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 孙传芳与浙江自治运动
- 傅幼玲
- 3542字
- 2025-04-15 11:21:24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在1923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出台了《中华民国宪法》,这是孙中山反对帝制,尝试建立现代联邦制度的现代化政治变迁。这一运动最终未能推广,这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对中国政治发展有什么教训和借鉴,是本书的宗旨和目的所在。而孙传芳这一历史人物,在面对这一现代化政治变迁时,其对浙江省自治运动的做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他是否真心支持现代联邦制度,他对某些自治力量的镇压,这些是本书重点关注之处。1920—1926年,在中国大地爆发了联省自治运动。它开始于湖南,后延伸到江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福建和四川等十多个省。浙江在全国的自治运动中首当其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学界对浙江省自治运动多有研究。但大多数学者集中于自治运动的前期(1920—1923年),且主要侧重于自治运动开展的缘由、始末及失败的原因分析,而对后期孙传芳统治时期(1924—1926年)的浙江自治运动的研究相对薄弱。学界对参与浙江省自治运动中各个阶级、阶层,尤其是商人、知识分子关注较多,但对浙江省军阀在自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及表现有所忽略。本书即以浙江自治运动的后期(1924—1926年)为时间段,以军阀孙传芳为中心,研究军阀在自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起的作用,以期找出浙江自治运动的失败原因。
二 研究动态
浙江省自治运动是全国自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
学者们围绕着浙江自治运动开展的原因、性质及失败的根源展开讨论。专家们见仁见智,提出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极大地推动了自治问题的深入研究。关于浙江省自治运动兴起的原因,林孝文在《浙江省宪研究》一文中提出:“浙江制宪的原因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浙江现代省制的建立。在清末省制改革中,设立了咨议局和司法机关等制度,形成了浙江现代省制的雏形。杭州光复后,成立了以汤寿潜为都督的浙江军政府,制定了《浙江省约法》,并且设立了临时省议会,虽然后来浙江政局动荡不定,但清末民初建立的省制基本维持不变。这为后来的省宪运动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联邦思想在浙江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浙省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的政制和文化,产生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浙人,近代浙江大量出版西方报刊,极力鼓吹西方政制,传播自治思想,为浙省自治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三是浙省自清末以来,省域主义势力开始膨胀。在近代,浙江工商业发达,省权观念、省籍意识开始出现,形成了强大的省域主义,为浙省自治制宪提供了内在动力。以上三个方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浙省制宪的前提条件。”[1]肖邦齐认为:“其动力来自地方。自治主张和省宪草案主要是精英们对当时浙省处境的理性反应,反映了他们试图解决当时一些特定问题的设想。”“地方精英或地方自治人士的个人行为都受他们的自治理想的指导。联邦派政治思想的基础是古典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观,他们试图建立一种理性合法的宪法体系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利。”[2]冯筱才认为:“省宪运动的发起,由省内外多种因素推动而成。王正廷、褚辅成等旧国会议员既想以此作为实现其政治理念的工具,同时又有以此来对抗当时北京政府的企图,第二届省议员欲借省宪的制定以保持权力的继续。而地方绅商则想以省宪作为摆脱国内政治混乱的影响,获得一个较为安定的事业发展空间,并通过新的制度的设计获得新的利益。”“介入省宪运动的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既有省内公团的分歧,又有旅外浙人之间的对立(旅沪与旅京);即使是旅沪浙人,亦不属于一个共同利益体,他们因地域的不同,职业的差异等等,各有派别。”[3]
关于省宪运动的性质,林孝文认为“省宪的实质是在西方联邦思想的影响下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一种尝试,其制度基础是省制,其动力源自省域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类似于联邦制的统一国家。”[4]冯筱才认为:“省宪理想是运动参与者追求不同利益目标的工具。”[5]陶水木认为,“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6]郭剑波指出:“民初浙江督抚一系列推进地方自治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政治现代化之举。”[7]王续添认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是在认同国家的前提下,以与中央对立意识为基础,以地方的‘自主’‘自治’意识为核心,本质是地方集团追求自我利益的扩大化和自我政治价值的体现。”[8]
关于省宪运动失败的原因,陶水木认为根本原因是“省宪自治,进而实现联省自治的资产阶级改良方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次,卢永祥口是心非,有法不依。再次,省宪自治派貌合神离,内部纷争。最后,浙江省宪自治运动的破产还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浙江省宪自治派的‘先省后国’论调被国内吴佩孚之流的‘先国后省’论调打得粉碎”。[9]冯筱才认为浙省宪自治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督军、省长、议会地方公团以及旅外浙人团体分沾权力和利益所致。”[10]林孝文认为:“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是一群缺乏宪法德行的人运作起来的。督军、省议会、省长、法团以及浙籍社会名流是浙江省宪运动的参与者,围绕着制宪,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他们之间是对抗、合作还是战争,都无法完成浙江制宪与自治的事业。”[11]沈筱敏认为:“自治失败主要在于军阀扼杀。众多利益的维度不是削弱而是增加了运动的持久性。”[12]陈美祥指出:“在浙江地方实力派企图以武力建立自治统治的同时,另一股以浙江绅商及其团体为主的民间势力积极策动,参与东南和平运动和浙江自治运动,最终因双方缺乏共同合作,特别是得不到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支持,导致自治运动的失败。”[13]
以上学者主要集中于浙江自治运动开展的原因、性质及失败的根源进行研究。学界对浙江省军阀在自治运动中的表现和角色有所忽略。本书主要论述了在孙传芳统治江浙期间(1924—1926年),浙江自治运动经历的从高潮到失败跌宕起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军阀孙传芳扮演了一个从支持者到亲手扼杀浙江自治运动的复杂角色。孙传芳之所以支持“自治”,既是为了顺应舆情,获得江浙绅商的好感和支持,得到充足的军费来源,从而巩固自己的地盘,也是为了抵制其他军事力量的武力“侵入”。当浙江自治派宣布独立,脱离他的统治时,对他的统治利益构成了威胁,他就露出了军阀狰狞的面目,向自治派挥起了屠刀。
三 本书框架
20世纪20年代中国部分省区的自治运动,是在西方联邦思想的影响下,对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尝试,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思想实践的第一步。而浙江省自治运动又是全国自治运动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学界对于浙江自治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期阶段(1920—1923年),而对后期孙传芳统治时期(1924—1926年)的浙江自治运动的研究相对薄弱。
因此,本书第一章从1924年孙传芳入浙开始,着重介绍孙传芳的自治思想,同时比较孙传芳与联邦派自治思想的异同。
第二章着重介绍1924年孙传芳镇压宁波自治军的缘由、始末和江浙的驱孙自治运动。
第三章重点介绍孙传芳与浙江省自治运动的演进。本章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重点梳理军阀孙传芳在浙江省自治运动中的表现和行为。由表及里地深入分析孙传芳参与自治运动的动机和作用。
第四章着重分析浙江省自治运动失败的原因。其实,浙江省自治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军阀的武力镇压,也有参与自治活动的浙江各界名流如省议会、各法团以及旅外浙籍团体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内部纷争,没有形成合力,因而导致浙江自治运动的流产。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军阀的扼杀。因此在军阀军事专制统治的高压环境之下,要想实现民主宪政,无疑是与虎谋皮,火中取栗,根本不可能实现。
第五章着重分析孙传芳对浙江自治运动的影响。作者认为孙传芳在统治浙江期间,浙江的自治运动再度趋向高潮,但是孙传芳的军事镇压导致浙江自治的失败。浙江自治失败后江浙人民的反军阀争民主斗争进入更高阶段。
注释
[1]林孝文:《浙江省宪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第1页。
[2]冯筱才:《理想和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冯筱才:《理想和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林孝文:《浙江省宪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第1页。
[5]冯筱才:《理想和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6]陶水木:《浙江省宪自治运动述论》,《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7]丰萧:《1945—1949年浙江省嘉兴乡镇自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第5页。
[8]丰萧:《1945—1949年浙江省嘉兴乡镇自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第5页。
[9]陶水木:《浙江省宪自治运动述论》,《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10]冯筱才:《理想和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1]林孝文:《浙江省宪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第1页。
[12]沈筱敏:《也谈浙江省自治运动》,《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13]陈美祥:《北伐战争时期的浙江自治运动》,《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