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城市、体育与人的互动关系

“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是本书研究的直接切入视角，各种体育赛事，尤其是大型体育赛事所表现出的媒介意义显而易见，它们能迅速提高举办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城市软实力和影响力。人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赛事不能脱离体育单独存在。体育是赛事与城市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和纽带，一座城市如果没有营造出良好的体育氛围，没有形成良好的体育精神、气质，很难获得重要体育组织的青睐，难以赢得承办重大体育赛事的机会。体育是赛事的上位概念，探讨城市与赛事的相互关联，必然要着重分析城市、体育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对“互动”的定义采纳社会互动论的基本观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存在相关关系，且相互采取行动，便形成社会互动，即通过各种表现相互依赖性的行为，在社会运行过程相互交往、彼此沟通。[1]在此意义下，城市、体育之间应当着重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城市为体育运动提供基础支撑，体育则极大地助力城市发展和进步。

其实，在城市、体育良性互动关系构建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甚至最为关键的核心要素不可或缺，那就是人。因此，本书真正探讨的是体育、城市与人（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城市的发展、体育的兴盛，最终要服务于人这一主体，从不同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步；而市民整体素质得到较大幅度提高，同样有助于当地体育运动蓬勃发展，进而对城市建设、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几大要素在如此互动过程中实现互相促进、相互提升，达到更完善的状态。

一 城市与体育

人类体育大体上可划分为古代体育、现代体育两大类，两者表现出许多共同点，都是以身体为表现形式的自我活动，都以发展人类身体为主要目标。但是，古代体育缺乏高度的自觉性，不乏来自动物时代的本性；现代体育则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被认为是社会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特色文化，从这一视角考察，现代体育更符合现代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无论是古代竞技体育的发展与繁盛，还是现代体育的滥觞和发展都与城市有着密切的关联，完全可以说城市是体育兴起的重要基础。

城市被认为是人类的伟大创造之一，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鲜明标志。在现代人心目中，“城市”是统一的地理概念，是人口集聚、周密分布而形成的较大规模的居民点，区域内还有比较明确的功能区分，一般都有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区等，公共设施较为集中、完备往往是城市与乡村的重要差别。但在古代，即“城市”发展的最初阶段，“城”与“市”有着明显的分野。“城”是作为军事地标而树立起来的，是用城墙等圈、围起来的特定地域，主要用于军事防卫，保护其间的人们平安生活，免受侵略和掠夺；“市”则是人们进行交易的场所，《易经·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原始的集市最初可能没有固定地点，但随着交易行为常态化，人们必然会固定地点、时间，以便顺畅地进行物品交换，被人们选中的固定地点通常是交通便捷、人员往来众多的道口、要冲或码头等，“市”的地理地位逐渐稳固，在这里除了互换物品，开展信息交流也是应有之义。

固然，人类早期的“城”和“市”在功能上可以截然区分，但其融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逐渐发现自身的安全保障与衣食住行等同等重要，必须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才能充分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本上说，城市的起源包括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两类，最终都能满足人们对于生活便利、安全保障的双重需要。因“城”而“市”指城市形成是“先有城后有市”，在古代的战略要地和边塞要冲等处，人们修筑“城墙”，圈地为城，居住在里面安全就有了保障，这种状况理所当然吸引更多人来此定居，人们要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需要，不免与他人开展交易活动，在城内选择适当的区域、地点为“市”成为必然。因“市”而“城”的发展路径则相反，固定的“市”为人们提供了交易中心和聚集中心，生活必需品变得丰富，极大地改善了生活条件，但这里没有城墙作为屏障，居民安全缺乏保障，在此背景下人们可能自行筑城，也可能借助官方力量修筑城墙，从而获得“城”的护卫，由此在“市”的基础上形成“城”。

早在农耕时代，城市雏形已经逐渐出现，但其核心作用与现代城市迥然不同。当时城市的重要功能是军事防御和物品交换，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消费中心的作用，生产功能尚不够发达，由于当时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能够用于交换的商品并不充裕，人们对于城市的依存程度自然也不高，桎梏了城市的人口聚集作用，城市发展较为缓慢。有人论述道：在中国古代，“城”与“市”自逐渐开始结合到最终“合二为一”，经历了几百年之久。春秋战国之际，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诞生之时。[2]

按照学者的分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诞生”有一些基本的表征，例如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促进“城市”区域内人口明显增多、聚居点显著增加，区域内手工业与商业都得到较快发展。这些既可以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进一步发展、进步的起点，因为它们会促使人们的理念转变、逐步认识到借助“市”开展商品交换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可以为统治集团提供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可以使城墙圈定的区域增强自给自足的能力，从而强化防卫能力，避免因为被敌人围困而失去生活保障能力。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的社会背景下，工商业发展与诸侯国的富强形成了直接且密切的关系，区域内部手工业作坊出现并增多、商业兴起及商品交换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辅助甚至拓展“城墙的防御功能”，由此促进形成统一、有机的复合体——城市。

具有有机整体性的城市形成之后，其职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日趋复杂、多样化，不仅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中心，而且是行政、生产、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统在空间上的统一体，还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有机联系的环境。[3]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兴起是人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经济角度而言，它为稳定、频繁的物品交换提供条件，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居住环境来看，它为人们大规模集中居住提供了便利，是人类群居生活走向高级阶段的表现；从总体上看，城市更能同时满足人们享有日常生活便利、获得安全保障的基本需求，是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的标志。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形成以后，不仅作为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存在，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存在。城市在更加集中的空间区域内容纳数量较多的居民，在这一场所内居住的居民同时得以享受城市提供的安全保障等公共服务，居民被公共服务“屏障”起来而安居乐业。此外，城市积聚了更大规模的物质和文化力量，也借助空间区域的拉近大大提高了人类各方面沟通的效率：城市提供了一个物资、信息汇聚的处所，城市内部以及其与外界都存在人员、物资、信息和社会活动的交往与流通。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来看，城市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化进程对于体育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城市为体育资源的集中、有效匹配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如果没有城市作为物理空间载体，众多体育资源难以汇聚在一起以供给人们使用、消费。体育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发展于人类的游戏活动，最终形成于人类的社会化生产，脱离了生产劳动、游戏活动的带有自觉性的竞技体育运动，需要一定的公众基础，尤其需要相对稳定的参与群体，也需要专门的运动场地与公共设施等，同时还有赖于体育文化和意识的传播与累积，这些都注定了体育只能在城市广泛铺开，因而竞技体育也是城市文化的产物。古代诸多竞技体育运动都出现在当时的中心城市，例如被公认为足球前身的蹴鞠就起源于齐国都成临淄，《战国策》记载临淄人民生活富庶殷实，人们除了爱好蹴鞠之外，还以斗鸡、走犬、六博等为乐。古希腊的例子更加明显，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在城邦的基础上诞生的。希腊一度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各城邦之间战争不断，为此各城邦都积极训练士兵，而体育是培养士兵的有力手段。战争促进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开展，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项目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后来才逐渐变为代表和平与友谊的体育盛会。

现代体育的兴起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工业革命对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促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直接推动了现代体育的形成。第一，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惠及社会各阶层，最突出的表现是中下层人民生活水准提高，拥有一定的空余时间参加体育运动和其他休闲活动，这一社会变化导致先前的体育贵族化色彩日益淡薄，为实现体育大众化奠定了基础。第二，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和发展刺激了人口流动，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促使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居民数量急速增加，为开展大型体育竞技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参与人群。第三，工业革命促进了科技进步和制造水平的提升，使建造舒适、先进的体育场馆，生产安全、成套的运动器械成为可能，为人们参与体育运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第四，工业革命带动了基础设施尤其交通条件的改善，体育人口流动更趋便捷，体育运动由区域性逐步拓宽到全国性、世界性，运动规模迅速扩展。第五，工业革命促进了通信、传媒业的发展，体育日渐商业化、产业化，对更多市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此后，以城市为中心的体育运动体系稳步建立，并对周边形成了极大的辐射力。

二 体育与市民

市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其素质直接影响着城市的整体水准和对外形象，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市的发展高度、速度和进度等。体育对于市民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体育运动能够提升市民素质：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的市民，都能够从体育中得到诸多好处，无论具体形式是亲身参与体育运动，还是仅仅观赏体育竞赛、演出，欣赏他人的体育活动。

尽管“体育”一词耳熟能详，但在学术层面“体育”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迥然不同的含义。

如果仅仅将体育运动视为人类生命运动的一种高级行为方式，这种活动促使生命运动自由、自觉，人们通过持续参加体育锻炼使自己体魄强健、精力旺盛，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推动自身全面发展，则对应了狭义的“体育”概念。在这一概念下，体育就是身体教育，是通过身体活动，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技术，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过程。它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方面。[4]人们通常以这个概念评价体育及其社会功能体现。

如果将体育看成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不仅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提升自身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而且能够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则对应广义的“体育”概念。广义的体育即体育文化活动，它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是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也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作为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体育是根据人生理、心理发展规律，以专门性的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增强体质，发展人体运动能力，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的社会活动。[5]

其实，不管是将体育视为身体活动，还是将其看成文化活动，都对人们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代社会要求人的素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身心全面发展、具有现代人格，即达到智商和情商“双高”。体育在此过程中显然不能“缺席”，对于市民个人而言，体育运动是使人体机能、体能处于最佳状态的有效手段，科学合理的体育运动不仅能够促使个体四肢发达、身体健康，而且有助于增进智力、充沛精力，使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更强，因而是提高生活质量、保证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方式。由于体育已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市民群体都自觉坚持锻炼身体、强健体魄，能够反映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文明，显示社会的进步。

体育还是现代社会里人们重要的休闲手段。一方面，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使人们获得了更多余暇；另一方面，工作、劳动过程中人们的紧张程度等也在不断增加，人们往往感受到比以往更大的工作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普遍渴望高雅、文明、健康、有益的休闲方式，以缓解紧张的工作节奏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寻求身心放松、人性回归。人们在体育运动中自由地宣泄压抑，感受生命的活力和潜能，体验发自内心的愉悦，这些都让人们把体育运动作为休闲的核心方式之一，具体方式并不局限于自身参与体育锻炼，通过欣赏高水平的体育竞赛或表演等感受力与美，同样可以获得愉悦感。

良好的体育精神同样是体育带给市民的宝贵财富。体育精神是通过体育运动形成并集中体现为人类力量、智慧与进取心理等最积极的意识的总和，它既包括了人类挑战自然、与自然抗争不屈服的精神，也包括了人类不断向自身挑战的精神。在体育运动中，拼搏、奋进都不可或缺，奥运格言“更快、更高、更强”直接表达了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拼搏精神，时刻鼓舞、感染着人们投身于火热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鼓励竞争，奖励胜利，但同样强调规则，追求“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随时向人们灌输规则意识和自律准则；许多体育运动是团体项目，需要团队合作完成，在运动中既需要展示自我、张扬个性，充分发挥个人的运动天赋和潜能，也需要与队友紧密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现代社会充满了挑战、竞争，同时需要团结与协作，良好的体育精神能够深刻地影响、指导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对于人们形成适当的处世态度和原则有积极作用。

三 市民与体育

市民对于体育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小觑，他们并非被动地被体育改变，而是主动介入体育运动，在其中发挥主体地位。

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世界体育强国”，主要考察三大标准：一是竞技体育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奥运会等大型赛事上取得的成绩；二是体育产业的强弱，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职业联赛的发展水平；三是社会体育、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核心指标是体育人口数量。由此可见，自觉成为“体育人口”，是市民介入体育运动、为体育发展做出贡献最直接的表征。

按照通常的定义，体育人口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经常从事体育锻炼、健身娱乐，接受体育教育，参加运动训练和竞赛，以及其他与体育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具有统计意义的社会群体。[6]体育人口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及亲和程度，体育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则表明该区域内人们对于体育兴趣增大，关注度提高，与体育运动的关联更密切。

毫无疑问，个人能否被计入“体育人口”，与社会环境和个人理念直接相关，因此体育人口的数量不仅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也与人们较为稳固的体育观念、体育素养有关。我国城乡之间经济、文化等存在较大差距，体育人口的比例也呈现明显大反差，1996年进行的一项统计调查显示，我国城镇中有51.23%的人口参加过体育活动，而农村人口参加过体育活动者仅占28.97%。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采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指标替代先前广泛使用的“体育人口”指标，将每周参加体育锻炼频度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30分钟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人，称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在此项指标映照之下，城镇居民有13.1%达到“经常锻炼”的标准，乡村居民为4.1%，城乡差异较大；同时，我国自觉参与体育运动的成年人明显不足，国内学者曾指出：我国的体育人口，如果不算在校学生，连10%都达不到。[7]综观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也是影响体育人口比例的核心要素，美国、日本、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体育人口通常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我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存在显著差距。

尽管“体育人口”只是衡量社会体育、群众体育的重要指标，但其与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关联度颇高。

按照最简单的两分法，体育人口可以分为实质性体育人口与非实质性体育人口两大类。前者是指直接参加各种身体活动、具身从事体育实践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采取某种特定的身体练习方法进行体育运动和锻炼，力图提高运动技能、增强体质，进而增进身心健康，改善生活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完善发展。这些人通常是体育人口的主体，他们既有较好的体育态度、运动锻炼的习惯，又掌握了体育的基本技术和知识，具备了进一步学习体育运动技能的条件，如果这些人处于青少年阶段，完全有机会向更高层次迈进，充实本国本地区竞技体育人才队伍，推动竞技体育水准提升。德国是世界知名的足球运动强国，男女足球运动水准均位居世界前列，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拥有坚实的足球金字塔“塔基”——860万足球协会成员，其中至少360万人每天都能踢一场比赛。[8]我国号称“乒乓球王国”，同样离不开稳固的“塔基”，保守估计中国乒乓球迷总数在3亿左右，现任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曾说：中国有8000万人会经常打乒乓球，这个数字足以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总数，参加乒乓球运动的人多，专业选手选拔自然游刃有余，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是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国家队的，中国长期占据全球乒乓球竞技的巅峰也顺理成章。

非实质性体育人口又称“间接体育人口”，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动口不动手”，这些人对竞技体育饶有兴趣，对体育运动和竞赛津津乐道，但不直接参与体育运动和锻炼，心甘情愿做体育比赛的观众、看客等。这些人仍然是体育、赛事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的体育竞赛不单是运动员、运动队之间的较量，观众的参与、观看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间接体育人口作为体育运动尤其是职业体育运动项目的球迷、拥趸等，同样是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的呐喊、鼓励能为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竞技带来巨大动力，许多运动员、运动队尤其是职业选手们在主场比赛中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为此球迷、粉丝等被视为竞技体育运动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许多职业体育俱乐部都积极培育粉丝队伍和群体、尊重他们、与之建立良好关系。俱乐部采取多种路径服务球迷、善待粉丝，优先为他们提供职业联赛的赛季主场套票，经常性地举办各种互动活动增进感情，甚至在客场比赛时为球迷包大巴、包机，送他们去客场为球队助威。

将球迷、粉丝等视为运动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许多体育组织的一致态度，这一点通过反证可以清晰地看出来。1985年，英格兰利物浦队和意大利尤文图斯队在比利时海瑟尔足球场进行欧洲冠军杯决赛，赛前双方球迷发生激烈冲突，伤亡惨重，死者中包括意大利人32名、比利时人4名、法国人2名、爱尔兰人1名，还有300余人受伤，史称“海瑟尔惨案”，决赛因此推迟1小时进行。事后，欧洲足联对英格兰所有职业球队进行了严厉的处罚——禁止参加欧洲三大杯赛5年，利物浦队更是长达7年被阻止在欧洲三大杯赛之外。此外，由于出现球迷违规、闹事等情形，主队经常遭遇“空场处罚”——球迷不被允许进场观看比赛，从而失去巨大的支持力量。显然这也是将球迷和运动队视为一体的表现。

人们对于体育运动的兴趣、关注度日益增进和提高，自觉亲近体育的意识逐渐浓厚，必然刺激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发展。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体育运动中，不仅购买运动器材和装备、租用运动场馆和设施、付费接受体育运动技能和健身训练等，为参与体育运动提供基础条件，而且通过支付门票和交通、住宿费用，或购买电视和网络节目等方式观赏高水平体育竞赛和表演，丰富自己的体育文化生活。实际上，这些不仅直接促进体育产业发展，而且对当地经济发展、生产总值提升及城市整体进步等做出一定贡献。

总之，在当今世界，城市、体育与人等要素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在诸多方面相互影响、互为前提和基础。这些要素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实现和谐发展，既有利于体育发展、城市进步，所在城市的市民也能从中受益，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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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伟志主编《社会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37页。

[2] 张全明：《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3] 张全明：《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 体育概论编写组编《体育概论》，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第12页。

[5] 颜天民：《体育概论、体育史、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法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页。

[6] 卢元镇主编《体育社会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89～90页。

[7] 张伟：《我国体育人口不到10%》，《新民周刊》2009年11月4日。

[8] 程彤辉、王烨捷：《中外教练直戳校园足球软肋》，《中国青年报》2015年7月1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