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因此，我选择维也纳为研究领域，是出于多个因素的综合考量的。我在教学过程中已经遭遇过棘手的问题，比如为多元化的后尼采文化寻找相关的特征，我从中意识到，需要循序渐进，识别对理解文化创新的几个分支十分必要的自主性分析模式。同时，战后美国的政治生活和智识生活表明，自由主义政策，作为实现各个文化分支同步转型的统一化背景，已经面临危机。弗洛伊德和其同时代的人在美国重新受到关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维也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最后，当文化自身以及研究文化的学术方法都在愈加去历史化和多元化时，为了保持历史的概括能力原封不变，就需要一个范围明确的社会实体，它相当小，但蕴含丰富的文化创造力。

对于这样一种以政治为基础的多学科研究，世纪末的维也纳提供了不同寻常的优势。这座城市的知识界，几乎是同一时间，在一个又一个的领域内做出了革新，以至于在整个欧洲文化圈里，他们被称作维也纳“学派”——在心理学、艺术史和音乐上尤其如此。即便是在国际公认的奥地利发展较缓慢的领域（例如文学、建筑、绘画和政治），奥地利人对其传统也进行了关键性的重构和颠覆性的转型，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看来，这些即使不是真正革命性的，也称得上是激进新潮了。“青年一代”（Die Jungen）这个词，作为对崇尚创新的“反抗者”（révoltés）的普遍称呼，从一个领域传播到另一个领域。这个词起先是用在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上，指的是一群反对奥地利古典自由主义的年轻人，很快又出现在文学界（Jung-Wien）②，继而又出现在那些最早接受新艺术并赋予其奥地利特色的艺术家和建筑家中间。2

于是，在这座弗洛伊德的城市，新的文化创造者们，不断地通过一种集体的、俄狄浦斯式的反抗来界定自己。不过，与其说年轻人反抗的是其父辈，倒不如说反抗的是他们继承来的父权文化的权威。他们在漫长的阵线上所攻打的，是他们从小成长于其中的古典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考虑到他们在数个文化活动领域内部，都对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传承做出了无处不在又不约而同的批评，仅仅对某些特殊学科所采取的内在研究法，根本无法公正地解释这一现象。在文化创造者中间，这种思想和价值全面而突然的转型表明了一种共同的社会经验的存在，这种经验也迫使我们重新去思考。就维也纳而言，其高度紧凑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为此提供了这样一种背景。

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在奥地利政治占优势的时代，比西欧其他地方开始得都要晚，却比其他地方更早地陷入深重危机中。按乐观估计，实际的宪政持续了约40年（1860—1900）。人们还未来得及庆祝其胜利，颓败之势便已开始。整个过程在时间上非常紧促，这种紧促不见于欧洲其他地方。在法国，文化上的“现代性”这一后自由主义时代的问题，作为先锋派对资产阶级的自我批评，是紧随1848年革命而出现的，并且从第二帝国时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虽中间有起有落，但一直在慢慢地传播。可在奥地利，现代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才在大多数领域出现，直到20年后才渐臻成熟。因此，新的高雅文化在奥地利的发展如同发生在温室中，为其提供热量的是政治危机。用一位诗人的话来说，落后的奥地利，在突如其来的阵痛中，变成了“大人物执掌规划的小世界”。3当我们分析文化创新者的作品时，能够发现自由主义政治衰落和失败过程的痕迹吗？衰落和失败侵蚀了人们对自己继承而来的高雅文化的信仰，这是否不仅仅限于政治？

维也纳的文化精英受社会限制的特点，再加上其独特的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传统做派和现代品位的结合，为我们研究20世纪早期的思想发展，创造了比起其他大城市来更为连贯一致的背景。在伦敦、巴黎或柏林——我跟我的学生在研讨课上将其中每一个城市作为文化实体来考察——高雅文化的各个分支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理论界的还是美学界的，新闻界的还是文学界的、政治界的还是学术界的，彼此之间互不知晓。他们生活在互不往来的专业圈子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维也纳，直到1900年，整个精英阶层的凝聚力都相当之强。沙龙和咖啡馆一直保持着活力，在那里，各种知识分子互相交流思想和价值观，同他们混迹在一起的还有以自身的通才教育和艺术涵养为荣的商界与职业精英。同样，知识分子与其他精英群体的“疏离”，他们关于神秘或先锋亚文化的发展，与上层中产阶级的政治、伦理和美学价值的脱离，这些在维也纳也都比欧洲的其他文化都市来得要晚，尽管其发展步伐更快、更稳定。出现在本研究中的文化创造者们，其开山一代的大多数人，在自己阶级被排挤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是和自己阶级一起被疏离的，而不是脱离和反抗作为统治阶级的本阶级的。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才出现知识分子同整个社会疏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