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最好的餐馆里

在北京，有观赏不尽的东西，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中国伟大、辉煌、悲剧性的历史记忆。在这座城市里，即便待上数年，仍会觉得有学不完的东西。二十七公里长、将近四十九平方公里面积围绕起来的北京城墙里，有取之不尽的宝藏。每一座桥都蕴含宗教意义，每一根圆柱上都涂抹着具有象征意味闪亮的彩漆，数千尊神像带着生动无比的面部表情和神色俯视众生，每一尊神像的神情也都含义丰富，是深藏着的、形形色色的人类心灵的再现！

我沿着四米高暗红色的东城墙行走，墙的顶部覆盖的也是马约里卡彩釉琉璃瓦。城墙保存得十分完好，只有红色的涂层上有些许或这里或那里的因岁月风化剥蚀的痕迹，这残留在墙体上的斑驳痕迹，就像青铜器皿上的绿锈一样，更能诱发人们的崇敬、敬畏之情。

几分钟以后，我到达将红色城墙断开的城门：东安门——紫禁城的东门。今天，一位看门人正坐在一间小木房里出售参观皇宫的门票。紫禁城，这个以往供极少数人享用的全中国最上流、最高雅的地方，今天已经改建成了民众游乐的公园。现在，进进出出的都是一家一家的平民百姓。

我今天另外有约，正在去往北京最好的一家餐馆途中，按照杨先生的描述，餐馆应该就在附近。我拐上了自东安门笔直向东的宽敞大街。时近黄昏，走到一片有许多木棚作坊的区域，木棚里微弱的煤油灯光给人一种家庭般的温馨感觉。尽管北京已经有了电灯照明，但对大部分平民百姓来说，用电还是过于昂贵。

走过一个木工作坊时我站住了，木工师傅正在将一个结实的轮毂安装在轮面宽宽的圆形木框架上。在我看来，像是农村里常用的那种大马车轱辘，轮子与地面接触的轮面上密密地铆上了大头铆钉，滚动时将地面压出深深的凹槽。

正在干活的木工师傅头上悬挂着一盏煤油灯，就像我们欧洲百年前使用的那样。正当老师傅抬头喘气的时候，他注意到了我。在开始一阵惊慌之后，他马上半咳嗽、半疲劳地微笑着向我打招呼：“吃过晚饭了吗？”

这是中国一句最流行的问候语，就像我们说“晚上好”一样。

“还在忙啊！”我也礼貌地搭腔。

“进来喝碗茶吧！”他邀请我，同时将手中沉重的木槌扔到地上。我感谢他的邀请赶紧说道：

“不了，我还得赶路。请问，‘大光楼’餐馆就在这附近吗？”

“走过几幢房子就是了，”他十分热情地告诉我，并用手指向东面：“满打满算也就五十步左右！”

不一会儿，我就站在了一幢老房子前，眼前是透着微光的纸糊窗户，不绝于耳的嘈杂声从里面传了出来：人的吆喝声、木擀面杖“咚咚咚”有节奏地敲打声、炒菜时锅铲在铁锅里“哗哗哗”的搅拌声、火剪夹“砰砰砰”的碰撞声……同样，也有瓷器掉在石头地板上的破碎声。这里很可能是餐馆的厨房。

仅从外观上看，此餐馆并没有什么特别讲究之处，倒像是贫穷的苦力们就餐的地方。但正门上方一块书写着流畅、遒劲的“大光楼”三个烫金大字的门匾，显示着它的高贵，周边街道上还停放着许多小轿车。显然，这不是穷人光顾的餐馆。

走进餐馆时，又是一阵流行的、欢闹的欢迎仪式，在围站着的众多接待人员和跑堂的大声吆喝下，我被迎了进来。身材臃肿肥胖的老板告诉我，王先生定下的包间在第二个院子里。油光满面的老板右耳朵上还夹着一支写字用的毛笔，他叫来一个跑堂，把我带到了后院的包间。

“哈罗！哈罗！”王先生和杨先生大声叫喊着，欢迎我的到来。他们正站在院子中间一个养着许多肥鲫鱼的大圆木桶旁，交代跑堂今晚要吃的是哪一条鱼。

“欢迎，欢迎！”王先生热情地对着我打招呼，而精通中国烹调的杨先生正在向站在一旁的跑堂交代厨师做这条鱼的烹调技艺：“红熏鱼！”也就是将糖酸汁趁热浇在端上来的油煎鲫鱼上，一道十分可口的中国菜。跑堂点头称是，双手使劲地抓着还在活蹦乱跳的鲫鱼走了。

他俩彬彬有礼地陪着我来到包间，许多愉快的笑脸都朝向了我，有男有女，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

相对而言，这个包间并不大，且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芳香味儿。有沿墙根摆放着的一溜大瓷花钵里和桌上彩色花瓶里逸出的花香：菊花、丁香花、白色和红色的大丽花、绣球花、茶黄色和深红色的玫瑰花……房间角落里还缠绕、攀缘着一株小小的、从一个大肚瓷瓶里伸出来的金莲花藤，小花朵像长长的耳环向下垂挂着。一条长的浅紫色的风信子枝条在对面的墙角闪耀着光芒，它插在一个高高的、花瓶状的竹制墩钵里。包间里花香四溢，甜得像蜂蜜，清爽得像外面轻拂的秋风，新鲜得像飘逸出来的德国科隆香水。

茶水端上来后，王先生将在座的各位一一介绍给我。这位是性格活泼热情、身材娇小的胡太太，那位是长着漂亮长睫毛的吴小姐，吴小姐长长的睫毛影子在闪光的瞳孔里反射出来，她的眼皮总是介乎于半睁半闭之间，流露出也掩饰着一丝羞涩。在此期间，她几乎就没有大声地说过话。相反，接下来的一位女士曾小姐则总是笑容可掬，嘴唇微微闭合，好像在嘲笑什么似的。曾小姐应该是在座所有女士中最妩媚、最具魅力的一位了。梁小姐声音洪亮，说话很快，但一字一句清楚可辨，有点像器乐演奏中的断奏、顿音，只是在说每句话的最后一个词时，总喜欢唱歌似的有意拉长音调来予以强调。如果她说“不是”，她就会在说“不”的时候，将嘴唇向前凸出，以便接下来在平息笑容的面部表情表达出“是”时，能流露不寻常的魅力和温柔。

茶桌对面的人在聊些什么，我不能够完全都听懂，但我还是在新奇地注意倾听。我承认，我在与曾小姐谈话时并没有十分注意礼节。曾小姐此时就站在我身后，嗑着瓜子儿，并风度优雅地将瓜子壳快速吐在地板上。

“请坐下来嘛！”曾小姐转向了我，同时将我旁边的一个藤椅摆正后坐了下来。

“您怎么这么沉默，难道您不会说中文吗？学着嗑嗑瓜子儿吧。”她说着将手掌伸了过来，凹进去的掌心里放着一些瓜子儿。

“谢谢！瓜子儿吃起来这么困难……”为了不再与她继续交谈下去，我拒绝了她的提议。我不知道，我的耳朵为什么就像中了邪一样，一直在倾听桌对面梁小姐与一位德国女士之间兴奋的交谈。

“您的中文说得不错嘛。”曾小姐还是接过了话头。哪知道，我简单抛出的一句瓜子儿难嗑的话，竟促使她要详细地教我吃瓜子儿的技巧。

“您看，您用两个手指夹住瓜子儿，用上下门牙轻轻一嗑，只需嗑瓜子儿上部的尖头，由上往下，两片瓜子壳就会自己裂开，您再将舌尖向前伸出，然后收回，瓜子儿自然就会落在您的舌头上了。”

她是如此可爱、认真地给我讲解嗑瓜子儿的程序，不仅如此，还示范开了。她有着一双娇小、孩子般秀气的小手，指甲上涂着红色。指甲上涂色并非是西化的产物，也是中国的传统习俗。

在嗑瓜子儿的当口，我欣赏着她那珍珠般整齐细碎的牙齿，好漂亮的一排牙齿啊！由红色的薄嘴唇包围着。描画口红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习俗，当然，不是用接吻后仍能留住口红的口红笔，而是用植物的颜色，被称为“胭脂”。脸上化妆扑的腮红也是使用同样的颜色。

“咔嚓！咔嚓！”她就是这样嗑瓜子儿的，瓜子儿放到嘴里，一声“咔嚓”，一两下咬瓜子儿的动作，可口的瓜子仁就在嘴里“融化”了。遗憾的是，我嗑瓜子儿的功夫还不到家，吃进去的瓜子壳要比瓜子仁多多了。

瓜子还确实味道别致，有点像欧洲的榛子，但带点盐味和烟味。如曾小姐教我的，吃瓜子时要用舌尖，要求的技巧和灵活性并不低。尖厉的瓜子壳尖总是像针尖一样刺痛我的舌头，舌头尖都开始滴血了。当我告诉曾小姐的时候，她竟开心地“咯咯咯”笑了起来，要我将舌头伸给她看。我不拘礼节地迎着她伸长了舌头，她吃惊地向后退去，就像我伸出来的是一个要袭击她的变色龙舌头。她吃惊地用手挡住了嘴，“哎哟”一声地叫了起来：

“真的，都滴血了！”“哎哟”是中国人在感到惊讶时常常发出的叫唤声。

“柯！柯！”我听见一声用中文直呼我名字的响亮声音，只见梁小姐正拨开众多站立着闲聊的男男女女向我走了过来。她说，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要问我，端着一杯茶就说开了：

“王先生刚才告诉我，您是一位作家，正在写报道、写书。我对此也深感兴趣，有时候也写点东西。我平时主要写点小诗，按我们中国诗的文体。我能给您读上几行诗吗？”说完，她那圆圆的大眼睛从下至上盯着我。除了点头，我还能说什么呢？

她的眼睑慢慢下垂，眼睛盯着地面开始读了起来：

当百合还是欲放的花苞

白天像肤若凝脂的象牙

灼热的是芬芳的清香

然而，我的灵魂在蓝天振翅

我的心充满了柔情似的悲伤

我，像光滑的仙女之手

在爱抚着我黑色的秀发

读到这里，她小心地将茶杯送到嘴边，似乎是避免无事可干的尴尬，准备接受我肯定、赞赏的话语。

“是的，”她又说道：“我的诗当然还显得相当笨拙，我们所有的诗歌听起来都还显得有那么些童稚般的天真与简单，与你们的诗歌相比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也读过一些翻译过来的、您的同行歌德的诗歌。”说这话时，她显得是那么天真、理所当然。

“当然，我也曾费劲地背过其中的一首。我背一首给您听听如何？”她张开手指边思考边按揉着自己的太阳穴，直到她终于开始轻声地背诵起来：

看见一个孩子、一朵站着的小玫瑰

小花开放在原野……

她没能继续背诵下去，剩下的诗行她已经忘记了。

“我的记忆力太差，背诵你们的诗歌也太难了。”梁小姐抱怨道：“我家里有不少歌德的诗集，您认识您的同行歌德吗？”

“是的，我知道歌德，但我个人并不认识他，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我说。

“哦！真是太好了！”她带着十分兴奋的语调感叹道：“歌德到底多大年纪了？”

“相当老了，屈指数来差不多快两百岁了。”我开玩笑似的回答。

“这当然是高寿了，”她说这话时似乎也在极力思考，两眼若有所思地盯着茶水杯。不一会儿，她又抬起可爱的小额头，没有把握地侧面看着我小声小气地问道：“他是不是都已经去世了？”

“肉体上是的，但精神上没有。他于1832年安葬在德国的魏玛。”

“这太令人伤心了！”她感情深切地说道：“所有的人最后都会死，但好人不会死，他们会升天，会成为神。您相信这个说法吗？”

我点头示意，以便梁太太不会注意到我揶揄的笑意，她又在进行哲学方面的探讨了。结束时，她有点心灰意冷地说：

“弄明白一个来自西方的人是如此困难，好像是听明白了，可你们表达的却是另外一个意思……”她摆出一副引人深思的神态，光滑的嘴唇难为情地一张一合着。

“不要想那么多，”我对她说：“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误解，但人们不应该放弃消除这些误解的希望。我认为，东西方之间应该架起一座桥梁，明确其未来。您应该继续研究歌德，他会很好地引导您进入我们的思维世界。同时，我也不会无所事事，会继续探讨你们的同行孔夫子、老子、李太白……”

听到我说“同行”这个词，梁太太一下子生气起来，并极力地否定，意即：我怎么能将她视为这些圣人的同行呢！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孔夫子、老子……他们是泰斗、圣人。”她又不好意思地抱怨了好一阵子。直到我终于注意到，她真的是在为我亵渎圣人的言词很不安时，我马上对她解释道：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误解，您看，我们在这里聊天，在此之前，您把歌德说成我的同行，不也是一样吗？我也是用同样的表达方式，称‘老子’为您的同行。我一直以为称呼同行是你们国家一种比较普通的表达方式。因此，您大可不必为此抗议。我用同样的礼节回报，您竟如此激动。话又说回来，您现在不也在像他们那样，在写诗、在研究哲学吗？”显而易见，我的这一番话确实使她平静了不少，她发自内心地感到开心，并笑着说道：“您真的十分会狡辩，不过，我会慢慢学会理解你们的。”

王先生走了过来，向梁太太道了声对不起，友好地挽上手臂将我带走了。他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告诉我，要给我介绍有关这家餐馆的趣闻，但这些话题当着女人的面又不好说。

“您会对此感兴趣吗？”

在昏暗的院子中间，背靠着一口大的陶瓷鱼缸，王先生开始述说起来：“说这个餐馆是北京城最好的一家是有其真实的历史故事作为依据的。离这里不远处是东安门，”他伸长手臂指向西边。

“东安门是前往皇宫的通道，正如您所知道的，皇室的所有事务主要是由阉人，即皇宫的太监们打理，他们大都还是一些相当有智慧的人。在宫里，没有很多事给他们干，他们事实上也干不了很多事。”说到这里，王先生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带着狡黠的神态继续说道：

“因此，太监们会在其他方面去寻求享受，他们中特别机灵的人会去学作画，另外一些人则会在演说技巧、戏剧表演方面展现他们特别突出的才华，比如有些人去拉二胡或弹琵琶，有戏唱得相当不错的太监，当然是唱‘女’高音啦！在各个行当，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钻研，他们中甚至还有朝廷的高级大臣和皇帝贴身的顾问。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王先生的表情不再那么郑重其事了，他接着说道：

“如您能够想象得到的，太监们都有一个特别讲究的舌头，因为所有男女间的情欲、色欲都集中到他们的味觉，转移到他们的食欲上来了。对烹调他们要求很高，总是在细心琢磨、精心配制美味可口的菜肴。宫里请的很多厨师都因厨艺不精而付出了生命，太监们同样是十分专横残忍的，如果一个厨师做的菜肴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口味，次日就会被砍头！

“太监们的味觉神经是如此的细腻，例如，用很多调料煎出的一条鱼，他们能吃出鱼的年龄，是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还是五个月，甚至能吃出这条鱼来自哪一个鱼塘或哪一条江河。对待肉食、蔬菜、调料、茶……简言之，所有入口的食物他们都有研究。以前，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即没有一个厨师在太监那里能活过七天的。即便现实中不会这么短，但不定哪一天就会有一个厨师人头落地！”

“这听起来像是印度寓言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情节，”王先生看着我继续说道：“故事是这么说的：明天一早就要送来一位年轻姑娘处死。可美丽聪慧的桑鲁卓姑娘，通过讲述一连串精彩的故事，吸引、迷惑住了凶残的国王，使国王产生明晚继续聆听故事的要求和欲望。就这样，为了不死，桑鲁卓的故事一天一个地讲述了一千零一夜，直到最后国王赦免了她。国王不仅让桑鲁卓继续活下去，而且他每天早上杀死一个姑娘的凶残习性也得以杜绝。人们在讲述太监厨师的故事时也有类似情节，那是乾隆时期，距今约两百五十年了。这位厨师知道太监欣赏自己的厨艺，将被砍头的日期一天一天地往后推，直到数年后作为一个例外被解雇，最后年迈地死去。这位厨师被解雇后开了一家餐馆，也就是我们就餐的这家餐馆。一代接一代，皇宫的太监们总来这家餐馆订购他们想吃的饭菜。”

王先生沉默了，好像故事已经讲完。当我看了他一眼后，他又禁不住绘声绘色地夸夸其谈起来：“还有呢！这家餐馆吃剩的饭菜都不会被随便扔掉的，将继续卖给次一等的二流餐馆，再剩下的会送到三流或四流餐馆，直至乞丐们聚餐的小吃店，最后的残汤剩羹也会留给与人类友好的动物，如猪、狗之类。这就是我们菜肴的等级，一点点、一滴滴，从上至下，都没有浪费掉，如水流一般：从水的源头到小溪，从小溪再到江河，从江河再汇入无边无际的大海。”

“哦！现在我们得赶快进去了，”王先生结束了他的讲述：“不然，客人们会对我们滞留在外感到奇怪的，梁太太也会怪罪我占用了她这么长的时间。她一定还想为您背诵诗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