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争的历史语境：关于“亚裔美国人”族裔认同的探讨

美国“民权运动”唤醒了同为有色人种和弱势族裔的亚裔美国人族裔意识的觉醒。在20世纪70年代，亚裔美国学者在追寻自己族裔历史的同时，展开了关于亚裔美国人精神健康与族性认同的探讨。

1971年7月，《亚美研究》第2期刊登了心理学家史丹利·苏与德劳德·苏（Stanley Sue & Derald Sue）共同署名的文章《华裔美国人格与精神健康》（“Chinese-Amerian Personality and Mental Health”），以旧金山华裔青年的精神疑障为个案，探讨了在美国“同化”政策及种族歧视的夹击之下亚裔美国人所产生的人格分化：分别为固守华人身份的“传统人”（Traditionalist）、完全认同西方价值观的“边缘人”（MarginalMan）和形成了亚裔美国认同的“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而从该文所记载的病例来看，“传统人”蛰伏于华人社区，与美国主流社会完全隔绝，有自闭倾向；“边缘人”就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因为思想被“白化”而歧视、憎恨黄种人，但又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接纳；“亚裔美国人”是亚裔运动的产物，思想激进、勇于行动，又为得不到家人的理解而深感困扰。在史丹利·苏与德劳德·苏看来，这三种人的人格发展都面临危机，都需要“心理健康护理”（Mental Health Care）。[5]因为他们在传统家庭、西方文化和种族主义的多重压力下挣扎，都面临着人格被扭曲的窘境，具体表现为“怀着过度的犯罪感，自我憎恨，好斗，认识不到自我价值”。[6]

同样是1971年，在《亚美研究》的第3期，华裔美国学者本·R.唐（Ben R.Tong）发表了《精神的格托：关于华裔美国历史心理的思考》（“The Ghetto of the Mind: Notes on the Histori cal Psyc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一文，指出苏文所论“对华裔美国文化感性理解不够，对由于集体经验累积而成的人格问题理解甚少，对当下所需要的‘治疗’知之甚少”。[7]唐文认为，二苏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研究华裔美国大学生群体，是一种在概念上不精确的“人格类型”，正好契合了现存的以WASP为导向的精神治疗体系，而这种体系亟待彻底改革。[8]

与二苏关注个体的精神分析不同，本·R.唐更加关注华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族群的历史及现实生存语境，他从华裔移民史出发，挖掘华裔美国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俯视之下所陷入的“精神格托”，其所遭遇的历史创伤（histori cal trauma）及种族压迫。他历数美国华人所遭受的歧视、掠夺和谋杀：六大公司在1862年给加州参议院的报告中说当年有88名华人被谋杀；1871年10月24日，21名华人在洛杉矶被枪杀或吊死；1876年，第四十四届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异教徒[中国佬]被认为不可同化，习俗败坏，且对美国的低工资和生活水准负有责任……[9]而在1882年《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Law）通过之后，美国对华人驱逐和迫害完全合法化了。

面对白人的歧视、压制和迫害，早期华人移民只好困守在唐人街，希望以群体的力量对抗恶意的主流社会。唐人街成为穷困潦倒的华人唯一的庇护所，成为他们难以逃离的孤岛，如唐文中所言：

被囚禁在狭小、肮脏、不安全、使人产生幽闭恐惧症的火柴盒样的公寓里，[唐人街的]老人们静静地忍受着被孤立、被忽略的绝望；移民的年轻一代则狂热地追寻一种体面的生存方式，但却总是无功而返，垂头丧气。由于在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上遭到[美国社会]一贯的、系统性的拒绝，他们的愤怒不定期爆发，使本来已不稳定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10]

在本·R.唐看来，华裔美国第二代虽然不必像父辈那样时时刻刻要躲避来自白人的石头的袭击，但却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由于美国主流对于华人的种族歧视，也由于华人社群内部的压力，他们无法摆脱精神的“格托”，由于全盘接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内部殖民”教育，他们毫无疑义地接受了对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产生了一种“种族自憎”情绪，敌视华人移民和华人社区，以能把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为荣。在其提供的案例中，一位自诩的“香蕉人”这样写道：“我唯一几次去唐人街是像普通游客一样去吃饭，直到今天我还是持这样的态度。我不喜欢与华人移民产生联系，我不讲广东话而且从来不帮助华人和唐人社区。换句话说，我是一个香蕉人……”[11]

唐文所谓“香蕉人”即苏文所说的“边缘人”，他认为这些人的问题绝不是“心理治疗”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具有“激进的政治特质”的解决途径，要改变自己首先要改变社会公共机构和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暗示了亚裔为改变现状要采取的政治行动。

由史丹利·苏与德劳德·苏和本·R.唐所引起的话题被20世纪70年代初的亚裔美国学者们作为热点问题探讨，系列的商榷或批评论文在《亚美研究》上刊载。到杰里·佘（Jerry Surh）在1974年秋季号上的论文《亚裔美国身份与政治》（“Asian American Identity and Politics”），已经把“亚裔美国人”的人格特质建构提到了身份政治的层面。该文对亚裔美国人的“边缘人”心态进行了细致的剖析：

“边缘人”孤立于亚裔之外，他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个体存在（an individual），切断了自己人格中特定的族裔决定因素，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性本质。他放弃自己性格中“亚洲的”一面，为的是发现和发展与所有其他人共通的特质。如此，“边缘人”的脱离群体（detribalization）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解放（liberation）的行为……[12]

杰里·佘对“边缘人”的困惑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认为其“自憎”和“仇视亚裔”情结不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种族主义，也由于亚裔族群的存在，其他亚裔的存在似乎在随时提醒他们：你是一个没有族裔特点的人，因而导致其质疑自己的身份。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们坚信一切的偏见和歧视都是错误的，但自己却永远深陷其中，一方面是种族歧视，一方面是族群内部的压力，因此他们失落、彷徨、找不到自我。种族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在于外部压力的实施，也在于“残害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分化他们，迫使他们以自憎和相互憎恨来与种族主义者对抗”。[13]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眼中“温顺而柔和”（meek and mild）的“传统亚裔”，他们往往采取一种极端的行动，一方面拒绝亚裔族群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全盘接受美国主流文化，以泯灭自己族裔特性、远离亚裔族群的方式反对种族主义，旨在告诉白人主流社会：我与你们是完全一样的。但事实证明，这种以疏离族群和泯灭族性为代价的身份追寻并不成功。史丹利·苏与德劳德·苏从精神病角度、本·R.唐从历史心理角度探讨的病例，都对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由此观之，亚裔美国文学及其批评话语对“亚裔美国”作家身份的论争与当时的政治、历史、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离不开亚裔美国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各学科领域学者对于亚裔美国人族裔身份认同的研究和共同探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中，以“哎—咿集团”（Aiiieeeee Group）为首的亚裔美国作家和批评家，掀起了对亚裔美国文学边界及亚裔美国作家身份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