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胡仁乌力格尔与蒙古族当代文学[4]

胡仁乌力格尔源自汉族历史演义故事,促进蒙汉民族文化交流,给蒙古族文化生活增添了“胡仁乌力格尔”这一崭新的艺术形式。胡尔奇们有意识地将其结合到蒙古族文化艺术之中,在实践中适当地加以改革,使其逐步适应蒙古族听众审美和娱乐需求。这一历史性的功绩应该记入史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贯彻“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方针时,其中“社会主义内容”是至关重要的。据此,在传承这种“说唱”形式的同时,用“社会主义内容”来充实胡仁乌力格尔已成为关键性的问题。实现这一目标,是当时胡尔奇们所面临的重大的政治任务。他们将以搜集整理具有“新内容”的宣传材料为主要任务和目标,走出了“改革”的第一步。著名胡尔奇琶杰、毛衣罕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们二人在各自的家乡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大力宣传了革命和英雄人物,被选为组长和村长。在他们初期的宣传品中有《白毛女》《赵一曼》《杨根思》《黄继光》《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等。之后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改革的内容也渐渐地覆盖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下边分几个部分加以表述。

一 内容具有时代性

早期,胡尔奇们说唱的主要内容是一些忠臣义士为了巩固本朝廷的根基,出征平定奸臣与属国或藩王内外勾结企图颠覆本朝廷的历史故事。其中主要叙述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角色,同奸臣反贼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最终以战胜敌人,建功立业,名垂史册,重建太平盛世为象征性结局,高唱赞歌结束。这种叙事充满实践性和理想性,无限地拓宽了当年收听英雄史诗的愉悦和满足,更加贴近生活,给人以实际感受和正面启迪。这也是历史事实。

据此,进行改革是符合逻辑而且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胡尔奇们积极与文人合作,借鉴海洋般的汉文革命故事,发扬自己“记性好”的优势,启用让人“诵读本子故事”的老办法,编译了不少革命故事(再度创作或二度创作)试唱成功。

这个时期胡仁乌力格尔直接利用汉文作品说唱比起自己创作更为方便。这样,他们基于这一形势当即着手翻译说唱了许多汉文作品。例如,白毛女、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沙家浜、解振国、杜鹃山的故事等。

在这些汉文作品里始终贯穿着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为“工农(牧)兵服务”和“推陈出新”实践服务提供了现成的资料。对此,胡尔奇们从自己地区和民族的爱好等实际出发,很准确地开辟了“二度创作”这一渠道。这可以称作“革命化道路”。

从上述实践中可以看出,在当代文学的“17年文学”这一历史时期中,胡仁乌力格尔转向“社会主义内容”而在其“灵魂深处”进行了彻底革命。这一历史性的巨大转变应加以肯定。

胡仁乌力格尔虽然是从旧社会土壤里孕育出的民间艺术形式,然而它作为蒙汉满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其“配乐说唱”的综合艺术形式富有生命力。可以推测,说唱胡仁乌力格尔的艺术形式真可谓是蒙古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这一艺术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内容改革”,不只是单一的“旧内容”,而是从它的汉族文化渊源入手进行了积极有效的融合。

二 坚持走民族化、创新、普及化道路的足迹

胡仁乌力格尔在它孕育、成长的初期就主张自己创作。这一历史事实,智者们早已用《五传》为例论证过。然则类似《五传》的陈旧内容的故事,虽然有“创新”意识但是在它本质上仍然未能脱离汉族原有的“历史演义故事”模式和基本内容。因此,与我们所提出的基于“社会主义内容”的创新和“民族化”不是一回事。

我们所说的“民族化”“创新”是指反映蒙古族历史文化和新生活,以“社会主义内容”为主,便于说唱的新作品。遵照这一规律和要求沿着民族化道路积极探寻的胡尔奇也不少。凭借他们不懈的努力,具有200多年发展历史的胡仁乌力格尔这一旧艺术形式,逐渐地真正向蒙古化或民族化方向发展起来。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一方向和道路越走越宽广,胡尔奇们的民族化干劲非常足。刚起步时,他们编译反映蒙古族生活斗争的蒙汉文原创作品进行演唱,同时在实践上强调和重视自己创作,但也没放弃将两者相结合。在这一时期好来宝创作很活跃,成果卓著。随之搜集整理英雄史诗和演唱等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

这一时期编著的蒙古文作品或胡尔奇自己编唱的作品达到一定的数量。例如,《祖国啊,母亲》《草原烽火》《金色兴安岭》《蒙根花》《骑兵》《敖包岭之战》《草原儿女》《内蒙古骑兵》《草原之战》《乌兰夫的故事》等80多部作品。

仔细考察以上作品,我们就能看到胡尔奇们为了“创新”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才华。这里所说的“新”就是指彻底脱离了旧时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内容,唱诵蒙古人现代生活、新文化的作品。所有这些努力和举措,可以总结成“为民族化的实现”而付出的汗水。

20世纪50—60年代,虽然胡尔奇们认识到了自己创作的重要性,但在内容和主题思想方面非常重视革命和社会主义内容。 《火鹰》《巴音陶海之战》《孤星》《祖国啊,母亲》《内蒙古骑兵》《蒙根花》《草原之战》等作品的出现,说明了重视政治思想方面进步内容的总趋势。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陆续诞生了《青史演义》 《嘎达梅林》《陶格陶呼》《僧格林沁》《成吉思可汗》《窝阔台可汗》《忽必烈可汗》《巴音元帅》《满都呼彻辰》《乌兰夫的故事》《阿斯干将军的故事》等诸多新作,胡仁乌力格尔“民族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这是被称作胡仁乌力格尔的民间艺术经过200多年的长途跋涉,用自己坚定不移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实践争得的新生命。要想更加茁壮成长这一新生命,使其结出更多的新果实,就要基于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

尤其更应该重新审视胡仁乌力格尔的母题、模式和程式,使其更加准确反映蒙古族历史文化,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才对。要利用好胡仁乌力格尔这一优秀艺术形式,有意识地热情唱诵现代蒙古人的精神风貌、思想意识、文化心理、生活实际和远大理想才对。要实现这一目标,胡尔奇们必须完成向“书面作家”发展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胡仁乌力格尔才能以新的面貌、新的风姿更加繁荣发展,贴近广大听众,成为永不凋谢的香花,千年万载芬芳怒放。

如今,胡仁乌力格尔从蒙古族民间故事发展成为民间综合艺术,与时代节奏统一步伐,不断地将自己改革发展,实现了与蒙古族当代文学互动共荣,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阶段。在这里排除客观压力,从胡仁乌力格尔内在发展的规律而论,“民族化”是它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在今后的千千万万年的风风雨雨中,它仍将遵循其内在发展规律,不断地适应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毫无动摇地沿着民族化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