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该书记述了自上古黄帝至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内容翔实，语言生动优美。因此《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著作，被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如果说“发乎情，止乎礼”是《毛诗序》为士人定下的“中和”标准，那么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则是冲破这一标准的典型体现。在《史记》这本书里，司马迁是这样表述前人及自己的写作缘起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无论孔子、屈原、左丘明，还是韩非子、吕不韦……这些前代的思想家之所以能写出影响后世的思想巨著，是因为这些人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方写下了这些著作。司马迁这种“发愤著书”的观点其实与孔子提出的诗歌的四种功能密切相关。孔子说过，诗可以“兴”“观”“群”“怨”，而“发愤著书”对应的就是“怨”一说，也就是诗歌可以表达人们心中的不平。司马迁在这里高度强调了情感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

在《史记》的列传部分，他以屈原为例，为他生平遭遇的不平进行了辩护，司马迁应该是十分理解屈原的，他和屈原的人生遭遇有着相似之处。公元前99年，李陵进攻匈奴失败，汉武帝大怒，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获罪入狱，并且遭受了宫刑。他认为屈原行为正直，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来辅助君主，而谗邪的小人离间他，使他陷入困境。诚信却被怀疑，忠实却被诽谤，能够没有怨恨吗？屈原之所以写《离骚》，就是由怨恨引起的。

司马迁还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此表明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即他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世道盛衰变迁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史记》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司马迁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可以想象作者当时所受到的身心折磨有多么痛苦！同时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写作这本书的视角，是站在一种宏大的历史观和对于民族理性的思考之上的。所以，通过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创作之情，我们也得以又一次窥见汉代磅礴宏大的巨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