贞之士”，都是宝贝，也都是大爷，他们给校对立下规矩。

那时校对工作的程序是这样：排字房先把文章一篇一篇拣成铅字，印一张初校“小样”送给我校对，我用红笔把错字挑出来，错字改正以后，再印一张“二校”的小样，我再校一遍。排字房通知我，校对应该在“初校”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错字，“二校”时，校样上应该只有工厂“漏改”的字，不能有“漏校”的字。两校之后，工厂拼版，印出“大样”，校对看大样的时候，只看文章转接有无错位，应该不再修改任何一个字。

我完全照办，可是有一天，改正错字的工友来找我，把我校过的二校校样往办公桌上一摔，“你改得太多。”我告诉他，初校的校样没仔细改，留下这么多错字，他说，“二校还有这么多错字，我们工厂来不及做，影响出报的时间，谁负责任！”他的意思是由我“吃下”那些错字。排字房的习气如此，所以《扫荡报》各版错字特别多，编辑部束手无策。

一个月后，我见习期满，独立作业，排字房又通知我，他们只对原稿负责，原稿如有错误，由编辑负责，编辑发稿之后，不能临时修改原稿，即使改一个字，他们也断然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