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哎—咿集团”对“亚裔美国”身份的界定

亚裔美国文学作家及评论家中率先加入族裔身份探讨的，是赫赫有名的“哎—咿集团”。“哎—咿集团”是对赵健秀（Frank Chin）、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劳森·稻田（Lawson Fusao Inada）、徐忠雄（Shawn Wong）四位亚裔美国文学学科开拓者的总称，他们因共同编著具有奠基意义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哎—咿！：亚裔美国作家选集》（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1974）和《大哎—咿！：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1991）而得名。

在1974年出版的《哎—咿！：亚裔美国作家选集》的序言中，“哎—咿集团”对何为“亚裔美国人”进行了明确的定义：

亚裔美国人首先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几个民族——包括华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和菲律宾裔美国人，他们被地理、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与中国和日本已分离了七代和四代。他们已经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感性，很明显，他们既不是中国人、日本人，也不是美国白人……

……

……这是一个专门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作者是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菲律宾裔、华裔和日裔。他们从美国文化推销中，通过广播、电影、电视和漫画书了解中国和日本，认为黄种人就是那些在受伤、伤心、愤怒或发誓时发出“哎—咿”的哀叫、呼喊或尖叫的族类。亚裔美国人，如此长时间地被忽视和强制性地排除在美国文化的创造之外，他受伤、悲哀、生气、发誓或吃惊，这就是他的哎—咿——!!！这不仅仅是哀嚎、呼喊和尖叫。这是我们五十年的完整声音。[14]

这段话，已然成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源头和经典，但其遭人诟病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该定义没有纳入华裔、日裔、菲律宾裔之外的其他亚裔美国作家，比如韩国裔和印度裔作家。其次，“哎—咿集团”限定“出生和成长在美国”是成为“亚裔美国作家”的必要条件，却又把9岁从广东台山移民美国的雷庭超（Loius Chu,1915—1970）和生在美国、长在中国的戴安娜·张（Diana Chang,1934）作为亚裔美国文学的奠基人加以推介，而把土生的刘裔昌（Pardee,Lowe,1905—）和黄玉雪（Jade Snow Wong,1922—2008）排除在外。其界定的标尺是是否用英语写作，是否具备“亚裔美国感”（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但其本真性却遭到众多亚裔美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质疑，这是我们下一节将要重点梳理的关键词，在此暂不赘叙。

赵健秀在其1972年给《桥》（Bridge）杂志编辑的信中，因人们把自己混同于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新移民而气恼万分：“……我为把我与黎锦扬、林语堂或其他有着完整的中国身份的华人联系在一起感到莫大的羞辱……我们不是可以互换的，我们的感性是不同的。”在赵健秀看来，华裔美国人和华裔移民是不同的；由于接受了美国传媒对亚洲人及亚洲文化的错误表征，尽管在其创作中运用大量的中国文化典故和古代英雄形象，赵健秀拒绝被称为华人作家：“我不是回避移民，我只是陈述我不是华人的事实。正如我不回避白化病人[白种人]、大象[黑人]、矮子、侏儒[亚洲人]，但如果你把我当作他们，我就不得不纠正你。”[15]

在1979年3月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陈耀光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提出自己的华裔美国身份观：“我们必须抛弃华人的或白人的身份意识，抛弃二者之后达成的平衡，才可能形成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意识，华裔美国人现在还不存在，但随着我们的努力，它会冒现出来。”[1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亚/华裔族性是建立在对中国、美国身份的双重摒弃的基础上的。

1991年，距离《哎—咿！：亚裔美国作家选集》出版17年之后，“哎—咿集团”再度合作，推出了《大哎—咿！：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1991）。与《哎—咿！：亚裔美国作家选集》排斥已成名华裔作家黄玉雪、刘裔昌一样，该选集没有收录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已经很有影响力的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谭恩美（Amy Tan,1952—）、黄哲伦（David Henry Huang,1957—）等人的作品，却把1875年出版并在唐人街流通，1877年由黄生（Wong Sam）修订的《英汉短语手册》（An English Chinese Phrase Book）当作华裔美国文学的源头，开篇第一章就选载了该手册的内容；同时选录了原文为中文，由华裔学者谭雅伦（Marlon K.Hom）翻译出版的《金山歌集》（Songs of Gold Mountain）中的两首诗歌。

由此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哎—咿集团”判定何为“亚裔美国”作家有了更具包容性的标准：是否用英文写作、是否是美国土生不再是必要条件。但对于受美国主流社会欢迎的诸多亚裔美国作家，包括容闳（Yung Wing）、刘裔昌（Pardee Lowe）、黄玉雪（Jade Snow Wong）、李金兰（Virginia Lee）、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黄哲伦（David Henry Huang）等，他们坚持强烈排斥的态度，并在《前言》中论证了不收录其作品的理由；他们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受美国主流出版社的青睐，在于都是“基督徒的传记或自传体小说”；践行的是“基督教社会达尔文主义”（Christian social Darwinist）的“白人种族主义之爱”（White Racist Love），谴责“这些作品所描述的中国或华裔美国都是白人种族主义想象的产物，不是事实，不是中国文化，不是华人或华裔美国文学”。[17]同时，在该文集的第一章，赵健秀本人更独自撰写长文《真假亚裔美国作家一起来吧！》（“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把以上作家归入“假的”（the fake）亚裔美国作家之列，认为他们没有“亚裔感性”，其作品中表现的都是白人的价值观，是对“基督教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制和呼应。

与此同时，赵健秀更把中文原版的《木兰辞》与汤亭亭《女勇士》的“白虎山学道”（该章以花木兰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华裔美国“女勇士”形象）一章进行对比阅读，认为汤亭亭迎合西方读者，误读误用中国文化经典，甚至张冠李戴，把岳飞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等情节嫁接到花木兰从军的民间传说中；而且，汤亭亭笔下的“女勇士”并不是替父从军，而是为了逃避家务和反抗封建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别的歧视。赵健秀以此为根据，把汤亭亭归入“假的亚裔美国作家”之列。

事实上，“真伪之辩”是亚裔美国文学史上一直论争的话题，也是“赵汤之争”十多年来所围绕的主题。其核心其实在于如何理解亚裔美国作家与其族群的关系：对赵健秀及“哎—咿集团”而言，亚裔美国作家应该是“亚裔”的代言人，是种族志的书写者，所以要真实、可靠、“真确”（authenticity）；而汤亭亭等华裔美国女作家却更强调文学的虚构性及文学作品的普世价值，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个体的、私人的行为，与族裔认同并无关碍：正如汤亭亭在反驳“数典忘祖”的指控时所说，“我不是社会学家，我不用根据行为发生的时间去衡量真理……为什么我不能只‘代表’我自己而要‘代表’其他的人？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个人的艺术想象？”同时，汤亭亭主张去掉“Chinese-American”之间的连字符，使之成为“Chinese American”，这样，“Chinese”就成为“American”的修饰语，华裔美国人就只能被理解为美国人的一种，而不是具有两种身份。[18]而新一代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Gish Jen）则从根本上否认“亚裔”或“华裔”美国作家的标签：在与单德兴的访谈录中，她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我的立场——如果称得上是立场的话——是很反本质论式的（anti-essentialist）。我对中国很感兴趣，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 但是，今天我拒绝被人公开地以那种方式定义我，原因是：就美国的脉络来看，每个所谓“族裔集团”的族裔都是由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其中存在着自由。……除了以族裔分类之外，性别的影响也同样重大……许多人认为族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19]

值得指出的是，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哎—咿集团”对“亚裔美国”作家的狭义定义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而汤亭亭的声明发表于1982年，任璧莲的访谈对话发表于2001年，中间的跨度接近30年。联系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亚裔的弱势社会及历史语境，其建立族裔联盟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正如亚裔美国文学学者金惠经（Elaine Kim）在《亚裔美国文学：对亚裔美国写作及其社会背景的介绍》（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and Their Social Context,1982）的论述：“种族联合对加强我们的力量，促进我们的社群建设做出了贡献，为至关重要的亚裔美国文化的维护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我们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族裔文化项目提供了有效的工具。”[20]

直到1993年，菲律宾裔美国作家、批评家杰西卡·海格冬在其《陈查理已死：当代华裔美国小说选集》（Charlie Chan Is Dead: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Fiction）的导论中也非常肯定“哎—咿集团”对亚裔美国文学文化传统的建构所做出的贡献：

《哎—咿》在20世纪70年代所引发的政治能量和族裔兴趣对亚裔美国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使我们作为独特文化的创造者得以显现，得以获得自己的身份。突然之间，我们不再被忽略，我们不再沉默。像美国的其他有色作家一样，我们开始挑战长期以来由白人男性主宰的仇外主义的文学传统。[21]

虽然“哎—咿集团”的诸多论点饱受诟病和攻击，但他们确实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亚裔美国文学理论话语，以及由此产生的该学科领域的对话、辩论甚至“争吵”。可以这么说，如果缺失了“哎—咿集团”的先驱性的挖掘工作及其宣言式的、具有语言“暴力”的关于亚裔美国人及亚裔美国文学的定义和分析，亚裔美国文学及批评会苍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